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石经》刻于公元241年（曹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因碑文每字皆用文言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三体石经》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曹魏在洛阳市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起来。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刻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

北魏时，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东魏建都邺城遗址，统治者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但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塌堤，近半石经掉入黄河，运到邺城时，《汉魏石经》只剩下52块了。

公元579年，北周统治者又将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市。

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门改制成柱础。

到唐朝初年，魏徵收集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国内所有《正始石经》残碑存留的文字也不过2500余字。

《三体石经》建于公元241年，曹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文言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 《三体石经》，也名《正始石经》、《魏石经》，三国时期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立。书有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者有卫觊、邯郸淳、嵇康诸说，但无定论。刻本笔法与结构都很规整，常为初学者取作范本。但因其为刻石，字形较小，笔意有失真处。须临写各体需要有一定经验才能真正领悟。----《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东汉的古文之学主要以私学的形式传习，但渐成为学术的主流。曹魏代汉后，古文之学取代今文成为官学。公元175开始所立的《熹平石经》，立于太学，所刻都是今文本。曹魏立古文经后，太学石经只有今文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到241年（废帝齐王芳正始年间），遂刊刻古文经于石，与今文经并立太学。

三体石经的内容，主要是《尚书》和《春秋经》。《尚书》当即马融、郑玄所传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春秋经》当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二篇本《春秋石经》，而不是今文家的十一篇本。

另外，《隶续》所录三体石经有《左传·桓公七年》9字，《左传·桓公十七年》26字。马衡认为《隶续》所收《左传》遗字是试刻，非正式刻文（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还有《论语》、《急就篇》以及其他出处不明的残石，均为只言片语，可能都是试刻。

三体石经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每字有三体，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文言文居上，篆、隶分列下方。品字式只见于《尚书》开头的两篇《尧典》与《皋陶谟》（三体直下式也有此两篇）。另有古文一体残石，古文、篆书二体残石。《三体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数各不相同。王国维经推算认为最可能是35碑，马衡根据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经，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

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聂氏宗祠太府金故事，太学有石经文言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碑文刻成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前来校拓，对其时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体石经刻成后，与汉熹平石经并立于洛阳太学。自311年五胡乱华始，王弥、刘聪陷洛阳市，焚毁二学（《晋书·王弥传》），石经应已有所损毁。从《魏书·冯熙传》所记“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知北魏石经已被严重损毁，七零八落地分散了。537年（元善见四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579年（北周大象元年）二月，又自邺还涉洛阳。586年（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后唐朝魏徵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洛阳白马寺村南龙虎滩发现《尚书·君奭》篇残石110字，文言文占36字，初归丁树祯，后归周进。

1922年12月间，洛阳市东南三十里朱圪塔村发现《尚书·君奭·无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残石，而《君奭》篇正好与龙虎滩所出相衔接，原石大，估人从中折为两段，共1771字，古文约580字，归河南图书馆，后又出有《尚书·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残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还有一百多块砾石，小者1、2字，大者40余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数无法统计。

1945年，西安市许土庙街（为唐时中书内省旧址）首次发现三体石经《尚书·康》残石一片，仅表刻，无背刻，共35字，其中文言文占11字。

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离上述出土地附近又发现石经残石一片，表刻《尚书·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经文，残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三体石经》的古文，应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当是古书抄写中讹误所致。北魏江式在《论书表》中称，《三体石经》“较之《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说明石经的古文字法与书法，已经异于汉朝所传的古文。《说文解字》中录写的文言文，与发掘出土的战国文字如长沙市缯书、侯马盟书、长沙简策、中山郡铜器铭文均不同，古文字学家张政烺说：“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三体石经》上书刻的古文，许多笔画“头粗尾细”，并且呈弯曲状，像蝌蚪之形，但魏国古文的笔画不是全部类似蝌蚪形，比如横和竖，两端尖锐，中间粗，似柳叶状，这是笔画形态的特点。古文的结构特点，和秦篆比较，有的繁化，有的简省。这些写法与《三体石经》上的小篆异形，正说明文言文是战国时期“六国古文”的遗绪。曹魏时期，兼通儒学的书法家对古文的重视甚于小篆，所以三体中首列古文。在汉代，研究古文是为了读通古文经，因此精通古文的书法家同时是文字学家。曹魏时期，尽管新书体时髦，但没能动摇古文书法的地位。

《三体石经》从宋代至二十世纪所见残石，约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占三分之一强，可得一千字以上，这个数字虽仅占石经刊立时总数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经的面貌已大体可见，特别是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古文史上尤为可贵，汉语古文字学家曾宪通1980年将此一千多字古文加以整理，汰其重复，得单字四百四十文，再加粗略分类，得出如下几个数据：

（1）、石经之文言文同于《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古文者七十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六。

