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璞（1934.01～2012.11.17），男，笔名李圃，文登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市古籍整理与规划重大项目《古文字诂林》主编。2012年11月17日22时39分，李玲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8岁。

李玲璞教授自幼生活在胶东解放区，自1944年小学四年级至1946年小学六年级被遴选为“小先生”，课余时间负责教妇女扫盲识字班，并承担虎山区区委上呈下达文件报告的缮写工作、虎山区区报的缮写出版工作和宣传标语的书写工作等。小学毕业后，于1947年初担任泽头集小学代课教师，同年5月，党组织调他赴米山（当时昆嵛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县人民武装部负责机关报《战报》的编辑、刻写和印刷工作。同年10月，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部队穿插西行，党组织考虑到他年龄较小，随军行动不便，指示他转移到虎山区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如书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告蒋军官兵书》，慰问北撤的新四军伤病员，参加土改复查运动等，同年12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解放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整个胶东解放区教育停办，干部和教师全部务农，生产自救。翌年秋末，党组织推荐他进东海区举办的第一所中学师范部二级深造。1950年参加东海区结束土改工作队。1951年至1956年，先后任昆嵛县刘家上口初小校长，县点校汪完全小学教师，文登专区第六速成师范语文教师，文登专署干部文化学校及其分校语法修辞课教师，从此走上了中国语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道路。1956年秋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8年起，作为大学高年级优秀生提前登上大学讲台为低年级大学生授课，并在体育方面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与此同时，他从事《中学语文教师手册》的编写工作，为语言学、汉语文字学学科召集人。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81年始先后晋升副教授、教授，并先后担任中国古代史专业和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玲璞教授的从教经历极为特殊，从“小先生”到小学代课教师，从初级小学教师到高级小学教师，从中等学校教师到职工大学教师，从全日制大学本专科教师到夜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本专科教师，从硕士研究生导师到博士研究生导师，几乎遍及各种层次规格的教学工作，这在我国教育界是十分罕见的。

2012年11月17日22时39分，李玲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8岁。

半个世纪以来，李玲璞教授始终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突出理论思辨和思路方法的教学，以身作则，倡导求实创新，受到历届学生的高度评价。他招收并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30余人，其中已有七人成为博士生导师，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除北京大学以外，这在全国各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点中尚属首例。

李玲璞教授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献身教育战线，还在就读小学四年级的10岁起，李先生就因成绩优异被家乡（胶东老解放区）的教育主管部门遴选为“小先生”，课余时间任教于妇女扫盲识字班。在195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前，在家乡历任小学代课教师（13岁），初级小学校长，县完全小学教师，专区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专署干部文化学校语法修辞课教师。1960年留校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职后直至生命终点，没有一天离开过教书育人的第一线，积累起来，已是整整68载。他对党的教育事业无比忠诚，数十年如一日，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非凡的爱心，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李玲璞教授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承担函授面授、夜大学教学管理和授课等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年间，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成人教育工作。当时正是教育事业百废待兴，社会人才大量匮乏之际，为了帮助已被耽误十年青春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尽快充实知识，提升能力，李玲璞教授只身承担了上海市内十个区二十个函授点和郊县十个函授点的古代汉语课程的函授任务，从此不管严寒酷暑，还是下雨下雪，李玲璞教授都充满激情，在三十个函授点之间来回奔波，每到一处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是一整天的面授讲课，夜晚则是辅导答疑。期末临考前，他还每天下到一个函授点，为学生当面辅导迎考。1982年夏，李玲璞教授在接连完成上海郊区七个县的复习迎考指导后，因劳累过度、导致支气管破裂而大量吐血。但他躺在病榻上，还念念不忘崇明区地区的考生正在等待他当面去辅导之事。当时，经他亲自面授的学生人数达五千余名。他也因忘我的工作态度和杰出的教学成果在广大学员中享有盛名。在为三千名首届函授生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上，李玲璞教授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短短的仅四百字的发言，竟被学员的掌声打断了八次。

