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是美国国务院的首长，总统内阁成员，最重要的内阁部长。美国国务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简称State Department），是美国联邦政府中主管外交事务并兼管部分内政事务的行政部门，直属于美国政府，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因此国务卿也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

国务卿经美国总统提名，美国参议院批准后，由总统任命。他是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首席顾问、最重要的内阁成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者。随着冷战的兴起，美国的外交体制发生变化，国务院和国务卿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但他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国务卿在美国政治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美国内阁中，他是仅次于总统和美国副总统的第三号人物，在内阁部长中排名第一，在美国总统的继任顺序中排名第四。

1789年9月26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被任命为美国首任国务卿。

2021年1月2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批准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同日布林肯宣誓就任美国第71任国务卿。

美国外交机构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至1775年11月由大陆会议设立的秘密通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当时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他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位负责外交事务的行政官员。但是在当时，富兰克林和委员会都未能在对外关系中获得任何实权，大陆会议始终对外交政策乃至微小的行政细节进行严密监控。

1777年4月，该委员会更名为“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由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主管该部门事务，潘恩当时常常自称为“外交部长”（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但其从未获得与其头衔相称的实际政治权力，大陆会议实际掌握着外交权力。1779年1月，潘恩辞职，詹姆斯·罗维尔（James Lovell）接任，他常常感叹无所事事。

1781年1月10日，大陆会议通过修正法案，成立“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外交部长由大陆会议选派，受大陆会议制约和监督，并向其负责。当时的外交部长有责任联系驻美外交使节，接受他们递交的国书，但并无外交事务的决策权。

1781年8月10日，邦联会议选派罗伯特·利文斯通（Robert R. Livingston），出任第一任外交部长。但当时的外交部长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极为有限，且受到诸多限制。为此，邦联会议在利文斯通的建议下，于1782年2月22日通过一项扩大外交部长权力的法案，但是邦联会议依然掌握着美国外交事务的主导权。当年11月，邦联会议通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关于扩大外交部长职权的议案，外交部长获得了筛选呈送给邦联会议情报的权力。

1783年6月，利文斯通卸任。尽管利文斯通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但他还是在其任内努力制定和执行了外交政策。他是一位一流的行政官员，虽然在外交事务上并不成功，但利文斯通将自己领导下的部门打理的井井有条，也为他个人赢得了一定的声望。

1784年5月7日，约翰·杰伊（John Jay）出任第二任外交部长，在其任内外交部长的权力得到扩大，有权向邦联会议解释呈交的文件，陈述重要的外交事务，并作政策建议。1785年7月，邦联会议授权杰伊与西班牙进行条约谈判，这是外交部长首次获得条约谈判的权力，但在谈判过程中杰伊依然受到邦联会议的诸多限制。

杰伊对其外交权限受限的情况深感失望，为此他致信邦联会议，提出美国若要有效处理对外关系，就必须成立一个比邦联会议更有效的行政部门，以及一个得到充分授权的外交机构。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讨论了在对外关系中实行有效领导的必要性。应当承认，杰伊在其任内，从邦联会议赢得了比他前任更大的权力，而且通过他的领导，外交部已经成为邦联政府中最重要的行政部门，外交部长成为了一个显赫而有威望的职位，这为日后国务卿的显赫地位，开辟了道路。

1789年7月27日，总统乔治·华盛顿签署法案，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宣告成立，成为新政府下成立的第一个部门。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成立专门的美国内政部（Home Department），因此将政府的内政职能分给现有的各部门，那些被认为不宜划分给财政部和战争部的职能，便被分配给外交部。

为此在9月15日，国会通过法案，将外交部更名为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外交部长更名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兼管部分国内事务，诸如印发国会法案、命令，保管美国国玺，经营美国铸币局，颁发专利和版权，以及管理人口普查。

1789年9月26日，汤玛斯·杰佛逊被乔治·华盛顿任命为首任国务卿，但由于杰斐逊当时还担任美国驻法公使一职，因此直到次年3月22日杰斐逊才正式上任国务卿。在此期间，杰伊一直代理国务卿一职。

1817年3月5日，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ency Adams）被任命为国务卿，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建立起了正常的运作程序，亚当斯也不断谋求扩大国务卿的权力。亚当斯成就了美国外交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最成功、最伟大的美国国务卿之一。

当时的美国外交事务有限，最初的国务院仅有几名职员和一名临时翻译，直到1825年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不过20多人。但是担任国务卿的政治人物，都从该职务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1825年以前，共有8人先后出任国务卿，其中有4人在日后成为美国总统，他们分别是汤玛斯·杰佛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约翰·昆西·亚当斯。

