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骥（1857—1909），广东龙门县客家人。原籍广东梅州市兴宁市。2002年8月4日《广州日报》《清代炮楼现龙门》一文提及的龙门县天堂山镇“见龙围屋”就是刘士骥的祖父刘学容所建，爱新觉罗·旻宁六年（1826）落成，刘士骥即出生于此。文中所谓“高五层貌似民居，在广东客家民居现存炮楼中尚属罕见”者，则是刘学容在咸丰七年（1857）在战乱频繁之时建起的家族避乱之所。

刘士骥（1857～1909），字铭伯，号鸣博，清龙门县高明下佛岭珠洞见龙围（今天堂山镇珠洞新围村）人。从小勤奋好学，父教读书甚严，20岁被父带往广州市，受教于名师，成绩优异，时人看作“下山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拔贡，1893年（光绪十九年）恩科举人，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补用。代理平乐县知县，署理永淳县知县，补授怀集县知县。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开经济特科，得举荐应征入京，联同京外官绅，具呈都察院代奏，请免广东省苛细杂捐，获准由两广总督分别辖免。回乡后，又以龙门山多田少、地瘠民穷为由，为龙门呈请免除为补“庚子赔款”所增加3成的亩捐，并收回1钱附庙捐，开办高等小学堂。1904年调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员。时因学堂草创，新旧交讧，风潮日剧，潮州市、嘉应、德庆、香山（今中山市）、增城区、始兴县等地尤多纠纷。到任后，悉心考察，分清是非，化解纠纷，据实请惩顽固不化者。在任期间，常与粤桂学、商各界名流谈论富国富民之事，认为要富国富民，当务之急应以办学为主，创办新式学堂。在广州市发动绅商联合创办清平、善庆、芳村区、丛桂、观成、珠光、东关等7所小学堂，筹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并将长寿寺开辟为大市场，年获利六七万元，以充师范学堂常年经费。

同年，经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闽浙总督奏准，刘士骥奉命赴南洋巡视华侨办学情况。历时3年，走遍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岛，把东英属新加坡、槟岛、大吡、小霹雳、罗等数十埠已有学堂的，为其正宗旨，定教科；还没有学堂的，则发动华侨富商筹措经费，拟章程，开办学堂。又电请各埠学堂绅董推举代表，在蛮龙举行会议，讲求维持学务之法。还帮助泗水县、吉隆坡等地华侨建孔子庙，开办尊孔学堂。又请奏准选派广西壮族自治区举人汪凤翔为爪哇岛总视学员。自此，当地华侨学堂越办越多，华侨子弟回国就学者也日益增多。

刘士骥赴南洋视学回来后，关注广西建设。其目睹广西社会动乱不断，民生调敝的现状，以为“非兴实业不足以弥兵戎，非发展矿产不足以厚国力，非招华侨不足以创大公司”，邀回久旅美洲的粤商叶恩、刘义任、欧云高、梁应等，溯浔江，由梧州至南关考察，计划联合美洲、澳洲、南洋各巨商，募集股本300万，承办广西银行、天平山银矿、七星桥荒地、梧封铁路、梧轮船等实业。到北美后，一经宣布，招商开发计划迅速得到远近华侨的响应，仅数月间，即招集股金300余万元，创办振华公司。但未有预料到行至必珠地方时，估计有奸人暗中破坏，被诬告为“棍骗”，遭当地警察扣留，经清政府驻美使臣出面交涉，始得释行。被电促回国。1909年5月（清宣统元年三月）回抵广州市。5月27日（四月初九日）晚，被剌客刺杀于寓所中。此案震动全国，各界强烈要求缉拿元凶，但最终不了了之。

刘士骥精于医学，工诗和文言文辞。著有《淳州鸿雪》、《经济特科廷对策》、《查学案要》、《演说汇编》、《佚稿辑存》、《嘉应学商汇案》、《镇平学案》、《南洋视学案要》、《美洲劝业编》等。

刘士骥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恩科顺天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参加了“公车上书”。其后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补用，先后署理平乐县、永淳知县。光绪二十八年（1902）札委广西大学堂主事，曾破格录取马君武（后任广西大学校长）入学。

