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1986年6月20日），原名年，字申府，以字行，是著名的哲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学，对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数理逻辑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最早的介绍者。

张申府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府献县小垛庄一个书香之家，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曾参与创办《每周评论》，任《新青年》编委，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1920年在北京随李大钊同志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退党。

从欧洲回国以后，张申府投身民主革命，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曾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27年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在上海参与筹建中华革命党，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民族危亡之际，积极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为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并在武汉、重庆市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6年曾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旧政协。同年，中国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旧政协决议，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张申府同志和民盟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北京图书馆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热心于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的采访工作和研究，为图书馆事业做出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张申府同志任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张申府的主要著作收入《张申府文集》。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采访时，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实”“活”“中”三个字。在其哲学的理论构造上，张申府建构了“新实学”，是明清实学（尤其是颜元）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和开展，体现了他对中西马哲学传统的思想会通，具体展开为纯客观法、具体相对论论、辩证唯物论等理论建构，其理论旨趣是崇实戒虚，说实话、作实事、讲实学、重实干，在文化上以实为旨、辩证中西，审美上以“充实之渭美”为最高标准。张申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生平出入于政治于学术之间，屡遭踬，学术成就遂为政治风云所掩，虽无暇著述，未成大书，然张申府首倡中西马三合流，“我所思兮，一切皆实”，在哲学界自成一家。

张崧年，字申府，别名惊凝，束疑。1893年6月15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三）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府献县小垛庄一个地主家庭。其祖父张钟英，前后两妻生有七子，其父张镰，和其七叔张颧，均为后妻所生。张濂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中为官。其父为人谦和，博学识，虽出身科举，但倾向维新。民国初年，相继出任河北枣强县和沙河县县长，后任国会议员。

七八岁起，父亲即教其识字，十岁时在家塾开始接受传统的教育，学习诗经、四书和礼记诸书。1906年到京后最先进的是一所叫“识一”的私立初等小学，读了半年，暑假后考入了崇实学堂（属高等小学），一年后又考入公立宛平高等小学堂。1908年，张申府以第一名考取公立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1912年，张申府奔走于保定市、天津市和北京之间，曾先后就读于育德中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等校。

1913年，张申府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因成绩突出，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预科学制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1914年暑期，张申府改名张砾，考取了北大本科哲学门。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校园内经常举办学术讲座，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和进步的政治团体，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张申府受到了新文化的熏陶。同年，李大钊到北京后不久，经同学郭小峰的引荐，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稍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即《晨报》前身）和《甲寅日刊》，张申府有时为其撰写稿件。李大钊对他的才干颇为赏识。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最早传人，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胜利》等著名文章。1917年底，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这时，张申府大学毕业，留校做了助教。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事。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而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张申府也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活动，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成立了旨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张申府和李大钊积极参加少年中国的各种活动。1919年，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负责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同年，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并担任了这个刊物和《新青年》杂志的编委，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革新思想。

1919年5月，张申府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7月间，又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一起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

张申府在北大毕业后，先是讲授数学，后改教逻辑学和哲学，在北大的教书期间，先后翻译了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革命》《哲学里的科学法》《国》文章，并撰写了多篇介绍罗素的文章，如《罗素与人口问题》《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罗素》《志罗素》。这些都登载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919年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上了议事日程。

1920年，张申府与李大钊、陈独秀聚会，商定由陈独秀去上海市负责建党，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进行建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年8月，陈独秀从上海写信给张申府，要他在北京积极协助李大钊建党。同时，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以改造社会，周恩来、邓文淑（邓颖超）、刘清扬率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一些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张申府作为《少年中国》的代表参加座谈会。会上大家公推张申府负责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他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讨论，得到正式通过。

同年9月，应中华民国财政部长梁启超所创办的“学术讲演会”。英国著名数理哲学大师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偕好友勃拉克女士来中国讲学。张申府因久慕罗素大名，亲往上海市迎接。在沪期间，与陈独秀就党的的筹建问题多次交换意见，此时上共产党小组已经建立。他回到北京后，张申府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创建共产党小组的基本情况和经验。他们认为应迅速着手在北京发展党员，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此，他们首先发展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张国焘。10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是这个小组的最早成员。同年11月，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从长沙市来到北京。张申府经常到罗素的住处拜访，并向他介绍北京大学及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此期间，张申府办好了出国手续，即将赴法执教，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罗素得知后，希望经常通信，一起研究哲学问题。他还为张申府写了一封亲笔信，把他引荐给一位法国学生。

1920年11月下旬，张申府出国前夕，李大钊、陈独秀要他在留欧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到巴黎后，张申府于1921年2月介绍刘清扬加入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并与她结婚。同年，张申府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1921年3、4月间，赵世炎、陈公培来到法国，与张申府取得了联系。这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和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由张申府负责，并经常与国内的陈独秀保持联系。

1922年2月，吴稚晖和法国政府相勾结，反对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进驻里昂大学，张申府对此极为气愤，在3月辞去里昂大学教授，与周恩来、刘清扬一道去了德国。到了秋天，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和张伯简在柏林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张申府任总支书记，兼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这期间，张申府认识了朱德，曾就朱德的入党问题与之多次谈话，后来，张申府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底，张申府由德国经波兰、苏联回到北京。路过莫斯科时，张申府遇到赵世炎等党内老熟人，在赵世炎的陪同下，访问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吴廷康。同时，张申府还见到了正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商谈在广州市开办军事学校、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张太雷也是该代表团成员。翌年2月，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其时，又受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担任该校图书馆馆长。这年6月，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离开军校，专门从事广东大学的工作。不久，他又辞职到了上海市。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申府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纲领问题时发生争论，他因而提出退党。经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劝说，仍坚持愿在党外帮助党工作。此后便在上海从事翻译和著述，介绍罗素哲学及唯物辩证法。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表示要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且作了不少工作，成为了著名的民主人士。

