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英语：Political Correctness）是指态度公正，避免使用一些冒犯及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用词，或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政治措施。如不能冒犯不同种族、性别、性取向、身心障碍、宗教和不能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歧视或不满与打压。常见的争议点包含女性、不同性取向、宗教信仰、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族群（包括以国籍、民族、宗教、肤色划分的族群，与本国主体民族相比）。

“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23年在德国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随后提到“政治正确”概念的是在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逃到美国的犹太人学者。随着时间的发展，“政治正确”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意义。“政治正确”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成了人们追求平等权利的呼声。“政治正确”思潮也就应运而生，其内容是不能因为种族、身体机能、性别、工作宗教之不同而产生歧视和偏见。2016年，反对“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被认为是主流群体对“政治正确”导致的被边缘化的反弹报复。“政治正确”不限于用词正确，也包括观点、立场、政策和行为的“正确性”，不能违背被认定为“正确”的立场。“政治正确”也被应用于非针对特定人群的范畴，例如气候变化、动物权益等牵涉。

在“政治正确”的推动下，人们比之前更加注意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进而保护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减少了社会上的歧视行为，同时“政治正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正、公平的目的。但是，“政治正确”仅仅只是注重名义上的正确，并且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本质，走向了矫枉过正。过度的“政治正确”使得不同群体之间产生对立，造成“反“政治正确””运动的大规模爆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认为“政治正确”是美国存在的最大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盖尔斯顿认为“政治正确”已变成排除异己的工具。

“政治正确”是含混而语义多变的词语。根据美国学者的考证，首次出现形容词性的“政治正确”，是在1793年奇泽姆诉乔治亚州案的司法判决中提及：“祝酒词用‘美国’取代‘美国人民’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即指人民而非国邦才拥有美国的真正权威。此时“政治正确”在字面意义上运用，并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此后“政治正确”概念也被淡忘。

20世纪的左派思潮赋予了“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性质的内涵。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开始使用pravil‘nyy（正确）一词指代“符合党的路线”，意味着要在政治上有“正确”的思想和行为。1923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为参照，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所，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建构了批判理论，主张使西方文化“政治正确”，最终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重建。1953年，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其著作《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中使用波兰语poprawny politycznie（“政治正确”），被翻译为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正确”用法转变为左派内部嘲讽持不同政见者，表示某人过度依附党的路线而令人难以承受。“政治正确”在美国属于舶来品，尽管词源较早，但延续的词义主要源于20世纪的左翼思潮。

一般语境下的“政治正确”是指为了避免真实存在的或所谓的不公正的歧视言行、思想而采用另一种变换的词语行为或思想观念。体现“政治正确”的方式之一是用最中性的词语进行人际交流，以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政治正确”坚持、贯彻多元文化的原则，其主要目的是要尽量维持一种平等关系，一种在不同性别、种族、阶层之间的平等关系。从其主要内容来说，是指语言使用者要自律，不能公开说认识有所不同、有所区别的话；描述语言、政策或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不冒犯任何特定的群体社会中的人；不应该谈论或是批评各类人在肤色、民族、性别、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

“政治正确”形成意识形态的语义指向与20世纪的左翼思潮有密切关联，文化左翼与政治左翼共同赋予了“政治正确”全新的语义内涵。“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23年在德国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又称“法兰克福学院”，该学院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广泛传播?法兰克福学派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建构了批判理论。在批判理论看来，传播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来自当时的西方文化，因此，批判理论对西方文化中“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威、家庭、父权制、等级制度、道德、传统、性约束、忠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遗传、民族中心主义、习俗和保守主义”等元素进行批评，目的是摧毁、取代传统信仰和现有的社会结构，使西方文化“政治正确”，最终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重建。后来，这一词汇很快转变成左派内部批评嘲讽那些教条、走极端、把意识形态绝对化的人。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转换，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广泛使用“政治正确”一词。1923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为参照，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所，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该学院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广泛传播?法兰克福学院的学者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的发展阻碍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因为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也能提出正确的思想。而共产主义的根本理论在于所有正确的思想都是广大群众共同智慧的结晶，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他们认为要推广共产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让西方文化自我灭亡。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改变人们惯有的言论和思维方式，并对此冠以“政治正确”之名，即所有与共产主义思想相左的思想和理论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做的就是将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连接在一起，创造批判理论。激进女权主义、妇女研究部、同性恋研究部、黑人研究部等所有这些都是批判理论的分支。这种理论就是打垮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秩序的方法，这一时期引入了以后成为“政治正确”中心的性元素，整个研究所上下一致努力研究有关性解放需求的一些非常极端的东西，在“政治正确”中看到的绝大多数主题，早在30年代初就已出现了。因为法兰克福学院的大多数学者是犹太人，在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逃往了纽约，并于同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下重建了该学院逐渐地将他们批判理论的关注点从摧毁性批判德国社会每一个方面转向了美国社会。