李玲璞教授还经常到华东师范大学在外省市的函授点面授讲课，并曾亲自率领研究生在毕业先后到滁州市、青州市、烟台市等地函授点进行教学实习指导。他所教授的学生遍布十几个省市，可谓“桃李满天下”。为配合社会助学需要，李玲璞教授撰写了《文言文阅读初阶》，主编了《古代汉语精解》等著作，这些著作，对社会助学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八十年代初，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考试制度诞生以后，李玲璞教授又为自学考试工作做出了大量贡献。他参与制定的《中文专业自学考试计划》，是全国首创的第一份自学考试计划。为其他各专业提供了专业考试计划的模式。他还主持制定了《中文专业自学考试大纲》以及《古代汉语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等自学考试的纲领性文件，主持和参与了古代汉语课程全国统考题库的制定工作，主编了古代汉语全国统考使用的统编教材\u003c\u003c古代汉语》。全国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李玲璞教授任委员和首届秘书长，在中文专业各课程考试大纲的制定，教材的编和命题工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奉献精神。

鉴于李玲璞教授在成人教育工作方面的突出成绩，1986年他被授予“全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称号，1996年，又被评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先进工作者”。

李玲璞教授先后为本科学生开设“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等基础课和“甲骨文选读”等选修课，为研究生开设了“甲骨文文字学”、“汉字发生学”等专业课。为了上好这些艰深的语言课程，他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的钻研，使自己讲授的课程既有学术深度，又能深入浅出，受到学生的一致欢迎。《甲骨文选读》常常成为选读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

李玲璞教授在培养研究生工作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对所带的研究生从思想品格的成长，到业务水平的提高，乃至对学生的身体健康、生活困难诸方面都倍加关心。每年中秋节，他都请家在外地的研究生到自己家中吃月饼，话团圆，同时又在师生团聚之融和气氛中，对学生悉心指导。在李玲璞教授言传身教辛勤培养下，所带研究生社会主义，人品学风、业务能力等方面都迅速成长起来。这些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承继了兢兢业业、勤奋努力的作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遍布海内外数十家高校和研究单位，其中不乏学科带头人和院系领导。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突出成就，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可以百、千计数，在科研评奖中也屡获殊荣，还有不少人先后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类奖项。其中博士研究生华学诚的学位论文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除北京大学之外，这在全国各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点中尚属首例。

李玲璞教授对于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发展建设富有远大的学术目光和独见卓识，并深深意识至自己作为学科带头人所肩负的培养造就学术梯队的光荣使命。他注重通过经常性的传、帮、带，尤其是以科研项目的进行，来带动和促进人才的成长。他主持进行的大型科研项目《古文字诂林》其编纂成员就汇集了二十余名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除了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的主体外，还吸收了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古籍研究所、历史学研究所和图书馆古籍部以及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等学校和研究、出版单位的近十名中青年学者参加。编纂工作形成一支学术力量雄厚而又充满朝气之队伍。这些中青年学者在几年的锻炼磨难中，在学术追求和业务水平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为华东师范大汉语言文字学科学术梯队的形成及学科跨上新台阶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玲璞教授四度参加国家教育委员会专家调查组工作，并执笔为国家起草了四个全国性管理条例。第一个条例是《普通高等学校夜大学管理条例》，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第二个条例是《普通高等学校函授大学暂行条例》，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第三个条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暂行条例》（二人合作执笔），由国务院颁布；第四个条例是《社会力量办学暂行条例》，由国务院颁布。

李玲璞教授始终坚持高等学校科研教学两个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府领导关于“握紧一个拳头，完成一个项目，培养一支队伍”的号召，自1991年起，主持大型古文字科研工具书《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遴选了近二十名高等学校科研骨干，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多卷本一千多万字的《古文字林》编纂任务，培养了一支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梯队，并于世纪之交获准建立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还带动了博士点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建设，被认定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在华东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李玲璞教授以“为我校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受到了表彰。李玲璞教授主编的《古文字诂林》（十二册）先后获上海和全国共四个大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新闻出版特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第一届中国国家图书奖图书奖。

《甲骨文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82年台湾大通书局翻印）、《甲骨文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9）、《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文言文阅读初阶》（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主编有：大学文科自学丛书《古代汉语精解》（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上下册，语文出版社，1992）、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编辅导书《古代汉语自学辅导》（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工具书《异体字字典》（学林出版社，1997）、《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大型古文字科研工具书《古文字诂林》（1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古文字释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合著有：《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古文字字形库及电脑排版系统》（合作开发，第一发明人，已通过上海市科委鉴定，1999）；论文有：《造字法与表词法》（1988）、《汉字的发生与汉字的文化蕴含》（1990）、《说字素》（1993）、《语素物化与汉字分析问题》（1998）、《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2000）、《正本清源说异体》（2003）、《汉字学元点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2004）等。