1833年5月29日，路易斯·麦克莱恩（Louis McLane）出任国务卿，在他任内对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组，设立了外交、领事和国内局。

在1825年至1861年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工商业高速发展，西进运动达到高潮，此时美国的外交关系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愈加完善。1849年3月3日，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成立，国务院原先承担的许多内政职能，被移交给了内政部等部门，国务院逐渐成为专门的外交部门。

1861年3月5日，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被亚伯拉罕·林肯任命为国务卿，在美国内战时期，西华德获得了林肯的完全信任和授权，将国务卿的权势扩大到了内政和军事领域。此外，在西华德任职国务院期间，他制定了一个庞大而协调的美国世界帝国轮廓，这个帝国以美国大陆为基地，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消费者生产商品。因此，西华德被认为是仅次于亚当斯的19世纪最伟大国务卿。

1869年3月11日，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被任命为国务卿，在他治理下的国务院，任人唯贤，人员齐备，讲求效率，规章明确，因此得到了总统极大的信任。

1919年3月1日，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副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一职，取代部门参赞（Department’s Counselor）成为国务院的第二号官员，协助国务卿处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副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首席助理，为国务卿的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为国务卿，至1944年11月20日赫尔卸任时，他一共担任了11年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国务卿。在赫尔任职国务卿期间，他全身心投入国务院工作，国务院的协调能力得到了加强。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50多年间，国务院是主要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门。尽管其间还有陆军部和一些别的小型部门参与其中，但是总的来说国务院在美国外交中始终稳坐头把交椅。因此，国务卿在外交事务中，一直占据着最为关键的职位。但是在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外交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富兰克林·罗斯福专门成立了战时委员会（War Council），直接掌握外交决策大权。赫尔虽然也参加会议，但其权力已经大为削弱。特别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赫尔河畔京士顿不再被准许参加军事会议。同时，当时的副总统华莱士和财政部长小摩根索，也开始介入外交决策，赫尔的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弱。

在控制整个外交决策进程方面，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总统。他通常有意控制情报的来源和走向，并建立自己的智囊团，直接与他们商议外交事务。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依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顾问，而几乎不通过正式的外交机构来进行外交事务的协调。所以在罗斯福时期的国务卿在很大程度上只扮演象征性的角色，其职权仅限于表述总统的决定、体现国家的道义原则、维系总统与国会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外交决策系统并不能与军事系统相互协调，它们只是分别向总统汇报，而没有一个高级部门负责协调两个系统的意见。1947年7月26日，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法（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根据该法案成立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该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外交系统与军事系统的制度化协调。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在制度上削弱了国务卿的外交决策权。

但在当时，哈里·S·杜鲁门致力于改变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绕过正式外交机构进行外交活动的做法。因此杜鲁门十分倚重国务院，国务卿开始得以控制其他部门，国务院的机构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而且很少受到其他官僚部门的挑战。杜鲁门任内的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和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也都得到了总统的重用。

1947年1月8日，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因为马歇尔出身职业军人，此前从未涉足过党派斗争，且在战时随富兰克林·罗斯福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与欧洲盟国领袖建立深厚的友谊，所以哈里·S·杜鲁门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授予了马歇尔。在马歇尔的任内，他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并在国务院内成立了政策规划小组，负责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政策规划。乔治·凯南担任了首任政策规划小组主任，提出了著名的对苏遏制战略

1953年，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加强白宫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机制的控制，创设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PNSA）一职，也通常被简称为“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SA)。国家安全顾问在设立伊始，便成为总统决策体系的中枢，而且对他的任命还无须参议院批准。因此在此后的时间里，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在外交体系中，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

不过，由于艾森豪威尔出身军事参谋，不喜欢秘密决策，所以在其任内还并不重视国家安全顾问的作用，仍然倚重国务院作为外交决策的核心部门。艾森豪威尔把管理外交事务的责任委派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这使得后者成为总统外交政策的主要顾问和发言人。杜勒斯权势极大，他为美国构筑了冷战的基本面貌、核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外交事务具有浓厚的兴趣，希望美国能通过他的努力领导整个自由世界。因此，肯尼迪的管理方式倾向于以个人为主，而不重视组织和团队的作用。

肯尼迪在上任初期，曾经想倚重国务院，但是国务院的官僚作风使总统倍感失望。肯尼迪认为国务院松散、消极懒散，所以国家安全顾问逐渐成为总统的得力助手。而且在白宫战情室（situation room）成立后，驻外机构可以直接与白宫联络，国务院的权力相应下降，国务卿的权力也被进一步削弱。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不喜欢正式的组织机构。但是约翰逊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他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交决策进程之外，因此他给予了精通外交事务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充分信任。

