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都之恋》是张我军创作的新诗集，于1925年12月出版，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该书在台湾长期绝版，1986年由文史学者黄天横重新发掘出土，1987年由中国大陆的辽宁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新诗集，出版于1925年12月28日，发行地址是台湾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作者自己标明为“抒情诗集”，书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计五十六页，除序诗一首外，收有诗十一篇五十五首，其中三十一首未曾在刊物发表过。三十三首写于北京，十五首写于由大陆回台湾的海上途次，七首写于台北市。其中部分曾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和《台湾民报》上，写作时间自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该诗集散佚绝版多年，已鲜为人知。

1986年，黄天衡先生在台北搜集到该诗集的孤本，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6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复印本，其中又加上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终于使广大读者有幸一睹这本已经绝迹多年的珍贵诗集。

收录的诗有,《对月狂歌》、《无情的雨》10首、《游中央公园杂诗》6首、《烦闷》4首、《秋风又起了》6首、《前途》、《我愿》3首、《危难的前途》、《乱都之恋》15首、《哥德又来勾引我的苦恼》、《春意》。后增加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台湾台北市板桥镇人，1902年生。笔名一郎、迷生、大胜、老童生、忆等。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鼓浪屿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到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顿时大开。1922年到北平市求学，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罗文淑，并与之相恋，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经过北平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张我军，为此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湾省任\u003c台湾民报\u003e文言文编辑。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扫除了障碍，因而获得了文坛“清道夫”的美称。他陆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维护封建传统，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旧文学界。他揭开旧文学的面罩，层层剥批旧诗界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端，认为最严重的毒害是让青年养成了“偷懒好名的恶习”，因此他向青年发出警告：“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显然，张我军对新文学的鼎力提倡，是基于对台湾省社会命运的深刻关注。当然，这种对旧文学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矫枉有时必须过正，张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基本上沦为殖民者强权附庸的旧文学的灭亡，从而为新文学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在批判、摧毁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也着手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省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张我军不仅是活跃的理论家，且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他的新诗与白话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同以往迥然相异。《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最重要的文学实践，这是他本人，也是台湾省文学史上第一部粤语诗集。该诗集共收入他写于1924年3月到1925年春的抒情诗五十五首。《沉寂》、《对月狂歌》、《春意》、《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这本诗集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在诗中诗人记叙了他在北平市及由北平返回台湾一年多时间里的爱情悲欢。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目前所保留的只有三篇：《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它们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张相联系，互相映照，相得益彰。

所谓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的北平。当时正值直奉军阀开战，北平城内外人心惶惶，故曰乱都。那时，张我军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办的补习班里学习。在这期间，与同班同学罗文淑发生了爱情。两人相爱至深，但遭到了罗文淑父母的坚决反对。女方家长强迫罗文淑与张我军断绝关系，另嫁他人。罗文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和张我军双双从北平市私奔到台湾，终成夫妻。张我军创作的这一组诗反映了他们当时与追求婚姻自主的精神。

在大陆新文学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新诗扮演了索超的角色。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试验用粤语作诗。1917年,《新青年》2卷6号刊登了他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新诗的尝试之作，并期望“大家齐来尝试尝试”。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载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这九首白话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正式登上诗坛。此后，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人都争相来写新诗，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新诗；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以《新潮》为阵地发表新诗；刘半农、沈定一等人则在《星期评论》发表新诗；田汉、宗白华等在《少年中国》发表新诗；郭沫若等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诗坛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以其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大胆的想象及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新颖的思想征服了读者，占领了旧诗的地盘，成了为新诗奠基的作品。之后，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刘半农的《扬鞭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的诗合集《雪朝》等新诗集纷纷问世。

与此同时，“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以致1921年至1923年间曾被人们称为“小诗流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尝试过写“小诗”。当时结集出版而又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就有冰心的《繁星》《冰心春水（三三）》，宗白华的《流云》，吴雨铭的《烈火集》，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这些三言两语的“小诗”，有对母爱的追怀，有对自然和童真的歌咏，也有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发现或感受，往往蕴涵哲理，写得空灵、清新，为人们所喜爱。一些“小诗”成了人们吟唱的名句。

另外，表现爱情是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1922年4月在杭州市成立了“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合集《湖畔》。（“湖畔诗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3年12月，又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同上第二集。）特别是《蕙的风》，以其表达爱情的大胆和袒露而被有些人称为“诗歌上的沉沦”，引起了新旧思想对其褒贬不一的论争。

张我军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并有一定创作禀赋的青年，在厦门市时期就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想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期刊，特别是1924年初他来到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北京之后，北京的文坛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而新诗这一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体，更容易触动他年轻敏感的神经。在他孤寂苦闷之时，他自然而然地用这种自由体的新诗来表达他的思乡念亲之情和恋爱的情感体验了。这就是为什么《乱都之恋》中的诗作形式上多像当时大陆流行的小诗而内容上又多是情诗的原因吧。

