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蛟（1550－1628），字潜夫，号登原，南直隶徽州府婺源段莘村人。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初授南京市兵部主事，后历任南京礼部郎中、兴泉宪副、济南市参政、山西省按察使、右都御史代天津市巡抚与保定市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平生著作甚富，有《诗礼学略》、《乡约记》等百余卷。

《明史·汪应蛟传》

汪应蛟，字潜夫，南直隶徽州婺源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南京礼部郎中。给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相讦，应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于政府多所讥切。

累迁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陈矿使王虎贪恣状，不报。朝鲜再用兵，移应蛟天津。及天津市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即应蛟右佥都御史代之，屡上兵食事宜，扼险列屯，军声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将遣代。应蛟疏请止之，旨，切责。朝鲜事宁，移抚保定市。岁旱蝗，振恤甚力。已，极言民困敝，请尽罢矿税。会奸人柳胜秋等妄言括畿辅税可得银十有三万，应蛟三疏力争，然仅得减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矿税，俄中止。应蛟复力争，不纳。

应蛟在天津，见葛沽镇、白塘诸田尽为污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应蛟念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市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因条画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寡以请，得旨允行。

已，请广兴水利。略言：“臣境内诸川，易水可以溉金台，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亟称其议，帝亦报许，后卒不能行。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进兵部左侍郎，以养亲不出。亲没，竟不召。

光宗立，起南京市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北部。东西方用兵，骤加赋数百万。应蛟在道，驰疏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馈饷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殚氓穷，变乱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因列上爱养十八事，帝嘉纳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饷千二百万，应蛟力阻之。廷议“红丸”事，请置崔文升、李可灼于法，而斥方从哲为编氓。

应蛟为人，亮直有守，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遂见忤。会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诏加太子少保，驰传归。陛辞，疏陈圣学，引宋儒语，以宦官、宫妾为戒。久之，卒于家。应蛟学主诚敬，其出处辞受一轨于义。里居，谢绝尘事，常衣缊。

译文：

汪应蚊，字潜夫，婺源县人、万历二年进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曾任南京礼部郎中。经考核入京。恰逢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互相攻击。汪应蛟认为陆光祖不对，盲言上疏弹劾他，对政府有很多劝谏。

经多次进升至山西省按察使，在易州统兵，上书陈述矿使王虎贪婪横行的情形，皇帝没有答复。朝鲜再次发生战事，调汪应蚊到天津市。到天津巡抚万世德任朝鲜经略后，就提拔汪应蛟为右愈都御史代替他任天津巡抚。多次上书陈述审饷事宜，控制险要的地方驻扎军队，军队声势很振奋。税使王朝死了，皇帝将要派人代替。汪应蛟上疏求伫派，冒犯了皇帝旨意，被严厉谴责。朝鲜的事情平息后，调任保定市巡抚．这年遭受旱灾、蝗灾，赈灾很得力。过后，极力进言说明京城地区自姓困顿凋敝，请求完全废除矿税。适逢奸人柳胜秋等胡说搜刮京城地区的税可得白银十三万两，汪应蛟三次上疏尽力争辩，但仅得到减税一半的结果而已。三十年春天，皇帝命令停收矿税，很快又中止了这道命令。汪应蛟又竭力争辩，没被采纳。

汪应蛟在天津市．见葛沾、白塘等处田地部是草莽丛生，询问当地人，都说盐碱地不能耕种。汪应蛟心想地无水就成盐碱地，有水就会滋润，如果改造成水田，肯定会有收益。于足招募白姓开垦田地五千亩，开成水出的有十分之四，亩产达到四五石，土地的效益人大地板发出来。调任保定市后，就上疏说：“天津驻兵四下．花费军饷六万，都从民间收取。留下军队刚百姓叫苦，体恤百姓则军饷不足，想来只有屯出可以使军粮充足．现在荒地无边，野草无际，如果开通沟渠建立堤坝，分划为田，可得得田七千顷，每顷收获谷物三百石。邻近军镇的年度费用，可以一并资助．不只是天津市的粮饷足以自取供给。”因而分条规划开垦田地的农夫和税收数额的多少以请示，得到圣旨允许实行。

后来，请求广泛兴建水利．人略说：“臣辖区内的各条河流，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町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西门豹曾利用它。瀛海在众河下游，与江南水乡相比没有差别。其它山下的泉，地下的水，到处都有，都能引来灌田。请开渠筑坝，酌情征调士兵民夫，完全依照南方水田的办法实行．所属六府，”可获得农田数万顷，每年增收谷物一千万石，京城地区的百姓从此富足，没有早涝的忧患；即使不幸运粮的河道有阻塞，也可以在南方将粮税折合成钱，在北方来贸取粮食。”工部尚书杨一魁一再称赞他的提议，皇帝也答复许可，后来最终没有能推行．召入京任工部厶侍郎，还未上任，赐予告假离去。后来，进升兵部左侍郎，因为奉养父母没有出任。父母死后，最终没有征召。