不同于约翰逊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并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尼克松在担任总统初期，不相信国务院能忠实执行总统政策，而且国务卿威廉·皮尔斯·罗杰斯（William Pierce Rogers）缺少外交经验。因此，尼克松将外交决策的中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同时，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有着丰富的战略知识和远大的抱负，被尼克松视为得力的助手。基辛格也利用其接近总统的优势，得到了总统的全力支持，与总统一起主导了美国外交决策的进程，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这是自国家安全顾问创设以来，首次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者。

基辛格与尼克松一样，厌恶国务院的官僚体制，因此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基辛格的规划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再是各部门协调意见的中心，而成为独立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外，可自行制定对外政策的机构。在执行对外政策方面，亨利·基辛格主张绕开国务院，通过委派特使和私人代表的方式执行外交任务，如委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代表总统秘密出访。

国务院在此时期退化为外交政策的被动执行者，国务卿罗杰斯除了中东问题外，几乎在所有重要外交事务中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总统的许多决定都是在罗杰斯出国访问的时候作出的。虽然基辛格曾表示总统应当以国务卿为主要的外交事务顾问，而国家安全顾问只应扮演沟通和协调的角色，但基辛格实际上经常利用白宫战情室同外国政府领袖直接接触，并成为一系列外交事件的秘密特使，这一系列的行动难免会与国务卿罗杰斯产生冲突。直到1973年8月罗杰斯辞职，亨利·基辛格从此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两职。

此外，在尼克松时期，国务院的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7月，常务副国务卿（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取代副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成为国务院二把手。自此，确立了国务院延续至今的等级结构，从高到底分别是：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常务副国务卿（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副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助理国务卿帮办（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福特接替尼克松出任总统后，基本上维持了尼克松时期的外交体制。由于福特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经验有限，作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继续在外交决策中发挥决定性影响。

吉米·卡特上任总统之后，一直试图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秘密外交泛滥的情况，为此他授予了国务院更大的职权。在他执政的前两年，外交决策系统运转相对正常。但到第三年后，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开始执行对苏强硬路线，这与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对苏温和路线的主张产生了分歧。1978年，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性时刻，赛勒斯·万斯正前往中东推动埃以和谈，而布热津斯基封锁消息，导致万斯完全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

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卡特内阁中有人提出武力营救的方案，万斯坚决反对。1980年4月11日，在万斯外出度假缺席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实施武力营救方案。当万斯回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得知消息后，受到了强烈震动，愤怒不已。他随后向卡特提交了辞呈，由此结束了了其国务卿生涯。

罗纳德·里根总统对外交事务经验较少，因此他十分倚重自己的顾问。相比起卡特的管理风格，里根更为看重国务院而不是白宫。在里根看来，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应更多地由国务卿负责完成，因此他将更多原先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下放到各部之中。在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家安全顾问在外交政策领域几乎没有影响，而两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Jr.）和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中情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 Casey)成为里根外交政策的主要参与者。

国务卿是由国家任命的最高级行政官员，自汤玛斯·杰佛逊担任第一任国务卿以来，他就享有相对内阁中的其他部长的优先权，例如国务卿往往是在其他所有内阁部长之前宣誓就职的。

在美国内阁中，国务卿是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的第三号人物，在内阁各部长中排名第一，在美国总统的继任顺序中排名第四。在1886年的一项法律中，国务卿被定位仅次于副总统的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1947年的一项新法律修改了总统继承顺序，国务卿下降为副总统、参议长、众议长之后的第四顺位继承人，但是其继任顺序依然高于所有内阁部长。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有权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国务卿由总统根据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任命，是总统的首席外交事务顾问。国务卿负责通过国务院和其他美国外交部门执行总统的外交政策。

美国国务院是美国政府的高级行政部门，由美国国会于1789年设立，前身是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自那时起，国务卿的外交职责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但随着国际事务的增加，这些职责变得愈加繁杂。

1、担任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

2、负责与美国外交事务有关的谈判;

3、向美国公民发放护照，以及向驻美外国领事发放领事证书;

4、就美国大使、领事官员和其他外交代表的任命向总统提供建议;

5、就外国政府代表的接受、召回和解职向总统提出建议;

6、亲自参加或指导美国代表参加国际会议、组织和机构;

7、谈判、解释和终止条约和协定;

8、确保美国政府保护在海外美国公民的财产和利益；

9、监督美国移民法在国外的执行;

10、向美国公民提供有关外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状况的信息;

11、向国会和美国公民通报美国外交的情况;

12、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

13、管理国务院;

