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The Jinxi Incident），也叫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是阎锡山军队制造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摧毁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地方组织，残杀共产党人、抗日民众和进步人士的反动事件。

1938年广州市、武汉陷落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中国国民党施政治诱降，军事打击为辅策略，集中力量打击山西省为战略支点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准备投降，反共，为此颁布一系列反共文件，制造惨案，于1939年到1940年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明显与1939年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强化限制中共方针措施的出台这一大背景有关。

1939年3月至4月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会议后采取反动政策分化新建陆军。 阎锡山以政治手段压制新军失败后，动用军事手段并授意王靖国、陈长捷与日军秘密谈判反共，企图消灭新军。从1939年10月中旬起，日军撤出晋西南，晋绥军接防，此后阎锡山多次对新军发起攻击，中央军委多次发出指示应对。期间，各方有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应对举措。晋东南新旧军冲突也在升温，中国国民党部队多次摧残抗日政府。随后，萧劲光与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旨在和平解决的六项建议，涵盖停战、止谤、新军立场、互不侵犯、共赴民族革命大业及恢复通讯等。阎锡山回应时，虽表达了对新建陆军归属晋绥军的愿望，但强调此事宜由国民党中央处理；他确认已下令停止军事与政治冲突，并承诺对新军遭遇日寇攻击时提供援助；同时指出与新军的通讯保持畅通，并强调以进步促团结的重要性。作为国共间的桥梁，阎锡山认为自身角色对两党团结至关重要，并同意恢复八路军晋西兵站线，但拒绝了八路军在兵站沿线驻军的要求。1940年4月24日，八路军与阎方在秋林达成正式协议。该协议规定，以汾离公路为界，南边为旧军驻地，北边为新建陆军驻防。

在共产党人灵活应变与坚定原则的指导下，面对阎锡山企图以武力整合新旧军、打击八路军的严峻形势，山西省新、旧军冲突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和平解决，维护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介于晋西事变的教训，对反共采取中立态度，也不敢公开投降日本。

1936年，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牺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新军”。阎锡山在共产党建议下，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市、武汉市。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市，投到日寇的怀抱。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华盛顿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中国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与河北省、山东省、安徽、江苏省等省相比，八路军在山西省一直与“山西王”阎锡山关系较好，抗战至1939年国民党中央下达《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时，双方未发生军事摩擦，行政管辖引发的矛盾冲突也较少，这与阎锡山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以维护对山西的控制有关，山西省军政当局也未像其他省那样马上制定防范或限制中共活动的秘密文件。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方针及文件对阎锡山影响较大，1939年春，他在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会议上批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因怀疑其脱离控制而采取措施解决控制问题，还想到请重庆中央出面取消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山西党、政、军各系统高级干部及国民党中央刚委任、负责反共的国民党山西省委干部何绍南。当时，太原会战后阎锡山一路撤退，晋绥军损失大，而八路军及山西新军发展迅速，这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不信任，对新军怀疑加重，且会前傅作义倒向国民党中央。会上，阎锡山下令按旧军整编，取消政委制度，允许在新建陆军中建立中国国民党等组织。参会的牺盟会与新军军政负责人抵制，阎锡山以不发军饷、扣留干部施压，后新军负责人提出表面取消政委制度、私下保留政治工作，阎锡山同意。

会议结束后，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要拉拢阎锡山，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巩固统一战线，对山西省旧军旧派采取争取方针，纠正过左工作方式，注意隐蔽党组织，善于应付阎锡山的反动政策。 会后，阎锡山采取系列反动政策分化新建陆军，包括统一整编、取消政委、派旧军官任职、组建反动组织、秘密搜查等。中共中央认为阎锡山有继续右倾可能，强调对其分裂倒退行为进行斗争，同时防止统一战线破裂，未公开反阎。 山西新军为应对阎锡山图谋进行周密部署，如决死第四纵队改编部队，决死第二纵队由政治部实际执行政委职责等。面对新军内的反动组织，有的指派干部掌控，有的采取空名应付或假加入办法。对于阎锡山的“集训”命令，新军采取不同策略，对旧军官根据情况争取或打击。 新建陆军表面执行阎锡山反动政策，私下抵制，维护了中共对新军的领导，但也因一些原因，部分旧军官成为晋西事变的内应。

