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1905年10月11日—1976年8月18日），原名张式，曾用名何平、张元济，河北省获鹿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剧作家、作词家、诗人、记者、翻译家，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安娥的丈夫是中原地区著名剧作家田汉。

安娥出生在河北省获鹿县范谭村，1923年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专西洋画系，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社青团支部任技术书记。1926年安娥调任大连市，同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安娥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从事文艺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道剧社”等组织，期间参与了话剧《马特迦》的改编创作和《梁上君子》等剧的演出，并以“苏尼亚”为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莫斯科》。1933年，安娥进入上海EMI集团歌曲部，随后创作了《女性的呐喊》《渔光曲》等多首歌词作品。

抗战期间，安娥参与儿童的保育工作，和田汉等人创办四维剧团。抗战期间，安娥与田汉历经坎坷终成眷属，这段悲喜交杂的人生体验被安娥写入了《白蛇传》《追鱼》《情探》等戏剧剧本。抗战后期，安娥主要致力于戏曲剧本的创作，她与几位越剧流派的创始人交谊匪浅，情缘深厚，支持袁雪芬、尹桂芳等越剧十姐妹合演《山河恋》，为上海越剧院创作剧本《追鱼》和《情探》，并指导排练。

除了剧本创作，安娥还致力于歌词写作，代表作有《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此外，安娥比较知名的作品还有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诗集《燕赵儿女》等。

安娥早年肄业于北平美术专门学校。1925年担任北平团的工作。后赴大连市从事革命宣传和女工运动。1925年（民国14年）肄业于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3年后参加上海进步文艺运动，曾担任EMI集团歌曲部主任。1934年为电影《渔光曲》创作主题歌歌词，诉说苦难渔民的辛酸和悲愤，流传甚广。后来创作的反映报童生活的歌曲《卖报歌》和一些抗日歌曲，也在人民中广为传唱。1936年写作的诗剧《高粱红了》，描写了一支自发的农民抗日武装同强敌的殊死战斗。作品的语言简朴，富于北方农村气息。

抗战期间担任战地记者辗转武汉、重庆市、桂林市、昆明市，写有《战地之春》等歌剧剧本。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市，执教于市立实验戏剧学校。1948年解放区。

解放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和中国剧协创作员。除剧本的创作和翻译之外，还写作报告文学。

安娥（1905—1976），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河北省获鹿县一个书香之家，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1925年（民国1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大连市从事宣传、女工工作。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活动，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前往担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利用这个有利位置，将重要情报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同志。同时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因叛徒出卖，中共机关遭破坏，安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安娥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作插曲，聂耳谱曲。1933年至1937年，她在上海参加进步文艺运动，曾任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与作曲家任光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发起和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1939年初冬，应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后来又带着病体，随丈夫田汉辗转武汉、重庆市、桂林市、昆明市等地，曾与冼星海合作谱写了参加台儿庄大捷的第60军军歌。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市，1946年起在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执教。1947年去台湾小留。1948年10月，安娥与田汉经海路由沪抵津，由天津市来到了华北解放区——西柏坡，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31日，安娥与田汉跟随林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晨曦中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市。

1949年以后，安娥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任创作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曾赴前线访问。1956年在河南省访问期间突然中风、偏瘫，虽失去工作能力，但卧床期间仍潜心文学创作。1976年8月18日病逝，终年71岁。2008年，其作品经过编辑整理出版成书，名为《安娥文集》。

