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简公（前570年—前530年） ，姬姓，显肃皇后，名嘉，春秋时期郑国第十六位第二十任国君，郑僖公子。公初立，诸公子欲诛相子驷，子驷尽除诸公子。子驷、子孔相继执政。晋伐郑，与晋盟；楚伐之，又与楚盟。执政者皆以侈而专国政。简公十二年，诛子孔，任子产为卿，郑赖以存，在位三十六年。

郑国在西、东周之交东迁到现在郑州市的附近，还是“斩之蓬篙黎藿而共处之”的，郑地正当中原的中心，在东周之初，还是这样的荒凉。郑的东邻是商代王一部的宋国，而到春秋之末，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两国都不占有，后来宋有叛臣奔郑，郑人在那里筑了几个城，两国因此发生战争，结果仍以六邑为虚。

西周、春秋的家族有象征着本家族的特殊标志，后人称其为族徽。郭沫若先生认为：族徽“也就是族名或者国名”，它与家族的称号“氏”有密切关系。由于族徽使用的普遍性和早期文字本身的原始性，初期的族徽和文字并无本质的区别，族徽既是家族的形象标志，又是家族的称号“氏”。如果这个家族领有封国，还可以作为封国的名称。但是，族徽与氏的使用场合又不完全相同。族徽作为家族的标志，铸制在青铜器上，运用于青铜铭文中，或者镶缀在家族的旗帜上和家族成员的甲上，它所突出的是形象。氏主要用于日常称呼，需要能读能写。于是，随着文字演进逐渐产生了便于书写、有读音、意思又和族徽原有含义一致的文字符号。由于文字演进的快，而族徽则刻意保持古老的形象，两者长期沿着不同的走向演化，相互之间的差别也就越来越大，秦汉以后姓、氏和一。这也就是金文中姓、氏、族徽并见，氏与族徽不易直接对照的原因。

西周公国前期，青铜器和少数其他器物上常见族氏铭文，其族氏常写得比较象形，因而被称做“族徽”。

郑的始封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名友，姬静时受封于郑（在今华州区），是为郑桓公。郑国的姬姓、显肃皇后和庄重的郑字族徽，是深重的文化积淀，姬姓标志着古老的族源，郑氏和族徽象征着庄重。这种姓、氏与族徽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入到了郑文化核心部分，体现到文化的各个方面，青铜器上形象逼真的族氏铭文都透露出浓厚的文化情结。

郑国人口：估计有上百万人（以郑国有十万军队估计）。

民族与宗教：主要民族为周族和商朝，还应该有少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通用周族的语言，和金文、帛书、简书等大篆文字。主要信奉周礼和祖先崇拜。

世俗社会之上有一个天王，所以神鬼世界之上也有一位雅威。世俗社会里有大小封君，都统属于天王，所以神鬼世界里也有大小神祇，都统属于上帝。上帝是一位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他很关心人间的事情，会得赏善罚恶，又会命令人王统治全世界，据说他还是人王们的始祖呢。人王被称为天的儿子，所以天子服事上帝也应当像儿子服事父亲一般。

上帝之外，最有权威的神祇便是掌管人们所住的土地的社神和掌管人们所吃的谷类的后稷。社神又称“后土娘娘”，他的名字唤做禹，又叫句龙，他是受上帝之命下凡来平治水土的伟人。稷神又称“后稷”（又有田神称“田祖”，或许即是稷的化身），他的名字就唤做稷，他也是受上帝之命下凡来播檀谷种的天使。禹平定了水土，稷便在土上播了谷种，于是人们住的也有了，吃的也有了，感恩报德，把他们特别崇敬起来，所以“社稷”一个名词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日、月、星辰、山、川等在那时也已被当作神祇崇奉了。日、月、星辰的神能主使雪霜风雨的合时或不合时；山川等神又是水旱防疫等灾祸的主管者。他们多半也有名字可查，如日神叫做太阳神，月神叫做常羲，她们俩是雅威的左右夫人，日、月都是她们所产生的。商星的神叫做子契，参星的神叫做实沈，他们俩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把阏伯迁到商丘市，派他主管辰星（就是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派他主管参星；山崩川竭，人们当作大灾兆看待，国君们是要举行种种仪式以表示不幸的。此外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神祇，如火神叫做回禄；水神叫做玄武；司命帝君叫炎帝，能起火灾；宗布神（驱除灾害的神）叫做羿，能除去地下的百害；降福的神叫做勾芒；刑神叫做蓐收。

