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是具有全球意识的个人和社区，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行动，并处于多样化的人际网络中。

古希腊时期，城邦崛起和对外交流增加，希腊人开始接触非希腊文化，并将非希腊人视为想象的社会。随着文明融合，世界公民的概念出现，旨在突破城邦界限，融入更广共同体。良善者被视作公民，非良善者被视作仇人。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公民概念在欧洲重新受关注。伊曼努尔·康德等哲学家开始探索世界公民社会的理念和交往原则。但他们的意识有局限，将野蛮人和蒙昧人排除在外。19世纪80年代，全球化加速，世界公民概念再受关注。社群主义者批评世界公民自我是对“根”的异化，缺乏品格和道德深度。世界公民开始以斯多葛方式阐释自我，强调世界主义和地方性的联系，寻求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和道德完善。

世界公民日定于4月1日。2004年12月2日，世界事务理事会在美国西雅图向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颁发了“世界公民”奖。2014年6月4日，在中国青岛的“全球数字娱乐创新者高峰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也获得了这一荣誉。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设立“全球公民奖”，以表彰推动和平、繁荣和进步的人士，鼓励全球事务参与，实现更紧密的全球结合。

世界公民一词具有多重涵义。它通常指不认同基于国籍的传统地理划分的人。联合国颁发的“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奖项即是一个例子。此外，非政府组织“世界服务权威”（World Service Authority）所颁发的“世界护照”（World Passport）也可能与这一概念相关。另外，推动成立世界政府的人士、支持国际主义的个人以及无国籍人士或具备全球视野的人都可被称为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的概念源于对个人地域性存在的否定，寻求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找和建构自我。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提倡理性审视自我，超越地方性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追求有价值的生活。他们认为真正的世界公民应不受地域限制，与外部世界保持互动。斯多葛学派的同心圆结构设定让自我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的一员，但也导致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边界问题。世界公民是具有全球意识的个人和社区，参与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行动，处于多样化的人际网络中。这个概念强调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群体中的一员。在可持续发展中，促进世界公民意识使个人更有社会责任感，为各界的福祉行动。

在古希腊城邦形成之前，希腊人对域外土地的知识有限，他们眼中的非希腊人似乎只存在于想象中。在文学中这种非希腊人的形象得到了验证，荷马所著的《荷马史诗的故事》中的“他人”就得到了不同态度的接待，这种看待他人的方式被反映在“xenos”这个词中。随着城邦的崛起和对外交流的增加，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交互也日益增多。为了强调与希腊人的差异，他们用“barbarian”一词来描述非希腊人，并赋予了这个词贬义的色彩。

世界公民的概念与城邦紧密相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表示“世界”和“城邦”的希腊词“cosmopolitan”。在古希腊，城邦是共同接受社会规范的共同体，而世界公民则是那些不受城邦边界限制、遵循自然生活的人。随着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世界公民的概念逐渐形成。这一概念突破了城邦界限，使人们融入更广大的共同体，参与多种文明的融合进程。第欧根尼主张与自然和谐共生，鼓励人们遵循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斯多葛哲学的创始人埃利亚的芝诺为希腊人重新塑造了生活方式和秩序，他提倡人们依照德性和理性来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处。古罗马吸收了斯多葛哲学创始人芝诺的思想，设想由诸神与人类共同存在的世界城邦与世界公民。第欧根尼反对城邦制度，而斯多葛派则设想了一个世界城邦与世界公民的概念，试图统一希腊人与非希腊人、本邦人与外邦人。然而，世界公民已由希腊理性塑造，并融入了希腊化世界。

在地理大发现后，随着世界版图的扩大，人们视野拓宽，世界公民概念在欧洲受到关注。17世纪40年代的英语和法语中，“cosmopolitan”描述了不受国家限制的人，他们能自如地生活和工作于不同社会背景中，以开放态度接受外来事物。欧洲知识分子认为，成为跨国“文人共和国”的成员可能更重要。这使人们意识到自身身份与更广泛世界有联系，促使人们从全球化视角看待问题。然而，世界公民概念引发争议，有人批评世界公民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认同。荷兰的《世界公民》杂志对世界公民相关的社交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反映了部分人的抵触和质疑。

伊曼努尔·康德是世界公民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未离开哥尼斯堡，但他的想象和交往理念为世界公民社会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人与外部世界的“同心圆”结构，强调超越国家和民族思考问题。康德重视社交品质，提倡美德，认为共通感是情感普遍传达的关键。他为世界公民社会设定了限定条件，如世界公民权利、普遍友好和共和制等理念，为人类进步提供可能。然而，康德的世界公民意识存在局限性，将野蛮人和蒙昧人排除在外，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产生对立，面临实践中的挑战和限制。