是年十月，刘士骥署理广西永淳知县。当时永淳县盗贼遍野，民众乏食，当地人无暇顾及文教，连昔日设立的两所义学，也已在三年前废弃，变成菜园。刘士骥立即召集士绅会议，慷慨陈词。“稽生平志事之所寄，以教育实业为大端。当永淳出宰之年，正明诏兴学之会。萑苻不靖，弦诵无声。竞思煮石以疗饥，孰肯投戈而讲艺。公乃阐天演之学，揭人乱之源，谓弭乱莫急于谋生，进化必富于常识。是文是实，先民误并为一谈；易知易从，大道实基于小子。”要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青少年开始。于是决议筹款兴办“紫澜学堂”，在此之前先修复两所义学，改为镇沅县直属小学（初级小学）。

刘士骥在永淳知县任上仅仅得80余日，又不得不送往迎来，在县衙门办事的时间仅得一个月，许多计划都未及实行，但开办蒙养学堂这个首要目标却实现了。他把两间荒废颓败的义学修完善，筹备经费千余元，购置新书，选择良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同时开学。他十分欣慰，写下了《广西永淳蒙养学堂记》，指出：“通考泰西富强之故，其原因全在于兴学……而于蒙养学堂，尤为孜孜。蒙学遍地皆设，男女七岁不入学，罪其父母，故其人材根蟠深，皆从学堂出。”又指出：“倘蒙养学堂不建，则大中小学堂虽立，譬犹无地而起楼台，断港而航江海，事必不济。”他热情地呼喊：“葱葱哉！郁郁哉！少年之气象！蓬蓬哉！勃勃哉！少年之前程！吾中国少年，如恒河沙数，西省少年，亦如恒河沙数。热心教育之士，或聚于中国，或集于海外。其旁罗而造就之者，已不可数计。”他不仅看到了启蒙教育与国运的密切关系，寄希望于少年一代，而且已关注到海外华侨的教育。

同年，由广西巡抚丁振铎推荐，刘士骥赴北京应经济特科试，未获录用，返广西，补授怀集县知县，同年以患病为理由辞官返广东省。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因刘士骥留心学务，聘他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发展新式教育。

刘士骥在广州市创办了清平、善庆、芳村区、丛桂、观成、珠光、东关等7所小学堂，规定凡旅省人士之子弟皆准入学就读。广州珠江河面有不少世居船艇的水上居民，当时被蔑称为“蛋家”。他们备受歧视，甚至不许上岸，当然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刘士骥冲破陋俗成见，毅然招收水上居民子弟上岸入学读书，并制止了地方恶势力的破坏活动。中山大学的前身——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也是由刘士骥一手筹办。当时办学的最大障碍是经费难筹，官府既无的款，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也不宜直接取之于民。不过，两广总督岑春煊赋予学务处很大的权力，学务处章程云：“总督权力所及之处，即学务处权力所及之处。”又云：“凡地方兴学，如有刁劣士绅阻挠把持者，或被举发，或经学务处查实，可详请总督分别惩处。”刘士骥与管理芳村黄大仙祠的善堂协商，“该善堂绅董慨然报效师范学堂一万金，并捐钜款新建学堂一所，担任常年学费五千金。所有办法，惟学务处宪之命是从。”长寿寺因案充公，刘士骥奉委拆其建筑材料移于贡院，建起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复将长寿寺开作大市场，每年得金六七万，以供师范学堂常年经费。”他视粤桂为一家，通过学务处指定该学堂桂籍学生名额须占三分之一，远高于其他冠以“两广”字样的学堂所占比例。

这时，领导台湾抗日斗争失败后来到广东省的丘逢甲也正全力投身于新式教育。他筹办的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光绪二十五年（1901）在汕头市正式创办。丘逢甲自任监督（校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因该学堂鼓吹新思想，地方守旧势力端节捣乱，假造人命案，企图搞垮学堂并牵累丘逢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丘逢甲辞去岭东同文学堂监督之任，前往广州市，与刘士骥相识，成为亲密朋友。光绪三十年（1904）春，围绕岭东同文学堂之风潮愈演愈烈，“汕商全潮学生退学，联盖百余店图章，电禀各大衙署以胁吓。”丘逢甲请岑春煊派员调查。刘士骥奉命于是年二月下旬到汕头市查办。他经过半个月的斗争，“将恶绅斥革，提省究办；将滋事店号查封。卒乃帖然不敢固执，惟委员公允之议是从。”风暴潮平息。