就《乱都之恋》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来看，它是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的记录。传统文论里常说“诗言志”或“诗缘情”，实际上是指明了诗的文体特点。

整部《乱都之恋》可以说是记述爱的一部心路历程。首先，这部爱的心路历程是诗人与罗文淑女士浪漫而坎坷终至美满的恋爱婚姻的情感记录，可以说是一种甜蜜与心酸相伴，苦闷与幸福相融的，充满了“神圣的泪痕和血迹”的情感。《对月狂歌》，把罗女士比作月中的嫦娥，表达“你是我仅有的知己！/你是我永远的伴侣！”的暗恋之情。《无情的雨》，担心自己与恋人的约会会被“无情的雨”所阻隔。《游中央公园杂诗》，表达了一对初恋的情人沉浸在幸福与甜蜜之中：“——小草儿偷听了我们的细语，/月姐照彻了我们的心田，/虫蛙们为我俩奏了和谐的曲，/我俩陶醉在自然与爱的怀中，/相对着微微地笑！”《我愿》一诗则是摹仿古人而写的一首情诗。许多古代诗人在诗中以愿意变为恋人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下踩的，床上铺的，怀中抱的，口上吹的，屋中用的物品，来表达自己愿意和恋人在一起的心愿。如和凝《河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所以鲁迅先生嘲讽他有时很摩登，“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明人《乐府吴调·挂真儿·变好》：“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短袖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笛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的樱桃小口。”张我军把古诗的意境转化为白话诗的表现方式：

我愿做个碗儿，/日日三次给伊蜜吻，/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

我愿做个镜子，/置在伊的房里。/大清早伊起来，/便和我相识而微笑。

通过这首表达对罗女士相思之情的诗也可以看出张我军的古代文学的功底。

《前途》和《危难的前途》两首诗，则是在张我军了解了罗文淑家庭对他们的恋爱不会赞同并联系自己的处境后，而对他们的前途伤心落泪，忧心忡忡。“一梦醒来，/枕布和袖口怪湿着。/确是刚流的热泪哪!……分明是伊凄惨地/告诉我伊的苦情，所以引起我/想起我俩的前途，/想起我俩危难的前途！”

《乱都之恋》是整部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也是表达感情最深切炽烈的一首。全诗描写了张我军迫于经济重压不得不与心爱的恋人分别而赶去那万里之遥的海岛谋生。那里虽然是他的家乡，有他的慈母，但留在北京的却是他倾心相爱的恋人，这种生离死别的情感令诗人肝胆欲裂。“不愿和你分别，/终又难免这一别。/自生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生离和死别，/但何曾有过这么依恋，/这么怜惜的离别……火车渐行渐远了。/苍郁的北京也望不见了。/啊！北京我的爱人！/此去万里长途，/这途中的寂寞和辛苦，/叫我将向谁诉！”

抵达台湾后，张我军担任了《台湾民报》的编辑。在此期间，张我军在工作上是得心应手的，得到了报社老板及同事们的认可和好评。然而，他却始终牵挂着远在北京的恋人，这种思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真是剪不断，理还乱。1924年11月11日，他在家乡板桥写下了《歌德又来勾引我苦恼》。

“……我欲紧紧地抱住伊，/好把恋爱的苦恼来脱除；/然若不能脱除这苦恼，/则情愿死在伊的胸上！”（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句）/我独自在田畴徘徊之时，/歌德又来勾引我的苦恼！

我跑到小河上，/伫立在一条木桥当中。/驰想万里重洋外的伊。/万千愁绪凑成一根尖锐的针，/一直把我的心儿刺！

我把尽有的热泪，/洒到小河里，/吩咐小河的流水，/把我的热泪送到伊的心湖去。……

身在北京的罗文淑同样日夜思念着万里之外的张我军，为了表达她对张我军的坚定不移的爱情，她也写下了《请您放心》一首短诗：

请您放心！/我也不会忘了你，/或摒弃了你。/只要我存在人间一天，/我的精神就围绕你一天。/我相信就是离了这人间，/我也不会弃你,/我的灵魂儿终是围绕着你！

看到这首情意绵绵的诗，张我军既感动又高兴，他写了一首《春意》作为回应：“温暖柔和的春日下，/春草青青，/春水盈盈，/柳条儿嫩绿地吐着微笑：/远方的人呀！/为何到此，/我的心潮便高涨？/哦！这就是春意吗？”张我军还把罗文淑的诗和自己的《春意》都发表在了《台湾民报》上，作为二人爱情的见证。