14、监督美国的外交事务。

此外，国务卿还保留了国会在 1789 年赋予国务院的部分国内职责。这些职责包括：

1、保管美国国玺；

2、起草某些总统公告；

3、公布条约和国际法案以及美国外交的官方记录；

4、保管某些条约和国际协定的原件；

5、充当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向外国引渡逃犯或从外国引渡逃犯方面的沟通渠道。

国务院最初的建立，以及其后的不断发展，实际上适应并反映了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在美国的行政部门中，国务院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务卿的地位，而国务卿的地位又取决于总统和其他一些相关因素。自美苏冷战以来，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设，国务院的地位呈现相对衰落的趋势。

国务卿的权力事实上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因为美国宪法颁布于1787年，而国务卿一职直到1789年颁布《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时才设立。可以说，国务卿的职权其实完全取决于总统的意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务卿的权力不断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的内部组织，而在于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现代美国总统权力的增长。总统如何决定行使其行政权力，是国务卿决定实际地位的关键因素。

国务卿自设立之始，始终都是总统内阁中最为重要的官员之一。例如，华盛顿曾经告诉杰斐逊，国务卿所领导的部门是高于财政部的。哈里·S·杜鲁门总统也认为“国务卿是最重要的内阁官员。”但是在外交事务中，总统拥有最终权威，国务卿和国务院是作为总统的一只手臂，以总统认为合适的方式予以辅助。国务卿若要成功地扮演其角色，就必须同总统建立和谐的工作关系，并获得总统的支持。如果总统不将国务卿视为外交事务方面的首要顾问和执行人，不信任他的想法和计划，那么国务卿就难以行使其职权。正如格兰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菲什所言，“国务卿只有在总统信任、个人影响力和威望的支持下，在总统和他本人之间没有其他人或其他影响力的情况下，才能最好地发挥国务卿的作用。”

国务卿虽然身为总统内阁的重要成员，然而国务卿并无与总统磋商的特殊权力，即便在外交事务中也是如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总统都没有义务就外交政策与国务卿磋商，如果总统执意抛开国务卿处理外交事务，那么国务卿也就无权参与外交决策。例如1909年1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一封信件中，称其任下的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对公共事务毫无建树，他对我的作用几乎只是一个优秀的形象代言人”。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其任下的国务卿康德尔·赫尔。赫尔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务卿，却也是职权被削弱最严重的国务卿之一，或许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位总统像罗斯福一样，如此频繁地削弱国务卿的职权。因为罗斯福总统并不信任国务院，他认为国务院无法在危机时期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来处理美国的外交。罗斯福为此常常抛开国务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例如赫尔的属下，助理国务卿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常常在赫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汇报工作。甚至在1933年，莫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这使得赫尔备受羞辱。

此外，罗斯福也曾多次派自己的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Wallace）作为总统代表出国访问。这些出访让身为国务卿的赫尔十分恼火，对此他在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赞成过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出国访问，我深信国务院和白宫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插手这些事务，否则就会有严重的风险，这可以说是乱来，会造成有害的麻烦。”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生命的最后五年中，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成为了他在外交事务中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但有趣的是，哈里·霍普金斯甚至没有法律地位，只是一个没有职务、官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却被人称为“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部”，甚至参加了内阁会议。因此，国务卿赫尔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较小，甚至在外交政策中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国务卿的优先地位，在此时只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表达。

并非所有总统都选择甩开国务卿制定外交政策，杜鲁门总统就选择相信国务卿在外交事务中的能力，他比大多数总统都更强调国务卿的作用。杜鲁门认为：国务卿的职责是总统外交事务的私人顾问，他必须管理国务院，国务院中也应有熟练和富有经验的官员，以获得有关外交问题的最佳信息。国务卿在可能的情况下，从那些外交官处得到最好的建议，并将它提交给总统。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和艾奇逊——都拥有总统的完全支持，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协调过程中，成为总统的首要顾问。马歇尔甚至认为，国务卿是高级官员，人们应当在礼仪和实际政务中都一丝不苟地服从他。戴维·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后，尽管他的声望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难以与马歇尔相比，但是受哈里·S·杜鲁门信任的程度与马歇尔相差无几。因此，当国防部长路易斯·阿瑟·约翰逊（Louis Johnson）与艾奇逊不和后，约翰逊很快就在总统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杜鲁门给予了他的国务卿充分的自由，而其继任者艾森豪威尔在执政后超越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曾说：“我本人希望强调这样一点，我将国务卿视为在制定和管理外交政策上，负责给予我建议和协助的内阁官员。我的方式是，使国务卿成为我在有关外交政策问题上富有权威的向导。有关外交政策的事务，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要同国务卿协作完成。”