《汉字美学散论》（上海，1978）、《略论同形字》（上海，1978）、《甲骨文造字八法论》（安阳市，1989）、《关于汉字宏观系统的思考》（上海，1993）、《汉字文化学阐释论略》（北京，1999）、《汉字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香港特别行政区，1999）、《汉字学三维系统与汉字文化学》（天津，2001）、《加强汉字学理论建设，迎接本世纪汉字信息处理的突破性变革》（上海，2001）、《正统文字与方域文字及相关问题》（上海，2002）、《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巴黎，2003）、《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巴黎，2004）、《从汉字的正俗消长看汉字的本体功能》（北京，2007）、《汉字教学三题》（上海，2007）、《节律性、自足性与相似性——兼谈汉语的特点和汉字的特点》（上海，2008）等。

此外，为一些专著所撰写的序言以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十篇。

南开大学中国文字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美国密西根大学甲骨文教材编写顾问；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上海市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上海市高等学校职务评审委员会学科组成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审委员会学科组成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定委员会学科组成员；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

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文字学会发起人之一并先后任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1986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全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奖章和荣誉证书；

1996年获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1998年获宝钢教育发展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师”奖章和荣誉证书；

2003年获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颁发的“200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与奖杯。

李玲璞教授的个人传记已收入《世界名人录》《英国剑桥名人录》美国《who’s who（1994）》，并受聘为英国剑桥名人传记协会顾问委员。

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汉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生涯中，李玲璞教授始终保持着不满足于现状，不轻信成说的科学精神，担当起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学者天职，在汉语言文字教学、汉语史、古文字研究、文字学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里奉献了丰硕研究成果，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品牌，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给学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

对于李玲璞教授丰硕的学术研究贡献来说，任何归纳分类，要想做到全面完整反映，都会有些力不从心。这里谨在前文《哀悼篇》“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李玲璞教授简介”的基础上，再作简要综类。需要说明的是，李玲璞教授在六、七十年代，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曾经从事过“文学评论”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方面的成果，因为不属于“语言文字研究”范畴，就不包含在以下的归纳分类中了。大体来说，李玲璞教授汉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的著述可析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一）汉语文字教学研究方面：半个世纪以来，李玲璞教授始终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突出理论思辨和思路方法的教学，倡导求实创新，注重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有机结合，从而创编了不少在社会上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权威教材教辅，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大学文科自学丛书《古代汉语精解》（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上下册，语文出版社，1992）。特别是后者，不但自创编至今依然是全国自考指定教材，而且被很多高校采用为全日制本科的“古代汉语”基础课教材。

（二）古文字释读和考释研究集成方面：李玲璞教授的古文字研究，以服务社会、面向现实、贯通古今为特色。他的《甲骨文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82年台湾大通书局翻印）、《甲骨文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9），都成为研习甲骨文的学者案头常备书；他所主编的大型古文字考释工具书《古文字诂林》（1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年）更堪称一部划时代的集大成之作。

（三）中国文字本体理论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玲璞教授创立了一整套中国文字学三维系统理论，即取象发生系统、本体结构系统和心理认知系统，创立了一整套字素分析法，即静态的字素本体系统和动态的字素功能系统；给中原地区文字以科学的定位，总结出中国文字的八种造字法。这些创新理论和方法已成功地运用于商朝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秦文字和秦汉篆书等各类出土古文字的分析以及魏晋以后的楷书分析。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专著《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论文则有《说字素》（1993）、《语素物化与汉字分析问题》（1998）、《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2000）等。

（四）中国文字发展理论方面：本世纪初在汉字学三维系统理论和字素分析方法的指导下，李玲璞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三条线索，即中国正统文字发展史、中国方域文字发展史和中国书体演变史。这一科学的论断，改变了长期以来误把中原地区文字的书体演变史当成中国文字发展史的错误认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文：《汉字学三维系统与汉字文化学》（天津市，2001）、《正统文字与方域文字及相关问题》（上海市，2002）、《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巴黎，2003）等。

（五）出土古文字现代信息发展技术处理和字样学创新方面：以李玲璞教授为第一发明人的《古文字字形库与电脑排版系统》已成功地运用于大型科研工具书《古文字诂林》的排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首次突破了甲骨文、金文、陶博吾、货币文、玺印文、简文、帛书和石刻文八大类出土古文字的排版印刷问题。与此同时，李玲璞教授又根据秦汉篆书厘定了一万多个篆书古楷定字，在隶书至后世通用楷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填补了中原地区正统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