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危机，战后黄金时代终结，在美国得以重建的法兰克福学派继续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展开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延续了早期的批判性语义指向，在社会运动中将反文化与批判现实社会相结合，美国国内反思主义盛行，尤以青年的反主流思潮为代表，追求个性、自我张扬，出于对主流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少数族裔、妇女处境的同情，美国青年发起了一场“叛逆”行动，并逐渐发展成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黑人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政治正确”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本土化。虽然“反叛运动”矫枉过正，出现了过激行为，但是其中的批判精神却作为遗产保留了下来，成为日后“政治正确”下各种主张的来源。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卡林迪克首次公开提出了语言要追求“政治正确”的观点，对英语中歧视女性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女权运动是与“政治正确”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性别问题不仅仅包括女性平权的要求，同时还有性别问题带来的“政治正确”，将议题引向了同性平权，而且扩展至性别取向领域，将批判指向“异性恋”（Hetero sexuality）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将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与压迫视为“政治不正确”，主张同性自由、同性解放和同性婚姻。1969年，同性恋群体与纽约警察爆发冲突。一年之后，除纽约外，美国其他大城市相继爆发游行，性别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政治正确”一词由此迅速进入到公众视野并得到广泛响应，此后的十几年间，“政治正确”的思想逐渐被美国民众所接受，并且潜意识里受其支配。

20世纪80年代，伴随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政治正确”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蔚然成风。他们以“政治正确”批判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和结构。这一传统被继续发扬，推动了“政治正确”的深入。此时的“政治正确”还是一种学术观点、道德规范。指的是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扶持弱势和尊重边缘群体，尊重多元文化。80年代后期，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涉及如何处理教学和研究中的种族、宗教、性别、性别取向等敏感议题，围绕着高校课程设置、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展开。在此期间，许多高校将少数群体的专题研究纳入课程体系，例如黑人研究、妇女研究、拉丁裔研究、美国原住民研究、LGBT群体研究等。同时，“政治正确”也成为科学研究中一条不可逾越的“学术原则”，违背学术原则的科学研究不仅不会得到认可，还会在严格的道德和伦理审查中被否决。

90年代后，“政治正确”在整个美国社会已流行开来，历史反省和尊重边缘群体成为社会新风尚，本意是规避歧视边缘弱势群体的语言禁忌、行为禁忌，发展成为了不容侵犯与质疑的“法则”。1991年，《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施坦的报道使“政治正确”讨论从校园走向社会，以伯恩施坦的新闻报道为标志性事件，美国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正确”开始被广泛报道和争论。1991年之后，新闻报道、书籍和电视节目开始集中关注“政治正确”，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对“政治正确”进行广泛探讨，同时开始反思“政治正确”的负面效应。1993年，比尔·马赫“在电视台主持一个名为‘政治不正确’的脱口秀节目，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对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进行批评”。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势力频繁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刻意建构了这一概念的负面效应。右派势力刻画、宣传“政治正确”的负面效应，旨在压制不同意见，将左派边缘化、使异议人士保持沉默。在“政治正确”争论从高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政治正确”概念的使用领域、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展，从种族、性别、教育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

