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年9月5日～1983年11月6日），字菩根，出生于广西百色，祖籍广东新会，毕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岭南大学，是中国近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批评家、翻译家、诗人。

1918年，梁宗岱考进广州培正学校中学部。1921年冬，他应郑振铎、茅盾之邀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秋被保送入岭南大学，他的新诗后结集为《晚祷》。1925年入巴黎大学研习文学和哲学，结识了罗曼·罗兰和保罗·瓦雷里。梁宗岱法译的《陶潜诗选》深得法国作家的称许，之后，他师从保罗·瓦勒里，奠定了象征主义诗论的基础。1930年起，梁宗岱先后到德国和意大利学习。1931年秋天，梁宗岱回国，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34年1月，梁宗岱在北大演讲“象征主义”并整理发表。同年，他辞去北大教职。

1934年秋，梁宗岱被聘为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后又兼任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诗特刊》的主编，专攻象征主义诗论，有《诗与真》两集问世。1936年，他参加创办了《新诗》。抗战期间，梁宗岱被重庆复旦大学聘用。1944年，他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专心从事祖传的中医医药研究。1951年，梁宗岱入狱，直至1954年被无罪释放，1956年，他受聘为中山大学法语教授，后下放农村劳动，直到1969年11月获得“解放”。1970年，梁宗岱转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法语教授。1979年10月应邀赴京参加中国第四次文代会。1983年11月6日，因病辞世，终年八十岁。

梁宗岱的诗歌创作具备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意蕴相契合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风貌。梁宗岱是真正对象征主义诗论作出本体意义的评介，并且还将它同中原地区传统诗歌理论相“契合”。学者李生滨评价梁宗岱说，“他的特别造诣在于向西方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向国内介绍西方正在兴盛的象征主义诗歌及其理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纯粹的现代派诗人，同时也是独有造诣的现代派诗歌方面的理论批评家。”

梁宗岱自幼酷爱古典文学，1916年从百色市回到新会区，1917年入读新会县立中学，学习一年，次年考进广州培正学校中学部。从中学开始不仅研读古代诗人的作品，同时还开始原文阅读惠特曼、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乔治·拜伦、珀西·雪莱等外国诗人的作品，主编学校的学生刊物并创作发表诗歌。1921年冬，应郑振铎、茅盾之邀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秋被保送入岭南大学，与汤澄波、刘思慕、叶启芳等组建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

诗是梁宗岱第一爱好，求学期间，他写了不少意境蒙眬惝恍、音调又相当谐和的新诗，后结集为《晚祷》，于1924年正式出版；同时他决心赴法国留学。在欧洲进行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之后，1925年入巴黎大学研习文学和哲学。在学习期间以文会友，得到罗曼·罗兰的赏识，与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雷里结识并成为忘年交。

在欧洲留学期间，梁宗岱用法文翻译中国古代诗文，其中法译《陶潜诗选》见世后，深得作家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称许，象征派诗人保罗·瓦勒里（即梵乐希）为之作序。之后，他师从瓦雷里，从而奠定了象征主义诗论的坚实基础。1930年，梁宗岱前往德国逗留半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德语。1931年，梁宗岱到意大利学习，同年9月参加国际联盟附属机构“为争取和平的宗教和道德”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被选为该会永久理事。

1931年秋天，梁宗岱回国，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从1933年起，朱光潜家里经常举办文学沙龙---即读书会，大约每月活动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以梁宗岱和朱光潜为中心。带有欧洲艺术沙龙性质的“读书会”吸引了许多同道和年轻诗人，来的大都是后来被指认为“京派”作家和批评家的骨干分子，特别是经常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其他北方刊物上露面的人物，如冰心、凌叔华、林徽因、郑振铎、陈源、冯至、孙大雨、周作人、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萧乾、李健吾、金岳霖、梁思成等。梁宗岱在文学沙龙中谈诗论艺时，常常与林徽因、朱光潜等人争得面红耳赤。

1934年1月，梁宗岱在北京大学演讲“象征主义”并整理发表。诗人结合自己中外文学的见识和诗歌批评实践，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探寻象征主义的来龙去脉。同年，他与胡适关系恶化，辞去北大教职，与沉樱女士结婚并携手东游日本，一度以诗文的写作和翻译维持生计。7月，他把包括《论画》等论文在内的一些论文汇编成文艺论文集《诗与真》，书名是受歌德自传的启示；9月，他把自己近年来的译作收成集出版，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名诗《流浪者之歌》的首句“一切的峰顶”为题，集中收有歌德、夏尔·波德莱尔、魏尔仑、保罗·瓦勒里、莱纳·里尔克、弗里德里希·尼采、珀西·雪莱、威廉·布莱克的部分诗作。这一时期，他还写了《李白与歌德》《说逝者如斯夫》《论崇高》《谈诗》《歌德与梵乐希》，而其中的《李白与歌德》《歌德与梵乐希》，在中国新诗史上，则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论述中西诗歌的同异的重要论著。