（2）、石经之古文同于《说文》篆文者一百五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五。

（3）、石经之古文同于甲骨文及金文者八十七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

（4）、石经之古文同于六国文字者五十六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三。

（5）、石经之古文形体讹别不知所从者六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五。

邯郸市淳卫觊嵇康三家说

关于碑文出自谁人之手，主要有邯郸淳、卫觊和嵇康三种说法。

邯郸淳是汉、魏间著名的书法家，南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人矩，方圆乃成”。以邯郸淳为《三体石经》书人出于北魏人江式的上表。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514年（延昌三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姓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吉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及姚晋圻《汉魏石经考序》等皆从之。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按：出于邯郸淳之说）流传甚广，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卫觊亦一代书法名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他“善草及文言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音，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经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赵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嵇康的书法也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列入妙品。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市……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人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文言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非邯郸县淳书，主嵇康书。

除上述三说外，又有张揖和韦诞二说。案二说征于史籍皆无确据，多出臆断，故本文（按：即《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不取。

质疑三家说

邯郸淳说质疑：查《后汉书·列女传》公元151年刘志“元嘉元年”立《曹娥碑》，唐人李贤等注引《会稽典录》云：“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据1957年6月西安市出土的《三体石经》残石，石经建于241年（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距151年已达九十年之久，而邯郸淳“时甫弱冠”，则到立石经时年至少当在百十岁以上，即使尚在人世亦已之极，断无力担当如此浩大的工程。

卫觊说质疑：据《晋书·卫传》，卫瓘“父觊，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查卫瓘被害在291年（晋朝惠帝元康元年），“时年七十二”，则年“十岁”当229年（曹叡太和三年），是为卫瓘卒年。而《三体石经》建于241年，时卫觊已卒12年，岂能来书写石经。

嵇康说质疑：《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卒于280-289年间（西晋太康中），“时年三十七”。以此推算，则他的生年当不会早于242年，据上考，时《三体石经》已经建立。而《晋书》和《赵至叙》却又说他“年十四”，才见嵇康“于学写石经”。如以赵至生于242年推算，“年十四”当在256年（甘露元年），时《三体石经》建已15年。可见嵇康此时来太学写石经应是抄写或摹写之意，这同《后汉书》述《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和《晋书》说石虎“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市写石经”一样，决非书写或写刻石经。

集体合作书写

一、《三体石经》实非一人所书，而是有集体合作书写的。这一集体应由分别擅长于文言文、小篆和隶书三种不同字体书写的书法家组成，分工书写上石，总人数当不会少于《熹平石经》的书写者。

二、历代流传最多，影响至今的邯郸淳、卫觊和嵇康三人虽然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但他们不仅不可能单独书写石经，而且三人皆不可能参与石经的集体书写工作。

三、至于《三体石经》书写人的具体名单，因原碑损毁严重，自宋以来出土残石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加上《三国志》等文献的记载，在新的考古资料发现以前，尚不宜妄加推断。

由于《三体石经》碑文不同于《熹平石经》仅用隶书一体。而是以古、篆、隶三种不同的字体写刻，因此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尊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字。

故宫博物院藏三体石经残石。

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隶书35字，计11行110字。

铭文为《尚书·周书·君奭》内容。

残石录文：

（残）嗣前（残）施于（残）天弗庸释（残）受命时则有（残）衡在大戌时（残）家在祖乙时（残）惟兹有陈保（残）纯若命则商（残）甸咸奔走（残）若卜罔不（残）嗣天灭威（残）。

曹魏三体石经春秋残石

丛文俊题跋：

据载：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昭以文言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刻《尚书》《春秋》二经，立于洛阳太学之前，其书写者已不可考。晋时始有崩坏，然《旧唐书》唐六典均言，书学生课业，“石经三体书，限三年成读”。知其唐时大体尚存，后屡经丧乱损毁，最终末于土中。至晚清始，陆续有残石出土，亦渐有拓本传世。余曾见清拓数种，此虽稍后，亦不曾逊色，足以宝于中，留待秘玩焉。因篆于前以志之。

古文本于六国之迹，发现于西汉王莽时，列入学官，东汉以古文经盛，书法亦有传习，汉末渐入旁流，旧貌不复，可见卢植上刘宏书。所谓文言文科斗近于为实者此，《四体书势》亦言及因科斗之名遂效其行之风气，此石经文字即其证也。余概言之为装饰书体。

小篆始于秦汉，承之而于笔法有所改易，悬针垂露之类乃出，然此石经能恪守玉筋正传，其画有若铁石陷壁，而气势恢宏，足以为百代法，堪与秦囗诸刻媲美。其隶书已不复炎汉之自然生动，后世有方折平硬，如折刀头之目，或以为传自梁鹄、毛宏一系，然无证。其时钟繇亦擅此法，有妙尽许昌市之碑、之叙论，推誉甚隆，世人争效之。虽则若是，此经之隶，仍不失能品，亦便初学可宝也。

戊子年孟秋时节，有幸得观千古名迹，感慨颇多，因为之题识，以效前贤焉。文登区丛氏文俊于丰草堂。

曹魏三体石经春秋残石，记鲁僖公八年至年事。此其旧拓，为余所见第四本，弥足珍贵，可宝也。文俊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