《古文辞类》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姚鼐。该书是清代桐城派大师姚所编选的一部选本，代表了“桐城派”散文（文言文）观点。

清代姚鼐选编。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700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

清末王先谦曾编《续古文辞类纂》34卷，黎庶昌也编有《续古文辞类纂》28卷，选录清中叶以后散文，都是姚氏选本的续书。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大櫆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市，少年或从问古文法。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类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公子归生不录，录自贾谊始。盖韩愈著论，取于六经、孟子；柳宗元取于韩非子、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苏轼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传》、《文言》、《序卦》、《杂卦传》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文言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宋濂、欧阳修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之遗，学者多涌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姬奭，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回、仲由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洵之考名序，故苏妃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族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愈碑序异司马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秦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宗元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原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周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宋濂、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萧统《昭明文选注析》，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意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韩愈、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宗元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市姚鼐纂集序目。

姜坞：姚范，字南菁，号姜坞，乾隆六年（1741）进士。作者姚鼐是姚范之弟姚淑之子。

刘大櫆：刘大櫆，字张抡，一字耕南，号海峰。方苞弟子。在桐城派文言文家中，上承方苞义法理论，下开姚鼐文章精粗途辙。

老、庄：老子、庄子。

贾谊：指西汉文学家贾谊。

韩愈：唐文学家韩愈的字。

柳宗元：唐文学家柳宗元的字。

明允：宋文学家苏洵的字。苏、张之流：指苏秦、张仪等纵横家。

苏轼：宋文学家苏轼的字。

年为之也：寿命限制的原故。按：柳宗元四十七岁卒。姚鼐认为由于早逝，其文未臻至境，作品中有向古人学习的形迹。

《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都是《周易》的注解、辅助读物，从司马迁以来，都认为是孔子所作。传：经书的的解释。

太史公：指司马迁。欧阳修：宋文学家欧阳修。

向、歆：刘向、刘歆。刘彻时，使刘向校中秘之书。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论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刘欣使其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子政：刘向的字。

子固：宋文学家曾巩的字。

谟诰：《尚书》中有《皋陶谟》《康王之诰》等篇。

《春秋》内外传：内传即《左传》，外传即《国语》。

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皆臣下主动提出的对时务的意见。对策：臣下就皇帝提出的关于经义、时事的问题作出的回答。

两苏：苏轼、苏辙。制举：唐宋科举制，有岁举与制举之分，岁举是长年贡举，制举为皇帝自诏选拔。

书说：信叫书，当面谈话叫说。《君奭》：《尚书序》认为周公、姬奭同为姬诵相，召公不满，周公作《君奭》告召公。

赠处：《札记檀弓下》：仲由去鲁，谓颜回曰：“何以赠我？”颜答后又问子路：“何以处我？”

梁王：魏惠王魏婴。宴请诸侯于范台事见《战国策魏策二》。择言：选择恰当的言词。

三军：周代天子六军，大国诸侯三军。

刘先生：指刘大櫆。圬者：指韩愈为之作传的泥瓦工王承福。种树：指柳宗元为之作传的种树人郭橐驼。

石鼓刻文：即《石鼓文》，相传为姬静时作。

秦刻琅邪：秦始皇多次东巡，登临之地都刻石纪颂统一天下的功业，《琅邪刻石》即其中之一。

茅顺甫：明散文家茅坤。

张子：指北宋哲学家张载。

屈原：屈原。

《辞赋略》：当是《诗赋略》。刘歆继其父刘向整理汉朝中央藏书，校秦《七略》，其中之一为《诗赋略》。

萧统：萧统，曾编选《昭明文选》。

汉《略》：即《七略》。

六朝：指晋、宋、齐、梁、陈、隋。

靡：纤丽少气骨。

介甫：宋王安石。

扬雄：汉文学家扬雄。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安徽省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不仅是姚鼐对古文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的体现，也是桐城派文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书中所选文章涵盖了战国至清代的文言文，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和深内涵。姚鼐在编纂过程中，注重文章的精神、理念、气韵和文采，力求达到文学创作的至善境界。他认为学习古人文学，应从模仿其形式入手，逐渐领悟其精神，最终超越形式，达到内在精神的传承。这一理念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