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8日晚，
河南省息县东岳公社轧花厂仓库里，搭满大大小小的通铺，集中住着100多人。在这些人中，有文化名人钱钟书及夫人杨、俞平伯、沈从文、胡绳、何其芳、吕叔湘，有经济学家孙冶方、
骆耕漠、顾准、
林里夫等等——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中央机关单位在
息县“
五七干校”的历史一幕。据息县县志记载：1969年前后，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对外文委、对外经委、
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单位先后在息县举办“五七干校”。到1970年，有几千名
北京人来息县，住在各个“五七干校”驻地。他们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田间劳动的同时，也进行着各种思考和创作，留下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手稿和作品，这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的理论文章，著名作家的诗歌、散文、日记等等。今天品评这些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文化浩劫之中，这些学人的睿智和个性。
俞平伯在
息县创作的诗 俞平伯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他一生潜心写作，辛勤笔耕，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硕儒，特别是对中国古典诗词和《
靖本》，他有着很深的研究。俞平伯一生作诗数量极多，他把“人生譬之为波浪，诗便是船儿”。1969年，他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五七干校”来到息县，这一段生活，成为诗人一生中最特别也最难忘的经历。朴素宁静的乡间生活与喧嚣压抑的政治气候形成巨大反差，使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这期间，诗人进入晚年创作的高峰期，农舍茅屋、河塘竹林、杂乱的集市、泥泞的道路均成为素材。乡亲们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一个破旧发黄的小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七言或五言诗词，从这些草稿的流畅程度来看，几乎每首诗都是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在息县一年多的生活里，诗人共创作了近百首诗词，具有代表性的是《息县杂咏》、《纪东岳事》、《至日》等等，其中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还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单独出版。这些诗词，真实地记录了
息县农村的田园风光和民情民风，至今读来仍清新爽朗。诗人在《纪东岳事》里写道：樱子黄先赤，红桃更绿桃。塘春多扁嘴，延颈
大天鹅高。东岳庙恢扩，闻当街北头。他年遭劫火，空有集名留。明日当逢集，回塘
手抛网赊。北头卖蔬果，南首有鱼虾。诗人住处，房前屋后有很多
苦楝木，当紫色的花盛开时，随风飘来阵阵清香。这位久住苏杭和京城的老人，从未见过楝花，他在一封家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顷看见一树，地面落花紫色，此花在诗词中每见之。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其第二十四番，即楝花风。开到此花，春信全了，故诗人每每用之。我却从未见过，因口占二诗。”天气清和四月中，门前吹到楝花风。南来初识亭亭树，淡紫英繁小叶浓。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飘落似丁香。绿阴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诗人夫妇俩在息县东岳住了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农民问字》一首：昔年漫学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在农村过
端午节是非常热闹的，特别是邻居的热情关照，常给他们带来许多喜悦和快乐。1970年端午节，诗人夫妇俩在邻居家度过，随后，诗人在《端午节》中写道：晨兴才启户，艾叶拂人头。知是天中近，邻居为我留。清润端阳节，茅檐插艾新。分尝初麦，惭荷对农民。由于诗人夫妻年纪大，又受人尊敬，劳动时一般被安排些较轻的活干，《绩麻》是其劳动内容之一：脱离劳动逾三世，来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农村的生活也常给老人带来一些困难。一个下雨天外出开会，
俞平伯步行返回至半路时，道路泥泞，立在其中无法自拔。幸有农人路过搀扶，昏黑时才回到住所。这次经历发生在“
冬至”那天，所以诗人写了首《至日》：至日易黑，灯青望眼赊。泥途云半舍，苞信一何遐。已湿棉衣重，空将油伞遮。风斜兼雨细，得伴始还家。1971年
元旦，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识分子提前从干校“毕业”。在离开东岳时，老乡们都来相送，真情难舍，诗人用
息县方言赋诗一首《与农民话别》：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农民送别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来。
俞平伯一生当中，有20年住在苏杭，有50年住在
北京市，但是，在息县的这段生活经历给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却不亚于北京和苏杭。回到北京以后，老人与息县东岳的房东之女顾兰芳有书信相通，常勾起他的思乡之情，他在《辛亥杂诗》里写道：茅檐土壁青灯忆，新岁新居住永安。日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雨中行路一趄，昏暮思归味所趋。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 ……俞平伯1990年以91岁高龄逝世于北京。他的诗词成为
息县人民永远唱不完的歌。
钱锺书夫妇及《
干校六记》 息县东岳有位老农说，“
