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风（1916－ ）平湖市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毕业于延安陕北公学。

曾任第二战区《阵中日报》记者、编辑，黄河出版社、新华社晋绥分社、《晋绥日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四川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宣传司供稿处处长，特稿图片社副社长、《中国文学》（英文）评论组组长、中国报道杂志社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副总编辑。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浙江省诗词学会顾问。著有《永凝庐诗歌》，编著有《现代千家诗》、《近百年诗词集序跋选》，《当代诗词问题论文选集》。四十年代在延安学习世界语，晚年热心世界语事业。由于对新闻事业的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毛大风，是1937年抗战初期奔赴延安市、投身抗日，翌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几十年来，他秉性谦恭、行事低调，因此在平湖，除了他的亲属和鹉湖诗社几位老年诗友与他相识外，很少有人知晓。笔者因退休后涉足诗社，曾与他有过几次交往，受到他的指教，因而对他了解一二。毛大风是平湖市籍少数几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尚健在的老人之一，也是热心诗词事业、在全国诗词界有一定声望的诗人。

毛大风，1916年出生于平湖县城西门外白马乡农村。母亲毛桂贞，系农家独女。父亲屠胜昌系本县虹霓堰木匠，入赘毛家，为他人制作或修理橱柜、桌椅等用具。母亲先后生养8胎，头三胎均夭折，其他几个有的卖给地主家当婢女，有的送给人家为儿，独留毛大风在身边。父亲50岁那年，因工伤吐血亡故，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一个守寡的农妇，在旧社会要养家活口，谈何容易。她做过豆腐坊烧火、洗衣工、有钱人家的女佣、袜厂的络丝工，也做过烟纸、冥币和食品的小买卖，还外出做帮工，虽日夜操劳，胼手足，也只能勉强糊口。关于毛大风童年的生活，在他的《七律·思亲》中可见一斑：“孤儿寡妇苦人家，寒夜青灯伴纺车。春赶西乡县为蚕妇，秋奔东海摘棉花。田头地角寻禾穗，树底林边拣枯杈。冷酷无情旧社会，全凭双手讨生涯。”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毛桂贞宁可自己多劳作、多吃苦，也要将自己的宝贝儿子培养成才，谋求出息。1925年春，母亲通过西大街磁器店账房夏明伯先生介绍，将儿子送去平湖城里南河头苦儿教养院读书。出身贫苦农家的毛大风，深知机会得来不易，学习勤奋刻苦，每次考试总是得第一名。几年下来，孤儿院的儿童启蒙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已背得滚瓜烂熟。由于成绩优良，苦儿院选送他入高小读书，后又让他考入当时平湖唯一的中学——镜心中学读书。中学里有许多课程，毛大风最喜欢国文。当时的国文老师是南社诗人钱红冰先生，他最喜欢听钱老师的课。1933年夏天，毛大风在镜心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范科读书。民教实验学校是为培养民众教育师资而设立的，校长尚仲衣是留美博士，具有民主思想，为当局所不容，1933年被撤换，换了受过日本教育的林本末任校长，学校里掀起了“换尚拒林”学潮。学生罢课，老师罢教，整整坚持了三四个月，最后当局用“提前放寒假”的办法把800名学生打发回家，才结束了这场学潮。经过这次斗争的洗礼，毛大风深受教育，思索起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途径来。从此以后，他注意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鲁迅的书，邹韬奋编的杂志等，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思想基础。1936年，毛大风学成回平，在城关中心小学任教，并邀在杭州市的同学王斯琴同来该校任教，相处甚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八国联军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市。此后，敌机常来袭扰平湖市县城，很不安宁。毛大风遂辞去城关中心小学教职，应徐国良校长邀请，携母到平湖东乡的衙前小学任教。他借住在徐校长家里，母亲毛桂贞则帮助徐家老太做些家务。