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新康德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公民的概念得到重新审视。西梅尔和帕克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世界公民的潜质和倾向。然而，社群主义者对这种世界公民自我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对“根”的异化，缺乏品格和道德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公民开始以斯多葛的方式阐释自我，强调世界主义和地方性的联系。他们认为，世界公民并不是自由漂浮的单子生物，而是与地方有根的联系，并应对自我冲突与分裂。

这种观念的转变体现了对个人身份和归属感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与社区关系的重新定义。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公民开始关注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社会和民族身份。他们意识到，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个人和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世界公民也意识到，全球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跨国界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因此，世界公民开始倡导跨国界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以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进程。

世界公民在全球化意识驱动下，深刻理解世界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每个人的行动都能产生全球性影响。他们不仅关注如气候变化、贫困等全球性问题，还积极寻求创新的全球解决方案。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他们的核心特质，他们通过跨文化学习和交流，建立积极的关系，并努力消除文化偏见和歧视。同时，世界公民深知自己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他们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权平等而奋斗。他们倡导可持续发展，关注环境问题，努力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共生。

世界公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者工作，为当地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他们关注环境问题，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支持环保组织。同时，他们致力于增进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尊重各种文化背景。在教育领域，他们支持教育公平，为更多人提供学习机会。在人权问题上，世界公民坚决维护每个人的平等、公正和包容的权益。他们还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困和战争，积极参与相关的倡导和行动，努力推动全球议题的解决。此外，世界公民还积极参与到跨国合作项目中，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他们履行公民责任，遵守法律、参与选举和关心公共事务，为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做出贡献。

在世界公民的历史演进中，存在希腊化、文明化和精英化的悖论，这些悖论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具有反思意义。尽管世界公民想象了一个人与神共存的共同体，但实际上未能实现世界普遍交往。他们的想象仅限于用希腊化、文明化和精英化的方式去想象世界公民所生存的世界以及交往状态。这种交往理念使得世界公民精英化、神圣化，建构自身的道德优越感。

反思这些“未思之处”意味着世界公民交往理念的可能走向：由斯多葛主义所谓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同心圆结构，转向人与人互动互惠的星丛(constellations)模式。这种模式将世界还原为各自独立的多元地方元素构成的动态连接世界，超越伊曼努尔·康德的文明的边界与理性的边界，关注主体间的社会互动形式，创造平等、自由交流的契机。

世界公民的交往理念在历史层面表现为希腊化悖论、文明化悖论、精英化悖论，演绎出不断超越地方性边界同时又建构某种边界化世界的交往历史。从希腊化时代到全球化时代，世界公民的交往世界一直是一个存有边界的世界，难以触及完整而多样的世界。

在理解他人之前，首先需要理解自己。边界与整体是相辅相成的，构成自我的有限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也构成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道德自我是不完满的，是在交往实践中发展的。世界公民的交往理念包含一种建构的交往理性，而非在交往关系中生成的演化的交往理性。

4月1日为世界公民日。

2004年12月2日，世界事务理事会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午餐会，并向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颁发了“世界公民”奖。

2014年6月4日，在中国青岛结束的首届“全球数字娱乐创新者高峰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被全球数字娱乐联盟授予“世界公民”奖，这也是该机构颁发的首个此类奖项。

“全球公民奖”是由总部设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著名民间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于2010年设立并开始颁发。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平、繁荣和进步的人士，以此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全球事务。其宗旨是为表彰那些“为了将全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2013年，小泽征尔获得了全球公民奖。在2015年，中国指挥家余隆、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一同成为该奖项的得主。此外，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荣获特殊贡献奖。而在2023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获得了该奖项。

在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中，尽管人物角色的种族和国家属性被淡化，但该小说依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视角下展开叙事。它所传递的“世界公民观”正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强调人类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

《萨瓦流淌的方向》：这是中国与塞尔维亚首部合拍片，是陈丹燕的导演处女作。这部非虚构电影以93分钟讲述了一个旅行中的中国作家如何感受曾经存在的南斯拉夫，以及历经动荡的塞尔维亚人在今天如何如常又热烈地生活。

张莉认为，《哈瓦那波浪》具有深远文化交流意义，它启发了新一代世界公民去探索未知的星辰大海。如今，众多中原地区留学生走向世界各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寻求文化交流与碰撞。张莉强调，《哈瓦那波浪》正体现了这种文学交流的精神，它以全球视野、文学历险和华人故事为核心，深刻地反映了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