21世纪以来，“政治正确”使得美国政治进一步极化，美国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身份将慢慢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政治正确”在维护少数群体权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问题。2020年5月到2021年1月期间，全美至少有160座南北战争历史人物雕像被拆除或移除，其中包括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和美洲大陆发现者哥伦布的雕像，这些人因为曾经拥有黑奴或写过关于黑人的负面文字，由美国历史上的“伟人”变成了“罪人”。在教育界，讲师或教授因为上课选用的材料、和学生交流时的用词不符合“政治正确”而被学生投诉，有不少教授被要求停课，甚至被解职，自2014年至2022年2月10日，共有209位教师“因言获罪”，被停课或解聘。“政治正确”已矫枉过正，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形成冲击。“政治正确”一开始要求在言语，后来要求在政策、行为上都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极其照顾”（特权），甚至要求强势群体时时处处对他们忍让、包容、退让。其实，“政治正确”的初衷并非是要限制和剥夺强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它强调不同族群受到不同的待遇，这种“以毒攻毒”“以歧视对歧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正。

“政治正确”主要涉及不能冒犯不同种族、性别、性取向、身心障碍、宗教和不能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歧视或不满与打压。常见的争议点包含女性、不同性取向、宗教信仰、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族群（包括以国籍、民族、宗教、肤色划分的族群，与本国主体民族相比）。

“政治正确”与性别运动联系最为紧密。“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男权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结构，反对歧视女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同时要求对于侵犯、伤害女性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在语言上，由于英语中的词汇多以男性为中心，“政治正确”要求提出一些中性词，减少职业名称上存在的性别标志。例如，涉及性别色彩的词汇中含有“man”的常用名词与含有“he”“his”的第三人称代词或物主代词都被认为带有轻视女性的色彩。前者如“chairman”“busincssman”等，后者如采用“he”“his”来泛指包含女性在内的第三方。而随着“政治正确”的深入，前者改为“chairperson”“businessman/businesswoman”等，后者则改用“they”“them”“their”等不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词汇，或者在表述中使用“he or she”指代第三方。

“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政治正确”对种族、民族歧视方面的语言禁忌有很多。由于历史的渊源和现实复杂的情况，美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种族问题。种族歧视以白人对非裔和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为主导，所以种族歧视必然在语言中有所沉淀、有所体现。例如：用“Negro”“Negress”“Negroid”“Nigger”等词语来称呼成年黑人具有强烈而明显的轻蔑意味。白人还把自己称为“white”，称黑人为“黑色”“colored people”。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歧视黑人被认为是违法行为，而且在“政治正确”的浪潮中，这些词都遭到了取缔，现在“政治正确”的说法是“African American”。称呼印第安人的“Indian”这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词也改成了“Native American”。同时，使用少数民族的绰号都是政治不正确，如称呼日本人、中国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Jap”“Chinks”“Kikes”“Dagos”词语应该分别变成“Japanese American”“Chinese American”“Jewish American”“Italian American”。

“政治正确”要求对歧视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行为加以调整，避免冒犯老年人、同性恋者、残疾人、不同宗教信仰者等弱势群体，反对任何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那些在历史上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实行当代补偿和矫正。称呼老年人不能用像“oldperson”“elderly”这类直白的词语，比较委婉的说法是“senior citizen”。“Happy Holiday”这个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问候语被服务行业更多地采用来取代“Merry Christmas”，以表示对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尊重。同性恋也争取了应得的平等待遇，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影视作品中，同性恋角色的嵌入也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现象的进一步体现。对他们的称呼也从原来的带有侮辱意味的词“queer”或“dyke”变成了现在的中性的“gay”“lesbian”“homosexual”。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一个新的后缀“-chal”“-lenged”应运而生，专用来委婉形容缺憾。残疾人开始被称做“体能受挑战者”（physically challenged），而不是“the handicapped”“the disabled”；精神病人摆脱了“the lunatic”“the insane”的称呼而成为“精神受挑战者”（mentally challenged）；丑陋的人（ugly）被婉转地称为“美学上受道奇挑战者”（aesthetically challenged）；midget（侏儒）被称为“垂直方向受挑战者”（vertically challenged）。

