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税之弊指的是明朝时期由于靠矿监和税使征收矿税，导致的一些列民间反抗的事件。

明代矿税，也称坑冶之课，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矿质颜料) 等矿产物质课税，以金、银为主，其他皆微不足道。银金矿开采大都采用官府垄断制，由政府主持开采。间有民采，须经允许，其课额也重。

明初，统治者不主张开矿，认为投入劳力多，产出矿银少，虽然订有矿税税额，但数额极少，人民负担较轻，如福建省各地矿场岁课仅2 670 余两，浙江省岁课为2 800 余两。

永乐年间，朱棣虽也反对采矿，但矿禁已松，矿课逐渐增加，福建矿课岁额达32 800 余两，浙江达82 070 两，但已导致地方负担加重、矿民疲困、治安混乱等问题。

明中期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重视矿冶，广泛组织开采，“税由此大兴矣”。

嘉靖以后，采矿大都由中官、权贵把持，成为主要搜刮之所。

明万历时派太监征收矿税，成为虐民暴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 诏开各处矿冶，并专派宦官为矿使、矿监，承旨四出勘查，乘机勒索钱财。从此，矿监横行天下，不市而征税，无矿而中国输出入银行，勒索银课200 万两。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矿税荼毒，祸及各地。矿税苛索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评价说：

闻之银镂金品，列之《尚书·禹贡》；人玑贝，载在《周礼》。国有常经，非可以无艺征之也。况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赵顼奕叶升平，边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苞苴，阴性吝啬。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于是命张忠往山西省，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省，陈增驻山东省，高寀领福建省，杨荣办云南省，丘乘云驻四川省，李敬摄广东省，郝隆、刘朝用采池州市，陈奉领湖广，鲁坤开彰德、卫辉，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市有店租，广州市有珠，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省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市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市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虽汉室牢盆，桑、孔乘传，熙、丰手实，鸡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

至乃国法恣睢，人怀痛愤，反尔之诫，覆舟之祸，亦间有之。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省，陈奉激变江夏区，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市，杨荣激变云南省，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省。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宫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矿税而设珰者，继则珰荧然托命言矿税。其始因珰媚而迎合在矿税者，继则珰肥而交结在宫闱。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冯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国，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税归有司，矿使停罢，轮台之悔，不亦晚乎！然且两载以还，税监不革，七年之后，为池复开，比之卫武饮酒之悔，秦穆临河之誓，抑何习与性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