其次，《乱都之恋》诗集中的一些诗表达了感叹身世的思乡念亲之情，即对家乡的爱，对母亲的爱。如《秋风又起了》，1924年秋天，张我军染病，他孤身一人在远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北京，不由得思念起家乡和亲人。想起父亲的病逝，自己与母亲天各一方，互相牵挂。不由得产生一种孤苦无依的失落感和内疚而又迷茫的情绪。“秋风又起了。/故乡的慈母啊，/不知您老人家，/怎样地紧念着/海外的孤儿！……母亲呀！故乡的母亲！/其实儿不该送您回去，/而独自飞奔到天外。/如今呢，/身儿病，/心儿也病，/又一无所成，/唉！何处是我的前程？……”

另外，在一些诗里，诗人是把思乡念亲的情绪和表达爱情融于一起的，比如：《沉寂》一诗就写道：“一个T岛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烦闷》一诗写道：“我站在老树的背后，/沉思复叹息！/默默地，/偷听了它带来的消息：/它说我故乡的风景如旧，/只多着一个年老的母亲，/日日在思儿心切……/伊说我的爱人依旧/被一个牢圈把伊牢住，/故不能和我长谈蜜语……”把对恋人的爱和思乡念亲之爱交融一起互相映衬，更加突出了他的“沉寂”和“烦闷”。

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乱都之恋》这部诗集如果和同一时期大陆出版的一些新诗集相比，她并不显得非常突出或优秀，但是就台湾新诗及整个新文学的创建和发展来说，她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开创的作用。其意义有如胡适的《尝试集》在大陆新诗发展史上所起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陆开展文学革命和倡导新文学到1925年已经进行了八九年了，新文学已基本上取代了旧文学，然而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文坛上还是一潭死水。旧式文人固守古典文学的壁垒，沉溺于吟诗作对，酬唱赏玩之中。他们最初用传统文学来抵御异族同化的反抗性逐渐弱化，随着台湾封建势力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流，一些人的击钵吟式的酬唱赏玩逐渐被日本侵略者利用，成为笼络台湾旧士绅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第一个高举大陆新文学的火把照亮了台湾文学界，以大陆新文学理论为武器来批判“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倡导创建台湾的新文学。并且他是身体力行，既有理论的倡导，又有实际的创作。他的《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创作的最早的实绩，为台湾新诗创作起了引路和奠基的作用，是台湾新诗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人生无聊极了！苦闷极了！