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变成“鬼”，鬼的地位虽下于神，但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也很爱管人间的闲事，和神一样会得赏善罚恶；因为他们比神更接近人们，时常会得出现，会为人的祸患，人们看见他是很害怕的。他们又会求食，求不到食也会饿，饿了就要作怪逼人去祭祀他们了（鬼神也同世俗社会里的人一般，不大会迁移地址的）。

神鬼之外，又有妖怪。据说，木石的怪叫做“”，水的怪叫做“龙罔象”，土的怪叫做“羊”，妖怪的种类也很多了（各种灵物都会变成怪的）。

祭祀 凡是鬼神都有受人祭祀的资格，那时的祀典是这样：祭雅威的礼唤做“郊”，一年一次；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周人的始祖后稷，一面是稷神，一面又是配天而享的太祖（鲁人祭稷为郊，所以祈农事）。社稷神都有专祠，无论大都小邑，都有社稷坛；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们的社（国家的社称为“大社”或“冢土”，“土”即是“社”）；社稷好比现在的城隍庙或土地堂一般，时时有受祭祀的资格。祭山川的礼唤做“旅”或“望”，也是极重要的祀典；祭祀它们也有一定的时间和次数。山川是神灵所聚的地方。从天子到士都有聂氏宗祠去祭祀他们的祖先（不同族类，鬼神是不享他们的祭祀的）。宗庙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合祭众祖的太庙（一称“大室”以太祖为主），一种是分祭一祖的专庙。据说，除太祖和最有功德的祖宗外，寻常的祖宗的专庙，经过若干代之后，便因亲尽被毁了。祭祖宗的礼，顶重要的有“”、“”、“尝”等祭。禘礼在孔子时已不很明白了，据研究，禘只是一种平常的祭祖礼。烝、尝是四时献新的祭礼。每年祭祖大致有一定的次数。

当国（上卿）、为政（次卿）、司马、司徒、司空、令正。不设为政以司马为次卿时，第六卿为少正。郑的公族势力极大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异姓都不强盛。郑国真称得起是当时盛行亲亲主义的模范国家了。自七穆掌权，郑伯就成为春秋诸侯中最没有权力的国君。这种形势的造成，是由于在位时间最长的郑文公“逐群公子”，加之此前昭、厉争立，三君被弑，致使公族无人，穆族坐大。春秋后期，郑国上卿由罕氏世袭。子产等人为政，并无实权。子产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一是有子皮支持，二是不得罪驷、丰大族。

国君之下有“卿事（士）”、他们执掌着国家的大政。“卿事寮”之下有“诸尹”，“诸尹”之中最高的似为“大史寮”，似不止一人。又有“尹氏”、或称“内史尹”，或“作册尹”等（“太师”似亦即此官），他们都是执掌典册诏命之类的大官。又有“大保”，官阶也甚高。有“冢宰”和“宰”，似是掌王室家事的官。有“宗伯”，亦称“大宗”，是掌礼仪的官。“大祝”，是掌祭祷的官。有“冢司土（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工（空）”，是掌建筑工程等事的官（司徒、司马、司空古或称为“三事”，职位很是重要）。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臣”，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此外又有“里君”，似是地方之长。

郑国的少正（鲁国似也有此官），有时是“卿官”。有马师，似是管兵马库的官（鲁国也有此官）。有褚师（宋、卫也有此官），是掌市的官。

诸侯所居的首都唤做“国”。

国、都、邑，是那时列国大小城镇的三层等级。大而有城垣聂氏宗祠的唤做“都”，都大致是列国大夫的封邑或重要的城镇。国，都以外的地方也统称为“鄙”，鄙中有邑和县。“县”和“邑”是差不多的组织。人民聚居的地方唤做“邑”，邑的大小范围没有一定，有的有城垣，有的没有。

城外有郭（外城），大致城外郭内的地方唤做“乡”，郭外唤做“郊”，郊外唤做“遂”；又有“牧”、“野”等名目，也是指城乡外的地点。

地方上的小组织有“邻”、“里”、“乡”、“党”、“州”等名目，其详细的区划已不可确知。大致是以家为本位，合若干家为一邻，合若干邻为一里，合若干里为一党，合若干党为一乡。州大致是与里差不多的地方组织。

