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乃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美苏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塞缪尔·亨廷顿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Clash of Civilization）。这些观点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亨廷顿还就文明冲突问题，在不少国家、大学、学术机构作过专题演说，但主体观点仍未突破他在上述学术文献中表达的思想。

1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一文，并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塞缪尔·亨廷顿本人随后也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进一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申辩和解释，其中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个别观点的修改。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旋即因“成绩特优”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1951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1991年，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波： 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20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1974—1990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主义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难以抉择》、《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2008年12月24日，塞缪尔·亨廷顿在马萨诸塞州逝世，享年81岁。

亨廷顿与文明冲突论

随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流行和之后9·11的发生，亨廷顿几乎和“文明的冲突”一词画等号。

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却是个例外，他创造出的词汇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他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位政治学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响之大，使得他日前的辞世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矛盾”的塞缪尔·亨廷顿

很不幸地，他身后的名声主要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在被谈及时，他已被简化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会与他提出的最为人所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这种简化的努力在便于记忆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却掩盖了他们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而“文明冲突论”自1993年提出后，给他带来的与其说是学术声誉，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争议甚至责难。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派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在其1968年发表的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说“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倒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当然在他本人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统一于一颗固守现实政治的大脑之中。

“不祥的预言”：“9·11”事件与文明冲突论

塞缪尔·亨廷顿本人非常低调，甚至以“腼腆”、“学究气”著称，但在论战中他总是言辞犀利，锋芒直指，虽然观点经常刺激大众的神经，他的立场却从不退缩。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他的观点已颇受争议，三年后他非但不后撤，反而以洋洋洒洒四百页的篇幅更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此书的问世可说是一颗重磅炸弹，很快译成39种文字，引发一种“榴莲效应”——喜欢者很赞赏，而厌恶者对其抨击反对之多，几乎可以用“围剿”来形容。在冷战后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

在政治领域作出预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其中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向。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的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客观地说，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人大多数并非反驳其论点本身，而是觉得塞缪尔·亨廷顿的立场不够“政治正确”——在一个提倡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中，这个危险人物竟公然泼冷水。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继承自西欧的历史主义思潮；而他的反对者则愿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认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写《我们是谁？》了——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战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称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忧虑美国这个熔炉将难以把新移民“合众为一”，这个“大拼盘”也许最终将葬送美国立国的根本精神。

在这些观点中，无不可以看到一个基于现实政治原则的保守思维的身影。塞缪尔·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都是这一类绝对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虽然很多人批评亨廷顿作出了一个危险的预言，但他声明自己仅仅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宁可要一个建筑在悲观之上的乐观，也不要一个在他看来忽视潜在差异和危险的盲目乐观。

塞缪尔·亨廷顿专访

2006年10月，亨廷顿接受了《伊斯兰》杂志专访。

《伊斯兰》杂志：您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一理论在“9·11”之后被人们一再提起。如今，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往往被看成是“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对抗”，您认为用您的理论来说明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对抗恰当吗？

亨廷顿：有观点认为，未来十年国家间关系将更倾向于反省文化责任，他们的文化联结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对抗。我书中对文化冲突的论证是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很明显，权力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18世纪，欧洲的君主政体对抗着首先在美国后来在法国出现的共和政体。19世纪，不少民族与人民开始尝试定义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及创立体现他们民族性的国家。20世纪，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等，自由民主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被接受。那么未来十年全球政治关系的焦点会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国家间会加强合作，尤其是当他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时，这在欧洲会表现最突出。我认为，政治很大程度上会被文化相似性与对抗性所引导。

核心观点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 Coexistence）,即美苏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原地区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美苏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 State 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教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我国学界及政界的评价

我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的反应是敏感而及时的，且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复杂的论争，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已大有从一个“敏感”的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势。正因如此，我们打算从亨廷顿的观点本身和哲学、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角度谈以下三点。

对亨氏“文明冲突论”之价值评析，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对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学界乃至政界对其评价是“结论失当”。

如果要在“适当”与“失当”之间做出选择，给亨氏理论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说法”，笔者也会说，亨氏的看法失当，是片面的，有失学术的公允、严谨，偏颇太大，如此这般。但是，亨氏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适当”与“失当”的“理论结论”问题，而更是一个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理由如此：