仅仅能够解脱这无聊、安慰这苦闷的，

只有热烈的恋爱罢了。

实在，没有恋爱的人生

是何等的无聊而苦闷呀！

然而，恋爱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啊，

真挚的恋爱，是要以泪和血为代价的！

我曾经过了热烈的恋爱生活，

而且为了这倾了无数的血和泪。

这小小的本子里的断章，

就是我所留下的血和泪的痕迹。

我欲把我的神圣的泪痕和血迹，

献给满天下有热泪的人间性的

青年男女们！

《乱都之恋》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他以真挚的感情为基调，向人们描述了圣洁的爱情带给他的欢乐和痛苦，忧伤和希望，表现了一位青年在炽烈的爱情追求中特殊的敏感，映衬出远离家乡与亲人的作者寻求理想和爱情的多维心态。诗人在《序》诗中激昂地写道："爱情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啊，真挚的恋爱是以泪和血为代价的。"在《沉寂》这首诗里，他把"大好春光"与"十丈风尘的京华"做了对比，表达了T岛青年对美好青春的赞颂，对汇聚着祖国几千年文化精粹，如今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北平城的仰慕和惋惜。深深的乡愁，苦苦的相思，既显示了置于如此风烟滚滚的京都的年轻心灵的沉重负担，又披露了其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诗人用他的笔袒露了恋人特有的情怀：绿草、月亮、虫蛙，大自然的一切都融化在爱的宇宙里，享受着爱的忧愁和欢愉。在这只有二人分享的爱的梦幻中，甜美的感受浸透在两心交融的世界里，使人生机勃勃，思绪飞腾。诗人用生动的比喻大胆地肯定爱情在生命中的地位，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我愿做个牧童--倘伊是个洗衣女。暮暮朝朝，我牧着牛而伊捣着衣，在水流淙淙的小河畔，从容地，自在地，和伊交谈蜜语。""我愿做个碗儿，日三次给伊蜜吻，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贴切的比喻抒写了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想，流露着对爱的童贞和淳朴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在封建礼教严如樊篱的20世纪20年代，对一个客居北平市寻求前程的台湾青年来说，恋爱的渴求必然遭到更多的压抑，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而，理想和现实的冲撞使这部诗集充满忧伤--这是抒情主人公，一个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T岛青年，对时代痛苦的感应。贯穿于55首诗里，将爱情的歌颂和对现实的诅咒合在一起，谱成了一曲甜美而又苦闷的爱之歌。在诗集里诗人真切地抒写了想念心爱的人却不能相聚的苦闷，如对因雨不得与心爱的人相会的忧虑与焦急的描绘：听一滴滴掷在屋瓦上的雨声，如一根根的针在刺我的心房。"这里"雨"既可理解为不作美的天公对恋人们的刁难，也可视作黑暗的封建的现实社会对自由恋爱的种种阻拦。在这部爱情诗集里，诗人用沉重的笔墨，抒写了T岛青年--游子对慈母的挂念，对亡父悲凉墓碑的追忆。《秋风又起了》乍看似乎游离了爱情诗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又复杂的爱情心态的鲜明表现："莫名其妙的热泪从眼窝角，一滴滴地直滚下来。唉，茫茫的宇宙，短促的人生，青春，将去了，前途！前途！可怕的可诅咒的前途。"这是抒情主人公痛心疾首的感叹，是茫然和失落心绪的表露。它来自爱情、理想和黑暗现实的激烈冲突，是对生命的酷爱和对青春的珍惜，对渴望创造美好世界却无法如愿的悲愤抗议。张我军的爱情生活渗透着时代的悲哀和欢乐，幻灭和希望。出现在诗集里的"寂寞"、"无聊"、"兴叹"、"烦闷"、忧伤"、"凄酸"，都是渴望光明却遭到挫伤的曲折反映，是对"乱都"黑暗现实的愤怒的反抗。抒情主人公饱尝了爱情的痛苦，但他并未在痛苦中沉沦。这种对爱情不屈不挠地积极追求，贯穿于整部诗集。《春意》一首写于1925年3月，正是张我军与罗心乡女士挣脱封建羁绊，双双由北平市来到台北之时，他们获得了爱情的胜利。这种经过千难万险取得胜利的喜悦，在诗作中被很好地表现出来，末尾的两个诗句采用反问的形式："远方的人呀！为何到此我的心潮便高涨？哦，这就是春意吗?"真切地表达了经过爱的悲欢离合的心灵一旦感受到春意的极度欣喜。从对黑暗社会的诅咒走向对胜利的讴歌，恰如黑暗浓重的天边闪现了一抹黎明，严冬中传来了春之消息。张我军的诗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行文明白流畅。但是过于散文化，有的作品几乎就是散文的分行排列。表达的外露也损害了诗的耐读性。不过还是有些作品取得了内容和形式的较好的结合，例如附录中的〈弱者的悲鸣〉，张我军在诗中从大自然中摄取了两个形象——黄莺和白云作为弱者的代表和象征，然后将诗人的意愿和感情通过它们传达给读者，读者从这两个形象联想开去，便能想起当时处于日本蹂躏下的台湾人，诗意浓烈。就《乱都之恋》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及其艺术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肯定她是受了大陆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发展的影响。《乱都之恋》在艺术表现上也自有特色。这部诗集整体上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富于时代特征的爱的追求者的形象。他的饱满个性得自对种种爱情心态的深入展示，他的时代特征得自对恋爱过程的细致描述以及对那个风烟滚滚的时代的脉动的把握，这正是这部诗集的魅力之所在。《乱都之恋》对抒情形象的塑造擅长于将情与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烦闷》是一幅动人的情景交融的图画：黄昏的光照，日落的余晖，老树的枝丫，透过诗人对现实幻灭的眼神，和着因爱而昂奋、焦灼的狂跳的心声，所有的光色声响和物体的轮廓都合在"烦闷"这个主旋律上，勾画出一个忧伤色彩分明的爱人的形象。在另外一些诗篇里，诗人常把恋情融合于自然，在诗人笔下"月亮"、"雨滴"、"黑云"、"小草"、"虫蛙"、"秋柳"、"小河"被巧妙地人情化，坦率又含蓄地表现了恋人丰富的爱情心态，达到了令人心动的艺术效果。《乱都之恋》在艺术表现上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有些诗篇也嫌抽象，技巧上也很难说是圆熟的。但是作为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它显示了开拓期台湾新诗创作的实绩。较之胡适的《尝试集》，《乱都之恋》明显地克服了早期新诗创作中易于出现的模仿或泥古的弊端。在新诗技巧的运用上，能够看出诗人的努力及其成效。《乱都之恋》用通俗朴素的语体文字，醒目的新诗形式，白描出爱情生活中诸多的感受，对当时沉浸于旧诗词、击钵吟的台湾诗界，以及青年男女恋爱仍然受着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社会现实，确实起到摧枯拉朽呼唤新生的作用。《乱都之恋》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破天荒地采用了新颖的手法，大胆地表达了崭新的爱情理想，开创了台湾新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