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村由范谈村和小谈村两个紧邻的村落合并而成，东北部原为小谈村，属正定县，西南大部为范谈村，属鹿泉区。

据张氏祠堂碑记载，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张氏始祖自山西省迁来时，已有此村。

谈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城市化之前，其村落范围南起谈南路，北至石家庄和平路，西距今天的建设大街百十米，东至今天的广安大街棉四宿舍内。至上世纪80年代，有居民2300多户、7600多人。

该村由范谈村和小谈村两个紧邻的村落合并而成，东北部原为小谈村，属正定县，西南大部为范谈村，属获鹿县。1941年两村同时划入市郊。1958年公社化时，两村合并，改称谈村。由于地处市中心，谈村土地很早即被征用，至1980年，村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谈村拆迁改造从1986年开始，分批次至2003年全部完成，今天的园东园、谈阁小区、谈后小区、谈中园等，均为谈村居民回迁居住区。

寄望“修业居久而谭”

今天人们坐41或21路公交车，每当驶过谈北路时，总会听到报站的声音说：“谈村到了。”确实，谈村这一站所在地，几乎就是过去谈村的中心。只不过旧村早已消失，一点踪迹也寻觅不到。取而代之，是林立的高楼、狭窄的街道、穿梭的车辆，还有遍布街边的饭店及小铺。

谈村原名“谭村”，据该村刻于光绪九年的张姓祠堂碑记载，张氏祖上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从山西省迁来。原石家庄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辰来，是谈村人。他在其著作《笔耕摭拾录·谈村追忆》中说，移民过来的人们，寄希望在此安家落户，光大家业，子孙瓜绵延，兴旺发达，所以取名“谭村”。“谭”，在古汉语中除通“谈”作说话解以及作为姓氏外，还有一个重要义项是“宏大、光大”。古语有云：“谭，业安于久而自大”，“修业居久而谭”。

随着落户时间日久，移民情结淡化，再加上“谭”字与“谈”字的常用义项相通，“谈”字写起来又简单，所以后来“谭”、“谈”混用，再后来就直接叫“谈村”了。

这一个谈村，历史上也曾有一段时间叫“范谈（谭）村”，因其曾与南边一华里处的“范村”（今范西路、省博物馆一带）合为一村。张辰来说，查《获鹿县志》光绪七年以前的舆图，都标有“谭村”、“范村”相邻两村。而光绪七年《获鹿县志》所绘新舆图上，却只标有一个“范谭村”，没有“范村”。其所附地理志“镇头社领村二十四”图上，也只有“范谭村”而没有“范村”。

据老人们言传，当时范村和谭村合为一村，范村为前排，谭村为后排，完税纳银时，两村一起去获鹿县衙交纳。后来两村又剥离为二，1908年的地图上又有了“范村”。

虽然与范村分开了，但“范谈村”的名字一直延用。其实这村没有一户姓范的，倒是村东北房舍几乎相连的另一个村子小谈村，有范姓人家，他们祖上是从桃园村南迁过来成立的村庄。虽然两村紧挨，但小谈村属正定县，范谈村属鹿泉区，1958年公社化时合并为一个村，正式改名“谈村”。

小巷大街，青堂瓦舍

旧的村落布局，存在于老人们的记忆里。据张辰来、张华民、张友仁、张香林、张凤波等多位老人回忆，今天的谈中街，过去是村里南北向主街，称为“大街”。在大街两侧，向西伸出谈西街（在今谈北路以北不远）、谈阁街（今谈阁街），向东伸出谈后街（谈北路位置）、谈东街（今谈中园楼区内）。这四条东西向小街与谈中街，构成“一纵四横”的布局，但它们与谈中街只做丁字交叉，没有十字交口。

北至距和平路50米、南至长安区政府大门前，东至谈中园小区东北角墙外，西至燕风楼以东100多米路北，是旧村原有的东西南北四座大门所在地，大门均为阁楼建筑样式。

谈村土地遍布村庄四周，今天，在谈村土地上建起来的重要单位，西南有市委（2009年刚迁走）、市人大和市政协，正西有长安公园（东半部分），北有棉一至棉四，中有印染厂，东有华药、热电厂等。

村落之中，过去不乏磨砖对缝、青堂瓦舍的好房子，在村中心位置，基本没有坯房。张华民家的老房就是一处两进院落营造精美的宅第。它的原址就在今天的谈中园2、3号楼中间。不论厢房正房，都是高砌台阶、擎檐明柱，青砖灰瓦，漆雕姓彩绘。“如果能保留到现在，恐怕也够上文物标准了。”张华民说，解放后这处房子曾被市公安局四分局做过办公室。后来家人翻建，失去了原貌。

今天的谈中园西门向东横跨两个单元，向南直至长安区政府西院大门，当年是谈村最大的宅子“记生家”所在地。记生家是谈村第一大户，最盛时，谈村32倾田地（不算小谈村），记生家占24倾。记生家的房子自然也最大，重重院落都是青砖瓦房。建房时，他家的大房梁平放在地上，两个大人相隔蹲下，竟互不见人，可见房梁之粗！不过，这豪宅大院并未给主人带来什么好处，从日军侵华开始，便先后被驻军、工厂或机关占用，而房主人后裔则长年流寓在外。

