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通常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

五经起始于先秦战国时期，最初为“六经”，在《庄子·天运篇》中记载彼时的儒家典籍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时期，因《乐经》在秦末战火中消亡，致使原“六经”变为“五经”。汉末至唐朝时期，为达到统一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学术规范的目的，李世民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写五经义疏。李治永徽四年（653年），孔颖达所著《五经正义》正式成为科举考试内容，书中涉及的五经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宋代以后，《五经正义》中的五经与“四书”合称为“四书五经”，后世将四书五经合称为儒家核心经典著作。

“五经”指的是《诗》《书》《易》《礼》《春秋》，这五部书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献，也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诗》又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现存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包括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分大雅和小雅，共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各篇的创作年代，大部分已不可确知。根据部分诗篇考查，最早的约作成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约作成于春秋中期。全书是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积累、并经过搜集者的加工和润色而成的。

汉朝儒经《白虎通义·五经》曰：“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也就是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编订五经宗周以成王道。在乐经散失之前，其实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王制》：“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书礼乐是周代的贵族教科书。虽然诗书礼乐是儒家递相传习的典籍。但儒家之外，战国各家也多传习。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乐经》失传（一说没有此书），成为五经。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

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禁语《诗》《书》，“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六经的流传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其仍在各地以一种地下的方式传播，主要是口耳相传。《周礼注疏》曰：“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司马曜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

由此五经包括：《易》《尚书》《诗》《礼》《春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礼》或者说《礼经》是指《仪礼》。由于郑玄注《礼记》为世人推崇，导致《小戴礼记》地位逐渐攀升。到了天宝，孔颖达编《五经正义》时候，《小戴礼记》第一次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礼》。之后，《小戴礼记》地位更是攀升，到了宋代，《大学》、《礼记·中庸》两篇原本是《小戴礼记》里面的文章被朱熹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且逐渐得到认可，更是稳固了《小戴礼记》取代《仪礼》的局面，这样，五经中的《礼》终于变成了《小戴礼记》而不再是《仪礼》。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朝时候，将《礼》分为三：《周礼》、《仪礼》、《礼记》（指《礼记》），将《春秋》分为三：《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但又把《论语》和《孝经》排除在外，这样就是九经：《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唐文宗时期，官方在九经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共十二部儒家经典刻成石经放置于太学之内，史称“开成石经”或“开成十二经”，这样就是十二经。

从天宝起，孟子及《孟子》地位开始升高，到了宋时，《孟子》也被列入经学，这样就成了十三经。

“[唐]韩愈《进学解》：“《诗》正而葩。”后因称《诗经》为“葩经”。《尚书》者，孔壁藏书也，又名壁经。易经，羲经相传伏羲始作八卦，故名“羲经”。《礼记》，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因此名“戴经”。孔子删述春秋，绝笔于获麟，因此《春秋》叫“麟经”。

《诗》的内容很丰富。国风主要是民俗音乐；雅和颂主要是领主贵族用于聂氏宗祠、朝廷上的诗歌。国风中的不少篇章揭露了领主贵族们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雅和颂虽为贵族乐章，但有些是叙事诗，记录了不少史事和制度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也叫做《尚书》或《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集。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记述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战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现存本《尚书》有今文和文言文的区别。《今文尚书》是西汉初年由老儒口头传授，弟子们用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现存二十九篇，其中大部分是商、周的遗文；但有少部分为战国时期的托古之作，旧时谓之伪作，如《尧典》《皋陶(yáo)谟》《尚书·禹贡》《洪范》等皆是。这几篇作为战国时的著作，其史料价值仍是很高的。如《禹贡》记述了战国以前的黄河及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土壤、物产等情况，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地理志。西汉时曾在民间收集到先秦本《尚书》，因用战国文字书写，被称为《尚书》，今已失传。现存本《古文尚书》经清代学者考订，认为是晋朝文人伪造的，因之称为《伪古文尚书》。《易》也叫做《易经》或《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占卜用书。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可能出现于商、周之际，成书于战国或秦汉之际。其对自然或社会变化的论述，富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礼》也叫做《仪礼》、《士礼》或《礼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礼仪制度的汇编，共有十七篇。旧说周公制作或经孔子修定。据近人的考证，认为可能成书于战国前、中期。《春秋》也叫做《春秋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以鲁国的历史为主，简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相传经孔子整理成书。在此书中，还记录了我国当时观察到的日食三十次，地震七次，这些资料都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三传“三传”是解释《春秋》的三部书，就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左丘明所撰。《左传》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编次成书，叙事明晰，繁简得宜，保存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公羊传》也叫做《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唐人考证，为西汉前期人所作。《谷梁传》也叫做《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旧题战国时谷梁赤撰。初仅口述流传，西汉时才成书。后两书的体裁相近。都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中原地区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朝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俗音乐。②雅。是周代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聂氏宗祠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因此尚书也就是上古之书，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伪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今天我们所说的《礼记》一般是指《小戴礼记》。

《周易》也称《易》、《周易风水》，是群经之首，是一部渊源古、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周易》原本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后来由于其中的哲理丰富而深邃，成为一本阴阳辩证法哲学书。把它看作一本迷信书是片面的，对待其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它的作者应是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上古圣人伏羲取法河图、洛书，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传》、《杂卦传》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中国哲学的许多思想，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亢龙有悔、履霜坚冰都出自这部著作。许多科学现象也和《周易》理论不谋而合。《周易风水》的影响遍及中原地区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算术、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也被介绍到西方，并作为变化的哲学运用于现实生活。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历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五经的内容，《旧唐书·经籍志》概括最为简洁允当：

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

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

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

四曰《礼》，以纪文物体制

五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

《庄子·天下》揭示了“五经”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六艺五经，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和典范。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则说：如要典重，则学《书》；要婉丽，则学《诗》；要古质，则学《易》；要谨严，则学《春秋》；要通达，则学《戴记》……略得其意，微会其通，自然不同于世俗之为文矣。

2000多年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指出：“《诗》无达，《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表明了“五经”蕴含的文化资源，具有无限的、挖掘和探索的可能。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杜维明先生指出：

儒家对人的复杂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儒家五经，从抽象和象征的意义上说，分别探讨的是人的情感性问题（《诗》）、社会性问题（《礼》）、政治性问题（《书》）、历史记忆问题（《春秋》）、形而上问题（《易》）。

金海峰教授接受了杜维明先生的思想，在讲学过程中多次强调：阅读五经，能够从五个角度理解人生，即：《周易》——哲学角度；《尚书》——政治角度；《诗经》——艺术角度；《礼记》——社会角度；《春秋》——历史角度。

对应

五经与阴阳五行有对应关系。《史记》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礼之所为兴也。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夫能通古今，别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盖玄武者，貌之最严有威者也，其像在后，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又有管仲曰：旗物尚青，兵尚矛。旗物尚赤。兵尚戟。旗物尚白，兵尚剑。旗物尚黑，兵尚胁盾。

《庄子·天下》揭示了“五经”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文章第九》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