根据清廷的教育改革谕旨，改书院为学堂，即以书院款项为学堂经费。但把持书院公款的澄海区士绅，“自春夏，簿据之不缴如故，款项之不清如故”，知县杜某“发谕五六次饬办学堂，而诸绅不覆如故”。刘士骥遂亲至澄海，以“韩愈驱鳄”的强硬姿态，与各书院司事“约限三日速了此事”，否则“即以阻挠论，详请革严惩。”终于完成了任务。

德庆州悦城龙母庙，收入丰厚。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州赵某禀请提庙款三成以助学费，改该庙准提阁为镇沅县直属小学，两广学务处批示同意。但控制庙产的下七都诸绅及水口圩诸商绅董不为改作而为重修。一神费及二三百银元，一神像装潢千余张金箔。蒙养学堂则另建在准提阁正座旁边。上八都士绅指其侵款，争执愈烈。光绪三十年（1904）破五节日，遂有人放火烧毁准提阁，已成之学堂亦发现藏有发射药及引线。嫌疑最大的是何绍谦及幕后支持他的在籍刑部主事刘某等上八都士绅。是年五月，刘士骥奉命前往查办，刘某称病不见，刘士骥致书说：“仆于此案，已访查明确，本可据情禀覆。惟于学堂有关系，于执事有干涉，不能不委曲求全……仆即日附轮到州城，足下惠然肯来，此事立解，上八都体面亦可保全。若置之不理……则其祸有不堪设想者矣。”刘士骥又发出《告德庆州悦城士绅文》，指出此案能否从轻发落，“要皆以君等能否实力兴学为断。倘不能实力兴学，则藉以为名侵吞公款固当详革严追，即糜费公项亦当押究严追；放火之人固当严拿究办，其主使之人尤当革提严办……君等从今捐弃前嫌，协力兴学……仆亦当代为鉴原，恳免深究。否则冥顽不灵……不可教训，三尺具在，执以相绳，两败俱伤。”刘士骥临之以威、说之以理，又网开一面的策略终于奏效，学堂兴办起来，经费也得到保障。

离开德庆，刘士骥继续西行，到了粤桂边界的封川。当初，两广学务处为培养兴办学堂的人才，专门设立了练习所，并把两省州县分为两类，一为必派练习员到练习所学习的州县，二为不必派的贫瘠州县。但学务处又申明：不必派者如果得人得款，亦听如格申送。封川是穷县，知县在收到不必派的公文后，竟高兴地在公文封面大书特书：封川好在不必派之列，省许多事。刘士骥到封川后，冒雨视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景奎书院改成的封川小学堂，发现门户紧闭，蔓草丛生，左邻的孔子庙，更成了马厩。原来久已停课，无人过问。他十分感慨，发表了《告封川士绅文》。文中指出：“方今万国竞争，风潮撼亚东大陆，岌岌有淘汰沦亡之惧。欲求所以抵制之道，在吾国民有特立之性质，有自治之精神。故非斩除奴隶之劣性，不足以自存；非杜绝依赖之幸心，不足以自振。依赖父兄，则家业落；依赖政府，则国势颓；依赖地方官，则民气日萎而日靡。”他查阅封川小学堂档案，发现有一项罚款仍存银五十九两以上，足够派练习员二人之费而有余。其他罚款和历年铺租各款项尚未计入。“即此一端，足见贵邑之不派练习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并可见贵邑之不办学，亦不为也，非不能也。天下之祸变亟矣！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乃今日地球上天演之公例，无可逃者。故不立学堂，则其人必劣，劣则必败。”他的耐心努力最终生效，封川的学堂重新开办起来了。