赵惇即位，起用任南京市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任北京户部尚书。东方，西方打仗，突然增加赋税几百万。汪应蛟在路上，紧急上疏说：“汉高祖称赞萧何的功劳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粮不断，我比不上萧何。’供给军粮要先安抚白姓，所以能使汉兴盛把楚减掉，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一样。现在国家灾难多，经费不足．势必不能放松催租；但如果不爱惜保养百姓的财力，而只图收尽他们的钱财，财尽民穷，变乱必然发生，怎能不预先为此作好打算。”于是列出献上爱护保养百姓的十八件事。皇帝赞许并采纳了。熊廷弼提出在三个方向布防的策略．需要军饷一千二百万两，汪应蛟竭力反对它。在朝廷上讨抡“红丸”案，汪应蛟请求将崔文升、李可灼绳之以法，而贬斥方从哲为平民。

汪应丝为人，忠诚正直有节操，把国当作自己的家。谨慎地收支、杜绝浪费，国家经济依仗他。皇帝的保姆客氏对墓地的要求超过了制度，汪应蛟坚持不给，于是得罪了皇帝，恰逢有人说他年老不能干事，他坚持请求退休。下诏加太子少保，用传车送回乡。辞别皇上，上疏陈述圣人的学说。引用宋代儒者的话，劝告戒备宦官、宫中妇女．很久以后，死在家中。汪应蛟为学主张诚敬，他做官居家、推辞接受全以道义作为标准。退居乡里后，谢绝世俗事务，常穿着粗麻布衣。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倭将平秀吉兵围朝鲜，危及我国安全，朝廷派天津市巡按领兵赴朝镇抚，升汪应蛟为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屯兵驻防，保卫海疆。

由于连年征战，军队的后勤供应非常紧张，百姓不堪重负。汪应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天津附近葛沽镇、白塘一带的土地，一片荒芜、径苇丛生。他想，这一带水源充足，若能将此荒废之地开垦为水田，不仅能改善军队的粮食供应，同时还能大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汪应蛟找来几位当地老人，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一大片地都荒芜了”。老人们告诉他：这些地是因为“斥卤不可耕”。汪应蛟经过调查分析，得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的结论。于是，他力排“盐碱地不能耕种”的“风土论”观点，决心一试。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减轻百姓过重缴纳军粮的负担，汪应蛟下令驻防兵丁2300人进驻葛沽镇、白塘一带，筑堤围田，开浚河渠，灌水洗碱，开始张拓芜。是时，他吸取江浙治理盐碱地的经验，采取“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相通”的办法，四面筑堤以防水涝，开挖深渠利于排涝，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盐碱。第一期垦田5000亩，其中水田2000亩，亩产粮四五石；旱田3000亩，亩产日本杜英一二石。“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汪应蛟首次屯垦，并创天津市种植水稻之始获得成功，为当地大规模开发改造盐碱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是军民始信，闽浙治地之法可在北方推行，而各官也相信斥卤可尽变为膏腴。”在汪应蛟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天津“田利大兴”，大片的盐碱地得以开发成为良田。屯田范围逐步扩大到何家围、吴家嘴、双港、辛庄、盘沽、贺家围、东泥沽、西泥沽等地，分别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十字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开田数量达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每年获利饷银6万两，使天津市财力大增，极大地改善了军粮供给和百姓的生活条件，并造就了津门著名的水利设施，福及子孙后代。

抗倭援朝战争胜利后，汪应蛟移调保定市巡抚。时保定恰遭大旱蝗灾，粮食颗粒无收，造成饥民无数，畿民困敝；而矿税却有增无减，强行摊派，百姓苦不堪言。汪应蛟一面开仓赈灾，帮助饥民度过灾荒；一面上疏直言请尽罢矿税，减轻百姓负担。他说：“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相望，加以频值寇警，屡兴征讨之师，按丁增调，履亩加租，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倍之矣。疮未起，而采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概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室无己，奸人肆虐何极。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持无可究诘之说，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在汪应蛟的力争下，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神宗帝终下诏停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谴诸臣。汪应蛟官保定市时，看到保定一带也是“荒土连封，蒿莱弥望”，对此情状，他认为“惟屯田可以足食”。于是上疏朝廷，建议“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此疏“得旨允行”，引之卓有成效。后来，汪应蛟为根本解决河北省水利问题，又奏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这一建议得到了工部尚书杨一魁和赵顼的称许。只是后因神宗去世，明朝走向衰落，使他的建议未能实现。但汪应蛟利用“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之变河北省为江南的设想，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不久，汪应蛟辞官归婺源县故里。在居家的十九年里，他曾捐俸置义田五十亩，建“正经堂”，修“三贤祠”并讲学其中。光宗即位，汪应蛟复起任南京市兵部尚书。当时东西战事又起，朝廷骤加赋银数百万。汪应蛟急上疏力诫，并列上十八个爱养民众得民心的事例。汪应蛟的上疏得到朱由校的嘉奖与采纳，加赋计划为之取消。接着，熊廷弼奏议加征饷银1200万两，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也被汪应蛟上疏阻止。

后因年老，汪应蛟七次上书辞官，获准。诏加太子少保，旨赐其“理学真儒，经济实用”评语。平生著作甚富，有《诗礼学略》、《诗礼品节》、《学诗略》、《中诠》、《读庸悟言》、《理学经济汇编》、《九问密语》、《独言》、《海防奏疏》、《津门疏》、《抚畿奏疏》、《蜀语》、《古今彝语》、《计部奏疏》、《病吟诗草》、《乡约记》等百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