虽然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放弃过外交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实际上可以自由地处理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称杜勒斯是外交政策的心脏和大脑，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杜勒斯也充分利用了总统的信任，积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形象。在接管国务院的几天后，他就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不同于哈里·S·杜鲁门曾经厌恶自己的国务卿詹姆斯·弗兰西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吸引公众注意力，艾森豪威尔从来不介意杜勒斯获取公众关注的做法，甚至鼓励他这么做。因此，杜勒斯任职国务卿期间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利用广播和电视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

从美国建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约150年的时间内，国务院一直都是美国联邦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最重要的机构。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国务院内制定，由国务院成员操纵，并由大使们和国务院其他人员在国外执行。政府内的其他机构，如财政部、军方也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他们都难以挑战国务院在外交政策中的支配地位。然而，在20世纪以后，随着外交形势的变化，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权力由国务院流向其他政府部门，乃至流向白宫。这样，国务院在主导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全面影响就开始下降了。因为国务院的地位与国务卿的地位息息相关，所以国务院影响的下降，也就导致了国务卿地位的下降。

20世纪以后，外交形势对国务院地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在20世纪，国际事务对美国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从建国之初，以及整个19世纪，一直有幸为两个大洋和虚弱的邻国所包围，这样的有利地缘环境使得政府能专注于内部发展，甚至当美国在北美大陆扩张时也仅遭到最微弱的抵抗。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冷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中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那些远离美国疆域的事件对美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为了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国际事件，美国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和复杂。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情报机构、财政部和其他外交机构的出现与扩展，国务院不再是行政部门中唯一主要负责指导外交事务的机构了。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已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不仅深深地卷入国际体系之中，而且其对外政策也对国际体系的运转也有着重大影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期间日益增长的全球性作用，加强了总统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美国已变得十分强大，它在国外举动的意义十分重要，因此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已不能再留给国务院了。取而代之的是，总统力图直接指导对外政策，并管理日益增长的对外官僚机构。总统开始怀疑国务院是否能够根据国家和总统的最高利益行使外交职权，因此随着总统的关注和介入的增多，总统对外交系统的管理，逐渐以白宫为中心，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及其工作班子的系统来运转。

在飞机和电话出现前，美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旅行和相互联络往往需要数月的时间。如果总统需要缔结一项条约或者需要同敌国、友邦达成某种共识，他就不得不依赖大使或外交官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进行谈判。因为缓慢的通讯联络，使得总统只能将相当多的外交权限交给身在国外的下属。

随着世界范围内通讯技术的进步，通讯联络的速度使得总统们能够在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上，直接参与谈判进程。总统也可以任命一个特使，以他的名义乘飞机前往某个国家，代表美国政府处理某项外交问题，如尼克松委派亨利·基辛格前往中国秘密访问。总统甚至可以直接抓起电话，与某位国际领导人直接通话，乔治·布什总统就定期用电话同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通话，以实现他的对外政策目标。

因此，快速通讯的发展，使得总统在日常外交政策的处理中，可以摆脱对国务院的依赖。

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集中于在全球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遏制战略的基础——即尽力把苏维埃帝国限制在东欧与中国范围内——是通过武力威胁来阻止苏联对国际现状的挑战。如果这一招失灵，则动用武力逼迫苏联退却。遏制政策通过发展核武器、大规模的现役常规军事力量、防暴部队，以及秘密行动使得美国军事力量大大地膨胀起来。这意味着不仅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总统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机构作为实施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外交手腕是国务院的力量所在，然而美苏冷战年代里，它被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所取代。因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武力的使用上升为主要手段，这使得国务院在外交事务部门中地位进一步下降。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增强，通信方式的变革和重大问题的全球化，导致了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分散化趋势，同时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国务院失去了对外政策的垄断地位。

国务院的内部的官僚主义、繁文节等问题极其严重，这影响了国务院在美国外交体制中的地位。尼克松对于国务院内部的官僚政治深恶痛绝，曾在私下痛斥：“官僚机构中96%的人都反对我们，他们是跟我们作对的杂种，我们也不需要在乎什么所谓的开放管理。”此外，国务院的中坚力量——职业外交官——普遍以谨慎著称，这样的工作习惯加重了部门内部的官僚习气。他们不仅小心地不去触犯外交部门的信条和准则，在提供政策建议时，也常常提供“低风险”的建议，不太愿意做出个人的政策动议。例如，在一项要求或决定被要求电传到国外前，主管部门的具体经办官员必须确认所有于此有关的官员都已经审批。如果在一个问题上有来自七、八个部门的官员参与，那么不论他们卷入的程度如何，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对整个处理过程做出评价，并在所有决定上署名，即使他们是级别相当低的官员，或者只是例行公事的参与者也得如此。