1934年，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作插曲，聂耳谱曲。

安娥与傅全香由傅全香、陆锦花两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五十二年前在上海首演的《情探》，曾在当时的越剧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报道，12月18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全新排演的《情探》将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报道说“新版《情探》由傅全香的得意弟子陈飞和吴凤花联袂主演，在剧本、剧情和表演上作出了不小的调整，着重一个‘情’字，可谓一次极具价值的老戏新探。”，“去除了带有上世纪50年代烙印的元素，剧中敫桂英‘望夫成龙、情寄科场’的情结被大大削减，取而代之的是她对真爱的追求。”真不知道以何种手法作“新探”？50年代烙印的哪些元素又不合时宜了？这个新版本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版本？　越剧《情探》是田汉与安娥夫妇专门应上海越剧院之约创作的剧本。早在1943年田汉曾写过一个京剧本《情探》，这次他推翻原来的本子，重新按照明代传奇《焚香记》去粗存菁，进行创作。后来，先由安娥写出初稿，田汉改写定稿。田汉、安娥对这个本子精心修改，几易其稿，写出了王魁负心背叛的社会原因和主观原因，塑造了善良多情而又有不屈不挠精神的古代妇女的形象，艺术感染力很强。据说田汉在写“行路”一场时，房间里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根据从莱阳市到东京的路线，写了一段“飘荡荡离了莱阳卫”的情景交融的瑞安鼓词，使这段载歌载舞的戏更加扣人心弦。还有一说，这折“行路”是田汉在飞机上修改完成的，当时飞机正好飞过泰山的天空，看着下面巍峨的山峰，让田汉联想到了敫桂英千里寻夫的艰难。由于该剧集中了傅派、陆派表演艺术的精华，是上海越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

1957年上越演出的《情探》由陈鹏导演，聘请川剧演员阳友鹤、周慕莲和昆剧艺人薛传纲为顾问，杜春阳编曲，顾大良舞美设计，吴报章灯光设计，陈利华造型设计。傅全香饰桂英、陆锦花饰王魁。10月28日，首演于大众剧场。傅全香在剧“阳告”、“行路”、“情探”等场戏中，学习借鉴了川剧、昆剧的表演技艺。在“行路”一场里，运用四尺长袖，边歌边舞，表现出敫桂英美丽动人的鬼魂形象。其〔弦下调〕的唱腔，声情并茂，宣泄出人物满腔哀怨、悲伤之情，成了傅派唱腔的精品。《情探》中的王魁是概念定型的反面角色，陆锦花赋予了王魁特有的血肉灵魂，别出一番风光，把王魁这个负心汉内心深处的矛盾与冷酷的性格揭示得相当充分。1957年底，田汉在上海戏剧学院讲学，上海越剧院专门为他演了一场《情探》。田汉看了很高兴，谈到演员表演，他说傅全香有突破。对陆锦花演的王魁，他认为是从人物着手的，表演不过火。特别是“说媒”一场戏，层层递进，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心理。田汉观后兴奋地握着陆锦花的手说：“你是我笔下的王魁。”