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当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是子国的儿子。子国殉了国难，他嗣位为大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势，任用贤才，善修辞令，以应对诸侯。宽待贵族而以猛治民，严禁寇盗。同时开放舆论，以集思广益。他先后曾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划定都鄙的制度，制定田疆，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第二是创立丘赋的制度（据说一百四十四家为一丘，每丘出兵赋若干，这与鲁国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国赋。第三是铸造刑书，以镇压奸民。这第一点可以说是整理乡制，开发农村；第二点可以说是充实军备；第三点是成文法的公布。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这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动摇的时候，自然比较容易成功。所以当他掌政的第一年，人民都痛骂他道：“拿我们的衣冠没收了（这是禁奢侈）！拿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这似是禁兼并）！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他忙。”过了三年，大家又歌颂他道：“我们有子弟，子产替我们教训了（这是振兴教育）。我们有田地，子产替我们开发了（这是开发农村）。如果一天他死了，有谁来继续他的工作呢？”后来子产死时，全国人民又都痛哭他道：“子产死了，还有谁来抚恤我们呢？”推原一般人民所以先前骂子产的缘故，是因为子产破坏了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恶因而使人民感到了一种暂时的痛苦（当子产“作丘赋”的时候，国人也谤毁他，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可见改制之难与子产的决心）；后来人民所以又歌颂和痛哭子产的缘故，是因为他建立了开明的新制度而使人民得到了相当的利益，这一骂一歌一哭，就把当时郑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经过表示出来了（子产当政时郑国仍有内乱，子产也力不能尽情讨治；这又可见时势艰难，虽有英雄，也无法顿时致之太平的）。

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造刑书，公布国中，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当郑国铸造公布刑书的时候，晋国有名的大夫羊舌肸曾给子产一封信，责备他道：“从前先王临事制刑，不预造刑典，为的是怕人民有争竞的心思；那样谨慎，尚且禁压不住人民。如果把刑书公布了，百姓知道有一定的刑法，他们便不怕在上位的人了。人民存了争心，用了文书做依据，以冀侥幸成事，国家还可治理吗？”子产回他信道：“你的话固然不错，但我是为的救世啊！”这证明了古代的刑法是藏在贵族们的匣子里的，他们不愿把刑法公布，怕的是丧失了贵族们固有的生杀予夺的权柄。叔向的话正是代表顽固的贵族阶级。但是时势已逼迫得开明的政治家子产为了救世而甘冒不，竟把刑典公布。这刑典的公布与封建社会的崩溃也很有关系的。

春秋末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刑律的事，如鲁定公九年，郑执政驷歂杀了法律家邓析，却施用了他所作的竹刑。“竹刑”大约也是一种刑书，把条文写在竹简上的。据传说：邓析是一个擅长颠倒黑白、混乱是非的恶讼师，同时他又是一位大哲学家。

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曾经说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话。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孔子还要开明。

经济：郑国是一个经济富国。但国土资源贫乏，“国小而逼”，是进出口贸易发达的国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手工业高度发达，手工业主要集中在新郑市首都地区。郑国从建国初期开始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按照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的基本原则，让商人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为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此后，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主要贸易对象为周、晋、楚、秦、齐等国家。

古时人穿衣，上面是衣，下面是裙，裙叫做“裳”。据说只有一种“深衣”（简便之服）是上下衣裳相连的。衣裳之间有带（大带用丝叫做“”，革带用皮），以资束缚。礼服的前面又有皮制的蔽膝，叫做“”或“”或“”，大贵族的韨是红色的。又有包束足胫至膝的“邪幅”，叫做“逼”。内短衣叫做“襦”，长衣内塞绵的叫做“袍”，不加绵的叫做“衫”。下体近身的叫做“”，有袴衤官的叫做“袴”（不缝裆），也叫做“”、雨衣叫做“制”。男子头上有冠，女子头上有（冠笄外又有巾）。贵族的男子身上佩有玉器和刀剑等（玉是宝器，当时人非常珍重。人们冬天所穿的有绵（丝绵）衣和皮衣，皮衣是用狐、貉、羊、鹿、熊、等皮制成的。（古裘衣皆如今之反著、外加衣以掩之谓之“袭”，开衣露其裘谓之“裼”）大贵族穿着“锦衣狐裘”。睡时有“寝衣”和“衾”（被）、“裯”（帐）、“枕”等。斋戒时又有“明衣”（是布制的）。男子们打仗时所穿戴的有甲胄等。甲胄是用犀等皮制的，外涂丹漆。女子们讲打扮的是“绿衣黄里，绿衣黄裳”和“（白色）衣（绿黑色）巾”。奇异的服饰是那时人所禁忌的，如郑公子臧好聚鹬冠（鹬鸟的羽毛所作的冠）为郑君所恶，派人把他杀了。