街坊忆旧

记生、贵林、“破车棚”

张辰来说，他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记生、张路生两位老人还健在。说到记生家，值得一提他的发家史。相传早年间，山西平定县一商人走京上卫做生意卖瓜子，年关前携资回家，半路遭劫，一路饥寒交迫，讨饭来到谈村。被记生家前辈主人收留将养数日，并送回山西省老家。后来，这位商人感恩戴德，对记生家施以厚报。几年之间，记生家不仅宅中广厦隆起，村外也田产广增。富到什么程度，与几百里外束鹿旧城（今辛集旧城镇）的高门大户结亲，双套马车一天赶不到，就自家出钱在晋县马于镇建驿站，以备往来途中“打尖”住宿。

石家庄市有句著名的民谚“金谈固，银白佛，玉石高家营”，在谈村一带流传的版本后边还有这样一句：“赶不上谈村破车棚。”足见其家之富。其“破车棚”就指张记生与张路生两位老人的祖上—张家，传说祖上弟兄五人，个个一身好功夫。有一次在藁城区一个集镇上因做买卖与人发生争执，当地人意欲打架，小弟站出来说，不急，待我放好衣服。说完跳到戏台上，一只胳膊搂住戏台明柱提了起来，另一只手把小褂塞在柱子与柱础石之间。只见戏台起动，瓦响尘飞，把当地人惊得目瞪口呆，随即拱手揖让，息了纷争。谈村这“五虎”也随之名声大噪。后来，他们开镖局走江湖，又在南北大道沿路大市镇开货栈、店铺，字号“五福堂”。张家虽有钱，却相当低调。往回运银两的棚车（罩着席棚的马车），大多棚顶破旧不堪。所以，“破车棚”这个外号就被乡里叫了起来。其实“破车棚”家日进斗金，南北两路送来的银子，屋里放不下，倒入院内井中。后来老五股分家时，拧着辘轳从井里捞银子。据说，谈村那么多好房子，和他家后代遍布村中建房立业有很大关系。

记生家虽富却不忘济贫，早年前曾拨出粮食建立“义仓”，每年青黄不接之际，由族中长者开仓放粮。受益者秋后还粮“灌仓”。有的无力“回灌”，便称“下年再说”，实则作罢。给当年的谈村人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另一位让人难忘的乡亲，不是因为多富，而是他敢于为村民办事，敢和日本鬼子打官司，他就是张贵林。1943年秋，日本人带着几个“二鬼子”（日伪工作人员），来到谈村村东地里（今天的华药一带），强行埋桩、划线，要占地建“绵羊改进会”（也称“粮棉试验厂”）。谈村老百姓不干，把他们打跑了。“闯祸”之后，谈村村官张贵林与乡亲结伴上省城保定市，找伪省长吴赞周告状。吴赞周虽是正定县老乡，却不敢管。他们又来到北平市，请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谈村老乡张式溥代写诉状，一式三份，分送王克敏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冈村宁次司令部和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经过交涉，最后日本人答应每租借一亩地付款100元，并承诺场子开工后，被占地户可以优先录用作工。不过到1945年，厂房刚盖起，日本就投降了，老百姓得到信儿，连明彻夜拆房扒砖，拿回了原属于自己的土地。

举人“海归”办职教

上述几位虽是谈村名人，名声却基本只限于当地。真正名声远播、为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当属张良弼和他的女儿张式（即安娥）。

张良弼家就在谈中街与谈北路交口西侧，今天这里是一片未开发的空地，临时被人用做“夜色啤酒广场”。据《鹿泉文献》记载，张良弼，字佑卿，幼年时“俊艾清慧，甫六岁即读诗礼数千言。”27岁那年，张良弼中举，曾任直隶州知州，后被清廷派往日本留学，入弘文学校师范科。在日本的经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他看到日本重视实业，曾在参观后说：“吾知所以富国矣！”回国后，致力于实业技术教育。于1909年在保定市创办“直隶实业补习学校”，自任堂长。1912年，改为“直隶甲种工业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以教授纺织职业技术为主，后校名几经变迁，成为今天的“河北纺织工业学校”。张良弼被该校校史列为第一创办人，同时被学界誉为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

他在办工业学校的同时，还开办私立民生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并在高阳县开设染布工厂。对于他的功绩，《鹿泉文献》称颂道：“今也保阳（指保定，记者注）连属（指屋宇连接不断，记者注），工厂林立，富甲全省，民乃歌曰：种德者亲，勤工者仁，张公之义，惠我无垠。”因其办学绩优，清代被遴选为知府，从1913年至1922年，四次被选为国会议员，这在当年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