说到陆锦花演的王魁，还有一段故事。原来，这年六月，陆锦花与傅全香、范瑞娟、陈少春等在东北地区巡回演出时，接到剧院领导来信说，《情探》已列入上演计划，要她们做好准备。于是在沈阳市演出结束，将赴天津市演出之前，她们专车去北京专程看望田汉、安娥夫妇，将越剧院就要上演安娥大姐的《情探》和《杨八姐盗刀》、《追鱼》之事告诉他们。田汉听了深情地说：“好，这是对她（指安娥）很好的安慰，也说明剧院领导和雪芬同志对安娥创作的肯定。”中风躺在床上的安娥为此事感激得流泪，当傅全香向安娥谈及剧本修改设想时，她示意把田老叫来。傅全香把修改设想向田老重说了一遍，此时安娥费力地用手指指田老，再指指自己。意思是叫田老代她完成修改。田汉自然明白她的意思，马上说：“你放心，我替你来完成。”安娥满意地笑了。见此情景，去拜访他们的几位演员都感动得流泪。田汉听了剧院的意见后，向她们谈了自己酝酿已久的修改设想，主题是突出这个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田汉说：“把王魁的责任推向社会制度，社会责任是七分，王魁个人品行三分。”当时，还未最后确定由谁扮演王魁的角色，但这为陆锦花以后塑造王魁这一角色提供了形象的指导，使她把握这个人物有了具体尺度。巡回演出回沪后不久，陆锦花就接到田汉新修改的《情探》剧本，并得知将由她饰王魁。陆锦花对照田汉、安娥写的前几稿的本子，第一稿名为《王魁负桂英》，1956年的修改稿改名为《情探》，现今的已是第三稿。她细细对照琢磨，分辨剧本改在何处，增加了些什么。为了创造好角色，陆锦花还翻阅了《六十种曲》中的《焚香记》以及有关资料，了解故事的源流。《焚香记》中的敫桂英与王魁的矛盾似乎都是虚假的，完全因坏人破坏、误会所致。这还不及民间流传的《王魁负桂英》，在揭露封建科举制度，鞭斥忘恩负义的丑恶行径上更有深度。而田老夫妇新修改的《情探》把作品深化了，在描写王魁这个人物时，多处增加了人物的矛盾心理，以体现王魁背弃桂英时所受到的压力。陆锦花体会到，要演好王魁这一角色，重点是演好“说媒”与“情探”。“说媒”这场戏不能只局限于过去所体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而要演好“说媒”先得把“伴读”一场演好，要情真意切、真心相爱，不能为王魁负心作什么铺垫。《情探》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在这场戏中，陆锦花的一段净场唱“说不尽水晶帘下脂香粉媚”，处理得既缠绵又沉稳，使人物避免了概念化。在陆锦花的艺术生涯中，扮演王魁无疑是个非常耀眼的亮点。1978年，傅全香、陆锦花两位名家演出的全本《情探》成为越剧舞台上的经典绝唱。之后多年一直没有演员敢于挑战此剧全本。2006年，上越由著名陆派小生越剧黄慧和傅派新秀裘丹莉重新复排全剧，并于5月27日首演于杭州红星剧院。10月2日和3日，这出经典越剧再次亮相上海逸夫舞台；2007年7月，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和上海越剧院合作，以男女合演的崭新的姿态上演《情探》，这次出演敫桂英的是傅全香的得意弟子陈飞；出演王魁的是“文武男小生”徐标新。2008年3月，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又推出由陈飞和吴凤花主演的傅范版全本越剧《情探》。对于此剧陈飞的表演，基本上是无可挑剔。陈飞无疑现今是中青年傅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舞台上也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曾记得1990年青年越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上，陈飞以一段“行路”首开越剧舞台上七尺长水袖的先河，并夺得“越剧新星”的魁首。再说吴凤花，第十三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得主，乃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当红反派小生，帅气、俊逸，阳刚之美更是在众女小生中“独树一帜”。“文武兼备、阳刚小生”，是观众对她的一致好评。但是，《情探》毕竟是傅陆经典，陆王魁早已深入人心，观众心目中的王魁不太像范家子弟。记得有人说，“流派的传承是靠成功的角色来支撑的，而角色的成功与流派特色息息相关，任何流派和演员都有自身无法突破的极限，实在不是演技好就能完全逾越的。”对此，我也比较认同。另一说，在2007年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年剧目创作研讨会上，浙江省戏剧专家顾颂恩、吕建华、杨小青、陈伟龙对该团改编《情探》一剧曾提出“两步走”的方案。可能2006年3月的版本是第一步，这次就是所谓的“第二步”吧？不知这第二步能不能走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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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作品，另有《妇女节歌》《路是我们开》《六十军军歌》《节日的晚上》《天安门前的骄傲》《北京之歌》《铁路工人歌》《农村青年突击队》《拖拉机》等多首歌词作品。以及朝鲜歌曲《春之歌》《在泉边》；日本歌曲《东京—北京》；印度歌曲《印中友谊歌》和苏联歌剧《青年近卫军》选曲的配译等。

2008年9月22日上午，田汉、安娥塑像揭幕仪式在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隆重举行，此次活动由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文联主办，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承办。

出席此次揭幕仪式有：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著名戏剧理论家杜高；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田汉基金会理事长、著名剧作家苏叔阳；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所长田本相；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陈知涯；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董健；原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表演艺术家钮骠；解放军驻石某部副军长李广文；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著名表演艺术家谢锐青；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天津市作家协会研究员盛英；新四军老战士、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主任朱虹和安娥、田汉亲属、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媒体记者、部队官兵、学生代表、各界群众500余人。

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先琴主持揭幕仪式。

上午十时，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揭幕仪式正式开始。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古怀璞、著名剧作家苏叔阳以及田汉之子田大畏先后致词，深切缅怀这对革命伉俪，歌颂他们为革命文艺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精神，对安娥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表示感谢，对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弘扬爱国精神，挖掘革命传统文化的工作热情表示赞赏。

