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铁君（1857—1906），原名尔煦，广东佛山人，岭南名士梁九图之孙。少时好击剑游侠，后折节读书，研习佛学和王守仁学说。长期在梧州市经营盐业，倾力接济维新党人，与康有为交往深厚。1906年9月1日，因奉康有为之命暗杀慈禧未果，被满清政府杀害。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视光绪为圣主，自然视慈禧为反面，对于争取慈禧的支持，几乎不抱希望，也全未作出努力。因此慈禧在政变后曾悻悻然地说：“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找我？”到了两派矛盾不可调和，形势箭在弦上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决定请袁世凯勤王，实行“围园杀后”的计划。袁世凯认为这一计划异想天开，，自然不会从命。因此，慈禧恨康有为、梁启超入骨，完全合乎情理。

慈禧视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为心腹大患，当时就令接任黄遵宪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设法绑架之，重施几年前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的故伎，康有为闻讯，不敢前往日本，满清政府计划遂落空。翌年7月，她派刘学询、庆宽等人以考察商务名义赴日，以引渡康有为为结盟的交换条件，此举又不成。11月，李鸿章奉密旨“除康”，令刘学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孙中山对此不置可否。12月，满清政府发布上谕，通令沿海各地督抚悬以重赏，公开鼓励士民缉拿或处死康有为、梁启超。次年，朝廷再发上谕，将赏银十万两提存上海道库，以示信用，且表示若不愿领赏，则可授予官阶。以上种种，导致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的活动危机四伏，障碍重重。因此，康有为决定暗杀慈禧的。

康有为拈出两条作为刺杀行为的合理依据，一是宣称慈禧是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二是指出惟有铲除慈禧、瓜尔佳·荣禄，光绪才能重见天日。他最初寄希望于日本武士，友人宫崎滔天严正地指出，寄望外人是懦夫的表现。宫崎县当面怒斥康门弟子若不能振作，则将与乃师困守海外，终生无所作为。受此刺激，康门弟子陈士廉和梁铁君决心舍身取义，即日启程进京。但不知何故，梁铁君刚到天津市即折回，陈士廉只身入京，徜徉多日，亦无功而返。此后两年内，陈士廉、麦孟华、刘鳞、罗润南等人，又策划了多次针对慈禧和容禄的刺杀计划，刺客多选择绿林豪杰或华侨志士。绿林豪杰如南海区巨盗区新，曾入京谋刺大臣；华侨志士如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关炳，为招募刺客以刺杀瓜尔佳·荣禄，为戊戌六君子报仇，不惜变卖祖业，倾家荡产。然这些行动，均因京师戒备森严而无一成功。

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期间，奉旨严查保皇会党，而保皇会恰以广东省为起兵勤王的发难之地。冲突之下，康、梁亦将李鸿章及其重要幕僚刘学询视为刺杀对象。又由于康、梁认为李鸿章尚有利用价值，甚至希望在取粤之后，立之为傀儡；而刘学洵与康有为早有仇隙，曾奉旨与日本谈判除康，又在广东掘了康的祖坟，仇怨已深不可解，且刘在广东有钱粮军械大权，对保皇会军事行动究查最力，故康有为、梁启超将刘学洵锁定为刺杀目标。然陈士廉、麦孟华等人经营此事，数月之内，毫无进展。梁启超既亟盼刘氏殒命，又苦于经费日绌，对陈、麦等人大加责备。1900年4月24日，终于发生刺刘之事。当时刘从澳门回省，甫登岸上，即被刺客迎面以手枪击中胸侧。因为刘穿衣甚厚，且伤非要害，故止入肉三分许，虽血流不止，卒不及命。

扑灭自立军起义、杀害唐才常的张之洞也一度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暗杀对象，但这些暗杀都只是插曲，康有为、梁启超之志仍在北京。由于陈士廉等人长期无所作为，康、梁不免英雄气短，竟又打起日本武士的主意。先是罗孝高提出以重金募日人为荆轲、聂政，梁启超马上报以积极回应，康有为亦照准拨款。适唐才常拟举事于江淮之间，康有为、梁启超即令募得的日人田野桔次率海贼三十余人进京暗杀慈禧，以为军事行动之配合。不料出发前，这个日本人忽然身患重病，卒不能成行。

1904年，康有为令最亲信之梁铁君全面负责此事，挑选精英，制订计划。梁铁君，出生于1857年，长康有为一岁。长期在梧州市经营中盐集团，家境殷富。梁铁君身材魁伟，不似粤人，好读书击剑，有豪侠气。他与康有为同在岭南大儒朱次琦门墙之列，是师兄弟，彼此十分推重。梁铁君是康有为身边最亲近的人，此次刺杀由梁启超主持，足见康有为对此事之决心与重视。梁铁君携陈默庵、梁子刚入京准备，罗璞士稍后亦往，由梁铁君和陈默庵为一组，梁子刚和罗璞士为一组，兵分两路，互相配合。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戊戌政变后梁铁君第三次秘密进京。第一次是政变后不久，他与陈士廉受宫崎滔天的激励，进京行刺慈禧、瓜尔佳·荣禄，但他到天津市便折回，因此实际上并未入京；第二次是1900年，他奉康有为之命，潜入北京市寻找康广仁遗骨，终在北京宣外南下洼龙树寺旁找到，并携回南方，不辱使命。