官僚习气使得国务院循规蹈矩，遵循标准程序操作，所以难以针对“事件”本身提出富有远见和灵活性的建议。同时，由于他们沉湎于日常事务，也常常难以对政府外交中的长期计划予以充分重视。白宫因此常常批评国务院效率低下、繁文缛节、适应性差、死气沉沉。从一个总统的角度来看，对国务院工作的抱怨经常有六种：1、效率低下和行动迟缓；2、工作差劲；3、反应迟钝；4、拒绝变革；5、不能把内部秩序整顿好；6、不能负起领导重任。国务院如同其他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一架庞大笨重的机器，在任何问题上都有一个由许多官员和部门参与的审批程序。因此，总统和其他涉及外交政策的官员经常发现，当手头上有十分紧迫的问题时，国务院的行动总是太慢。

在最近几十年中，历届总统及他们的亲密顾问对于国务院的工作，总的来说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约翰·肯尼迪把国务院称为“果冻碗”（bowl of jelly）。林登·约翰逊认为国务院的人是“一群没做什么牺牲，又自以为比他们的国家要好的胆小鬼、势利眼及无足轻重的人”。尼克松在1968年大选中，宣称“我需要一个能同我一起清扫国务院的国务卿”。这些总统对国务院的负面印象，以及他们同国务院一起工作的经历，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务院以及国务卿在外交政策制定程序中地位的下降。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务卿的权力并非源自于哪一部法律文件，而来自于他对总统的影响，来自于他说服总统并正确指导他的能力，来自于他作为总统首席幕僚的角色。如果总统不给国务卿向上提供外交政策信息的机会，而此时又有其他的官员开始干涉外交政策，总统又支持他，那么国务卿几乎是束手无策的，他无法阻止这种对其职权入侵的行为。例如在华盛顿总统时期，华盛顿虽然认为国务院的地位高于财政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才是华盛顿内阁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即使在外交事务中，财政部长的意见也比国务卿更有分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诸如美国商务部、美国农业部、国防部、美国劳工部、美国财政部、内政部、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等部门都开始在对外政策方面同国务院竞争。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大使馆中只有1/4的工作人员隶属于国务院。总统和白宫幕僚，以及其他获得总统授权的人，都在外交政策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1968年总统大选期间，越南战争经验和教训成为了大选的主要话题，人们从政府决策方面总结教训，认为官僚机构间的政策纷争暴露了官僚政治对美国外交决策的掣肘。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中情局等参与外交决策的官僚机构的庞大的规模降低了中央政府做出重要决策或指挥重要行动的效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务院之外的部门对外交政策的深度参与。

在华盛顿官僚政治竞争的世界中，相较于其他部门，国务院其实是一个小部门。国务院大约有着3万余名雇员，这个数字不仅远远小于有着200万余名雇员的国防部，更小于有着6万余名雇员的卫生部。此外，国务院的预算在各个部门中也是排名末尾的，例如在2001年国务院的预算仅为57亿美元，这在当年位列所有部门中的倒数第一位。因为人力和财力的匮乏，加上外交决策权日益集中于白宫，华盛顿的其他部门和机构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影响力超越国务院，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众多部门中，与国务院竞争最激烈的部门主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委员会始设于哈里·S·杜鲁门时期，但是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的角色和职责主要是行政性的。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职责仍然落在国务院肩上，协调各部门冲突观点的职责也主要由国务卿来承担。

约翰·肯尼迪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肯尼迪听取了总统顾问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E. Neustadt）的建议，将艾森豪威尔时期六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角色和职责合而为一，集中于国家安全顾问一人。肯尼迪任命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Rostow)为其副手。

邦迪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和角色，他将外交决策权集中到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手中，改变了他们此前作为国家安全政策“协助者”的角色，转而成为“参与者”。同时，国家安全顾问不再是内阁的下属，而是变成与内阁成员同级的总统助手。邦迪还开创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ational 证券 Action Memorandum,NSAM)制度，由他负责起草关于政策新方向和决定的备忘录。

于是，从1961年开始，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不再是负责管理的行政官员，而成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种转变以牺牲国务院的职权为代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外交。

约翰逊总统时期，外交决策大多以非正式的形式完成。总统依靠少数几个官员指导政府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成为邦迪自己的职员。从1965年开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eNamara)、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和国务卿腊斯克组成“三巨头”。其中，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扮演的角色要比国务卿腊斯克更为活跃和重要。

尼克松总统时期，国家安全顾问的权力达到了巅峰。1968年，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其先于国务卿确定了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亨利·基辛格。随后，他选择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司法部长罗杰斯出任国务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罗杰斯毫无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和背景。尼克松私下告诉基辛格：“罗杰斯并不熟悉这一领域是个好事，因为这可以确保政策的指挥权保留在白宫。”

