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原名杨季康，女，江苏无锡人，生于北京，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丈夫为钱锺书[qián zhōng shū]。

1923年，杨绛随家人迁居苏州市，进入振华女校读书；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学习；1932年赴清华大学借读，并结识了丈夫钱锺书；1935年至1938年间，留学英国、法国。1939年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杨绛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2016年5月25日，杨绛于北京逝世。

1942年，杨绛完成她的第一部剧作《称心如意》，并于随后三年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等剧作；杨绛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代表翻译作为《堂吉诃德[táng jí hē dé]》。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好的译本之一，也因此在1986年被授予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她创作的喜剧《弄真成假》，被柯灵先生誉为“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2007年还在上海市重新搬上了舞台。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北京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籍贯江苏无锡，父亲于191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热爱生活，读书作诗，出行赏花，和母亲一样，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杨绛为人处世的良好性格。辛亥革命后，父亲辞职回乡照顾祖母等，父母携杨绛到上海市避难，后迁居上海宝昌路。此后杨绛一家迁居于苏州市、杭州市和北京。1915年迁居北京后，杨绛在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前班，1919年从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转入大王庙小学。

12岁时，杨绛入学振华女校（现苏州市第十中学），16岁时进入振华女中。当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杨绛却不感兴趣。1928年，杨绛是苏州振华女中的本年度毕业生，也是苏州十全街旧校址上老振华女校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

少年时，杨绛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五四运动时，杨绛年龄太小，即使亲眼目睹过学生们在街上浩浩荡荡地游行请愿，却未曾有过深刻的时代感受；北伐战争时期，杨绛正读高二，眼界与思想都有一定的提高，北伐的胜利使善于观察的她终于感受到时代发生鲜明变化的信号——女子开始剪去长发。这也对她个人女性独立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1928年，杨绛入学苏州东吴大学。东吴大学人才济济，但杨绛依然脱颖而出：精通中英双语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的英文级史、1929年的中文级史，都由她负责撰写。此外，她还颇通音律，擅长箫、月琴等乐器，也略通昆曲。因此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大学期间，杨绛向一位比利时的夫人学习法文，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1932年，因东吴大学受风潮影响停课，杨绛到清华大学借读完成大四学业，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在1934年得清华优秀生奖。在清华读书期间，杨绛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时任清华任课老师的朱自清颇为欣赏她的文采，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由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1932年春天，杨绛在清华大学借读期间与钱锺书相识。钱锺书是清华著名的才子，书生意气，而杨绛也是名门闺秀，1935年两人在苏州庙堂巷家中大厅举行婚礼，而后，一同去欧洲留学。留学期间，杨绛诞下了与钱锺书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

钱锺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xié]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于是两人开启了缘分。

1935年，钱锺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准备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出国前，他与杨绛结婚了。婚后，杨绛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随丈夫钱锺书一同去国外，自己则做一名不用交学费的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博德利图书馆自习、看书，坐拥书城，读遍了英国文学。除了读书外，她还尽最大努力做一位贤妻，安排好两人的生活起居，并每天和钱锺书出门“探险”，专挑没去过的地方去游玩一番，随时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一来，杨绛在牛津大学的学习与生活，倒成为一种不折不扣、不求学历的游学。

1938年，杨绛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钱瑗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39年秋，杨绛任苏州振华女校（沪校）校长兼高三级英语教师。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振华女校（沪校）停办。1942年，杨绛任工部局半日小学代课教员，业余写剧本，并在1943年和1944年两年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杨绛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教大三级英国小说。1950年4月，出版英译本转译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同年10月16日，举家迁入新北大新建宿舍中关园26号。

1954年，杨绛完成法国作家阿兰·勒萨日(Le Sage)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译作，并在《世界文学》分期刊登；1957年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委以任重译《堂吉诃德》；次年春，随以潘梓年为首的队伍到昌黎“走马看花”，在全国大跃进时期参观各大跃进地区；10月至12月底，下乡(太和庄)学习“社会主义好”并接受老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并于这年冬天开始自学西班牙文。1961年3月，杨绛被查出胸部肿瘤，因暂且不能断为良性，遵听医嘱接受观察一段时期，并于次年9月在北京某医院切去腺瘤。