少先队员代表鲜花、献词，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

揭幕仪式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旋律中结束。

同日下午，在河北省工会大厦举行了《安娥文集》《安娥与田汉》首发式座谈会，参加揭幕仪式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同日晚间，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了《安娥、田汉作品交响合唱音乐会》，音乐会吸引了省会广大市民观看，场面热烈，掌声不断。

少女时代的安娥就开始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15岁那年，安娥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带领全班同学罢课，离开学校到一个小旅馆里。安娥也离开了学校,随父亲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入国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两年后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安娥往大连市从事宣传和女工运动,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安娥回到国内,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田汉与安娥的身影时常双双出现在左派文艺活动中，1931年8月,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月，他们的儿子田大畏降生了。

这一时期,安娥先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是“苏联之友音乐组”、剧联领导的“音乐小组”、“歌曲研究会”及“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的成员。她潜心研究中古代辩证法,编写剧本《复活》,研读《诗经》,并打算回上海市以后用歌曲创作唤醒群众的抗日热情。1933年,安娥终于抛下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离别故土。

回到上海后,安娥继续从事特科工作。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EMI集团歌曲部工作。安娥接受了任光的爱,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此后的4年时间里,安娥为《女性的呐喊》《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们开》《我们不怕流血》《抗敌歌》《战士哀歌》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更是历经岁月的涤荡,至今仍在传唱。

抗战爆发后，安娥辗转来到武汉市,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继续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抗战歌曲的创作。其中有冼星海谱曲的《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六十军军歌》等。那首激励抗日将士、威震敌胆的《六十军军歌》,是冼星海和安娥应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之邀特意创作的,对开赴抗日前线的云南部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37年冬,由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刘清扬、沈兹九等联络各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184人签名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安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中。

此前,田汉与安娥邂逅于撤离上海市的船上,安娥告诉他,孩子没死。在武汉,两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了,爱情的火焰也再次复燃。

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举行,社会各界7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作为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大会上详细报告了保育会的筹备经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炮火硝烟中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最安全的庇护所,使战时军民减少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战斗中。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安娥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2万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庆市。在保育会中担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积极为保育院筹集经费,营救儿童,一方面在当时报刊上撰文《孩子们到四川去了》《进步着的孩子们——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抢救孩子去》等,向社会各界报道保育院的工作情况及孩子们的生活。她还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受难的孩子们》等歌曲。

1939年初冬,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从来没有做过记者的安娥,暗地里模仿自己曾经在报纸上读过的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报道,将自己在战区的所见所闻写成多篇战地报道,寄给桂林市《广西日报》发表;后来又整理成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征途私感》《征途杂感》,连载于1942年的《广西日报》。这次访问的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创作了歌剧剧本《战地之春》,谱曲后出版了单行本。

1940年1月,安娥在第五战区鄂北防区枣阳前线采访时遇到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正好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张执一同志来送俘虏,两位战地女记者便借此机会深入到李先念领导的鄂豫边区采访。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终于见到了逃难至此的母亲、哥哥一家和儿子大畏。安娥决定,把儿子大畏带回重庆市。

安娥和儿子从城固县一路西行,到达褒城县时,母子二人正与大批旅客在车站等车,看着周围拥挤不堪的人流,不知道能不能挤上车。这时,一位拉“黄鱼客”的汽车司机将安娥母子带到一列开往成都市的军车旁,正要上车时,却被一名军官拦住了。眼看军车就要开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里的战地记者证件拿出来,希望能得到军官的通融,还是行不通。正在安娥一筹莫展之际,那位军官看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马上态度大变,连说“久仰久仰”,并热情地请母子二人上了车。车队到达成都之后,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安娥母子到达璧山区。安娥又惊又喜地对儿子说,想不到《渔光曲》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一路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重庆市后,多病的身体使安娥无法承担太多工作。1942年,安娥到桂林市,继续坚持文艺创作,并和田汉一起从事对逃难文化人的救济工作,为解决“四维剧团”的生计和演出问题奔走,并协助李德全到独山县、河池前线救济难民。抗战胜利前后,安娥相继到昆明市、重庆、上海市,1948年冬,经地下党安排,她与田汉从北平市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了党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解放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创作,1956年秋因中风失语症,丧失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