基辛格的办公室在白宫西翼的地下室，可以十分便利地与总统会面。从尼克松就职伊始，基辛格就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每天见到总统的高级官员之一，与总统的电话频率则更频繁。在尼克松就职的最初100天中，亨利·基辛格同尼克松就有198次单独或集体会晤。相比之下，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与总统的会面都只有30次。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基辛格为了削弱罗杰斯对外交政策的管理，巩固自己作为总统在越南、苏联和中国事务上关键顾问的地位，不断地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罗杰斯和国务院发号施令，这也导致了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

在尼克松任总统，基辛格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白宫对外交政策决策的集中度达到了顶点。在尼克松-基辛格体制下，国务卿和国务院的威望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动用武力，使用军事手段一直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战略意图的主要工具之一。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曾说过，美国外交的强大，是因为有着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军事力量是保护美国关键利益的基本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手段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常用手段。随着军事行动的增加，以及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都使得国防部比国务院得到了更大的重视。

美国国防部是根据1949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成立的，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的最高长官，协助总统处理军事事务，担任总统的主要国防政策顾问，负责规划一般国防政策和与国防部相关的其他政策，并执行获得批准的政策。国防部长和总统共同组成国家指挥当局(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NCA),共同执行发动核攻击和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SIOP)的权力。作为美国联邦政府中专门负责管理武装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部门，国防部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是美国外交决策体系的核心成员。以1947年《国家安全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从一开始就将国防部长置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核心，参联会主席也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对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产生影响。例如，哈里·S·杜鲁门时期的参联会主席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Omar Bradley），就是当时制定全球遏制战略的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约翰·肯尼迪就职不久后倡导的“灵活反应战略”，采纳自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肯尼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他一些强势的国防部长，也都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诸如，肯尼迪政府下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eNamara)、尼克松政府下的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福特政府下的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里根政府下的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及小布什政府下的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都对外交决策产生过重要影响。

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行政部门中情报机构的普遍建立。战前美国的情报部门是由总统和军方直接管辖，所以难以发挥更大作用。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爆发，美国推行遏制战略，大型行政机构开始承担起提供情报的责任。在战后成立的众多情报机构中，中央情报局（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是最重要的情报分析机构，因为它是唯一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独立存在的情报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美国领导人提供决策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信息。除了一般的情报分析工作外，美国的情报机构为了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也经常承担各类隐蔽的政治或准军事活动。

中央情报局的首要职责是就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情报活动，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因此，长期以来中情局局长兼任中央情报主任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情报委员会主席，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总负责人，也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席情报顾问，直接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外交决策。例如，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中央情报局在以色列建立了情报站，加强了有关巴以关系的情报工作，并积极介入美国对巴以问题政策的制定。1998年10月，巴以双方达成的《怀伊河协议》（Wye River Agreement）很大程度上是在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的建议下促成的，特尼特还建议由中情局来监督协议的实施，这一建议得到了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的赞同，以及巴以双方的认可。2000年，在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巴以戴维营会谈中，特尼特也是美方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

1947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外进行隐蔽行动的任务。隐蔽行动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一种特殊手段，它主要包括：宣传运动、心理战、暗中资助、颠覆活动、扶持抵抗组织、进行暗杀以及策动武装政变。在美苏冷战期间随着美国在全球的扩张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隐蔽行动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执行隐蔽行动，中情局在冷战期间取得了快速且出人意料的扩张，成为历任总统以秘密形式完成其对外政策目标时最钟爱的工具。比较典型的案例有“猪湾事件”和1973年智利政变。

1959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新政权，于是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官员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l）便纠集一批古巴流亡分子，组成“古巴旅”，准备武力推翻卡斯特罗政权。1961年，约翰·肯尼迪上台后，比斯尔同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一起游说肯尼迪批准武装行动，并且保证行动不会失败，肯尼迪最终同意实施该计划。但行动最终失败，杜勒斯因此被肯尼迪撤销职务，中情局局长此后也长期被排斥在外交决策之外，直到1981年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 Casey）担任中情局局长，情况才有所改变。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当选智利总统。由于担心反美势力的蔓延，尼克松直接授意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采取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就职，中情局随即提出代号为“第二轨道”（Track II）的方案，寻求获得智利军方的支持，制造内阁危机或社会混乱，伺机接管政权并重新选举，但未能成功。不过，中情局此后并未放弃颠覆阿连德政府的努力，最终促成1973年智利军人政变，阿连德被杀。