1928年起，张申府先后在上海和北京的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都是讲授西洋哲学史与逻辑，期间翻译了不少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文章。1931年，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讲授《逻辑学》《数理逻辑》《形上学》和《西洋哲学史》等课程，1934年曾代理系主任一年。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有教授4人，他们是：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和张申府。该系教师特别注重逻辑课，因而被称之为‘数理逻辑派’，而金岳霖和张申府则是讲授逻辑的主要教授。他在系统介绍了英国哲学大师罗素思想及著述的同时，还介绍了莱巴赫的《概然论》、卡纳普的《数理逻辑要》、波巴的《研究的逻辑》、佛勒格的《算法基础》、巴赫曼的《算学基础研究》、塞茨的《英国哲学家》、佛西茨的《英国哲学》等西方名著。

1931年，张申府到清华大学不几天便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在那“爱国有罪，卖国有赏”的年代，张申府教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经常利用合法讲坛，或在《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主义。12月16日，北平市学生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由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等人进行联络和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成为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和较有影响的代表，1月30日，张申府教授作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代表，参加了华北民众救国会筹备会的第一次大会。2月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同北平学联、天津文化界救国会、天津学联、山西学联等团体一起，发表了《华北各团体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同胞书》。2月29日，张申府被捕入狱。同一天，清华大学学生有二十多人被捕。他在狱中犹不忘抗日救国，与被捕爱国学生一起进行了狱中斗争，直到5月初才获释出狱。

张申府于1936年5月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回到清华大学教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当局无理解聘了张申府。从此他专门从事救国会地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初，华北七省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北平市举行成立大会，张申府被推为该会总务长。七七事变后，他移居南京，与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相遇，成为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一位积极活动者和重要成员，奔波于南京、上海市、武汉、重庆市等地。

1938年4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战时临时议事机关）在武汉成立，张申府被聘为参议员。这年10月，他被选为第五审察委员会（即教育文化组）委员。11月，被推为“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教育工作。在抗战期间，主编《战时文化》《抗战新闻》等报刊，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战地文章，还在武汉出版了《我相信中国》文集。

1939年至1944年间，为促进国民参政会实行宪政，他与张澜、沈钧儒等人连续发起和召集宪政座谈会，以促进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展。他猛烈抨击独裁政治，呼吁民主、自由，被推为宪政促进会的秘书长。1941年，张申府加入了以抗日、民主、团结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10月起，他在重庆、北京图书馆主编《图书季刊》。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被推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5年2月，他又与郭沫若、沈钧儒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对时局进言》，敦促国民党以民主方式组织战时政府，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九代表之一，参加旧政协会议。

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市发生了枪杀爱国青年的“一二一”惨案，张申府义愤填膺，在声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的同时，还与章伯钧等人一起联名为“一二一”四烈士撰写了挽联，以表达其对爱国青年的爱，对反动派的恨。

1946年1月，张申府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参加旧政协会议，在第一次会上即发言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不久，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旧政协决议，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张申府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起同中国共产党采取行动。他们致电蒋介石，表示民盟不但不参加“国大”，而且坚决反对这个独裁的伪国大。这年10月，张申府回到天津市，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地方秩序的混乱，致书梁漱溟，对如何开展发内战争民主提出了意见。

1948年9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之际，张申府却发表文章，“呼吁和平”，错误地劝告中国共产党把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为国家“保留一点元气”。民盟中央对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开除了他的盟籍。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张申府对祖国和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此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一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任研究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事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采编工作。他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张申府晚年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安居乐书，顺天尽己”来概括，再恰当不过了。后来由于年迈体弱他很少外出参加活动，但仍关心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85年6月间，首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与梁漱溟先生、喻培厚女士一起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祝贺会议圆满成功，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能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家。这封信得到彭真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彭真会见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座谈了法制工作。这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人为他送去鲜荔枝，以示关怀。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张申府文集》共分四卷，以作品的撰著时间为序，收入了张申府先生从1917-1985年的重要政论杂著、学术译述、散文随笔等，近400篇。第一卷收录了发表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政论、杂文等；第二卷收录了关于哲学、数学的论文、书评书介等；第三卷收录了关于哲学、人生、社会的散文、随笔和回忆文章等；第四卷收录了翻译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等人的文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属首次公开出版，较全面地反映了张申府先生一生的思想生活轨迹。

张申府的主要论著及学术论文如下：

张申府的代表作，首版于1931年，围绕罗素的经验主义和孔子的仁学展开讨论。采用了最随意的语录体，阐述的是精奥的哲学，叙述中随处闪现的智慧光芒，也正是作者迥异于著有煌煌巨作的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大家却同样享有学术盛名的原因所在。此本小书也间接反映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状况。

《 砾广掇拾: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见 《 新潮》一卷二号，1919年 2 月；

《数学之哲理》，见《每周评论》八号，1919年2月；

《共产主义之界说》，见《新青年》九卷六号，1922年7月；

《原始思想与最新思想》，见《世界周刊》四，1928年1月；

《现代物理科学的趋向》，见《东方杂志》1928年7月；

《数理逻辑与逻辑的发展》，见《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6月22日；

《解析的解析》，见《清华周刊》四四卷九期，1936年6月。

关于罗素的生平，张申府作过多次介绍。早在1919年张申府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志罗素》，1920年10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罗素》，1931年5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关于罗素》等文章，当张申府主编了《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时，他又发表了关于罗素的系列文章，对罗素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系统介绍。1945年，在罗素七十寿辰时，张申府又写了《祝罗素七十》以示祝贺。即使张申府晚年，还写了《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一文，阐发他的罗素观。