附：李玲璞教授论著目录

一、著作：

1、《甲骨文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82年台湾大通书局翻印）

2、《文言文阅读初阶》（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3、《甲骨文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9。

4、《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2002年学林出版社再版）。

5、大学文科自学丛书《古代汉语精解》（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6、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上下册），郭锡良、李玲璞主编，语文出版社，1992（2000年语文出版社再版）。

7、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编辅导书《古代汉语自学辅导》（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

8、《异体字字典》（主编），学林出版社，1997。

9、《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10、《古文字诂林（12卷）》（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

11、《古文字释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2、《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3、《古文字字形库及电脑排版系统》，李玲璞、沈康年、郑明合作开发，李玲璞为第一发明人，已通过上海市科委鉴定，1999。

二、论文：

14、《汉字美学散论》（上海，1978）。

15、《略论同形字》（上海，1978）。

16、《说“也”》，《电大语文》，1983年第11期。

17、《加强师资培训 提高教学质量》，《上海教育（工农教育版）》，1986年第3期。

18、《甲骨文造字八法论》（安阳市，1989）。

19、《殷墟卜辞与史前民族文化心态》，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中国文化源》（陈秋祥等主编），1991。

20、《说字素》，《语文研究》，1993年第1期。

21、《造字法与表词法——兼谈安子介先生的\u003c解开汉字之谜\u003e》，《安子介语文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22、《关于汉字宏观系统的思考》（上海市，1993）

23、《汉字的发生与汉字的蕴含》，《语文学习》，1994年第4期。

24、《咬住语素细细嚼》，《咬文嚼字》，1995年第9期。

25、《学术书摘·甲骨文字字素》，《中文自学指导》，1997年第5期。

26、《语素物化与汉字分析问题》，《语言文字学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27、《汉字文化学阐释论略》（北京，1999）。

28、《汉字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香港，1999）。

29、《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学术研究》，2000年第4期。

30、《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31、《汉字学三维系统与汉字文化学》，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天津市，2001。

32、《加强汉字学理论建设，迎接本纪汉字信息处理的突破性变革》（上海市，2001）。

33、《正统文字与方域文字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年会报告，上海，2002。

34、《正本清源说异体》，《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35、《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字研究（第四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36、《汉字学元点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37、《从汉字的正俗消长看汉字的本体功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商务印书馆，2007。

38、《汉字教学三题 》，《中国文字研究（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7。

39、《节律性、自足性与相似性——兼谈汉语的特点和汉字的特点》，《中国文字研究（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8。

40、《漫谈自修》，《人民教育》1977年03期。

三、序（部分）：

41、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李玲璞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42、臧克和《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李圃序，学林出版社，1990年。

43、李万春《汉字与民俗》李圃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4、王群主编《常用字引申义辞典》李玲璞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

45、臧克和《汉字取象论》李圃序，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46、阚景忠《汉文文言教学艺术论》李圃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7、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李圃序，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48、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研究》李圃序，艺文印书馆，2001年。

49、黄建荣《楚辞古代注释论纲》李圃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50、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李圃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51、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李圃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2、程邦雄《文字训诂论集》李圃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

53、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李圃序，巴蜀书社，2011年。

李玲璞教授主持编纂的《古文字诂林》（12册），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古文字汇释类专业工具书。它“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荟萃迄今为止古文字形体与研究考释成果的大型工具书，所收考释资料涵盖出土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古陶博吾、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等八种文字）和传世古文字（包括《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篆文、或体、古文、文、奇字、《三体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古文等），几乎囊括了古文字的所有门类。约一万多个字头，考释资料总量约一千万字，是一百年来的古文字考释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它的面世，为汉语文字研究、大型辞书编纂、古代典籍整理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部材料翔实的工具书。

《古文字诂林》出版后，获得很好的社会评价，被上海市领导誉为“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标志性工程”，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新闻出版特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第一届中国国家图书奖图书奖。

《古文字释要》是在《古文字诂林》基础上精选考释要点编纂而成的古文字类工具书。由于《古文字诂林》篇幅巨大，对于非专业一般读者来说购买、使用都有所不便。为进一步做好学术普及推广工作，在原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王元化先生建议下，李玲璞教授又领衔主编了《古文字释要》。《释要》在《诂林》的基础上力求精要、易懂，既保留原书精华，又在编纂体例、材料取舍、检索方式等方面推陈出新，做到篇幅小而信息量大，以利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

附：《古文字诂林》相关新闻报道：

上海市第六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出处：《解放日报》2006年12月17日第06版