在国务卿之下，官阶从高到低，分别设置：常务副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帮办。

国务院中仅次于国务卿的官员，设有一名。1972年，国会根据《外交关系授权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of 1972）设置常务副国务卿之职。常务副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首席助理，在国务卿缺位时代行其职责，协助国务卿制定、执行美国外交政策，并负责监督国务院的所有部门，其具体职责和监督责任往往随时间而变化。总之，由于该职务负责协调和监督整个国务院，因此在外交决策中极为重要。

首任常务副国务卿为约翰·尼科尔·欧文二世（John Nichol Irwin II），1972年7月13日由副国务卿身份转任新设立的常务副国务卿之职。

现任常务副国务卿为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于2024年2月12日宣誓就职。

副国务卿因为通常分管一些专门的职能领域，所以也常被译为“专职副国务卿”。目前国务院内共设有六名专职副副国务卿，他们分别是：

负责全球区域和双边政策的日常管理，监督下属各司局的工作。

2024年3月22日，原专职政治事务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大使（Ambassador Victoria Nuland，中文名 卢岚）卸任退休。3月23日起，由原专职行政管理副国务卿约翰·巴斯（John Bass）代理该职。

负责制定和实施与经济增长、能源、农业、海洋、环境和科学技术有关的国际政策。

现任专职经济、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是何塞·费尔南德斯（Jose W. Fernandez）。于2021年8月6日，经参议院批准担任该职。

负责领导跨部门的防核扩散政策，并管理美国全球安全政策，主要工作集中在防扩散、军备控制、区域安全与防务关系、武器转让与安全援助等领域。

现任专职军控与国际安全副国务卿是邦妮·丹尼斯·詹金斯大使（Ambassador Bonnie Denise Jenkins），自2021年7月22日起担任该职。

负责致力于扩大和加强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公民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寻求接触、了解和理解外国受众的观点来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现任专职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国务卿是伊丽莎白·M·艾伦（Elizabeth M. Allen）。艾伦自2022年4月4日起代理该职务，2023年6月15日正式宣誓出任该职。

该职务是国务院在总统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也是负责实施总统管理议程（President's Management Agenda, PMA）的国务院官员。该职务主要负责人事管理、电子政务、政务采购、财务管理以及预算和绩效整合。

2024年3月23日，原专职行政管理副国务卿巴斯调任专职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后，该职务由阿莱娜·特普利茨（Alaina B. Teplitz）助理国务卿代理。

负责预防和应对民事安全威胁，并通过协助世界各国建立更加民主、安全、稳定和公正的社会来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

现任专职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副国务卿是乌兹拉·泽亚（Uzra Zeya），自2021年7月14日起担任该职。

这些专职副国务卿直接对国务卿和常务副国务负责，他们是国务院各个职能领域中的主要领导。在实际工作中，负责政治事务、军控安全、经济事务的专职副国务卿，对政策制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当国务院要把重要政策传达给美国驻各国的大使时，这些文件首先要在国务院内部审核，然后交给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最后送交国务卿办公室审阅或签署，最后由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指示发往美国驻外使团。

尽管6位专职副国务卿，在理论上来说是平级的，但是在国务院内部，同一级别的职务往往还有重要与不重要的划分。因此，在6位专职副国务卿中，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被认为是最重要和地位最高的，而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国务卿被认为是最不重要和地位最低的。

助理国务卿通常是专职副国务卿下属各司局的部门领导，负责协调和监督日常事务和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国务院中所有司局级单位的领导都被称为“助理国务卿”，通常只有那些与外交事务关系最为密切的司局部门领导会被称为“助理国务卿”，其他则被称为“主管”(Director)、“特使”（Special Envoy）、“特别代表”（Special Representatives）以及“无所任大使”（Ambassador-At-Large）等。

在众多助理国务卿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专职政治事务副国务卿下属的，主管各地区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他们分别是：

1、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African Affairs, AF, Assistant Secretary）

2、南亚与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SCA, Assistant Secretary）

3、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AP, Assistant Secretary）

4、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Western Hemisphere Affairs, WHA, Assistant Secretary）

5、欧洲与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EUR, Assistant Secretary）

6、国际组织助理国务卿（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O, Assistant Secretary）

7、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Near Eastern Affairs, NEA, Assistant Secretary）

8、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无所任大使（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CT, Ambassador-At-Large）

上述助理国务卿受专职副国务卿直接领导，向他们提供政策建议，同时还负责管理美国外交使团的工作，与美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以及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外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在助理国务卿之下，设有一些助理国务卿帮办（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他们大多是某一地区或特定问题的专家，与美国的驻外代表和外交官保持直接联系。这些地区助理国务卿，以及他们的下属官员，几乎都是负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地区事务专家。一项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往往是从地区助理国务卿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