罗素是百科全书式思想家，这是西方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张申府对罗素思想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各斯谛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本着数学之批评的研究，他在哲学里也成立了一种新方法，（言精神是哲学的科学法，言方式就是‘逻辑的和解析的方法’或翻‘明理解析法’）。他的哲学（名叫‘名理原子论’或‘绝对多元论’，认有种种的个体和关系，而不认有个包括一切的宇宙根基。简单地说，是由于‘关系’地新研究，而在于‘关系在外说’。）在现代哲学界思想界，要算最有影响的。”张申府认为不仅如此，“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本是多方面的，研究数学、名学、哲学（元学与知识论），既高而广；又涉及社会、政治；但还不止于此。伦理、宗教、心理，他也是很有研究的。”张申府既高度概括了罗素思想体系及其基本精神，同时也表明了罗素在广泛领域的卓著成就。

在哲学方面，张申府主要翻译了《哲学之价值》《罗素先生之哲学》《意谓的意谓》《我们实在知道什么呢》《什么是物质》《言语与意谓》《名理论》等著作和文章。

罗素在醉心于纯哲学的构建时，并没有放弃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他在提倡科学的理性态度的同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撰写了许多关于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的著作，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张申府也翻译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在张申府的政治思想中，有许多观点来自于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政治思想。

张申府素来坚持和弘扬科学法和科学精神，所以对罗素的科学思想非常重视。张申府先后译介了《梦与事实》《自然与人》《科学是迷信的么》《什么是西洋文明》《罗素原子新说》《相对论与哲学》《行为主义与价值》《概然与概率》《张大的宇宙》《新物理与光的波动说》等多篇文章，介绍罗素及西方的最新科学成果。

张申府一生敬仰罗素，赞佩罗素。在1983年，已是九十高龄的张申府还撰写了《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文中结尾时写道：“一个大哲学家必然知识渊博，必然有所创辟；必然深切关心人生问题，而且有一个新的高尚的人生观或人生理想。这三个条件，可以说，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无一不具备。综述罗素的一生，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拥护正义自由，显扬科学理性，反对纳粹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一往情深。尤其应该说，罗素以他伟大的造诣开创了世界的哲学新潮流，是数理哲学的一代硕师。”这可以说是张申府对罗素的最后评价。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利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十分注重辩证唯物主义的译介和传播。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张申府不仅仅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而且他还根据自己对中西文化的学术研究，力图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是当代哲学的主潮，两者的结合才能建立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他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纯客观法”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辩证法和逻辑相结合的思想等。

张申府认为，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都是崇尚实践，以实起论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的第一性和优先性，分析讲爬梳条理，把事实弄清楚。所以，坚持唯物主义就要从实际出发，崇实尚实。在此意义上说，张申府把唯物主义称之为“崇实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这样，张申府就强调了唯物主义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而且认定唯物主义是积极进取并与科学发展是同步的。它既注重问题的具体分析，又关注事物的整体全局。在对唯心主义的分析中，张申府说，唯心主义是“以心为主，自心观实。是主观的。是以心为独尊而拥奉之的。”到了三、四十年代，张申府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以前对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的定义。他讲“现代唯物论的所谓物或物质，乃用的极广义，本不是什么死的或不变的，不可捉摸的所谓本体或本质。（这又是现代唯物论所以极反形而上学或玄学的一义）。而乃正等于不依附于人的客观实在。这几层意思，列宁在其渊博的大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真是不惮反复地说了又说。而物之为过程，简直且可以说已是现代公认的真理了。”可以说，张申府这时对物质概念的认识是科学的。

对于唯物论和怀疑论的关系，张申府认为，在任何社会动荡时期，封建迷信和怀疑论的东西总是兴旺发达，怀疑论后必然是唯物主义的兴盛。在唯物论和怀疑论的时间关系上，张申府认为，“世变代更之际，总是先有怀疑论，继有唯物论。中外古今以来，历历不爽。怀疑是消极的，唯物是积极的。怀疑是破往的，唯物是尊来的。只有怀疑而不继以唯物，必归于幻灭。”关于唯物论和怀疑论的各自的作用，怀疑论是“破往的”，即对既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怀疑是怀疑论的职分“尊来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能够预见客观事物的前途和方向。所以，张申府强调唯物论体现了人类的理想，一个进步的民族就一定要采取唯物论。

强调辩证法，反对机械论是张申府哲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他认为，在哲学发展史上，唯物主义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只有到辩证唯物主义，它才科学的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张申府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鲜明的特色。在30年代当主编《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时，张申府就完整翻译了卡尔·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系统介绍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张申府在许多地方直接引用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说明实践或“行”的重要性。

张申府不仅注重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而且十分注重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和科学的理性的学风和态度。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及内在联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就必然反对主观主义和空想。在张申府的论文中，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就有实事求是的内容，如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西方哲学家培根要求戒除四种“幻象”，都是讲的实事求是思想。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张申府认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并非说人们在自然社会面前无能为力。他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作用。要想打破生活条件的限制，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变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张申府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思想。客观环境制约着人的作用的发挥，但是，人作为一种具有精神力量的存在物，只要人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就可化作物质的力量。科学的理论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张申府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同时，他还认为人的精神力量是有限的。过分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也是有害的。

关于世界未来哲学的发展形态，是张申府在二三十年代研究的重心所在。在接受和系统研究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和罗素哲学基础上，于1926年10月，张申府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未来形态，就是“纯客观法”的理念。他认为，在人类的认识中，搀杂着人的主观的东西，往往妨碍着人类认识的正确性和客观性。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所提出的“伦理中立”观念对张申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由此主张超越主客对立，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这就需要“纯客观法”。其实，张申府的纯客观法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1927年1月15日，张申府在《纯客观法》一文中，对主观和客观关系进行了系统说明，提出了“纯客观法”思想。主观是指人的认识不从实际出发，如主观主义；客观指人的认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纯客观法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就是跳出主客，主亦为客；是为纯客。纯客所证，厥为事情。”张申府认为，为了避免认识的失真和偏差，就要跳出主客，超越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主观也是客观。张申府认为，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就是纯客观法。对于“跳出主客”，张申府认为“主客本是对待的，相对的，依它的。也还可说是相反相成的。”