五七干校”的人，个个通晓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国文字。这正是“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留给老百姓的印象。其中的钱钟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博识多能，学贯中西，主要作品有《
管锥编》、《
围城》等，被誉为文化大家。钱钟书的夫人
杨绛是翻译家、文学家，最著名的译著是《
堂吉诃德》。1980年，她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散文集《干校六记》，记录了当时
中原地区农村的生活状况，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里的多命运和达观精神，以及他们夫妻恩爱、相依为命的感人场景，“文字简约而诙谐，感觉微妙而真切”。当时，到“
五七干校”的队伍从
北京市出发，“学部敲锣打鼓进行欢送，年逾七旬的
俞平伯及老伴打着红旗领队当先，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经信阳、
罗山县和
息县县城，另一路经
驻马店市、
正阳县，到息县东岳。刚开始，
杨绛一行暂住在村里副队长的家中，六面泥的小房子，半尺高的窗洞，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待不住。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等农活是大田劳动，也有些杂活，如脱坯、养猪、打井、种菜等等。“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下地，早饭六点送到田里，劳动到中午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在《凿中记劳》、《学圃记闲》两篇文章里，杨绛记录了挖井的过程和感受：“挖井一开始是干土非常吃力，到后来是带有水分的烂泥巴分量更沉重，由于天气很冷挖到
三米深以后，越挖越困难。”
杨绛干的是为打井人送饭和烧水的杂活，有时也凑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可是把脚踩进泥里，觉得它更亲近了。”水井挖好的那天，杨绛还特意打来
白酒，买来泥块糖（劣质糖块），为大家开了个庆功宴。杨绛在一个村庄看管菜园，
钱锺书则在另一个村庄看管工具，他们相隔咫尺却不得见面。后来，钱钟书得到一份到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
邮包的工作，凑巧的是去邮电所的路正好经过杨绛看管的菜园子。这样，他们夫妇俩可常在菜园相会，
杨绛养的一只
幼犬也在钱钟书来时绕膝亲热，他们“远胜于旧小说和戏曲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在这期间，他们还度过了60岁的生日，为此，还开了一个
烧鸡罐头。菜园里种了很多青菜，有韭菜、
追阳、
胡萝卜、香菜、
蒜苗等等，常有老乡来“拣”他们的菜。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女儿拣了许多干老的菜帮子，说“先用
水煮一下，和些面糊，一搅，可好吃哩！”“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面糊也是红棕色的，不知‘可好吃哩’面糊是何滋味”，
杨绛写道。她经常在生活上帮助这位老大娘，还指导小女儿的学习，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干校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小故事。当时，
钱锺书又黑又瘦，容貌和照片上差别比较大，他到诊所看病，心直口快的黄大夫看他签名簿上写的是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是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后来钱钟书说出杨绛的名字，此事才得以了结。钱钟书和另一位一级研究员，从来就没有用柴草烧过火，一次别人让他俩烧开水，结果半天时间都没有烧开，这事让大家笑话了很长时间。更有趣的是
何其芳吃鱼的故事：一天，食堂改善伙食，有
红烧鱼，何其芳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起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没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还没拿掉，大家看到都笑了。
顾准的《息县日记》 顾准是一位
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当代思想家。他才华横溢，见解深，知识渊博，一生在历史、哲学、政治等诸多领域进行着执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是
中原地区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
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
市场经济”的理论。他在一生的著作里，全面研究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尽力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在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他说过，只要能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祖国不久就会“雄飞世界”。
顾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历尽了种种苦难。有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使他与信阳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次是1959年被下放到
商城县劳动改造近五个月；另一次是1969年随学部“
五七干校”到
息县生活近两年。 1969年11月，顾准随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到息县“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一二十万字的《息县日记》。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