古人的食料，和现在人所吃的也差不多，他们通常所吃的饭，是麦米和菽豆等（当时以粱米为贵食，所谓“食必粱肉”，是很奢侈的事）。吃的菜：荤的有牛、羊、猪、狗、兔、鸡、鱼、鳖等肉（牛最贵，羊次之，猪、狗、鸡等又次之，鱼、鳖为下），最著名的美食是熊掌；素的也有各种菜蔬。平民们寻常吃素，贵族和老人们才得吃肉。贵族平民都以羹为常食。盐、酱、醋等在那时也已发明。另外还有一种果葡糖浆，叫做“饴”。盐醋等之外，又用梅果作调羹的作料。姜、葱、韭等也是那时人日常必用的食物。喝茶的风气还不曾有，他们所喝的：冬天是热汤，夏天是凉水。娱乐交际的食品则有酒和果脯等。

周代，已经有了瓦屋。周代贵族阶级的屋子，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路寝”，一种叫做“小寝”（庶人只有一寝）；堂后和堂前有庭，和现在的屋子也差不多。室里有，室外有门户，屋外有檐，有墙，有大门。堂下有两道阶：在东边的叫做“阶”，在西边的叫做“宾阶”；宾客进门时，主人迎入，自己从阼阶走上去，宾客从宾阶走上去，互相揖让行礼。屋内布席和几筵。屋外又有园圃之类。娱乐的地方更有各种台。打仗时人们所住的则有营幕。西周以来，贵族们已有飞檐式的房屋。当时席地而坐，用几凭依，睡时则用“床”。

古时的交通在要道上设有旅舍。路旁有表道的树。周室为当时天下的共主，在西周的时候，已建筑有像砥（磨刀石）一般平，像射出的箭一般直的“周道”。交通的工具，大致陆地用车（有服牛、乘马、人挽），水道用船或筏。古代的交通工具种类也很多了。但庶人出外是步行，而且要自己带了粮食。北方水浅，少有桥梁，人们过小河的时候，往往用牵衣涉渡的方法。

古人娱乐的事情大致饮酒奏乐。如郑伯有好酒，造了一所“窟室”（地下室），全夜饮酒奏乐，结果竟致丧身之祸。男女们驾车出游，也是一种消遣的方法。贵族阶级特殊的娱乐有所谓“女乐”，是女子的歌舞队。又有“优戏”，多用于祭祀时。贵族们在幽美的园榭里，喝着老酒，听着音乐，其乐无极。有时可以出外游散，打猎。当时已有博弈的事。

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功”，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

周人所用的农具，据记载有“耒”（歧头的木器）、“”（耒下半圆形的刀头）、“钱”（刀形物，与耜相类）、“”（去草的农器）、“”（镰刀之类）等，大多是金属物制的。农产物重要的有“黍”（黄米）、“稷”（不粘的黍）、“稻”（米）、“粱”、“菽”（豆）、“麦”、“麻”、“瓜”等。种树最重要的是桑。绩麻养蚕和织布织帛，是女子的专业。

他们耕种的方法，第一步是草伐木，开草原为耕地，疏凿沟洫，以利灌溉。耕时用两人推耜以翻土，谓之“耦耕”。草除土翻以后，便按节候去播种和除虫，然后去莠壅土，谓之“耘”和“”。成熟之时便去收获。到了收获时期，“筑场圃”，“纳禾稼”，再将谷类加以治，入仓收藏。这便是他们耕稼的整个工作。

《诗经》中歌咏农事的诗很多，较详细的如《大田篇》说。这类“农夫”是替主人耕种的，他们之上有田主人，又有督田的专官，受尽了压迫。他们所耕种的，有“公田”、“私田”的区别。所谓“公田”和“私田”，“公田”似是指公室的田，“私田”大约是指贵族们和自由农民的田（西周和郑国时似乎也有自由农民。又当时已有隐士，似是贵族退居田间的）。土地大部份在国君和贵族的手里，所谓“公食贡（似指“公田”的收入），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以上都是贵族，他们是有土地的阶级；庶人是平民，他们大部份没有土地，只是替贵族们耕田，食他们自己的力气；所谓“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我田既臧，农夫之庆”，可见土地上的收入全部归田主所有，田主是不耕田的。金文载“田七田”，与“人五夫”相配。