《古文字诂林》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李圃等

【颁奖词】将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荟萃一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将甲骨文、金文等8大类15种古文字收于一册，这在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史上是第一次。百余名专家，历时14年，构起了一座中原地区语言文字学长城。

【获奖感言】（由李圃代表）一个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有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军人物；要承担一个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有一支团结奋进的团队，并汇集全国同行专家的智慧；而要完成一个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更需要各级领导与全社会相关方面的合力支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向一切关心支持《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文一 :

《古文字诂林》内容简介绍

《古文字诂林》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是一套古文字类大型科研工具书，共有12卷，被誉为“上海文化软件设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该套书的出版，标志着上下三千年历史中各类古文字形体的集大成，也标志着千百年来历代学者关于古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同其他古文字著作相比，《古文字诂林》在编纂出版中的创新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此书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搜罗最为齐备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该书将甲骨文、金文、古陶博吾、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等八大类古文字字形和考释资料汇为一编，进行综合整理。它的字形著录堪称详备，考释资料可谓宏富。既有取自文字学专著的，又有采取论文集及报纸、杂志上的单篇论文的；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既有近两千年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又有清代、民国直到今天学者的著述。凡有真知灼见、能自成一家之言者悉载靡遣。

其次，在图书出版方面，该书首次将现代信息技术同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开世界上使用电脑技术排印古文字书籍之先河。此前，由于排版印刷条件的限制，古文字类图书的出版大多采用手写影印的方式，因各人书写习惯的差异，楷、行、隶、草诸体均可见到。这种做法既费时费力，又不便阅读，再加上原始资料来源各异，版本情况极为复杂，有石印本、铅印本、蜡刻本甚至手写稿本等，如果采用二十世纪初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时“剪刀加浆糊”的剪贴做法，既无可能，又不利于编辑加工，出版效果还不好。因此，在出版方面，通过技术攻关，研制了“古文字字形库及电脑排版系统”，利用该系统进行排版，使得《古文字诂林》在古文字的保真度、清晰度以及整体排版印刷效果上都远远胜过其原始资料，让这套书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再次，该书首次采用了一整套篆书古隶定字作为字头，将出土古文字、篆书到古隶定字、后代楷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勾勒了出来，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汉字发展的历史面貌。这一成果解决了古文字形体是如何过渡到今天的文字形体的问题，填补了中原地区文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空白。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这部书为“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认为；“这个工程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国学没有这种工程打基础，等于是空中楼阁。”

获奖：1.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2.获中国出版工作协会颁发“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3.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颁发“2003～2005上海图书奖特等奖”。

附文二：

迎难而上 求实创新———《古文字诂林》编纂小记

李圃

在接受《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之初，我作为主编人，足足用了三个月时间思考着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项目的容量。出土古文字研究成果自汉代以迄现代，上下两千年，如此漫长历史跨度的民族文化要收录到一部书中，容量之大，困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项目的自身系统。要把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汇于一编，必须要有自身的切实可行的系统，而同一个古文字形体，历代研究者的楷书厘定样式却又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这部书稿的自身系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书稿就无从编起。这也是一个难题。第三个问题是书稿编成之后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排版。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外出土古文字的电脑排印技术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何与时俱进，体现信息时代的新风貌，这又成了一个难题。第四个问题是编纂队伍的聚合与建设。编纂任务下达之初，市领导就提出了“完成一个项目，培养一支队伍，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指示，我们深知，能否带出一支队伍，将直接关系到能否优质高效地完成这个重大项目的成败。这还是一个难题。

根据上述实际情况，我们便把这四个方面的难题作为整个编纂工作的四个具体的攻关目标。

我们首先抓了编纂队伍的组建工作。在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在华东师范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以华东师大为主体，特邀中国社科院、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青年学者组成了由20位不脱产人员构成的《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并于华东师大设立了《古文字诂林》编纂室。编委会以小平同志关于高等学校应成为科研与教学两个中心的思想为指导，抓住机遇，进行了大胆实践，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术队伍的发展，在元化先生的倡导下，组建了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文字学研究中心”，元化先生亲笔为这个中心题写了标牌。这支编纂队伍敬业刻苦，团结奋进，在近十年的磨炼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在1999年该中心举办的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南方和北方的同行专家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支崛起的学术队伍，并称誉上海市已成为文字学学术研究重镇。新千年伊始，这支编纂队伍中半数以上的成员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并指导各自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近70人参加了《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经过专家组的评估，国家教育部决定于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并带动原有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博士授权点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十几年后的今天，原来三十来岁的编委已近五十，原来四十来岁的编委已近六十。《古文字诂林》全书杀青之时，有些编委深情地道出了他们的心语：“我们已经把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古文字诂林》！”

