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委员会，也称兵士委员会、革命兵士委员会，简称士委会、兵委会、士委、兵委等，最早在苏俄红军创建时期建立，是红军在初创时期，为实行民主，以区别于一切旧军队而创设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群众路线在军队建设中的体现。

1917年3月1日，圣彼得堡苏维埃通过并颁布的1号命令规定：各部队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部队的一切行动只听命于代表苏维埃和本部队的士兵委员会；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控制，无论如何不能让军官插手；指挥员实行选举制。1927年1月，彭德怀提议将秘密的救贫会改为公开的士兵委员会。1927年9月底，毛泽东进行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对士兵委员会进行改进调整，使得这一新制度不断发展。1930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已日臻完善。红军时期以士兵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对于创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发挥了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

士兵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突出士兵的主体地位，实现红军内部的高度民主，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体现了红军的阶级本质。2、有效地根除旧军队的军阀主义残余，很好地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3、肩负政治机关职能，有效地担负起开展基层政治工作的任务。4、暂时弥补党组织不普及的真空，有效地落实党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5、保证命令的执行，帮助维持军纪。

三湾改编除了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和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外，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实行民主主义的具体表现是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中国工农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关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和任务，陈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叙述：

“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委员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至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按30人至50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至7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

“此外士委会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必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放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这又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民主化在部队蔓延。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新兴事物给当时的士兵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们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说：“我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按选举名额，由连里选出一些委员来，三个连的委员组成营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只是遇事开会研究。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

王紫峰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力。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会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每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和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

自从实行了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由于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在军中享有一定的权力，深受士兵的拥戴。在当时不少军队干部来自旧军队，打人骂人的军阀作风还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士委会”挺身而出与之斗争，维护士兵们的权益，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和俘虏兵，影响更大。

有一件“徐彦刚受罚”的事情，在部队中影响很大。徐彦刚是1926年入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秋收起义时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市，担任过袁文才部的军事教官，袁文才的部队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十二团后，徐彦刚担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有一天，徐彦刚和几个人在一起玩牌九赌钱，被连士兵委员会主任吴照明发现，上报到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当即差人把徐彦刚批评了一通，表扬了特务连士兵委员会。徐彦刚在陈毅的开导下承认了错误，并请求处分。结果，徐彦刚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受罚站岗三天。这件事传开后，“士委会”在部队中威信大震。

老红军杨至成曾亲身经历过井冈山市斗争时期一个俘虏兵的故事，很能说明当时民主主义对白军士兵的影响。有个叫曹福海的战士，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杨池生部的士兵，在永新战斗中被中国工农红军俘虏。时任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的杨至成动员他参加红军。他因受国民党“红军抓到俘虏要剥皮抽筋”的欺骗宣传影响，说什么也不肯加入红军。结果，按红军部队的规定，领了几块银元的路费放回去了。没过多久，曹福海在七溪岭战斗中再次被红军俘虏，他还是表示不肯当红军，于是又领了路费回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曹福海竟拉了十四、五个白军士兵拖枪投奔了红军，并对杨至成说：“你们红军里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骂？”曹福海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战斗勇敢，工作积极，很快当了排长，后来在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州市途中，在大余县战斗中英勇牺牲。

还有毕占云和张威。毕占云是国民党阎仲儒部的一个营长，张威是国民党朱培德部的营长。受红军的影响，他们在1928年冬天先后率部投奔井冈山红军，后来在红军队伍中锻炼成长为红军指挥员。张威于1929年1月在大余战斗中壮烈捐躯，毕占云则在解放后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红军中的这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不但把红军士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军。敌人对此惊恐万状，连杨池生部办的《九师旬刊》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这种办法也有“毒矣哉”的惊叹，所以不少敌军俘虏会在精神上醒悟出一个真理：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他们感觉中国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谭冠三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对于克服军阀主义残余，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俘虏兵，起的作用更大。他们来到红军部队后，感觉与白军中不一样，觉得很舒畅，心情愉快。同时士兵委员会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士兵委员会有一定的权力，在平时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也由士兵委员会来解决。”

井冈山市斗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内部以组织士兵委员会的形式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是一大创举，也是红军区别于白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对于健全军队民主，反对军阀残余，克服官僚主义，破除雇佣思想，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团结广大的士兵群众，起到了积极作用。红军的民主主义像一座红色的大熔炉，熔炼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毛泽东在向中央汇报说：“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中国工农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窑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市斗争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