农业维持了郑国时代的基本经济（这并不仅郑国时代如此，就是一直到了现在，这种情形也还未完全改变），同时商业在这时也稍发达了：“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是西周王室勉励商国遗民的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像做生意，利息三倍，贵人们也懂得），也是西周末年的情形。又郑国在东迁开国的时候，政府曾与商人立有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们也不强买强夺商人的货物；商人们有利市宝货，国君们也不得预闻。商人有了这种特定的保障，事业自然更容易发展。他们在那时已能守不二价的道德，所谓“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便是说百姓用货物掉换资财的，不求过丰，明定出价格来。

郑国是春秋时商业顶兴盛的国家。郑国因为处在当时“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晋，东到齐，南到楚，都有郑国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已与郑君订有维护商业的条约。所以事业更容易发展。关于郑国商人的故事，如鲁僖公时，秦穆公起兵袭郑之役，由商人弦高们解救了郑国的危机（事详第九章）。又当鲁宣公的时候，晋国大将智罃被楚人在战场俘虏去，有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运走；计策已定好，还没有实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后来那商人到晋国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经救了自己一样；那商人谦谢不遑，就到齐国去了。

商人和工人一样，在那时与庶民（农民）是分立的。大部分的工商隶属于官府，生活却至少半由自己维持，私人经营工商业的，在那时，即便已有，人数也必不多。工商也和农民一般以不改业为贵。商人们受命于官府，往来各城邑，贩运货物，很能获得利益。但那时的商业似乎还不曾深入普遍于广大的下层社会中，商人们差不多只是替贵族当差。他们所贩买的货物，虽然也有丝、布、谷、米、畜牲、木料等类，可供一般人的应用，但他们多注意于珠、玉、皮币等较珍贵的物品，以专供贵族们的需求。商人在贵族阶级的眼光里，已被看成不可少的社会成员，因之有“商不出则三宝绝”的话。那时的君主们是很注意于“通商”的事情。

商人的聚集地唤做“市”。当时的所谓“市”大约只是人民在城市中或乡下的大道旁按定时聚集买卖的空地。那时似乎只有“市”，或许有些小规模的商场；至于固定的大规模的商店，那时似是没有的。

买卖大部份只是“以货易货”的，所以可以抱了布去贸丝，握些粟出去问卜。这就是所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但货币并不是绝对没有的：在商代和西周时已用贝壳做交易的媒介物，后来更有用铜仿制的贝币；而且普通的铜也已用作交易物了。每一货币的单位唤做“爰”或“寽”。至少到郑国时已有用铜制的钱（本农器之名）币。

郑国货币为布币。布币是黄河中游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农具"铜钱"演变而成的青铜铸币。可分为原始布、空首布和平首布三个发展阶段。原始布其形如铲形，体形厚重博大，上端有短、肩部平直，保留了农具"铜钱"的一些痕迹，由于用途广泛，携带方便，常被人们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到西周晚期形体渐趋缩小，銎的下端退缩到"钱"身上部，原来"钱"身中部隆起的脊棱，变成了一道象征性的竖纹至布身下部，钱面也出现了文字和符号。这类布钱是有农具向货币过度的一种形式，有明显的原始性。郑国时期这种原始布又演变为空首布，成为周、晋、郑、卫、宋等国的青铜铸币。其形制主要有平肩、耸肩、斜肩三种类型。长銎上端多有一三角形星，其下一穿孔，其布身大都铸有一字，也有四字的，但出土较少，内容多为记地名、吉语、数字等，开创了货币文字有地名的先河。平肩空首布铸行于周代及晋、郑、卫等诸侯国内。斜肩空首布铸行于郑、晋、韩等地。平首布是空首布演变而来，其首改为扁平，仅象征农具铲形的农具。钱面有地名和货币单位等钱文，如"釿""寽"等其形制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孔布等。主要铸行于郑国时期的周王室、山西省地区（韩、赵、魏）、楚、燕、中山等地。

郑国时代的工业情形，我们只能知道工人的聚集地在“肆”（工场），他们造成好的工艺品献给贵族，造成次的工艺品卖给人民，如当时精细的彝器和兵器之类，恐怕非有专门的工人是不能制造的。工人可以当做国际的贿赂品，可见数量必不很多。据《考工记》的记载：制木器的工人有七种，制金属器的工人有六种，制皮器和设色、刮摩的工人都有五种，制土器、陶器等的工人有两种。