特殊的时代背景：第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社会形势更加复杂，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和复杂，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制定革命的策略，就离不开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第二，人们注重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是客观辩证法的必然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就难以科学中国的国情。第三，3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点由唯物史观转向了辩证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更需要从方法论上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笼统模糊的辩证观、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匾乏，阻碍着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的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的输入和研究。第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和歪曲，挑起了30年代著名的唯物辩证法论战。

张申府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开始于旅法期间。驻留法德期间，张申府在广泛涉猎对西方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具体研究，这是张申府思想研究重心的一个转折点。1934年，张申府就把唯物辩证法和逻辑解析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主潮。他说，唯物辩证法“在承认有客观的实在，而由科学的方法，革命的实践，本着活的态度，以渐渐表现之，而且，“辩证唯物，越来越要见重”，“现代科学如有危机，大概是非随顺辩证唯物救济不了的。”

1935年4月13日，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北平市举行。张申府在会上提交了《我所认识的辩证唯物论》。他从七个方面对辩证法思想进行了阐述。概括起来，第一，张申府肯定易是中国辩证法思想的基础，而且唯物辩证法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是相合的。第二，张申府论证了唯物辩证法是一切思想学说的方法论基础。第三，张申府论述了辩证法的内容，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第四，张申府认为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而且也是一种态度和形而上学。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张申府认为，辩证法和解析法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相比，辩证法更为根本，因为它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五，张申府明确提出辩证法和解析法互补的思想，应该说这是张申府哲学思想的一个创新，而且他在许多著述中对此进行了论证。第六，关于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张申府不同于奥古斯特·孔德对人类思想的分期，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也还可分成三段即是一、有灵论时期；二、机械论时期；三、辩证论时期。这个第三时期已经开始了”。第七，在辩证唯物论与现在中国的方面，张申府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二，需要一种新哲学的呼声。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上，张申府强调了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综合中西文化的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建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同理，建设中国的新哲学，也是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

张申府在对辩证法的研究中，非常重视“活”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特征或“第一要义”。他认为，辩证法反映的是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辩证过程，同样，人类认识也必须遵循“活”的态度去把握客观世界，作到灵活周全而不呆板机械，其目的就在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坚持辩证法，坚持活的态度与方法，但不是无原则或无方法，不是相对主义或诡辩论。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及其过程。列宁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事物自己运动的钥匙。要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必须先理解矛盾思想。张申府在《所思》和《续所思》中，用大量的篇幅引述《道德经》、《庄子》和《孙子兵法》中的语句，来说明中原地区的辩证法思想。他十分推崇中国传统哲学著作，如《老子》和《周易风水》中的辩证法思想，注意吸收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易、通、矛盾等观念，并对中国的辩证法思想加以褒扬。

张申府阐述了辩证否定观，即“扬弃”。扬弃就是既克服又保留。克服体现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保留体现着事物发展的连续性。扬弃就是事物自身发展的既克服又保留、既间断又连续的对立统一。当然，在张申府看来，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也只是逻辑上的规定，而非客观自然界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他的否定观。

张申府用中国传统语言“分寸”“火候”表述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把握好事物的分寸或火候，就会正确应对各种局面。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社会人生，都有其内在的度的存在。在质量互变规律中，张申府特别强调质变，即“跳”和“渐进过程的中断”的思想。

张申府认为，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两个：一为逻辑解析。二为辩证唯物。逻辑主义的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把思想、语言

和词谓弄清楚，进而如实表现客观的实在。而唯物辩证法则在承认客观实在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革命的实践，达到达到对客观实在的正确认识。所以说，解析与唯物是相通的，它们构成了现代哲学的主潮。张申府认为，如果把这两种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以结合，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能创造出新哲学，进而确立华族的新的文化精神。

在四十年代，正是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岁月，也是中国现代哲学丰收的时期。此时，冯有兰、金岳麟和毛泽东等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国的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专家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者，张申府也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创造的设想。张申府把自己的哲学创造称之为“具体相对论”，也称“绝对相对论”。他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来源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他经常引用的名言就是“真理是具体的”，“绝对是相对之积。”张申府认为，具体相对论的含义就是“话的对不对，要看对着什么或就着什么说：真理（即对不对）最后的判定者总是具体的”。所谓具体相对论，就是判断人类认识的真理性，必须把它放到它所产生的具体环境和具体对象中，进行比较和评判，而仅仅靠认识或理论产生的依据，是无法断定其是非真妄。

在五四时期，激进派在反对传统道德的同时，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张申府则对中国文化采取分析的态度。他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亦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优良成分。他说：“就算是情人眼中出西施也罢；中国既是我所爱，我视中国，终觉其有过人的优胜处，特别是在哲学方面。中国的宇宙论，中国的人生观，都大有不可及之所。第一，中国提出了‘仁’的最高理想。第二，中国建立了‘中’的标准。第三，中国建立了‘易’的哲学。第四，中国以‘生’为根本。第五，中国重视了实践，实行了‘体’的方法。而以反身自省为德行的门径。第六，中国显扬了‘相反而相成’、‘言非一端、各有所当’的通达风度。第七，中国不在现象之外求本体，不在现世之外寻天堂。”’这一段简洁、明了、感人的话，道出了张申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看法。他对中国哲学的优点、精华的见解，至今看来仍觉新鲜、仍有现实价值。