1937年夏天，在衙前小学任教的毛大风偶尔从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夹缝中读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招生通知，心头萌生了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报效祖国的火苗。当年 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日本侵略军藉晨雾掩护，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嘴到全公亭一线抢滩登陆。登陆后，包抄上海市。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毛大风在衙前小镇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和平湖百姓遭受的深重灾难：“那天早饭后，我照例来到学校，只见老百姓涌来镇上，一边走一边喊：‘日本人上来了！’男女老幼，肩挑背负，有的拉着牛，人人都神色惊慌。我等了半天，只来了一个学生。于是就带了母亲，提了一个小布包，跟随徐校长夫妇往北乡逃去。当天在徐校长亲戚家住下。半夜醒来，从南窗望去，只见几股探照灯光在夜空里划来划去，是海上的日本军舰在耀武扬威。”当时毛大风分析了战事形势，认为上海市即将沦陷，日军必猛扑南京市，沪宁失守，杭州市迟早会落入敌手，逃难必须南渡钱塘江。徐国良、严景奇等同意他的分析。于是，毛大风把母亲安顿在外甥家，与徐、严等逃出沦陷区。他则沿浙赣线入江西省、转湖南省。在湘潭市，毛大风遇到在湘黔铁路局任职的平湖同学丁嘉，在那里稍事休息，继续北上。临行前，丁嘉榞资助盘缠，并当场脱夹袍相赠。毛大风经过武汉市、郑州市，最终到达西安市。这时阎锡山在山西省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在西安招生，他报考该校政治系被录取。于是他从西安转临汾市入“民大”。“民大”是一所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在“民大”有中共党组织活动。1938年在山西民大政治系学习时，毛大风由陈一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从“民大”毕业后，他被安排去二战区办的《阵中日报》当记者。这时他利用记者身份对晋察冀边区副主席胡仁奎和教育处长刘奠基进行多次采访，写成了10万多字的通讯集《从战斗中壮大的晋察冀边区》，1939年9月由民族革命出版社出版，这是毛大风编写出版的第一本书。这年7月，他调到黄河出版社担任《黄河战旗》半月刊时事栏编辑。后因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策划反共，毛大风在宜川县秋林（二战区司令部驻地）参与了由牺盟会组织的“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火炬大游行。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阎锡山动用他的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八路军，新军、八路军奋起抵抗，毛大风受命撤离秋林。1940年春，他带了李良才、董新农两位青年，背上背包，穿过晋绥军岗哨线，越过遍地荒草的金盆湾（即后来的南泥湾）终于来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市，3人一起进入陕北公学第58队学习。在陕北公学，毛大风选学由何定华教授讲的《社会发展史》和齐燕铭教授讲的《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对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毛大风在他的《七绝·延安生活纪事（六首）》中写道：“陕北公学在河西，窑洞排排颇整齐。几座茅蓬成教室，膝盖为桌写课题。”1940年夏天，他提前毕业，被调教育处任干事。两年后延安大学成立，他被调往延安大学中学部任语文教员。在此期间，延安的干部、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毛大风在他的一首七绝中写道“师生列队上山岗，手把锄头去开荒。谷穗甸甸萝卜大，丰收景象添秋光。”在延安时，有一次毛大风拿到一张普通会议入场券，到八路军大礼堂开会，意外地听到了毛泽东的一席精彩讲演，讲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的演讲语言生动，说理深刻，给了他极大的启发和教育。1942年毛大风与知识青年、《晋西大众报》编辑陈夜莺相恋，并以小铜盒为信物订盟。翌年，精兵简政，陈夜莺下放保德县做妇运工作，因病返回报社。后两人又同入晋绥党校学习。陈于1944年病重送贺家川野战医院，不料竟不治而亡，年仅26岁。这给他带来了永远的伤痛。后毛大风调入《晋绥日报》任编辑。编辑部设在兴县城西高家村。40年后毛大风在《高家村追怀》一诗中写道：“四十年前高家村，小小窑洞不夜灯。土生才子当编辑，矮子队里出将军。马兰稿上笔迹乱，排字房中闹纷纷。手摇马达收电报，电码缺落苦追认。忽报敌人扫荡至，快卸印机埋山根。经济封锁层层网，油墨纸张自家生。艰难困苦难不倒，勇敢晋绥众报人。党报甘为党喉舌，团结军民苦斗争。一逐日寇出国土，二灭阎匪刨穷根。山西历史展新页，民主江山万年春！”从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大风他们当年办报条件之差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也就在晋绥日报工作期间，他和兴县瓦塘村姑娘孙鲤结婚。这时毛大风将随军南征入川，不久就骑车去与新婚妻子话别。

1949年，毛大风随解放大军入川解放大西南。先在军管会工作，后分配去《四川日报》，由编辑而为编辑部主任。不久毛大风奉命离川赴京接受新工作。此后，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伟业中，他呕心沥血于文化建设这一重要的战线，做记者、当编辑，耽于笔墨生涯数十年。其间曾任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文化参赞，从事对外文化宣传工作。曾任《中国文学史》、《人民中国》、《中国导报》的编辑和副总编等职，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的建设年代，“游子长系故园心”，毛大风心中始终充满着对故乡、故土和亲人的深爱和眷恋。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因“大跃进”运动来临，人民公社规划发展养殖业，他母亲所借居的平湖城西万庵被迫拆除，用其砖瓦营建猪舍。毛大风遂出资托人购得平湖城里日晖漾畔之李氏宅院，侍母居住。宅院为三开间，前有天井，后有竹园，宅门刚巧对着永凝桥。为纪念母亲，怀念故土，毛大风以“永凝庐”冠其斋名。2001年8月，汇集他300多首诗作的诗集编辑出版时，就以《永凝庐诗稿》冠其书名。

“文革”中，毛大风奉命去信阳市“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历5个寒暑。“举凡建房、修路、耘田、插秧、养牛、喂马、砸煤烧火，以及跑运输、掏厕所，无所不为。”在如此艰苦的岁月里，也不能阻绝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他在《思亲》两首中赋曰：“日晖漾畔水流清，桥边落院向晚晴。椒花几见慈亲泪，游子长系故园心“、“荒径十年曾未扫，手栽佳木已成荫。我今不欲赋归去，为傍淮河学耕耘。”1983年，毛大风在国家外文局离休。