1966年杨绛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及，8月27日，杨绛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1970年7月12日被下放干校，于两年后的3月12日才和丈夫钱锺书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返回北京。1975年冬，杨绛与钱锺书煤气中毒，幸而及时起床开窗得以无生命危险。

杨绛一生创作不竭，著作丰厚。杨绛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被多次搬上舞台；20世纪80年代后，“走到人生边上”的杨绛，进入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1980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洗澡》；1981年发表《干校六记》并被译成多种语言；1984年作品《老王》入选初中教材；1985年散文集《隐身衣》英译本出版。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2007年，再出版《走到人生边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当然，杨绛不仅是一位广受欢迎的作者，还是一名世界经典名著的译者。20世纪50年代，杨绛因为翻译法国作家阿兰·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好评，与此同时，没有学习过西班牙语的她也接到了一项意外的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在杨绛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人们可以勾勒出这部名著的艰难翻译历程：1958年冬，开始自学西班牙文，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1984年，杨绛重新审校已出版3次的《堂吉诃德》，1987年出版校订本。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作品倍加赞誉；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介绍，2000年以来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已出版75万册。

晚年的杨绛闭门谢客，不问世事，深居浅出，在斗室中写作。

1997年，杨绛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丈夫钱锺书去世。2001年，杨绛以她和钱锺书的名义在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捐出两人的部分稿费，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的著作《围城》、杨绛的《洗澡》《洗澡之后》以及文集的稿费，都直接汇入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2016年，总额已近两千万元。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在《我们仨》里，她写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2016年杨绛先生离世，一家人得以在天国聚首。

《弄真成假》是杨绛于1944年创作的英式喜剧，故事讲述了男主人公周大璋仪表非凡，却家境贫寒，借舅父资助留洋，归国后崇洋媚外、爱慕虚荣，靠着一身行头和伶俐的口齿，信口胡吹混世界。在缘结识了地产商阔小姐张婉如后，立刻移情别注，疏远了原女友张燕华。剧末，周大璋与张燕华在破破烂烂的新房成婚，啼笑皆非，二人将错就错，枉费心力，“弄真成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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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是当代作家杨绛创作的散文集，记录了杨绛和丈夫钱锺书以及女儿钱瑗的人生经历，首次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于2003年7月。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杨绛晚年的一个梦。在第二部分中，杨绛用梦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个“万里长梦”，叙述了一家三口在生命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回忆了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的相继离去。在第三部分中，杨绛采用回忆录的方式，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写起，记录了从1935年杨绛夫妇赴英留学并将女儿接到牛津大学，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钱锺书相继离世的鲜为人知的家庭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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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历经22年于197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好评，还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推动了这部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西两国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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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上，杨绛的“隐身意识”很强：自身高度退后，作品里很少或者不出现作者的主观评论，有时甚至完全消失掉，彷佛披上了一层“隐身衣”。她通常采用一种冷静旁观的叙事态度，善于用第三方的眼睛看待和研究问题。如在《洗澡》中，杨绛先借助宇楠的视角介绍文学研究所中的专家们，然后又通过不同人的视角阐述姚密这一人物各方面的特征，所有叙述中一直不曾出现自己对姚密的看法，整篇文章则是由李君玉的走访路线以及他的视角来介绍各门各户，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语言上，杨绛的作品中，多用简洁的语言、平淡的语调叙述奇闻轶事、人物情态、闲趣琐状，用平实的语言记叙残酷的岁月记忆。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评价杨绛说：“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修辞上，杨绛文中多运用比喻、反复、反问，以显示其作品精妙、深邃的一面；通过用妥帖的比喻将抽象事物具体化，追求用灵动巧妙的语言词汇使其新颖别致、妙趣横生、激发共鸣、享受美感。