在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民主”与“科学”的广泛宣传和日益深入人心，它们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处于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境地。于是，《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和彻底的清算。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打倒孔家店”成了人们的共识，尊孔与反孔成为封建文化与新文化的斗争焦点。陈独秀等人批判孔子之道的思想武器是进化论。他们认为，孔子之道，在古代是名产，是有其价值的。但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它己不适合时代的需要，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不同的是，张申府批孔的武器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和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哲学思想。他在推崇佛洛伊德的理论的同时，对罗素的冲动理论（占据的冲动和创造的冲动）。他认为，我们要改造社会，就必须着眼于“这个人心的根本”，即饮食男女四个字。只要人民“果其腹，膺其欲”，社会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问题。据此，张申府认为佛洛伊德的理论更接近事实。他认为，改造社会的人看不到或不敢看“这个人性的根本事实”，要想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是枉然。

张申府认为，尽管孔子和孟子都看到了“饮食男女”的人之本性，但他们以繁文缉节的礼教束缚人们的欲望，到了迁腐的宋儒造出了更是许逆人性的礼教，致使社会问题百病丛生。应该说，张申府看到了社会问题存在，都与个性的压抑和缺乏自主意识有关，并从社会是否合乎人性的立场，展开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没有进一步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即经济原因和阶级基础。所以说，张申府当时的思想尚缺乏力度。

一般说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激烈抨击旧文化、旧礼教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例如，陈独秀就充分肯定了孔子学说的价值，并反复申说。在三十年代，深受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思想影响的张申府，坚持以历史的、理性的态度客观评价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他认为任何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要其中有科学而合理的成分，它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孔子的仁学与西方的科学法、辩证唯物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可以为我所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认为，孔子的真价值在于他对人类的人文关怀，他提出了崇高人格理想的设计，中庸之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以及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确立与阐发，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华族的国民性格。当然，他也看到孔子思想是特定时代和阶级的产物，并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是与其思想中的“君臣大义”和等级观念分不开的。

张申府认为，新文化的核心是辩证唯物论，在此基础上吸收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之长（仁学）和西方文化的先进的科学法，这个新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张申府还强调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的相通之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的传统辩证法思想只是一种素朴的矛盾观念，它与辩证唯物论尚有本质的区别。

张申府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正确研究中西文化问题。他认识到了人类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而且具有普遍性内容。张申府对西方文化的科学方法论的肯定，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科学评价，有着积极的可取之处。张申府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观念创立，标志着他的思想超越了当时的激进派（包括“全盘西化”派）和保守派，在一定意义上说，张申府的这一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践和尝试。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张申府突出强调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及世界意义，这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儒家关于独立人格的思想、达人达己的人际和谐思想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都熔铸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今天，当人类在物质财富丰裕，而人类的精神家园却日益荒芜。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的仁人的崇高理想、达人达己的理性精神和与时权变的辩证的理念，都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当我们肯定孔子思想的中国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世界意义。当然，孔子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这就决定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如他对于“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等级思想，都是为以农业社会的血缘家族制服务的。这是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对其时代性内容，我们应加以批判，对其超时代的普遍内容仍应加以提倡。

张申府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张申府看来，仁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人们为人处事的最基本的操守。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他以西方的民主思想、宽容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来解释仁，强调仁者必尊重他人，容许他人，所以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不仅如此，张申府还把仁的关系理想化了，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等同起来，强调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张申府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通之处，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但是，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差别。

张申府非常重视孔子的言行观，并对他的力行思想作了发挥。认为，仅仅停留于仁的思想的体认和把握，却没有相应的仁德的实践，就是麻木。而麻木就是对仁的栽害，为富不仁就是此类的例子。张申府提倡的是为仁德、或者说是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力行思想。1939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张申府为了激发民族的抗日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孔子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新的阐发。在他看来，所谓仁者具有高尚的品德，有着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深切关爱与了解，又有着勇于实践的勇敢精神，这样的仁者具有着灵敏的感觉，具有无所不通的能力。与孔子的仁智勇相比，张申府的阐释中注入了符合时代的新鲜内容。张申府认为，仁知勇不是平行的，它们是有差等的。在仁、义、礼的关系上，张申府是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仁在道德实践中，表现为忠恕之道，而道德实践的具体规范则为义，按照义的要求而制订各种规章程序则为礼。实际上，张申府讲的是按照理性的精神，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张申府深化了孔子关于仁义礼三者的内容及其关系，这是他对孔子思想的一个发挥。

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如何对待儒家的仁学思想，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张申府在科学而理性的立场上，运用刚刚掌握的唯物辩证法，对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和改造。首先，张申府充分肯定了仁学思想的价值和地位。其次，张申府肯定了仁学思想所包含的辩证观。再次，张申府把仁与先觉联系起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仁者必先觉，先觉者也必仁”的观点。

张申府的“中”的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张申府把“中”与“直”连用，肯定了“中”即是正义、正直之义。在道德实践中，坚持中，坚持正义，就必须反对调和折衷、毫无是非的“乡愿”。第二，在张申府看来，“中”有正、当、适度之义，而不是不偏不倚的中间点，关于中的适度之意。第三，张申府提出了“中”是做人的道德标准的思想。以中为人的行动标准，强化了孔子的中的道德内涵。第四，中与仁、易的关系。在张申府看来，中与易都是讲的辩证法的道理，所以，它们是相通的。合乎中道的也就合乎易道，从而达到对人类道德和人类认识的正确认识。在仁与中的关系上，张申府讲的仁，是人与己、个人与集体对立与统一、宽容与和谐的，体察了中与易，就会认识仁之真谛。从本质上讲，仁、中、易实是一体的。

