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重（1915年~1986年），原名沈大经，
浙江省吴兴县妙西镇人，中国共产党员，战地记者，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了《狼牙山五壮士》的通讯报道。
沈重身有残疾，一目失明。1936年，沈重进入
复旦大学土木系求学，两年后奔赴
延安市，在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冀晋区新华社冀晋支社副社长、
张家口市日报社社长、
察哈尔省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重担任过中共雁北地委宣传部长、
太原市建设局局长、
山西省建设厅厅长、太原市副市长、华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
太原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务。1986年，沈重逝世，享年71岁。
在抗日战争时期，沈重曾担任《
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主要在冀西游击区参加部队和地方的军事活动。1941年11月5日，沈重写作的通讯报道《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被刊载于《晋察冀日报》上。同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在签署的训令中把该报道正式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报道的主要内容为在1941年9月25日的战斗中跳崖的五位烈士的事迹，从此这五位烈士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楷模，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沈重原名沈大经，先天患有眼疾，但自幼聪颖。1931年，沈大经考上了
上海市“大同大学附中”
高中理科班学习。1936年，考入
复旦大学土木系，此时的他经常去同学家秘密听党课。1937年，复旦大学西迁
重庆市，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漆鲁鱼到学校与沈大经取得联系，并协助其建立起党的基层和外围组织。因沈大经在学校及各处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受到了
中国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追捕。上海“八一三”事件后，沈大经报名到国统区前方去工作。1938年，沈大经到了
延安市，在延安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瓦窑堡抗大、晋察冀边区抗大学习。1939年1月，沈大经在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正式入党，1939年冬在晋察冀通讯社转正，沈大经在此时将名字改成了沈重，意为“慎重，稳重”。
抗日战争时期，沈重任《
晋察冀日报》驻
易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沈重得知“
棋盘陀”上五个抗日战士浴血奋战,跳崖牺牲的事迹，当即奔赴战士们所在部队深入采访。在采访途中穿越日军封锁线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曾纵身跳下土崖。他连夜步行一天多，采访了5名战士们所在团的团长邱蔚和连队的指导员，听他们介绍英雄的事迹；还找到当地老乡，循着英雄的足迹，到了战斗现场；回来后又访谈了跳崖后挂在树上受了轻伤的五壮士之一
葛振林。在五壮士跳崖的24天后，沈重最终写成《棋盘陀上五个“神兵”》。文章完成后，交通员穿过日军封锁区的7个县，行程230多公里才送到报社，并于1941年11月5日发表在《
晋察冀日报》上。不久，
延安市《
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五个“神兵”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广大军民中传诵。同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首长签署的训令中，正式称为“狼牙山五壮士”。从此“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从
晋察冀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的楷模。之后《狼牙山五壮士》一文后被编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作为课文。沈重在职业生涯中还撰写了《野北惨案》《神枪手李殿冰》《“囚笼政策”的毁灭及其他》《冷落了的大亚公司》等诸多通讯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沈重作为党的技术人员归队，转而从事城市建设工作，作为
太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 他领导建成了当时最长的公路桥——
迎泽大桥。此后他先后担任过
太原市副市长、
山西省建设厅厅长、华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等职。
沈重是
湖州市人，其世家已在此地生存了几代，因父亲沈镜澄在族内辈份小了些，周围沈家家族的同龄人都是沈镜澄的叔伯辈。沈镜澄自小聪明好学，三十多岁已在外面谋了份吃官饭的差事。1915年初，沈镜澄上京述职，太太正怀孕，他们居住在北京大经厂胡同，农历三月，秦太太等不及回家乡妙西生产，在鼓楼边的大经厂胡同生下了个男孩，沈镜澄高兴极了，虽然这是第三个孩子，沈镜澄不假思索地说；“生在大经厂胡同就叫大经吧，‘沈大经’”。
沈大经聪慧、好动、顽皮，因先天患有眼疾又是儿子，父母特别宠爱。进入小学读书，大经的成绩远远超过同龄孩子，优秀的成绩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沈镜澄也由衷感到欣慰。只是好景不长，1922年，美、英、比、法等国与
北洋政府签订“
九国公约”，接着“
沙田惨案”“安源矿工大罢工”“
直奉战争”等事件发生，沈镜澄事务增多，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里，此时太太患上重病，不久便去世了。沈镜澄痛苦不堪，大经更是日日思念母亲，大病一场，当时他年仅七岁。
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改名沈重的沈大经离开妙西后，家里人从无收到他的消息，大弟大纬因参加抗日，被
日本军人追杀，后被捕押往
上海市在龙华牺牲，后日军入侵
湖州市，阖家逃往上海。离开妙西时，小妹云英为大哥沈重、二哥大纬在妙西“杼山寺”内立了
牌位，以示纪念。1950年，沈重联系了二姐家，才找到了小妺云英、小弟大纶。
新中国建立后，沈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国家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上，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他都不忘敌后战地记者的艰苦生涯，他说：“我们要把这些通讯，编成集子，留传后代，让他们知道前辈人如何战斗工作和生活的。”他过世后，老伴丁慧回到北京，住在出租房里至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