1939年，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决裂态度愈发明朗，他频繁私下接触日军清水师团长，寻求以反共为筹码的妥协。同年底，他派遣孙楚率部进驻董封岩山村，并秘密召开会议，决定联合国民党县党部、驻军及地方势力。

阎锡山以政治手段压制新建陆军的阴谋破产后，转而动用军事手段妄图消灭新军。他授意王靖国、陈长捷派代表与日军在临汾市秘密谈判，达成反共协议。10月中旬进攻晋西南的日军于11月2日从乡宁县、吉县等地主动撤出，晋绥军接防。11月2日，“讨逆军”总司令陈长捷发密令兵分三路夹攻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自12月1日起对共产党及牺盟会采取行动。会后，阳城县党部迅速响应，部署各级同步行动，企图摧毁牺盟会和抗日政权。同时，孙楚指挥各区域对牺盟会和抗日干部实施围攻，并亲自部署袭击新生报社。

12月1日，阎锡山向决死二纵队下达所谓“百师大战”电令，企图让日、阎前后夹击新建陆军。孙楚在阳城实施戒严，组建指挥部，并与国民党83师成立“城防司令部”，全城戒备森严。12月3日，王靖国部19军解决了新军196旅旅部，日军配合行动摧残多处。12月4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将事变电告中央军委。《新生报》社遭袭击，设备被抢，总编辑遭绑架。12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应对事变。

12月7日，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致电阎锡山拒绝电令并痛斥。12月8日，阎锡山称韩钧“叛变”。中国国民党多个师团与地方顽固势力联手，对牺盟会和抗日政权发起全面攻击，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被捕、受伤或遇害。12月9日，83师副官率兵闯入县政府，逮捕并拷打公安局长，收缴武器，扣押警士。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坚持反击，新建陆军逮捕内部顽固旧军官。

12月10日，黄骅率部出击并取得一定战果。韩钧等率领的部队出击受阻，区党委改变战略分梯队突围。12月13日，晋西北的新军肃清内部旧军官。12月15至16日，赵承绶召开军事会议传达阎锡山命令，爱国将领续范亭获悉后报告给赵林与罗贵波。12月18日，赵、罗将部署电告中共中央。

12月2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绍释、罗贵波指出应对冲突的方针。12月28日晋西南八路军抵达晋西北，中央军委电令贺龙等率部返回。晋西北区党委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1940年1月1日八路军反击，1月10日，部队继续进攻。

在晋西南、晋西北旧军制造摩擦的同时，晋东南新旧军冲突也在升温。1939 年12月4日起，中国国民党部队多次摧残抗日政府。1939年12月28日，毛泽东、王稼祥发出关于巩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的指示，指出决死三纵队部分团叛变是严重教训。

1940年1月下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阎锡山的参谋长楚溪春，提议调停新建陆军冲突，并表示可派人与阎方谈判。阎方复电表示愿意商谈。 同时，毛泽东、王稼祥电示薄一波等新军领导及各地牺盟、民青等团体，让其接连致电阎锡山和梁化之，一方面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等人率部进攻新军、破坏团结，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妥善解决山西省内部问题，愿意在阎的领导下团结抗日。

1940年2月23日，毛泽东亲笔致函阎锡山，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和谐事件，但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其先生领导有方，至明至慎，必能妥善处理，定当更臻进步团结之途，毋庸置疑。兹派萧劲光、王若飞趋谒左右，敬祈接见指示一切。未尽之意统由肖、王二同志面达。

12月28日，晋西南八路军迅速推进至晋西北，中央军委紧急电令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返回，晋西北区党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在岚县史家庄成立了“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并部署了接应与防御任务，确保区域安全与交通畅通。随着1940年1月反击行动的展开，八路军迅速占领多处战略要地，成功将敌军压缩至临县城附近。同时，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灵活编组部队，左右夹击，迫使敌军撤离。

然而，此间不仅晋西北、晋西南阎旧军制造摩擦，晋东南地区的新旧军冲突也愈演愈烈。中国国民党多支部队连续采取暴力手段，捣毁或摧残多处抗日政府，甚至策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部分队伍叛变，局势严峻。1939年12月28日毛泽东、王稼祥发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决死队工作的紧迫性，并指出近期叛变事件为严重教训，需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晋西事变的同时，不择手段制造了晋沁阳事变。阎锡山命令其驻在上党郡地区的山西旧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独立旅，于1939年8日至26日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肆无忌惮地破坏沁水县、阳城县、高平市、陵川县、壶关县、长治市等地的抗日民主政权，袭击牺盟会等抗日机关和抗日民众各抗日救亡团体，抓捕、毒打、绑架数千人，杀害共产党员500余人。在阎锡山的策动下，决死第三纵队内部的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于12月23日强行带走三个团的兵力和决死总队直属部共4000余人。同时阎锡山还令第19军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分别由晋西北、晋察冀南下，配合中国国民党顽固军队南北夹击，目的是企图夺取八路军太行山南部抗日根据地和太岳抗日根据地，以扩大自己统治的地盘。