张申府认为，用中执中、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就是要明辨是非，把握事物矛盾的对立双方，明确是是非非的界限，而不是无分别或乱分别，在此基础上把握事物的“分”与“宜”：只要你看到了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就是掌握了“中”：而事物又是发展的，所以“分”与“中”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这时就要根据事物的发展状况去认识新的“中”与“分”，从而认识的连续性和正确性。

中庸不是简单地“用中”，而是要在自觉经常性的依中和之道而行的过程中，自觉培养自己的中庸品性。关于这种中庸品性我们往往予以贬斥，以为它俱备一系列诸如闭锁性，阿谈性、奴化性、屈从性、内省性、保守性、圆滑性的劣质品性，其实，在儒学中庸哲学中，其中庸所焕发的恰恰与上述软弱的品性相反，它浑身透体凸显着一种刚性。中庸哲学的“刚”性体现着源于内具的中和哲学对立面统一或多样性统一的品性。儒家的中和哲学强调的是形成一种对立面或多样性有机统一、中和协调的关系。中庸的用中、它所努力实行或建构的就是这种对立面统一或多样性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多样性原则体现了中庸哲学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性质或“柔”的品性，体现了华族“厚德载物”，宽厚兼容的精神，在此同时，它又具有“和而不同”、特立不倚、独行不流“刚”的品格。

张申府非常重视孔子的“时中”思想，他在文章中反复引用“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等语句，并对儒家的“权”与“时中”思想作了发挥。他认为，“权”就是权衡轻重。它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把握事物的发展状态，在“中”的原则下，灵活而具体运用不同的标准，推进事物的发展。同时，张申府强调“权”、“时中”不是“折中”、“执中”，因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权”与“时中”思想，张申府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用辩证法的“活”的观点，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说明儒家的“时中”思想。“权”与“时中”强调的是一切活动的条件性和相对性。即使是真理，只要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变成谬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时时认识事物的矛盾发展状况，把握他的条件性，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真理，指导新的实践，这样的理论才能不断与时俱进，从而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张申府在赞扬“中庸”思想的同时，也对“中庸”思想也持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张申府希望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应持中庸之道，少数人也可任其“狂放”，保持社会与个人富有丰富的个性与品格，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了“慷慨悲歌之人”、“可歌可泣之事”，社会人生便顿然失色；如果一个社会总有太多的“慷慨悲歌之人”、“可歌可泣之事”，这个社会也不是圆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张申府已经意识到了中庸的保守性和调和性，这可以说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因此，他就坚持既不毁骂也不鼓吹，任其自然的态度。

从哲学角度看，“中庸”是一种以正确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普遍和谐观，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和价值论意义，同时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伦理道德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儒家的“中庸”观念也有明显的二重性。在吸收其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批判其不合理的一面。从儒家的价值观和总体目标来看，他们提倡中庸之道，其目的是要实现一种理想和谐的“大同”社会。这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但在社会巨变和动荡时期，其保守性和落后性就暴露无遗了。我们必须对“中庸”哲学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保持警惕。即使在今天，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竞争和文化融合的二极张力的作用不断加强。如何研究和挖掘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还是不加选择的拿来兜售。

张申府认为“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在《续所思》中，他就明确提出了“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思想。在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中，“生”占有重要地位。据张岱年先生的考证，中国哲学中“生”有三种含义：（一）生成之生，亦即化生之生；（二）生命之生，亦称为生灵；（三）生存之生，即生养之生。张申府在著述中生，大体上也有这三种含义。

化生之生。一般的说，“生”的范畴源于《易传》。张申府对《易传》中的“生”的思想进行了引述和发挥。张申府结合时代的需要，强调了“生”是一种对“健实圆融”的生存理想的追求。在他看来，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一种精神。生命之生。张申府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是赞成的，并认为生死本是自然界的一种客观现象。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生物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一个日趋成熟与毁灭的过程。生的过程同时就是死灭的过程。既然生包含着死，但具体到一定的事物和一定的阶段，生与死是有着绝对的界限的。生不是死，死也不是生。这样，张申府就坚持了一种大客观主义的生死观，是有一定的合理价值的。生存之生。张申府把生存区分为两层意思，一是生存和生活相当。生存的另一种意思是说存在的。后者的意思要比前者的宽泛的多了。在生的哲学里，张申府提出并论证了仁、生、易实一体的思想。张申府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生”、“易”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论证了它们的辩证关系。

张申府认为，生活或人生，在客观上实在不能说无意义。因为生与性，名与利都是人所欲求的东西，都是客观的存在。而说生活无意义，其实都是人们的主观看法。所以，生活有无意义的问题只是“个人的与社会的问题”。就自然层面上说，人为了生活，就必须维持其生存，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要使一个人的生活有意义，“必须使他的生与性的根本欲望相当满足。”要做到根本欲望的满足，就要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加以改革。改革社会，使社会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改良人性，使人性的发展随顺自然，而不是为社会所压抑。“自然是不是也可以改革？那便第一应知‘习惯成自然’，改革自然就是改革人的习性。第二应知，改革自然不外促进科学，改造工具。总之，仍是人的问题。”‘张申府的双重改革，就是改革人性的自然，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改革客观自然，促进自然科学发展，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的能力。

在张申府看来，只要是主观的思想、愿望都是幻想或幻象，而吃饭穿衣、饮食男女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就不是幻想，他们两者是不同的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就是一个不断的追求幻想的过程。他把理想和幻想两个概念等同了起来。所谓理想，就是人们所设定的追求目标。理想有科学的、正确的理想，它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经过奋斗能够实现的；也有脱离实际的、主观的，违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难以实现的理想，也称之为幻想。即使是封建社会的圣贤豪杰，也只有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成就一番事业，盲目实践，必然走向幻想。如唐朝人身捆炸药想上天，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导致了自我毁灭的结果。