手工业作坊遗址

郑国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多在郑东城以内，比较丰富的发现主要有大吴楼铸铜遗址，中行铸铜遗址和热电厂制陶作坊遗址等。

大吴楼铸铜作坊遗址，位于东城东部（大吴楼村北），面积十多万平方米。该遗址从春秋开始，一直沿用到战国。在春秋地层堆积中夹有大量铜炼渣、木炭屑和熔铜炉、鼓风管、以及、铲、镰、和凿等生产工具范。此外，还出土有少量的残铜器。

在郑东城郑国祭祀遗址东南部的一些春秋坑井中，发现了大量的春秋青铜冶铸遗物，其中青铜礼器范有鼎、壶、、、鬲等；乐器范有编钟、铃等；其它杂器有带钩范、带勾型模、各种榫范、卯范、环范、器具饰件范、铜器花纹范等；冶铸材料有大量的鼎、壶、锛、钁芯炉料、扁足型炉料、浇口范、鼓风管、炉口、上、中、下部位的炉壁残块，铸造用泥条等；生产工具有钁、锛范等；钱范有大量的空首布芯范等。这一发现是数十年来发现青铜铸造遗物最丰富的一次，证明其附近在春秋时期是一处重要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这里既铸造青铜礼乐器，又铸造生产工具和钱币等。铸铜遗址当年郑国生产的铜刀与宋国的斤(斧)、鲁国的削(小刀)和吴越的剑并称于世。

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位于东城中部（市计划生育委北）面积七千余平方米，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作坊遗址。春秋文化层中包含着骨簪、骨锥、骨珠、骨环等骨器及一些骨料。清理一批水井、灰坑及骨器，有带钩、针、锥、簪等，还有石斧、砺石、铜刀、蚌镰、等生产工具，最大量的是遗弃的废骨料和半成品加工骨。说明春秋时期的郑城中的许多骨制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

制陶作坊遗址，一处位于郑东城新郑市热电厂西北部。窑以西北部最集中，作坊在遗址东部，为夯土台基建筑。共清理各时期陶窑21座，其中西周窑3座、春秋窑16座、战国窑2座，春秋时是窑址烧造的鼎盛时期。春秋窑一般为不规则长方形，或近似鞋底形，由窑道、火门和火膛组成。从火膛到窑室底部呈斜坡状。升焰窑为西周晚期，半倒焰窑从西周晚经春秋到战国晚各期都有，展示了从西周、春秋到战国陶窑形制演变及其技术改进的过程。

冯庄制陶遗址主要清理了灰坑、水井中的陶器等遗物堆积，并发掘灰坑27座、水井4眼、墓葬54座。均为春秋中晚期郑国家族墓，长方形竖穴土坑状，排列密集。出土的文化遗物极为丰富，陶器数量在万件以上，主要是豆、钵、碗、鬲、盆、罐、釜、、瓮等，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制陶用器，以动物纹印模最为精美。各个时期的陶窑都有发现，均是烧造生活用陶的小型半倒焰土窑，窑室形状有梯形、椭圆形、马蹄形等，形制由小变大的规律十分明显，完整的体现了东周时期陶窑的演变历程。春秋窑的烟囱属半开放式，一些春秋中期的陶窑的窑床上还有烟道。

郑国有10万军队，6万都聚集在首都里。郑国的军力当在鲁国之上。春秋初年，郑国已有三军，内战用的军队已达二百乘。三军外并有徒兵和临时添置的军队。其国军实力至少在千乘以上。鲁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兵车百乘。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带车七百乘伐陈，车数与城濮之战晋车之数相等。郑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晋将卫太子卫后庄公登铁丘上观望郑军，看见郑军很多，害怕起来，自投于车下。此战晋人以郑为大敌，可见郑国的兵力自春秋初年到末年始终不弱（郑兵曾与晋、楚和诸侯联军开战，诸侯的兵甚至畏郑不敢越过郑境，反被郑军所败。郑国军力的强大于此可见）。

赋兵制

兵制不可详知。大抵是寓兵于“土”和“民”的。“士”本是武士，他们的唯一事业便是习武打仗。至于普通人民，据说平时三季务农，一季演武，又在四季农闲的时候举行狩猎以讲习武事。三年大演习一次。遇到战事，便征士民为兵。至于平时国家的常备军大约就是些武士之类。