在晋沁阳事变中，许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进步人士惨遭阎锡山军队杀害。仅在阳城县就有1000余人被抓捕、毒打，130多人被关押，10多人被杀害，10余人失踪。临涧村农救会主席共产党员卫金瑞被国民党军刽子手活活打死后抛尸街头；东凡村牺盟会秘书、共产党员宋双成被孙楚扶植上台的反动县长李英焦扣押，在狱中冻饿而死；台头村抗日干部吉金和被顽固派烙去小便疼痛而死；唐支队工作人员刘恒山被中央军特务跟踪暗杀；下白桑抗日村长吉新年遭扣押毒打后，又遭受闫匪军抄家之祸，其6间房子被顽固派一火烧光；共产党员、牺盟会干部江涛、刘忠权、白孟轩等70多人被捕，被闫匪投入岩山监狱，遭受非人折磨后又有30多人惨遭杀害。在这次事变中，上党郡各县牺盟会地方组织解体，县、区、村抗日民主政权被摧垮，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开始了秘密状态下坚持斗争的艰苦历程。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沁阳事变后，晋城县抗日政府、公安局、决三营、牺盟分会及各抗日群众团体均被阎锡山军队袭击，迫于形势中共军政民干部陆续向地处偏僻的高会、土岭转移。阳城县、沁水县两县事变发生后，军政民干部也相继集中到土岭一带。晋、沁、阳三县军政民干部共约800人聚集在高会、土岭及附近地区。同时唐支队在唐天际司令员率领下，驻扎在高会执行保护地委机关的任务。鉴于当时形势，中共晋豫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晋、沁、阳三县工作委员会和三县军政民联合办事处（分别简称三县工委、三县联办），内设民运部、武装部和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三县联合办事处和以黄河剧团为名义的济源市、孟县党的领导机关也驻在土岭村。

1940年元旦前夕，晋城县三区区长派高会村的一个闾长到梨川镇购买食品，以稍微改善一下机关生活，不料走漏了消息；另外住在土岭附近的中国国民党员张恒公、范修德也向闫系晋城县县长贾建民告密。于是贾建民勾结国民党47军卢有年、孙瑞琨部经过秘密策划，调动了两个团的兵力，于2月3日伪装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打土匪为名合击土岭。其中一路从东沟、周村经李寨、坚水奔袭土岭，另一路从县城出发，经冶底迂回到土岭，入夜便控制了土岭村东面的高地。当时驻高会的晋豫边游击队警戒主要方向是阳城县方向的83师，对晋城市方向的敌人大规模武装偷袭没有觉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准备奔袭土岭三县联合办事处事先也曾得到消息：一是驻土岭的部队3日下午抓住了敌工团分子王学儒，经审问王供出当天晚土岭要遭袭击，二是47军路过冶底时，中共常村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派人送信至三县办事处。但是由于三县办事处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估计不足，未能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就在那天，三县联合办事处还在土岭召开干部大会，夜里还有一些同志留宿在土岭，当晚土岭共住有100余位同志。

土岭是一个只有两三户的小村子，座北向南，四面环山。西面通往高会的道路是“之”字形的十八盘，从高会上了陡坡，有两座石峰相对，状如凿开的石门，百姓称作“茂林桥”。西南面山下不远处是沁河，沁河东岸的陡壁上有一条羊肠小道，狭窄处只能单人通过，称为“擦耳背”。这个地方本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当晚决三营也在此处设立了岗哨，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行动诡秘，竟然把岗哨给抹掉了，随之切断这条小路。正在整编中的决三营和区干队武器装备差，战斗能力低，而且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住处又分散，加之当晚派了一个排的兵力追捕逃跑了的王学儒，各方面均对中共不利，不便于组织突围。