离休后的毛大风，继续不忘我国的文化建设，竭尽余热，为复兴和振兴中华诗词的事业作出贡献。中华诗词，源远流长，自《诗经》之后2000多年，诗人辈出，诗作繁多，乃我国文学精华，艺术瑰宝。近百年来，诗词遭遇多次厄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华诗词受到冲击，传统诗词被批为“封建诗”、“贵族诗”，提出打倒旧体诗的口号；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提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从此以后，有些人将此作为党的文艺政策执行，遏制了诗词的发展；“文革”十年大抄大烧，一次新的焚书运动把许多优秀诗集付之一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文革”后，中华诗词出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在此存亡续绝关头，离休后的毛大风和一批热心复兴中华诗词的文化人，为复兴中华诗词奔走呼号，鸣锣开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长期被压抑的传统诗词开始复苏。1987年5月31日，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大会选举钱昌照为会长，毛大风为学会理事会理事。在中华诗词学会的推动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诗词学会相继成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诗词组织网络。省以下各级各地诗词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毛大风南下杭州市，以出售自己房产之资襄助，与老同学王斯琴创建钱塘诗社，社员公推毛大风任社长。他主编《钱塘诗刊》，长期奔走于北京市和杭州之间，坚持工作达10年之久。如今，钱塘诗社已成为我们浙江省众多诗词组织中的佼佼者，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浙江诗词学会成立后，聘毛大风为顾问。1994年10月23日，毛大风回故乡平湖市，与平湖诗人许白凤、王善兰、陆永祥等在乍浦镇许白凤的丁卯庐商讨平湖建诗社一事。下一年6月3日，在履行了批准手续后，正式成立了平湖解放后的第一个诗词组织——鹉湖诗社，聘毛大风为诗社顾问。前几年毛大风几乎年年回平，回来则每次参加鹉湖诗社活动，并连续多年捐资支持诗社。1995年11月3日，毛大风在平湖文化馆向鹉湖诗社社员和平湖的诗词爱好者作题为《中华诗词的新时期与新面貌》的讲座，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2001年11月2日，毛大风偕夫人孙鲤在鹉湖诗社第30次诗词研讨会上，作《也谈扬杜抑李》的中心发言，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探究兴趣。2003年11月1日，88岁高龄的毛大风为鹉湖诗社第60次诗词研讨会介绍他广泛收集、辛勤编辑《聂甘弩百岁诞辰纪念集》的成书过程。言谈中透出毛老对被誉为“当代屈原”聂甘弩的崇敬，特别对他志高行洁、特立独行、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品格和诗风创新的褒扬，给我等晚辈以深刻的教育与启迪。毛大风晚年，潜心研究中华诗词，以诗词刊物为讲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为争取诗词应有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地位呼号。先后发表了《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地位问题》、《略谈对待现代旧体诗的三种观点》、《“诗界革命”百周年》等学术论文。与王斯琴合编出版了《现代千家诗》、《近百年诗钞》。还自费编印出版了《百年诗坛纪事》、《近百年诗词集序跋选》、《当代诗词问题论文选集》等学术著作。所有这些，对中华诗词的继承、创新与发展都大有裨益。他还热心为诗友和诗词爱好者的诗集作序跋，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1992年，我邑诗词爱好者陆永祥出版首部《乳舟词》时，毛大风就热情为他作序云：“永祥壮年英俊，神采照人。读其文字，知其受业于许白凤先生20余年，为及门弟子。词集收长短调百余首，无论小令，抑或长调，均行文自然，清新可读。诗中尤多农村杂咏，读之恍置身于江南新农村，欣喜不止。爰自语曰：华夏诗词，后继有人矣。陆君现任平湖市针织厂厂长，为社会主义企业家，日与机器、产品打交道，工作之余，创作诗词。词辈人中，绝无仅有。自企业家诗人，于今难有可贵。”最后，毛大风还赠诗云：“乳舟小令颇新清，海上诗家有定评。秀水词章三纪后，我寻衣钵遇祥生。”由于毛大风等前辈的爱护和培育，陆君诗才精进，今年止已连续出版诗词集《乳舟词》第四部矣。他已成我市诗坛高手，全省诗词界名人，而且执掌我邑鹉湖诗社经年，紧随毛大风等老前辈，亦在为振兴中华诗词而竭尽心力。从中可见毛大风对中华诗词界的影响。

注：

（1）本文参考资料：《晚晴诗文集锦》中毛大风的诗文；毛大风诗集《永凝庐诗稿》；毛大风《半纪友谊话钱塘》等文论。

（2）本文敬请毛志为、陆永祥、陆道生诸位先生审核、增补、修改，谨致谢意。

毛大风夫人

孙鲤（1926年——）女，兴县瓦塘镇孙家沟人，晋绥兴县妇联会负责人，解放后任北京外文局干部。女儿：毛志君、毛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