从人生的过程来看，张申府对人生的理解是有其合理因素。就芸芸众生而言，人生就是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过程，无论你称之为理想也罢，幻想也罢。但是，把理想与幻想等同，则失之于偏颇，易走向相对主义的人生观。张申府知道，如果这样理解人生，人生实在没有趣味。但他认为，“对于自然世界本说不上什么悲乐”。对于自然世界的事实而言，是没有悲观乐观之说的，而人为幻想而生活，不过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他说，事实只是事实，正如飞蛾扑火一样，明知扑火的危险性，而不得不扑。人的为幻想而活着也是如此。

尽管张申府认为人生本无意义，就是为生而生，所谓理想就是幻象。但是，张申府还是肯定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要实现人的理想，就要实践，就要奋斗。张申府在肯定人生的理想的同时，还提出人生理想的内容。张申府认为，遂其生就是每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到满足。在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满足后，才有达生和美生。达其生就是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美其生就是使每个人的生活得到“美化”。

张申府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批判了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和群己关系。“历来的社会”只是统治阶级假全体之名而行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之实。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乃在于选择适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即“群制”。张申府的这一社会改造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在张申府的人生，他把群与己的矛盾列在人生矛盾的第一位，这是因为他历来重视个人的自由，要求处理好群体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并以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理想社会的极致。

生于1893年的张申府先生，其学术和政治活动的生涯，基本在20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前半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充满苦难，风云激荡。一代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安康而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张申府先生是其中之一。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现状，面对军阀割据的混乱和欧风美雨的侵袭，张申府先生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参与到学西方、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救中国的行列之中，推动着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进程。

20世纪初，张申府先生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任《新青年》编委，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新思想、新科学的文章。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年期创建工作，参与组建中共旅欧支部，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授西方哲学史、逻辑、数理逻辑、西方现代哲学课程，发表过许多记述哲学问题与哲学方法的文章，蜚声学术界。一二·九运动时曾因参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后经冯玉祥保释出狱，而反动当局却授意清华大学将张申府先生解聘。抗战时期，张申府先生在武汉、重庆市等地参加救亡民主运动，撰写了多篇政论、时事性文章。惜于1948年昧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应《观察》杂志之邀，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严厉批判，从此在学术界销声匿迹达20多年。

张申府先生青年时期喜好数学，继而对于数理逻辑深感兴趣，于是进而探究哲学、逻辑学和文化理论问题，20年代初期就以介绍英语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哲学思想而知名，更努力阐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30年代的哲学界，张申府先生很有影响，当时郭湛波编著《中国近三十年思想史》曾列专章论述张申府先生的思想，认为张申府是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之一。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呈现出活泼兴旺的景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得到了广发的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维也纳派的逻辑实证论，亦都有人介绍、宣扬。有些学者开始构建融合中西的哲学体系，张申府先生则着重宣扬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所讲的”逻辑解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当时，在中国哲学界曾发生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些人反对辩证唯物论，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违背逻辑的，是不能成立的。一些进步人士则宣扬唯物辩证法，而认为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毫无价值的，这两派各有所偏。张申府先生既提倡形式逻辑，讲授形式逻辑，又高度宣扬辩证法，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区别开来。这个问题，直到50年代才正是解决，学术界既肯定了辩证法的真理价值，又承认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意义。

张申府是中国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和民主活动，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社会基础，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张申府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引下，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他经常与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杂志，研习、阐扬马克思主义，为宣扬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北京大学时期，他参与创办《每周评论》，奔走于建党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赴法时期，他宣扬马克思主义，先后发展了刘清扬、周恩来入党，积极进行党组织建设，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德国时期，他一直坚持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发展了朱德入党。归国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推荐了许多共产党任职，为党的建设与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退党后，张申府坚持追求民主与和平，反对独裁。他参加过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务长。他还参加“一二·九”运动，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他还曾担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等职务。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张申府奔走于国共间的和平谈判。他还发言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后，他与民盟领导人一起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他通过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起了桥梁作用。“对傅尽了绵力，做说服工作，劝他欢迎解放军进城。”可见，他是一位民主运动的先驱，为追求民主与和平不懈努力，是有功于人民的。

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影响社会变革的事件，张申府几乎都参加了。这些丰富的革命实践与民主运动活动，既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考奠定了实践基础，也为他参与党的创建和组织领导民主运动提供经验来源。

三十年代，张崧年张岱年兄弟以研究西方分析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并力图结合两者，创立解析的唯物主义而著称，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学者郭湛波在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对张申府的思想进行了初步而客观的评价。“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三阶段’除冯芝生先生外，就算张申府先生了。……先生是中国研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学说最有成绩的人，可说是中国罗素哲学专家，《新青年》时代，发表许多关于罗素的论文，曾在北京大学教授罗素哲学，精于数学逻辑，曾在北大教授数年。先生虽为研究罗素专家，同时并深究辩证法及唯物史观，观其所著《所思》一书，及所编《世界思潮》即可明了。现在先述他的思想方法。他的方法，一面是科学的客观法，一面是唯物的辩证法。”

六十年代，周恩来在评价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和刘清扬时，说道“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思想溶于一炉。”

到了1993年，在纪念张申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对张申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评价。张岱年说：“张申府就是我的长兄，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我从事哲学思维，也是从阅读罗素原著《我们的外界知识》开始，后来我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了申府的指引。张申府宣扬了很多比较正确的哲学观点，都没有写出专著来。”

当代哲学家许全兴教授对张申府的评价是：“张申府虽然提出了‘三结合’的主张，但并没有付之实践。……张姓兄弟则力图把辩证唯物论、逻辑解析法和中国哲学三者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特体系。张氏兄弟的主张与尝试的影响，虽然没有像其他哲学家的那样大，但却为‘中外哲学的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对我们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仍值得借鉴。”