为了确保《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编委会把编纂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汉代以来古文字考释资料的搜集；二是篆书古楷定字的厘定；三是电脑排版技术的调研；四是编纂体例的论证。

面对四个方面的工作，编委会统筹兼顾，优化组合，做到分合有序，同步进行。考释资料的搜集，包括海内外世界各国的中外文资料，由两位通晓多国语言的编委负责外文资料，后因跨国资料搜集受到条件限制，改为凡海内外用中文发表的考释资料均在搜求之列。为此，编委会除了奔赴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以外，还同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博考古单位和专业期刊编辑部保持广泛的联系，以期穷举搜求。这一工作十分繁复而艰难，前后共用去了四年半时间。编委会于北京、上海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南京和杭州市等主要城市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进行了多次专家访谈，仅北京就先后举行了三次论证。参加论证的专家不下百位，如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张岱年先生、周一良先生、汤一介先生等专家。学术顾问胡厚宣先生、张政先生、顾廷龙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不顾年迈体衰，奔走于京沪之间；朱德熙先生人在海外而心系《诂林》；戴家祥先生则随时随地进行指导；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和马承源先生不仅对编纂工作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还多次以学术讲座的形式对编委以及青年教师、研究生们进行面对面的指导，李学勤先生还挤出时间担任主编人的两届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国训诂学会会长的许嘉璐先生忍着车祸造成的病痛，脖子上扎着夹板参加论证会，并为编纂工作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时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刘坚先生，因患脑萎缩无法行走而被搀扶着坚持参加论证会的全过程。他们的学识和品格给了编委们以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几乎与此同时，我们还责成专人负责对形体规范理据充分的秦汉篆书进行古楷定的厘定工作。从每个字的取象发生到成字造义，参验众说，考察字形结构与所表语词的关系，将篆书形体分笔书写笔画化，提前为《古文字诂林》全书的编排系统作好准备。我们深知，编纂工作与书稿的出版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编委会从未间断过运用计算机排印古文字的调研工作，北到北京、保定市，南到广州市、深圳，以及长三角的上海市、常州等地，四处奔波。为确保书稿的排印，我们首先采取了编委运用电脑自行排印的方案，并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就在编委加紧计算机操作培训的当儿，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系到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经考察，技术力量已经具备，于是由编委会与电脑排版公司联合开发了《古文字字形库及排版系统》，并通过了上海市科委的成果鉴定。第三次赴京进行编纂工作论证时，编委会带去了电脑排版的样稿，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上述工作目标的实现，为编纂体例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元化先生的具体指导下，编委会集中力量对编纂体例进行了反复研讨，曾先后形成了五次修改稿，每一次修改稿均经元化先生字斟句酌，至最后定稿。

编纂体例形成之后，便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对研究成果原始文献进行审读，分字头剪辑和装字头袋。要把二十几书架的原始文献资料分条装入一万多个相关的字头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几位资料员在参与编纂工作之初，对这项工作是陌生的，她们年逾花甲却以忘我的奉献精神，从头学起，仅案头的《说文解字》就翻烂了好几本。她们不仅熟悉了篆书的形体结构，部首序次，就连部首下所部诸字的序次也了然于胸。这给研究资料的分剪、装袋的准确快捷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完成了前面两个阶段的工作，我们于1997年顺利地进入了编纂工作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是编纂的主体工程，要求严格按照编纂体例的规定审读考释资料，去取考释资料，进而删简考释资料，并按史的线索依出版时间先后次序编排考释资料，全体编委必须做到定位准确，去粗取精，脉络清晰。可以想见，坐不住冷板凳的人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繁复的工作的。编纂过程中，项目经费曾出现较大的缺口，在这关键时刻，仍然是元化先生亲自协调，经王为松同志的联系，元化先生委托编委会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不仅及时解决了后续经费的投入，也同时解决了书稿的出版问题，保证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排版过程中，在排版人员尚未熟悉古文字检索的情况下，需要编委事先在审定稿之上标注古文字和不常见的各类异体字的字位编码。这一工作十分复杂，又必须对号入座，出不得半点差错。为了保证排版进度的正常进行，便由编委承担起这一工作，这就给原本工作量很大的编委又增加了许多困难。编码工作的后期，责任编辑也投入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于1999年《古文字诂林》第一册的出版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至2004年底，全书十二册已全部问世。