记载既凌乱，又缺乏。据保甲制是：五人为一伍，十伍（五十人）为一小戎，四小戎（二百人）为一卒，十卒（二千人）为一旅，五旅（一万人）为一军。这种记载至少可信为当时列国军队组织的一种影子。又据记载，车战：十五乘为一广，二十五乘为一偏，二十九乘为一参，五十乘为一两，八十一乘为一专，一百二十乘为一伍。这种制度也是“其详不可得闻也”！

战国以前用兵少称人数，多称车乘。每一乘的人数：一乘共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一乘的人数，连乘车者和步卒（每乘的甲士和步兵的分配似乎没有一定），确是三十人左右。郑国时人常说千乘之国，千乘是大国，大国三军，据旧说一万人左右为一军，那末一乘自当有三十人之数。

每乘兵车上的主力人员大致是三人：在左边的叫做车左，掌管射箭；在右边的叫做车右，掌管持矛应战；在中间的是车御，掌管御马驰驱。但主将的戎车，却是将帅居中击鼓，御者居左，持矛居右。至于君主的车乘，因为当时某种习惯把左首当作上首，所以君主居左，御者居中，持矛居右。又一乘兵车上的主力人员，有时也不限于三人；有所谓“驷乘”，是四个人为一车上的主力，用以增加战斗的力量的。至一乘兵车所驾的马，大致是以四匹为常度。

戎车之外的步卒，有的杂在车队里；有的单以步卒组织成军，这便是所谓“徒兵”。《左传》记载鲁隐公四年，宋、卫诸国联军把郑国的徒兵打败。又载郑襄公元年，晋国合诸侯的兵伐郑，又把郑的徒兵在水上打败。这是郑国的徒兵。郑国的徒兵大致是很有战斗力的。

武器大致用青铜制造。其种类略有戈、矛、剑、戟、刀、斧、等，分为“击兵”（横击的兵器）、“刺兵”（直刺的兵器）、“句兵”（钩曲的兵器）三类。此外尚有弓箭和石块，用以及远。甲胄干楯，用以防身。旗帜，用作标记。“钩援”（云梯之类）、“临车”（从上临下的车）、“攻城车”（从旁冲突的车），用以攻城。擂鼓进兵，鸣金退兵。军队所住，除帐幕外，筑土自卫，是谓“营垒”。

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教师的地位非常高，著名的有不毁乡校的故事等。学制大概分为大学、小学二等；大学立在首都之内，小学立在乡邑和家中。学校所造就的人才，只是王子、公子和卿大夫士们的子孙。他们先进小学，然后循序进入大学（当时的学校又是议论朝政的所在， 《左传》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所谓“人”当是朝廷上一班执事的人员）。那时教育的课程大致分为文、武两项：文的教育的科目是书（文字）、数（计数）、诗、书、礼、乐以及其他的古典等。诗是祭祀用的颂神歌和当时士大夫们抒情的作品，其中较多的还推各国流行的民俗音乐。书是史官所记的誓等档案。礼是各国通行的仪节。乐是古代和当代的音乐（诗便是奏乐时所歌唱的词句）。诗书在当时不知道已否写成书本？至于礼和乐两项最重要的科目，则本来并没有写成的书本，他们只凭口头的传授和实际的演习。武的教育科目有射、御、技击等项。他们也像现在的体育家一般，整天裸着臂膀练习射箭、御车和干戈等的使用。武的教育是他们所最注重的。学校的“校”字似乎就从比较武艺的意义出来。除了上述文、武两项普通的教育以外，还有许多专门的科目，如卜、历数等等，那是专门家所学的东西，似是父子相传，不授外人的。当时的贵族女子似乎也受过相当的教育，便是所谓“姆教”；至于制度如何，没有可靠的材料，不敢随便乱说。

在晋楚争霸战争中，介于两强之间的郑国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因而连年遭受两国的交互攻击，致使郑处于晋来降晋、楚来附楚的被动状态。郑为摆脱这种困境，根据当时楚弱于晋的客观形势，决定诚意附晋。为达到受晋保护，免遭楚侵伐的目的，郑卿士子辰向郑简公建议出兵攻打亲附于晋的宋国，借晋率诸侯救宋攻郑之机与晋和；待湘军北上救郑之时，再与楚媾和，诱使晋全力为郑击楚，令楚不敢再侵扰郑国。郑简公接受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