1986年6月20日，刚刚过完 93岁生日不久的张申府安然谢世。《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中写道：“张申府同志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学，硕果累累，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对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数理逻辑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很深的造诣，是最早的介绍者。……”

1911年，张申府听从父母的安排，跟一个有名的县官的女儿结婚。女方16岁，本名朱惠侬，后张申府为其改名朱德侬。朱德侬十分贤淑，对张申府和翁姑都很敬重。1914年，朱德侬为张申府生下一女，张申府为其女起名亚丽。孩子出生几天后，朱德侬便染病去世了。

1915年，张申府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对一个少女产生好感，于是便着父母找一个媒人协助说亲。婚后发现新娘不是自己在火车上见过的人，深觉受骗。 后与其育有一子一女。

1920年12月27日，张申府在前往法国巴黎的轮船上接受了刘清扬的示爱，此后二人便开始同居。之后维系了将近 28 年的夫妻关系，生育过三个孩子。直到1948 年 10 月 28 日，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导致二人关系彻底破裂。

刘清扬原是天津觉悟社里有名的才女，也是一位极具鼓动力的街头演说家。1894 年 2 月生于天津市，先后在天津平民女子小学、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过小学教员，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在 1961 年重新加入中共，刘清扬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1977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逝世。

张申府的第四任妻子是关素文，与张申府育有一女，也就是张申府最小的女儿张燕妮。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一书中对她的描述是，“一位个子不高、略胖、一手因中风而瘫痪的受教育不多的妇女。”

1.《石头记》，记女子，记男女，记男男，记情，记相思，记失恋，记婚姻，记家庭。而归根所记的只是那玉石。玉即是欲，故曰衔玉而生。百十七回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今古男女，一语道破。——《所思（其二）·四十五》

2.人非任情，即是矫情。矫情者奴情。任情者奴于情。“太上忘情”。——《所思（其二）·五十九》

3.科学家是头脑简单的人。大科学家邦嘉雷说，大科学家一生是个小孩子。唯其天真，所以得真。——《所思（其一）·二十七》

关于张申府是否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按照张申府自己的论说: “究竟，我是弄哲学的。虽然我不得教哲学已经十年了，我所最愿谈的究竟还是哲学。如我的素愿，我也愿意谈谈我自己的哲学。我也有我自己的哲学么? 当然，是有的。”其次，少数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张申府没有自己的哲学，只是模糊思想阵线的“大杂烩”，或仅迸发了些许思想火花。再次，大多数学者持肯定立场，他们一致认为张申府有自己的哲学建树和贡献。张岱年撰写过《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专文，肯定其兄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试图兼综辩证法和逻辑分析法，从而体现了“有原则地博采众长”的进步趋向。 汤一介进一步强调张申府是“20 世纪上半叶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他认为张申府哲学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经过西方哲学( 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和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分析哲学) 的洗礼，再来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其要旨是在会通中西、融铸古今的基础上希望能建构一新的中国哲学，因此其“不仅是 20 世纪现代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对现代中国哲学有着特殊贡献的一种哲学”。 许全兴系统总结了张申府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主要贡献，一是对罗素哲学的介绍，二是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把它用于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三是提出了把马克思、罗素和孔子三者思想相结合的主张。 李维武提出张申府孕育了新的哲学精神，即在“解析”和“唯物”之间、西学与汉学之间、逻辑与诗之间寻求一种结合点，由此融会古今中西哲学的精华，创造出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

基于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的认识，学界对张申府的哲学及其体系有不同的定位。首先，张申府概括自己的哲学观点和进路: “在哲学上，我曾称道新实在论，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大客观’。这些的最主要点都不外一个实字。”他对自己哲学思想的介绍与论述主要体现在《共同纲领的原则部分》《我的哲学的中心点———具体相对论》《哲学与哲学家》《我自己的哲学》等文章中。他有深沉的时代关怀和鲜明的问题意识，认识到“今日需要的为抗战建国文化主宰或核心的哲学，也就是实的哲学”，呼唤和鼓吹“一种新的中国的主张切实、注重实践的哲学”。

其次，学界对此的界定，孙道昇、刘静芳称其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郭一曲称其为“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董德福认为是“科学的哲学”等。王中江将张申府哲学称为“唯实论”，强调“唯实”才是张申府哲学的灵魂。他提出: “张申府声称的‘实’，比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实在论要宽泛，更不是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所能涵盖的，它是用他的‘实’将自然、社会和人类贯穿起来的宏大世界观。‘实’在张申府哲学中的重要性和贯通性，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将他的哲学概括为‘唯实世界观’( 或‘唯实论’) 。许宁则将张申府的哲学精神概括为“万法唯实”，并认为可以将其哲学体系命名为“新实学”，与其弟张岱年的哲学（“新气学”）蔚然成为近现代哲学史上的双子星。

从1931年夏天到1936年5月，张申府在受聘于清华之后，与家眷一起住入了清华园内西南处的照澜院9号，他作为哲学教授，在清华度过5年“为学不忘政治”的生活。

1935年夏，在花木扶疏的照澜院9号寓所前，张申府全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他身着西装，白色长裤；夫人刘清扬身着素花旗袍，一手执扇，一手放在大女儿刘方明肩头；小女儿刘方清怀抱洋临母亲席地而坐。和谐温馨、其乐融融的家庭照片背后，蕴藏着这位教授与革命者的情怀。

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第一个张申府、张岱年研究机构，挂靠在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3年6月15日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由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河北师范大学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张岱年学术研究会协办，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承办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以“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为主题。

中国文化综合创新暨张申府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12月9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主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80余位学者参加。

《觉醒年代》以1915年《新青年》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剧中就曾出现张申府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