早在爱新觉罗·颙琰九年（1804），龙门县重修孔子庙，知县师保元提出一个筹集经费的方案。清代征收田赋，向来以火耗、羡余等名目上浮，龙门县一向规定，每两粮额上浮至按白银一两七钱五分征收。师保元则提议，暂行征收至按白银一两八钱五分正，多收一钱银，约可得千余元，作为修文庙的部分经费，并声明三年之后仍照旧章，征收一两七钱五分。不料文庙修好后，多收的一钱银却没有免去，落入历任知县的腰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士骥策划创立龙门县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通过两广学务处委员吴佑曾查明，决定以此款拨充经费。但知县张某一直未交出。某劣绅还遍张匿名传单，造谣攻击。刘士骥遂于是年秋回龙门县，发布了《敬告龙门本籍士绅文》，痛斥劣绅，伸张正义，同时移文县官张某，要求拨还该款；一面禀请两广学务处主持，必求返还，俾兴学有资而后已。

光绪三十年（1904）冬，刘士骥为解决始兴县的办学经费而到南海区小塘。始兴是粤北穷县，学费难筹。是年四月，始兴知县刘某通禀：该县木排向运往小塘，售与水埠各铺。拟请将木商交易有补水每百一两五钱之款扣充学费。经两广总督岑春煊批准，七月间，由南海知县傅某出示，勒石遵守。但同茂、福昌等商号一味刁横，仍欲强扣银水，不缴学费。刘士骥来到后，发表《谕南海小塘埠商文》，提出：“今为小塘议设初等小学堂……就一两五钱之数剖而为三：始兴为阖邑高等小学，其费巨，应得二；小塘为一乡初等小学，费稍廉，应得一。”这个方案为各方面所接受，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丘逢甲在镇平县城（今蕉岭县）创办初级师范传习所；冬，又在镇平县东山、员山两乡办家族学堂各一所，均以丘氏始祖之号命名，称为“创兆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刘士骥应丘逢甲之请，写了《梅州邱氏创兆学堂记》。其后，丘逢甲又派族中子弟赴福建省的武平县、上杭县，本省的平远县、嘉应州、兴宁市等地为同宗或异姓筹办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但不久之后，当地守旧势力又大肆造谣攻击，酿成事变。

此事之大略，《广东举人黄遵楷等揭告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等与革命党人通声气禀》有提及。

“密控”称：“如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广西怀集知县刘士骥，平日豺狼成性，虺蜴为心，又善能蛊惑当途，钻营仕路，而皆为革命魁党……前粤督岑为所蒙蔽，均举为广东学务公所议绅、广东提学司省视学……乙已（1905年）春，于镇平私立两创兆学堂，去年（1906年）在闽省辖境之武平、上杭又设两创兆。时有‘创之有罪，兆实不详[祥]’蜚语……尤可骇者，集数百银元设两等小学。遽雕刻‘举族文明’匾额簇拥于邑城内宗祠之上，欺世盗名，莫此为甚！乃称文明未期月，已残杀比邻。息干戈仅数天，更凭陵城阙，杀人焚屋。与傅姓事甫寝，即持械入城，毁掠杨姓学堂，拒捕伤勇。县通禀曰：‘在城如此，在乡可知；对官如此，对民可知。’拿获五犯，详革六名，律所难容，批从严办。丘逢甲在省知主谋胞弟丘兆甲暨族众凶徒等难逃法网，运动其心腹刘士骥查办。刘到县，袖出通禀，演说大堂，两造未讯一语，开复已革衣领，释放已获凶犯，转行革办杨姓，檄斥县官……去年（1906年）冬，刘士骥将有东洋之行（闻为《民报》馆函招），以查办丘案暂止……是丘、刘与孙（中山）又如一鼻孔出气矣。”

“密控”充满诬控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士骥在“查办”的过程中，再次坚定地支持了丘逢甲，打击了顽固势力。