4日拂晓，土岭村东北方向枪声骤起，有目标地向三县联合办事处主要干部居住的院落扫射，敌人步步逼近，四面包抄过来。在兵力悬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共军政民干部仓促应战，或拼死抵抗，或冲出重围，或暂时隐蔽躲藏。三县联办主任、晋城县县长宋乃德等人携带县政府铜印奋勇突围，顺着西南方向跑至沁河岸边才脱离险境。在这次事件中中共干部牺牲10多名，被俘80多人。牺盟会晋城县特派员丁文法、牺盟会晋城分会组织部长常居易和一位姓徐的通讯员英勇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撤退时，唐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奉命阻击，打乱了敌军部署，有几位同志乘机逃脱，又有一些同志牺牲。土岭事件后，三县工委、三县联办和晋豫地委随唐支队继续北撤转移。

土岭事件发生后，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立即给47军军长李家钰写信，并委托副司令员万生蒲直接前往交涉，申明被俘人员全是抗日的八路军干部，如果不予释放或是惨遭杀害，47军将自直于助纣为虐的汉奸地位。慑于正义威力，李家钰答应释放中共人员。除过被晋城县国民党党部和闫匪反动组织“精建会”认出的个别牺盟会干部外，其余人员于1月5日获释。18集团军总部获悉土岭事件后，朱德总司令立即致电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揭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偷袭中共抗日军政民干部的罪恶行径。

中国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县(今旬邑)、正宁县、宁县、镇原县等五县。1940年2至3月，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在太行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第129师，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自卫的原则，给予进犯之敌以有力回击。八路军120师359旅奉命挥师回援陕北地区，协同八路军留守兵团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驱逐了陕甘宁边区5个县的国民党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山西省抗敌决死队在给阎锡山军队沉重打击后，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正式编入八路军。在太行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129师歼灭了朱怀冰的3个师，击溃了投降日寇的石友三部，给不思抗战、专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沉重打击，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把阎锡山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

最初毛泽东得知晋西南相关消息时，提出有力还击但八路军形式上保持中立，12月上旬估计较乐观，强调必要时八路军支持新建陆军。12月中旬形势不利，毛泽东下令增兵协助，但仍强调不给阎赵口实。12月下旬决死三纵队叛变，毛泽东极为震怒，后因政治角度衡量利弊得失冷静下来。12月31日，毛泽东指出关键是确保晋西北不失。朱、彭难以接受晋东南的损失，彭德怀主张打击晋绥军，毛泽东则认为目前不是全国下雨之时，需重新布置晋西南，直到1940年1月16日仍能看到毛泽东赞同夺回晋东南的电文，但同时他已考虑分化蒋、阎关系，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对打回吕梁山和夺回晋东南各县政权的方针不很赞成，主张协商妥协，认为对阎及其旧军要使他们有些希望，新建陆军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为宜。

1940年1月下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阎锡山的参谋长楚溪春，提议调停新军冲。1940年2月23日，毛泽东亲笔致函阎锡山。1940年2月25日，派萧劲光和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同阎锡山谈判，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方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六项具体意见。3月13日，薄一波、宋邵文、张文昂、戎子和、牛萌冠、刘岱峰、需任民和孙定国，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以山西新军和牺盟会负责人的身份致电阎踢山，表示不咎既往，加强进步，心强团结，维续抗战，为实现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而奋斗。

1940年4月24日，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与阎方在秋林达成正式协议。该协议规定，以汾离公路为界，南边为旧军驻地，北边为新建陆军驻防。至此，持续数月的新旧军冲突得以平息。

在共产党人多方努力之下，山西省新、旧军冲突得以和平解决，山西抗日民族统一得以维护。这是共产党人依据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执行了正确政策和策略的结果。

面对阎锡山企图以武力制服新派、控制新军，进而打击、排斥在山西的八路军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在旧军向新军发动军事进攻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的方针。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协同新建陆军对旧军的进攻实行了坚决反击。阎锡山以旧军吞并全部新军的企图未能得逞。如果新军面对旧派的进攻不予反击，其结果必然是：失去新军、孤立八路军，人民抗日力量遭受损失，民族抗战事业受到挫折。对中国国民党方面策动的反共的倒行逆施，退让只会招致得寸进尺，使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及新军陷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因此，晋西事变发生后，坚决反击旧军的进攻，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介于晋西事变的教训，对反共采取中立态度，也不敢公开投降日本。

1949年太原解放后，阳城县的太岳烈士陵园专门建立了“十二月事变”殉难烈土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