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正确”现象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高等教育、商业文化等多个领域。关于涉及性别色彩、少数族裔职业、年龄和身体状况的语言表达不能涉及歧视用语。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种族隔离的废除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以及妇女进入美国大学就读。为了适应大学校园内学生种族、性别、宗教等多元结构变化的趋势，在一些学生和教员的要求下，一部分学校制定了禁止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行为规范以及语言规范。大约从1980年代起，一些大学开始设置教授和研究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专门学科，例如非洲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亚洲研究、拉美研究以及女性研究等。在奥斯卡奖、金球奖等重要奖项的评比中，“政治正确”也被认为正在成为一种“潜规则”。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发布联邦政府令，只要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就可以照这个性别进厕所、浴室等，而不需要学校许可，不需要家长提出申请，也不需要医生证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反对奥巴马过去的提案，在2017年7月27日对外宣布，美国军队将不“接受或允许”跨性别者服役。他解释说，美军“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胜利上”，无暇顾及此类人群。2021年6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布公告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并宣布2021年6月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骄傲月，并且拜登上任期间的美国政府是有史以来最具多元化的，其中包括人数最多的LGBTQI+（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和间性者等）官员。其中总统内阁运输部长皮特·布蒂吉格是公开的同性恋者；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是有史以来主持白宫记者会的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女性和第二位黑人女性；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2011年韩国定下政策，从2012年开始，禁止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传播朝鲜宣传，司法部阻止韩国人访问与朝鲜相关的社交网站帐户，任何转发或转发赞扬朝鲜内容的人都将受到法律惩罚。在韩国，“亲日”往往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极右”，即忽视过去殖民时代惨痛历史的政治思想。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对此大感愤怒，威胁要中断两国间高层外交往来，最终导致韩国领导人拒绝与小泉会晤。2019年日本平成时代结束时，韩国女团TWICE的日本成员Sana在网络上发文纪念，随后她便遭到了韩国网民的网络暴力。批评者认为她来自战犯国家，对韩国人缺乏礼貌，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针对外国女性的过度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同年日韩贸易争端令反日情绪升温，韩国民众发起抵制日货运动。2022年，日本游戏《初音未来（Project Sekai）》的大正时期内容在韩国引起争议，因为韩国在大正时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许多韩国人排斥以这一时期为背景的日本作品（例如漫画和动画），会自发对其进行抵制。2023年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光复节78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现在日本是韩国的合作伙伴。尹锡悦此番言论引发了韩国网民的口诛笔伐，不少人纷纷发帖怒称尹锡悦立场存在问题。由于“政治正确”女权运动的盛行，韩国兴起了反女权浪潮，这种新型“政治正确”是由愤怒的年轻男性推动的，他们将女权主义者视为“头号敌人”。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赢得总统竞选时对厌恶男性的女权主义进行谴责，同时向在日益动荡的经济环境和不断萎缩的就业市场中首当其冲的年轻男性提出呼吁。此外，一些旨在增加女性经济机会和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政策，也加剧了年轻男性对女性的不满。

根据德国《刑法典》第86a条规定，使用纳粹旗帜、徽章、制服、标语口号和敬礼手势者将面临最高三年有期徒刑或被处以罚金。德国各地政府大力投资修建各类纳粹相关记忆场所，就是旨在避免民众重蹈历史覆辙。德国在难民管理方面比较规范，出台了《德国：难民申请程序法案》和《寻求庇护福利法案》等专门法案，难民抵达德国后可以在接待中心申请庇护，登记个人信息、指纹和照相，获得临时居留权，成为“申请庇护者”。2015年9月5日，安格拉·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让所有难民进入。2016年新年前夜，在德国科隆、汉堡市、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等地发生大规模难民抢劫和性侵案，由于收容难民的“政治正确”，德国政府掩盖了事实真相。2016年1月至8月，1.7万多名难民将德国政府告上行政法院，指控负责难民事宜的德国联邦移民及难民事务管理局没有提供完整的难民庇护。这些难民多半接受德国政府的“辅助保护”，虽然他们不会被遣返，但无法享有全面难民庇护地位，无法办理家庭团聚。在诉讼案件中，约1.5万起的原告是叙利亚籍难民，约90%获得胜诉。2018年2月3日，德国发生反难民”游行，超过3000人高呼“安格拉·默克尔必须下台”和“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并抗议“移民犯罪率”上升，在德国东部的许多地区，人们对难民抱有很高的焦虑情绪。2023年11月7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与德国各州州长举行会议，就收紧难民政策和拨款安置难民达成一致。德国政府将探讨把申请庇护的手续交由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处置，对已经入境德国的难民进行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延长他们领取社会福利前的等待时间等。