对刘士骥发展教育的贡献，《桂省官绅学商追悼刘征君祭文》作了如实的评价：“效忠梓里，驻迹穗垣。引蛋户而读书，禁郑人之毁校。芳村丛桂，舍开；善庆清平，弦歌互答。南海盛衣冠之气，炎成邹鲁之风。鹦鹉洲一脚踢翻，寺夷长寿。黄河九里分润，资假大仙。妙用协于经权，迷信破乎庸俗。复韩江两渡，程水重经；化厥音，犁其鼠社。”光绪三十一年（1905），岑春煊奏称：刘在查学员任上，“遇有各属所办学堂，派往查视，均能事事踏实。”请朝廷奖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闽浙及两广总督会同奏派刘士骥往南洋视学。他遍历南洋荷属、英属数十埠，联络当地华侨，已有学堂者，为之正宗旨，定教科，未有学堂者，为之筹经费，拟章程。抵达荷属万隆时，他感染了当地流行病，几乎不治。有人劝他马上回国就医。刘士骥不从，强打精神，电请各埠学堂绅董，各举代表，在万隆开大会，研究维持学务之法。他得知泗河华侨欲建孔子庙，力助其成；又为吉隆坡华侨筹建孔庙，开办尊孔学堂。刘士骥复以管理华侨学务须得其人，请奏派广西壮族自治区举人汪凤翔为爪哇岛总视学员。汪任职三年，勤于学务，一如刘士骥在时。从此，华侨办学者日多，使其子弟返国者亦日众。

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刘士骥就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成为至交好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诏维新。康有为未获重用，遂密谋以救护光绪为名，发动军事政变，捕杀慈禧，一举成大业。事泄，慈禧先发制人，囚光绪帝，捕杀康党。康有为及时逃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自任总会长。忠厚的刘士骥不相信这位老朋友会“谋逆”，不顾危险，作《戊戌公案》一书，为康“辩冤”。上京应经济特科时，他又大胆地上书请求开放“戊戌党禁”，赦免戊戌案内各员之罪，撤消缉捕康、梁等人之令，解除党禁，让康、梁党徒回国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保皇会视刘士骥“为极同志之人”。他在南洋视学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保皇会的欢迎。

刘士骥与保皇会的骨干之一、康有为的门徒欧矩甲商定了吸引侨资回国兴办实业的计划。回国之后，他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招，入其幕中，负责地方自治局的工作。光绪三十年（1907年），刘士骥联络了欧甲、梁应骝、叶恩、刘义任等保皇会骨干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见张鸣岐，确定了创办振华实业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银矿，并修铁路、开银行的计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刘士骥以广西补用道的身份，率欧、梁、叶、刘赴美洲向华侨招股。

当时，康有为也在华侨中招募股金办起了一批企业，但由于任人惟亲和挥霍无度而造成严重亏损。因此，他企图插手振华公司，用振华的股金来填补自己的亏空。但是，欧、梁、叶、刘虽为保皇会骨干，却因不满康有为的尤鸟倦，与之裂痕颇深。于是，他就致信刘士骥，要他撇开欧、梁、叶、刘，而把振华公司的财权交给康的心腹门徒汤铭三、陈焕章共同掌管。刘士骥读信之后，断然拒绝，并在日记中写道：“吾于斯人（康），为救国耳，非为其党事也。此次密书，惟知有党，未尝有国，其情大可见矣。若从其言，振华立败，可畏哉！吾十年迷信，至此为之破矣”！

以后，康有为还不断向刘士骥提出同样要求并发出公开威胁，刘置之不理。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刘士骥成功地完成了招股计划后回到广州市，但不幸在四月初九日（5月27日）即被康有为派遣的8名凶手杀害。

刘士骥牺牲后，丘逢甲作挽联：“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语极悲愤。岭南学堂监督（校长）钟荣光为《刘征君演说汇编》作序说：“十年以来，时局益棘，向日所谓能文之士，不特无分毫补益于社会，甚且为当道之鹰犬，学界之妖魔。及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仆友刘鸣博先生，实行之士也。由儒入吏，政绩卓著。其尤勤勤恳恳，热心焦思，务达其平生之志者，则惟教育普及一事。自充两广学务处员以来，粤中各学堂赖其保存成立者，不可胜数。今尚劳劳于斯役。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而先生不辞也……对于上官姓、同列、绅商、士庶，凡可进言者，无不竭诚规劝，以兴学救国为唯一之方针。仆即以此与先生相契。先生诚学界之伟人哉！”此可为其一生定评。

刘士骥的祖父是刘渭中。他的父亲是刘壮清。他的大儿子是晚清秀才刘作楫。他的二儿子是民国龙门县县长刘作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