其一，任何一种观点、学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上，因此，亨氏的观点、学说正是基于对利益与价值作出双重权衡和选择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而提出。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批判他人的观点，说他的看法错误或“失当”，他的论据不全面、不充分，论点不能成立时，更应当揭示其所代表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他的理论可能给世界上各国及未来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利益”、“价值”和“秩序”。因此，未来国际中的真实的“利益安排”、“价值标准”和“秩序结构”，也就由塞缪尔·亨廷顿的“明确提醒”，特别是由于他从文化大视野这一角度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本身作出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提醒”之后，更应当注意其观点的实质，表达自己的科学的构想，促进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其二，前述亨氏的主要观点和他的文献所详尽地表明的他在“文明冲突”方面的全部观点，都能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中找到支持或反对的理由，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亨氏作为著名学者，对我们作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在笔者看来，亨氏的“提醒”有六个方面，两大作用。六个方面是：在美苏冷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诸要素还会在后冷战时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前沿关注着什么；美国的战略思想动态和实际战略选择将会走向何方；文明这一“软要素”的国际政治地位和价值到底如何；正在奋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的中国，别人怎样认识我们，我们在怎样、应怎样认识别人（国）和世界；中原地区的国际政治理想和抱负（应）是什么，能实现吗？两大作用是：活跃了我们的学术，使国际政治学更具活力，尽管其中产生了一些不谐迹象；激活了我国的实际国际政治抉择，尽管这些年我国政界仍主要遵循邓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定下的方略-颇具特色的中国国际战略，但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显然引起了我国高层政界的注意，并潜在地作出了和将会作出政治上的回应。

“文明和谐”的世界

在亨氏的“文明冲突”的主张中，本已包含了少许“文明和谐”的因子，他既声称文明冲突是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又声称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最可靠。

“文明和谐论”确实值得关注。因为，人及人类的本质规定性在于“社会性”（卡尔·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于是社会的动物），而文化或文明是社会性中的精神物质总体。因此，能否有文明的和谐，并最终生长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事关人类整体。

首先，除了文明间所业已存在的冲突之外，文明间过去的历史是否表明了“和谐存在”？很显然，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相互的冲突，更有和谐共存，即使冲突，也往往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冲击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长。因为，万事万物皆有冲突发生，皆有共存共处之状况，皆有斗争中的消灭、新生和发展。哲学原理和客观事实几乎都能证明这个简单真理。

其次，中原地区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长，的确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过程。因为文化（文明）的交融，中国文化才自强不息；因为文化交融，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文明变更与文化重振的艰难双重奏，这个艰难的双重奏会使中国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为什么世界中的文化（文明）不会由这样的"冲突"向着那样的“和谐”而升华呢？

中华文化与文明和谐

塞缪尔·亨廷顿显眼地将儒家（中国）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声言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这显然是亨廷顿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文明的别有用意，其观点的症结在于西方文明和植根于其上的民族和国家仍以一种“征服”和“敌视”哲学在评判其他文明及其发展。中原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正在实现复兴的中华文明是挑战性的，它挑战着自己数千年的历史，也挑战其它文明。当我们的文明在历经几千年递变之后实现伟大复兴，这当然是对其他文明的挑战，但不会是破坏性而是建设性的，会极大的促进文明和谐和世界文明，因为我们既在提倡也在践行着和平共处原则。

事实上，当前的中华文化在所及的地域范围上，在影响力所及的民族或人群上，都还相当有限。不过，当前，中国除了向世界传播自己的先进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之外，更需要把自己文化中的精髓用活：示以弱而不弱，示以柔而存刚，示以小以养其大。

所以，要能和亨氏的理论相匹敌，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支持或反对亨氏观点，而是在亨氏逼人的“文明冲突论”面前，寻找到属于我们文化的独特的"至柔至刚"的文化关系及国际政治理论与方略，使我们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资源能够促进"和谐的文明关系"及相应的未来世界秩序。

2019年5月，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明冲突论”是个巨大错误。2019年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耿爽称，我们高度认同和赞赏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