2020年，朝鲜通过《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目标对准干荒，力图抵制韩国及外国文化的影响。视听或持有韩国录像、书籍、歌曲等，可判处五年至15年劳改；引入、散播或安排他人观看韩国文化制品者，则可判处死刑。

“政治正确”更多的是指说话要注意用词，使“政治正确”在语言领域所引起的变革也最为显著的。在“政治正确”的推动下，人们比之前更加注意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进而保护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减少了社会上的歧视行为，避免或减少无意识的不当言行给他人所带来的伤害。同时“政治正确”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它原本实现公正、公平的目的。““政治正确”术语、理念的出现和流行保证了社会成员的平等，给予了人人都能发声的权利，政治、社会生活中扶持弱势和尊重了边缘群体，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使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得到了完善。

“政治正确”仅仅只是注重名义上的正确，它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本质，走向了过度敏感带来的矫枉过正，是强迫他人赞同尊重自己的意识观点。“政治正确”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一一用一些最粗暴简单的方式掩盖问题。失去本质的“政治正确”渐渐变得极端化，形成一种新的“霸权”，与“政治正确”“反歧视、求解放”的初衷南辕北辙，使得弱势文化（群体）强势化、主流文化（群体）边缘化，国家群体之间不再有文化认同，进而动摇国家认同，最终带来社会倒退和国家分裂等严重后果。同时“政治正确”的扩大化使一些其他族裔感到了“反向歧视”。比如为了“政治正确”照顾少数族裔、非洲裔学生的人学分数会低于白人学生，更远低于亚裔学生。“政治正确”已变成不能反对弱势群体的一切观点和言论，继而演化为要求承认所有人（尤其是特殊群体）的所有思想和行为都是平等的，没有一种价值、个人选择或生活方式是高于其他的，甚至变成“谁弱谁有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的愤怒和压抑可想而知。这是“反“政治正确””运动大规模爆发的原因。

199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政治正确”’概念在全国引发争议，尽管它源于值得称赞的愿望：清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仇恨言论，但它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它宣布某些话题被禁止，某些表达被禁止，甚至某些手势也被禁止。”

2016年，纽约颁布一项法案，允许变性人自由使用他们所选择的性别的厕所，以显示纽约是“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守卫者”。对此，美国著名演员詹姆斯·伍兹曾公开讽刺说：“在全世界都在为恐怖主义、饥饿和疾病而战的时候，美国的民主党却为男人能在女厕所如厕而战斗”。

2016年，在美国大选过程中，希拉里不止一次地就性别和种族问题对特朗普发起攻势。从“政治正确”看，希拉里占据了绝对优势，然而她还是输了，因为“政治正确”让不少人难受。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华盛顿邮报》就以“为何特朗普或许正在赢得一场有关“政治正确”的战争”为题刊文称，不少选民认为，特朗普“道出了许多美国人想说但由于认为政治不正确而不敢说的话”。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威廉·克林顿顾问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盖尔斯顿认为：“谴责别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消声’工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我认为这个国家面临的大问题是“政治正确”，我没有时间追求完全的“政治正确”性，这个国家也没有时间。”特朗普已经多次谴责““政治正确”性”。特朗普当选后，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支持“政治正确”的左派精英和反“政治正确”的右派分子多次爆发冲突，意识形态不同造成了美国社会分裂，中间派成为少数。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普通民众表现出来的对于“政治正确”的厌恶感，根据2016年10月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7成的美国人反对“政治正确”。

对于南北战争和“政治正确”的关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认为：“被西方历史学家塑造出来的美国‘“政治正确”’，掩盖了隐藏在内战历史背后深层次的经济分裂与政治贪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认为，推翻奴隶制只是美国这场战争的副产品，即便奴隶制被推翻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依然没有得到所谓的平等待遇。被历史学家所塑造的美国“政治正确”，也只是一种粉饰历史真实性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