此次出发之前，他们已在梁启超寓所联榻而居十个月之久，在心理上进了充分的准备，刺杀行动也初定于次年5月。计划最经济预算为一万元，而此时的梁铁君已是职业流亡政客，早已倾家荡产，只好与梁启超致电保皇会香港机关筹款，但没有得到回音。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好将《新民丛报》社所有余款交给梁铁君等人用作川资，其他款项一部分后续接济，一部分只好由行动组在北京自行解决。条件如此艰苦，大家仍踌躇满志，梁启超且云：“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

梁铁君等人在京开办实业，以掩人耳目。梁铁君办有灯市口“吉昌”照相馆和“光明”东洋车公司，梁子刚则办有子刚花园。梁铁君等利用这些实业，频繁展开公关工作，与警厅、报界乃至大内太监都有密切往来。由于梁铁君等希望能制造出威力更为强大的重量炸弹，罗璞士只好离京赴日，与宫崎滔天磋商研究。罗璞士同时还奉命绕道广东省寻觅同道，1905年7月，他因通电泄漏在粤被捕牺牲，这对在京同志来说，损失之巨，实在难以估量。

暗杀慈禧，谈何容易。梁铁君从1904年11月潜赴北京市，蹉近两年之久。他在京的表现毕竟相当积极，决不似若辈之敷衍了事。罗璞士尚在京时，他们曾策划将慈禧太后引至“洋车”或“小火轮”上，以炸弹刺之。罗离京后，此类计划已有相当难度，似已放弃。后来，梁铁君通过北京警厅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的帮助，通过外国客邮，与康有为、徐勤等人秘密书信不断，报告行动进展。从这些信件可知，梁铁君在京筹措款项、设置机关、研究炸弹、寻找机会，一切均积极进行，尤其是他通过照相、教洋文及贿赂等方式结交太监姚焕卿、王汉章、冯仲平、建如、金蔚九等，对慈禧及光绪的起居、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甚至连皇帝诊病的药方都可开列齐全，足见他准备工作之艰苦精密。信中有关光绪帝的内容，一定令康有为心情澎湃不已，所以康有诗云：“圣主起居注，一一来报商。”

梁铁君之被捕牺牲，系被旧交朱淇出卖，死于交友不慎、行事不密。梁铁君在京化名吴道明，本是掩人耳目，不想天缘凑巧，一日在天津市街上遇到了一位南海同乡朱淇（字季箴）。此人曾参加过兴中会，后因有“无间道”之嫌，被革命党摒弃，后在北京创办《北京报》（后改名《北京日报》），真实身份却是天津警厅的侦探。他乡遇故知，梁铁君起初还较谨慎，但几番契阔谈谚后，终于被对方蛊惑，将真实身份和动机和盘托出。1906年8月1日，梁铁君在致康有为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示，朱淇尚不知道自己身份，拟与开诚布公一谈云云。梁铁君之子梁元声称：“朱得乘间抵隙，搜出尔煦密码电本及其他秘件，为卖友求荣地，闻尔煦在京骤尔被捕以此。”8月8日，梁即被捕。

不过，说朱淇出卖梁铁君，到底只是时间上的推断，并非定论。梁启超致信康有为云：“铁事是否紫阳（朱熹号，此处代指朱淇）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熊希龄字）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而据朱启钤云，梁案事发，是因提督衙门侦缉队怀疑太监与照相师（梁铁君）交往过密而起。然而不管怎样，总与梁铁君行事不密有关。

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得到报告后，令人对梁铁君严密盯梢。1906年8月8日夜深人静时，梁铁君在北京寓所被突然闯入的警员逮捕，其室内信函文件及其他物证均被当场缴获。范履祥亦于次日被捕。二犯先在北京提督衙门受审三日后，转至外城警厅。梁铁君坦承真实姓名和身份，但坚决否认有刺杀动机，表示来京和交好内监，只是因为流亡党人不忘君恩，特派同志寄迹都门打探光绪起居，实出于忠君爱国之热忱，并无作奸犯科之恶意。范履祥则供称，与吴道明（梁铁君化名）在京相识，因是广东省同乡而有往来，其他则一概不知。

然梁铁君终于未能过审讯这一关，据刑部郎中唐烜日记所记：“该犯供认系由康有为主使，来京谋刺。”唐烜未写明谋刺对象，应为避太后嫌。

此时正值满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之际，慈禧有预备立宪息事宁人的新态度，虽然恼怒，却不愿亲自干预梁铁君案。光绪生日（8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前一日，百官按惯例到颐和园申祝。礼毕，京师外城巡警厅丞朱启钤接军机处密札，立即亲自解送梁铁君、范履祥赴天津市受审。此时，太监姚焕卿得讯，特为二人具保，自然被警方拒绝。姚本是慈禧身边的坐更太监，慈禧大概是确信他并不知情，竟然未加严惩，只是把他贬到打扫处了事，并对外声称宫内太监并无此人。

