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銮（1478年～1547年），字仲鸣，祖籍青州府诸城（今山东诸城）人。明朝大臣。曾任刑部主事、礼部右侍郎、大学士、吏部左侍郎等职，官至内阁首辅。

翟銮弘治十八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正德初年，授编修。嘉靖继位，升为礼部右侍郎。六年（1527年），升为内阁大学土，以吏部左侍郎入值文渊阁，皇帝亲赐“清谨学士”，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十二年以母丧致仕。嘉靖十九年又以原官入阁。二十一年，銮为首辅。时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进少傅兼保和殿大学士。后以诸边文武所遗，贿赂宦官，声誉顿衰，后为严嵩所不容，嘉靖二十三年遭人弹劾，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年70卒于家，谥号文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举进士，授庶吉士。正德初，改编修，继为刑部主事，进为侍读。嘉靖初，升为礼部右侍郎。嘉靖六年（1527年）升为内阁大学土，以吏部左侍郎入值文渊阁，皇帝亲赐银章一枚，文曰“清谨学士”。内阁大臣杨一清、桂萼、张璁先后去职，他独掌内阁事务两月余。

后因母死，回乡守灵3年。复起后，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巡视北部边防，诸边文武将吏皆受其节制，且50万两白银犒边。回京后以原官入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大学士夏言罢职，他继任内阁首辅，而实权远处于严嵩之下。受严嵩暗算，罢职为民，初居政府，颇为廉洁；后以诸边文武所遗，贿赂宦官，声誉顿衰。后死于家，朱载坖时复其职，谥号“文懿”。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传第八十一

翟銮，字仲鸣，其先诸城人。曾祖父为锦衣卫校尉，因家京师。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编修。

刘瑾改翰林于他曹，以銮为刑部主事。旋复官，进侍读。嘉靖中，累迁礼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阁臣。帝意在张璁，弗与。命再推，乃及銮。中贵人多誉銮者，帝遂逾次用之。杨一清以銮望轻，请用吴一鹏、罗钦顺。帝不许，命銮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直文渊阁。寻赐银章曰“清谨学士。”

銮初入阁，一清、谢迁辅政，既而孚敬与桂萼入，銮皆谨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赐银章密封言事，銮独无所言。诘之，则顿首谢曰：“皇帝明圣，臣将顺不暇，何献替之有。”帝心爱之。一清、萼、孚敬先后罢，銮留独秉政者两月。其后李时、方献夫入，位皆居銮上，銮亦无所怫。帝数召时、銮入见，尝问：“都察院拟籍谷大用资产，当乎？”时、銮皆北人，与中贵合。时曰：“所拟不中律。”銮曰：“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乱政先朝，正奸党也。”銮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帝卒从重拟。丁生母忧归。服阕，久不召。夏言、顾鼎臣居政府，銮与谋召己。

会帝将南巡，虑塞上有警，议遣重臣巡视，言等因荐銮充行边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诸边文武将吏咸受节制。且赍帑金五十万犒边军，东西往返三万余里。十九年春入京，遂命以原官入阁。在大同与总督毛伯温议筑五堡，过甘肃省与总督刘天和议拓嘉峪关，皆受叙。

二十一年，言罢，銮为大学士。时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进少傅、保和殿。严嵩初入，銮以资地居其上，权远出嵩下，而嵩终恶銮，不能容。御史赵大佑劾銮私同年，吏部尚书许赞亦发銮请属私书，帝皆不问。会銮子汝俭、吴如孝与其师崔奇勋所亲焦清同举二十三年进士，嵩遂属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銮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銮父子、奇勋、清及分考官编修彭凤、欧阳奂为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乡试主考谕德秦鸣夏、赞善浦应麒诏狱，并杖六十，其官。

斋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鞬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又为其子所累，讫不复振。

明朱厚熜给予翟銮“诸边文武将吏咸受节制”，遇事“便宜区处”的权力，让他携带“钦命巡行边务关防”大印和国库(太仓)银五十万两，去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头、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边”，犒劳边军。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农历二月，翟銮一行从北京城出发，开始其东西往返三万余里的“九边”巡行。农历4月，至宣化区，查得宣化卫所的钱粮、军民词讼等公务相当浩繁，只设一事办理，处事很难周全，翟銮上疏请增设参议一员，在宣府镇城驻扎，分守口北道。农历5月，“得旨：准增设，不必行查。”他还奏准在宣化府的方城、许家庄、东井修筑城堡，添设官军，加强防守。在大同与山西省总督毛伯温商议督修长堡(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锡河等“五堡”)，农历9月抵达甘肃省，与“三边”(延绥、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总督刘天和商议进一步拓展修筑嘉峪关市，并亲临嘉峪关，实地视察，听取驻节嘉峪关、巡视隘口的肃州兵备副使李涵等的汇报，答应李涵修筑嘉峪边城的请求。翟銮立即给皇帝上奏疏，他写道：“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壕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仍于壕内添筑边墙一道，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结果：“上从其议”，于是，经过一段筹备工作后，肃州兵备副使李涵奉命具体组织和督修了嘉峪关及其边墙。农历十月，嘉靖帝奖翟銮行边劳绩，诏加銮“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农历元月，翟銮返回京城。农历二月，他上疏奏报了九边巡行中，发现诸镇墩垣、壕堑、士马、器械等有问题者，都分别先后缓急，予以维修补充。并请示将巡查出来的不称职的三品以下有罪的将领(总兵、参将、游击)郭等七十三人，撤换、逮讯、追究责任，予以治罪。这一次，明朱厚熜没有采纳翟銮的意见，只命令将上述人员“各夺俸三月”了事，即以三个月不发工资作为对这七十三人的处罚，其他都不予追究。但却再次嘉奖了翟銮，诏加其为“太子太傅”，“赐钞三千贯”并有羊和酒送上门，表示慰劳。

这年农历3月，维修拓展嘉峪关市的工程全面展开。经过边防军和民夫一年的辛勤劳作，筑成了嘉峪关两侧的边墙(西长城)，南侧边墙称“明墙”，北侧边墙叫“暗壁”，全长14.8公里，质量上乘，“版筑甚坚，锄不能入。”开挖了护城沟，在距“明墙”30～60米、距“暗壁”数百米的地方，开挖了上宽9.8米，下宽3.5米、深4米的护城沟(外壕)。同时，维护和加固了关城。维护后的关城，墙体总高10.7米，底厚6.6米，上宽约2米，与维护加固前比，不但关城显得更加大气，更加雄伟，而且随着防御设施的完善，一个城关深藏固闭，结构布局奇巧的前敌防御体系真正建立起来，嘉峪关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雄关”。这一切得以实现，与促成拓展城垣的行边使翟銮，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