张良弼不仅本人贡献卓著，而且他的后代也多数学有所成。他的长子张式汀是石家庄市最早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四子张式渠是纺织漂染专家；五子张式溥（前文提到代乡亲写状纸那位）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专家；七子张式瀛是纺织工程专家，曾任石家庄市纺织公司工程师；二女张式浓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第十子张式湛精通多国语言，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代表；第十一子张式深是长沙铁道学院桥隧系教授。

名门才女

一曲“渔光”红遍全国

但以上所有人都不如张良弼的一个女儿出名，她就是安娥——安娥。石家庄日报记者王律这样评价安娥：“她是女作家、女革命者、社会活动家、具有先锋思想的女权主义者，是一位多方面取得成就的杰出的女性。”

今天几乎人人会唱的老歌《渔光曲》、《卖报歌》，以及抗战时期唱遍大江南北的《打回老家去》，都是由安娥作词。她作词的歌曲有100多首，此外还有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梁红了》、歌剧《洪波曲》、神话歌舞剧《海石花》、戏曲《杨八姐盗刀》、小说《石家庄》等大批作品。她曾陪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采访新四军李先念纵队，写成长篇战地通讯《五月榴花照眼明》。前几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将她的作品结集出版为《安娥文集》。

安娥是张良弼的儿女中唯一参加革命的一位，所以，她也被称为“红色女郎”。她早在1925年、年仅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市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至1929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在隐蔽战线，她化名“安娥”，做国民党中央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负责收集辨读情报，在其参与下，包括任弼时、关向应在内的多位共产党员得以被营救脱险。

她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日军侵华、上海市沦陷后，安娥在武汉发起、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难童。她利用自己是文化人的有利条件，积极联系上层人士，使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她先去联系邓颖超、史良等人，又和刘清扬一起找到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建议李德全出面请出蒋夫人宋美龄。最后，邓颖超、宋美龄、李德全等多位妇女界名人成为保育院负责人。

解放以后，安娥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从事剧本创作。不幸的是，她很快就失去了写作能力，1956年，一场脑出血使她偏瘫并失语症，1978年，被疾病折磨多年的她谢世于北京。

还原历史：

她是怎样一个人

以上这些成就的罗列，或许并不能让人真正感知：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根据老舍等人的回忆：她的装束时而朴素，时而华贵；她总是神情安闲，即使刚刚经历轰炸；她做什么都不慌不忙，但作品众多；她常常凝望远处，像在沉思深奥的哲理……

读她以自己家族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石家庄》，可以看出，儿时的安娥，是一个温和、胆怯、听话的女孩，“母亲的话是她务必听从的命令。”她内心世界丰富，常陶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反复唱《小白菜》、《小草鸡》等歌谣。她对美有强烈的感知力，家乡绿海一样的麦田，能够吸引她长时间注目不愿离开。

长大后，进入青春期，她和小时候判若两人。15岁，她带头闹学潮反对不合理校规，逼走和母亲是结拜姐妹的女学监；20岁在北京国立美专读书时，参加共产党员邓鹤皋领导的学生罢课，赶走校长。母亲把她“捉”回家，父亲与她决裂，她还是离家出走闹革命。

她对事业，有着“理想主义者”的情结。她最怕人们提《渔光曲》，好像自己总在吃老本。她也不看重旧作，不收集，不整理。在《五月榴花照眼明》中，她说：“十几年来，那个永远存在于不远的前面，而永远抓不到的那颗壮丽的、朴厚的、鲜亮的艺术的果实，每一分一秒钟都在扰乱着我！十几年来，无论我的脚步速度如何，它——理想中的艺术果实——永远示威似的悬立在我的额头高空！”

她的爱情，经历曲折，甜苦交织。而她对恋爱的态度，是既不回避也不强求。她始终追求女性独立，始终有自己的事业。众所周知她是田汉（国歌词作者）之妻，但田汉不是她第一位丈夫，她也不是田汉第一位妻子，但他俩最终携手走完了一生。当1929年田汉遇见安娥的时候，已和林维中有婚约在先。娶了林维中后，与安娥重逢时又再度陷入爱河。林维中大闹，两人离婚。在这个过程中，安娥表现得非常理性，她在接受《新民晚报》采访时说：爱情是无法争得的，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的心。对于婚姻，她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女人依靠婚姻取得合法地位，其实“非常可怜”，假如男女的结合是基于爱情，那么“同居也好，结婚也好，有什么关系呢？企图用结婚这一形式作为爱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对于那场沸沸扬扬的“三角恋”，她表示一切听凭田汉决定。

安娥的恋爱哲学，在那个年代堪称前卫。也因此有人称她为具有先锋思想的女权主义者。不过，安娥晚年虽然和田汉感情甚笃，在事业上却没能更进一步，又加患病，可谓晚景凄凉。尤其1968年田汉被批斗至死，对她刺激极大。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她的作品就不再那么“吃香”。在那个写了写志愿军战士与风对话诉思乡之情即被批判为“吟风弄月”的时代（见安娥《关于讨论抒情歌曲的发言》），她最终没有摘到心目中那颗“艺术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