为了进一步增强《古文字诂林》的社会效益，元化先生提出编写《古文字诂林简编》的要求。为此，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本年度的年会正准备以研讨《古文字诂林》为重点，邀请海内外同行专家，群策群力，务使“简编”精要、易懂、实用，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一项功德无量的大型文化工程——〈古文字诂林〉五人谈》，见《解放日报》2005年11月09日、15日。

附文三：

缘于《古文字诂林》的相识相知

李圃

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缘于《古文字诂林》。开始时是从上海市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简报中获取的信息。简报指出，经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推荐并由王元化先生决定聘请李玲璞教授任《古文字诂林》编委会主编。王元化先生与顾廷龙先生都是当代知名的学界泰斗人物，可是此前我却与他们从未谋面，对两位前辈的如此推重甚感意外。而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我对它的立项及制作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较大差距。为此，我在与先生接触的初期，是循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这条主线请教元化先生的。记得多次交谈中，元化先生谈及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高校学生所用工具书的极其贫乏、优秀传统文化的沙化倾向、雅正文化的衰落与媚俗文化的膨胀现象，尤其是对京剧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功能的评价等等，话题广泛，谈锋甚健，让我清晰地感悟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文化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构建进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元化先生的这些科学求实的论断，为我统领《古文字诂林》编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深深感受到元化先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表现出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感。就在这一次次的交谈中，我们已是从相识到相知。先生的使命感也变成了我们编委会的工作动力，我已抱定决心，不论编纂任务有多么艰难，我将带领编委会全体成员，自始至终坚持迎难而上，求实创新，出色地完成《古文字诂林》这个上海市文化建设新的标志性工程，向国家向人民献一份厚礼。

进入到实际工作阶段，从总体规划到局部实施，要有一个有序的科学安排。这就是，必须在四年半时间内把浩如烟海形态各异的八大类古文字考释资料作穷尽性的收录，并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解决古文字排版印刷问题，力争九九年以《古文字诂林》首卷出版为国庆五十周年献礼。此时的元化先生已重病在身，加之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坚持北上，去北京主持召开了老一代著名学者参加的《古文字诂林》编纂论证会，为即将展开全国性古文字考释资料的搜集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海外要闻版以《集万卷于一书，汇万卷于一编》为题，首次将上海这一大型文化建设工程的编纂信息推向了国内外。

回顾《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的全过程，可以说每一个关键阶段都少不了元化先生的悉心指导。从全书的“前言”到“凡例”，总是先由编委会反复讨论修改，一般要五稿以上，方才交给元化先生过目，而元化先生又往往要修改三稿以上，方才形成最后的定稿。

资料的搜集工作极为庞杂繁重，但编委会成员不辞辛劳带领数十名博士生、硕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就地上海，北上京城，南下广州市，经过四个寒暑的艰苦努力，古文字考释资料的搜集工作方初步完成，并进入到资料分析阶段，为后期的编纂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然而，编纂工作中所遇到的难题层出不穷。例如，当编纂工作正在沿着有序的部署正常运作的当口，却意外发现项目的注入资金有一个极大的缺口，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项目将不得不搁浅。元化先生为此焦虑万分。我获知此事后，也是心急如焚，考虑到元化先生的身体状况，我这个书呆子便自告奋勇，试着去做一些调查工作，以寻求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经调查发现，凡适合于承担诂林项目出版的出版社，大都资金匮乏，只能望洋兴叹。几经山重水复，终于出现了转机，上海教育出版社闻讯，委托王为松同志与编委会联系，表示上教社愿意投入五十万资金作为后续编纂经费，并承担高投入的出版成本费。元化先生对这一举措非常重视，表示十分满意，当即要求《诂林》编委会代表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与上教社签订《古文字诂林》的出版合同。这一举措也大大激发了《诂林》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工作热情，在短短的时间内，电脑排印技术也得到了有效的开发。由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出面联系，我校由主编李圃和常务编委郑明与上海市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古文字字形库及排版印刷系统》，并获得上海市科委的验证通过。为确保古文字形体印刷的保信度、保真度，编委会特别安排常务编委刘志基承担书稿中全部古文字形体的审读和保真度的审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运用新开发的古文字电脑排版新技术排印了若干条《古文字诂林》样稿，并立即赴京召开第三次专家论证会，论证会上，电脑排印的样稿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首次运用电脑技术排印八大类古文字已获成功。