8月24日，北洋政府大臣袁世凯亲自提审梁、范二人，足见兹事体大。梁铁君在堂上侃侃而谈，说到紧要之处，袁世凯竟汗流满面。审毕，将梁押送马厂，交陆军第四镇；范押送沧州市，交淮军中路巡防营。二人在押期间，饮食俱颇丰盛，且可量身订做新衣，足见官方之重视。不过梁铁君自知不免，曾对人说，袁世凯在堂上汗流满面，必是对我不利云云。果然，袁世凯于8月26日进京。9月1日上午10时许，第四镇与淮军中路巡防营便接到京中密码急电，着将吴、范处死，限1点钟事毕复电。第四镇执法官陆某知梁铁君为豪杰之士，乃将密电示之，梁阅毕，果然索要毒药。陆遂奔附近“生春堂“药铺，购得红矾三钱，归而研末冲开，梁铁君一饮而尽，不料腹中不受，当即吐出。梁只好让对方再多买五钱，如此饮下，即疼痛难忍，就地乱滚，不多时七窍流血而死。执法处复电毕，以薄棺一口殓埋之于马厂南围门外乱土中，对外宣称该犯得急症死。范履祥亦于同日被害。

慈禧的顾忌是有道理的。从逮捕到处死的细节之所以如此清楚，应归功于著名报人彭翼仲。彭氏是最早在北京办报的中国人，从《启蒙画报》《京华日报》到《中华报》，终于大放异彩。《中华报》发行量在万分以上，如此成功，是因为他始终不渝地追求新闻真实。对于“吴道明案”，《中华报》并不知道其背后的惊天秘密，但出于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它还是竭尽全力探听消息，对该案进行了跟踪系列报导。该报甚至敢于作推测之语：“闻吴、范解津后，某内监曾派人到津具保。直督未允，亦未深究（外边传言将内监诱至天津市归案盖即因此）。或云某内监必与吴、范同日毕命矣。”《中华报》因此触犯当朝，不日即为封禁，彭翼仲和主笔杭辛斋被捕。彭被发配新疆，直到清代覆亡才获释回京。

梁铁君遇难的9月1日，也是满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日。康有为诗云：“诏书立宪日，烈侠舍生时。”康后来更赋有《哭亡友烈侠梁铁君百韵》，绘声绘色地描述梁铁君当堂痛斥袁世凯的场面，所谓“袒衣骂汉奸，数罪如撞钟”、“权奸虽枭雄，闻雷汗如浆”，委实臆造居多。实际上，梁铁君甫逝，梁启超即致信康有为云：“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显然康、梁对袁世凯没有将梁案扩大化，是持相当感激态度的。康有为且迫不及待地想通款袁世凯与徐世昌，被梁启超劝说乃止。直到后来，康、梁通过熊希龄向袁世凯索求赞助，被袁断然拒绝，康有为才放弃了对袁的幻想，其哭梁骂袁之诗，也就脱口而出了。

满清政府立宪之议已有时日，梁铁君在被捕前，已多次致信同志，表示宁作狄仁杰，不必作骆宾王，但求成功，不必拘泥于方法，以和平手段，静待朝廷开复云云。可见其行刺之心其实已相当淡薄。而梁铁君等人在北京活动近两年，花去数万元经费，对康、梁来说，真如“客之奉承妓女然”，惟碍于颜面无法发作而已。今梁铁君死，立宪诏下，康、梁权衡轻重，认为东山再起有期，则梁死“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涉全局”，“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大有一身轻快之感。从此，康、梁完全抛弃了刺杀慈禧、光绪复辟的计划，一心走上组织政党、应对宪政的道路。

康有为徒有救世之志，而无救世之勇，更不具备光明磊落的品格。因为他最终要取信于清代政府，故对保皇会往日的刺杀行动讳莫如深，甚至嫁祸与人。1909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官绅与保皇派合办之振华公司负责人刘士骥、刘义任先后被暗杀，时人皆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徐勤嫌疑最大。康有为、梁启超等则将罪责推卸给欧矩甲、叶恩等反对派，并将此案与徐锡麟刺杀恩铭案相比，诬称欧、叶造反。对故日同志，康、梁如此做法，无奈太过。康有为还曾因毕永年在报端播扬其“围园杀后”的阴谋，以五千元悬赏暗杀毕永年，更见其为人之不端。有鉴于此，康有为、梁启超保皇会组织的暗杀行动，毕竟无法与革命党人悲歌慷慨、杀身成仁、前仆后继的暗杀行动相提并论。

对于梁铁君案，慈禧和康有为均不愿提及，自《中华报》后，此案重见天日，当是章士钊在发表在1961年《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上的《吴道明案始末》一文。梁铁君之子梁元与章士钊是连襟，1961年章姓见梁元时，得到一篇记述梁铁君案的文章及一些相关信件。章氏产生兴趣，又走访了曾经手此案的朱启钤，取得不少口述材料，遂成一文。然章氏文字颇多武断之处，适足以引发疑问。迄今为止，对此案论证较为详备的，当推桑兵和李永胜的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