杨绛在平时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中都贯彻着与人为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无论是在生活中对丈夫的扶持相助，还是对女儿钱瑗的悉心教导，亦或是对邻居朋友的体贴关怀，如《老王》一文中杨绛先生对人力车夫老王的尊重和细致入微的关心，都体现了其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他人着想、时刻尊重他人以及心怀悲悯之心的美好品德。这与其自幼良好的家庭教养分不开：作为大户人家的“大小姐”，杨绛自小身边佣人成群，但她从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相反她待人接物都十分客气妥当，得体有礼。。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杨绛的丈夫钱锺书对其由衷的赞誉和感激，也很好地概括了对于个人事业和婚姻家庭的关系，杨绛先生的观念和做法。她在丈夫投身创作时陪伴左右，操持内外，使得钱锺书得以专注于更伟大的事业，创作出更多宝贵的鸿篇巨作。而丈夫和女儿去世后，她又投身于他们未竟的事业和心愿：整理并出版十三册《钱钟书集》，五册《宋诗纪事补订》，《钱钟书手稿集》和《我们的钱瑗》。同时，她还将三人的稿费用于在清华大学奖励品学兼优而家庭贫困的大学生。

杨绛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开创性地提出“翻译度”的概念。她认为，“同一语系之间‘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是名副其实的‘译’。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头没有翻成反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是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由此可知，翻译度指的是，译文相对于原文进行翻转的程度。西方语言同属印欧语系，相似度高，故翻转的程度较小；而中西语言属不同语系，差异度大，故翻转的程度较大。

杨绛崇尚“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强调学生自由、民主、个性的发展。她认为，“一个人，一个性;十个人，十个性”，不能企图改变学生的个性，但可以引导他们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杨绛的自由主义教育，既有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和个性的引导，又有对学生的理解和期许。她不仅要培养“有开阔视野和现代知识的学生”，还要培养“有会思考的头脑，经过操作训练出来的强健的身体和灵活的双手，有得到自由发展的个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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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评价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曾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中写道：“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周国平赞美杨绛：“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谈杨绛：“我们曾影印出版了一套《复堂师友手札[zhá]菁华》，是杨绛家珍藏的一批晚清文人的信札。她没有跟我们要一分钱的底稿费，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把书做好，第二定价不要太高，让普通读者能够买得起，读得到。”

首届骆一禾诗歌奖得主、学者吕约曾在新京报访谈中评价杨绛：“杨绛不仅是一个作家、知识分子，而且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智者，有非常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历史智慧。”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杨绛全集》责编胡真才曾在南方日报的采访中如此评价杨绛的文学造诣：“1988年写的《洗澡》，被施蜇存称为半部《儒林外史》加半部《红楼梦》，从她的书里也可以看到一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的缩影。她写《洗澡》的时候已经76岁了，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讲，有些老人到了六七十岁可能都痴呆了，她却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以后仍出大成果的。”

钱家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给杨绛的评价是“有决断力的人”。杨绛的人生决断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在小学时，有低年级的小朋友陷在泥塘里，她不顾别人的反对，依然跑去为解救小伙伴们想办法，所以她从小就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雅誉。这种决断力也源于家教，杨绛上中学时，一次不想做学校要求的事，回家和父亲商量，想借父亲名义拒绝。杨老先生对她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后，经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认真地年轻，优雅地老去：杨绛传》(追思纪念版)于2016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该作品用温暖的笔触回顾了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

2021年是著杨绛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也是她去世五周年。2021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杨绛日课全唐诗录》手稿影印本，以表达对她的诚挚纪念。

杨绛先生故居位于今苏州市姑苏区庙堂巷10号，现已被列为国家级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杨绛对于事业和家庭的决断颇为人称道：她一心想到清华大学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学生，选择“曲线救国”到东吴大学读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留学，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政治学专业，从而果断拒绝。她不曾放弃，持之以恒，最终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学士。

而一入清华，杨绛就遇见了钱锺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锺书是略有曲折地经过相知相恋才最终决定在一起，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理性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

杨绛随丈夫钱锺书于英国留学时，因为时常需要烹饪三餐，杨绛的厨艺一通百通，一发不可收拾。但在对付活虾时还是遇到了麻烦：根据以往经验，她认为应该先剪去虾须和虾脚；可谁知她刚伸出剪子，这只活虾就在她手里猛蹿一下，吓得她把剪子和虾都扔得老远，逃出厨房。钱锺书问怎么回事，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锺书于是笑着宽慰她，虾不会像人一样痛，虾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2012年7月16日，杨绛101岁生日的前一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前往她家中拜贺。一见面杨绛就对于殿利说“你们新出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6版，正要去买呢”，而于殿利正好给她带来了这本词典，她非常高兴地说：“我没事儿的时候就读”。谈到宅男宅女时，杨绛还幽默地说：“我就是宅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