从1991年至新世纪2008年，前后历时一十八年，我同元化先生缘于《古文字诂林》从相识相知，到亦师亦友，从为人到为学，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先生既是严师，又是益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界文化界学术泰斗。

2008年5月初，我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看望先生，带给他一帧自己制作的五环寿字迎奥运会的贺卡，祝贺他八十八华诞和《清园全集》出版，他看了以后很是高兴，并让他姐姐替他收藏到常用的抽屉之中。那时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却仍然微笑着告诉我，他的病灶已转移到了肺部。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和最后的一个微笑。

（此文见于《清园先生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附

著名作家刘堂江写于1985年的散文名篇《李玲璞老师家那醉人的蟹香》

李玲璞老师家那醉人的蟹香

刘堂江

我爱吃螃蟹，这些年来的确也吃过不少次。庐山脚下品过溪蟹，江浙水乡尝过万蟹楼大闸蟹，北戴河区之滨吃过大海蟹。然而，最使我难忘的，却是李玲璞老师家里那醉人的蟹香……

一九七○年初冬，我从江西省农村只身来到上海读大学，“独在异乡为异客”，心里不免有点空落落的。偏偏入学不久我就害了一场病，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更思念家乡的亲人，虽然是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竟也偷偷地掉了眼泪，一连几日，茶饭不思。这时，李玲璞老师来了，他坐在我的床前，问过病情之后，就同我拉起了家常，问我家里有些什么人，家乡有些什么有趣的事。聊着聊着，我们就谈到一块儿去了。我说我的家乡离庐山不远，山青水秀，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小溪中捉螃蟹，也很爱吃螃蟹。他说他的老家在山东农村，在河沟里摸蟹也是拿手好戏。于是我们一起讲了许多捉蟹的故事和捕蟹的门道。谈得高兴了，我顿觉病情也减轻了几分。第二天中午，李老师又来了，说是请我到他家里有点事，我跟他去了。进门刚坐定，我就闻到一股诱人的蟹香味从厨房里飘来，跟我家乡的螃蟹一样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一会儿，师母果然端上来一碗红红的螃蟹，说：“小刘，快趁热吃吧！你老师今天早晨四点钟就到小菜场去排队，这是特意为你买的。你都吃了，他才高兴呢！”我尝了一个，鲜美极了。这是我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吃到螃蟹，闻见这蟹香，我就好像回到了家，回到了亲人身边，我只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几年之后，我毕业留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这本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不久厄运降临了。在南方的“张铁生”事件中，我们四个留校的同学被打成了“智育第一”的黑标本，并戴上了“业务拔尖”、“顺从老师”、“不贴大字报”三顶帽子。这里强令我们参加批判会，那里“邀请”我们“现身说法”。我们走在校园里，也有人指着脊梁骨嘀嘀咕咕。我们的教学和写作任务也被取消了，最后，我们到了奉贤盐滩上的五·七干校。我真苦闷极了。有一次干校休假，我刚一回到学校，李老师就把我接到了他的家中。他已烧好了几样菜为我这个“败兵”接风洗尘，其中就有一碗红灿灿的螃蟹，显然这又是李老师特意为我准备的。蟹虽然很香，但我情绪不好，吃不下去。李老师心情也很沉重，自己的学生是“智育第一”的黑标本，还会有老师的好？但他却显得很轻松的样子，夹起一只螃蟹大嚼起来，边嚼边笑着说：“来，吃！别看这家伙在河沟里时张牙舞爪的，可一落锅就成了咱们的美味佳肴了。事物就是这样子的，会变，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夹起一只螃蟹嚼起来，边嚼边琢磨李老师的话，不知怎的我越嚼越觉得有滋味儿……

自从我调到北京工作后，便有好几年没吃到李老师家里的螃蟹了。一九七八年夏，我出差到上海，特意去看望李老师。李老师自然是要招待我吃螃蟹的，这次不是用碗，而是用一个大茶盘装了满满一盘。李老师高兴地说，要让我吃个够。我知道，李老师有两部著作即将出版，我也发表了一点东西，我们师生二人真可谓春风得意。我从李老师的眼光里，看到了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看到了他对我殷切的期待。这时，李老师从盘里拣出一只大螃蟹，剥开来，开怀笑道：“瞧，这蟹黄多嫩！”

我闻着那浓郁的蟹香，心都醉了……

（原载1985年5月1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