1934年秋，梁宗岱从日本归来被聘为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后又兼任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诗特刊》的主编，曾为《诗特刊》创刊号撰写发刊辞《新诗地分歧路口》。在担任主编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还为《诗特刊》上的一些诗论写了按语和跋，探讨了诗的长短、音节和风格等问题，对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巨。1935年秋，梁宗岱参与编辑天津市《大公报·文艺副刊》，其间专攻象征主义诗论，有《诗与真》两集问世。1936年，他还和卞之琳、戴望舒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派诗歌的重要刊物《新诗》。

抗战期间，梁宗岱辗转多处，最终到达大后方，被聘为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4年，他谢绝蒋介石派人请他“参加中国国民党，当中央立法委员，享受中将级待遇，月薪500元大洋”的邀约，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与甘少苏共同生活，从此专心从事祖传的中医医药研究。建国后，因为治病救人的情怀和追求独立人格的学术坚持，使梁宗岱历经冤狱和迫害，却仍然从事创作和翻译。1951年因“左”的思潮扩大化，梁宗岱于同年9月17日入狱，直至1954年6月才被无罪释放。1956年受聘为中山大学法语教授。从1958年开始，他与中山大学师生一道下放农村劳动，直到1969年11月获得“解放”。

1970年，梁宗岱随中山大学外语系转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法语教授。在日常的教研工作之余，他又重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浮士德》，且继续研制中草药，为当地人赠药、施药。1979年10月应邀赴京参加中国第四次文代会，见到多年不见的朋友刘思慕、罗念生、卞之琳等。1980年，通过学生黄建华的联络，与保罗·瓦勒里之子及好友让·普雷沃之妻法国女作家玛塞尔·奥克莱取得联系，甚感安慰。1983年11月6日，因病辞世，终年八十岁。

离婚案

1921年，梁宗岱刚满18岁，新会区老家那边便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彼时的梁宗岱已然接受新式教育，内心对这种包办婚姻极为抵触，根本不肯应允。可他不管怎样又哭又闹，终究还是拗不过传统的包办婚姻力量，无奈之下，只能向现实低头。他遵照祖母的指令回乡成亲，然而打心底里，他对新娘何氏没有感情，态度十分决绝，坚决不肯与她同房。

到了1934年，被家庭包办婚姻绑在一起的何氏，突然奔赴北京，径直找上身为北大教授的梁宗岱，要求他承认自己妻子的身份。梁宗岱却始终不认可这段婚姻的合法性，甚至闹上法庭，铁了心要解除婚约。此事在1934年的北京城掀起轩然大波，成了一桩备受瞩目的离婚官司。由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秉持不赞成朋友离婚的态度，还出庭为何氏作证，最终梁宗岱败诉。

法国安娜

在法国，梁宗岱爱恋着一位姑娘安娜，并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姑娘的名字一白薇。1925年2月20日，他在认识安娜不久便在日内瓦湖畔写下一首《白薇曲》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谊。九一八事变后，“祖国高于一切”这一观念扎根于他的脑海，因此，梁宗岱决心和安娜分手。宗岱回国前夕，安娜和她母亲正在西班牙游览。他写信给安娜，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并以此向她们母女告别。安娜接信后，立即回了一份电报，说她马上返回巴黎，要他千万等她回来再起程。梁宗岱怕再见安娜，担心被安娜吸引着无法脱身，便起程回国了。安娜赶到巴黎时，已是人去楼空。后来，梁宗岱和沉樱结婚，生的第一个女儿，就取名为“思薇”。

妻子沉樱

1931年末，梁宗岱与沉醉于小说创作，处于文学高峰时期的沉樱在上海相识。两人育有两女一子，长女梁思薇，次女梁思清，儿子梁思明。

伴侣甘少苏

梁宗岱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间，偶然观看了一出粤剧，剧中饰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梁宗岱不顾社会舆论施加的压力，与当时的妻子、女作家沉樱分道扬镳，转而和甘少苏走到了一起，开启了一段新恋情。两人于1943年3月登报结婚。沉樱知道此事后，毅然带子女离开梁宗岱，后来远避他乡。

梁宗岱争强好胜，加上执着率真、不服输的性格，他与人争辩打斗的事件就比别人多了。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在英文写作的《不算知己》中，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描述：“梁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梁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要打一场架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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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伤感是梁宗岱抒情的主题，对于万物自然，诗人天然地拥有一种感恩的情怀。似乎诗人的天性中充满悲伤，这种情怀的延伸，自然能够心领神会地翻译保罗·瓦勒里的《水仙辞》。在象征主义诗歌王国里冶炼的梁宗岱，于抒情的浓艳中，又显出诗歌真纯的一面。

梁宗岱对诗歌的翻译是在分析原诗节奏模式的基础上，对原诗节奏的极力模仿。从具体的翻译策略来看，梁宗岱译在书写层面（对原诗句式的模仿、特殊标点的使用、大小写的使用等）以及语音层面（双声叠韵、半谐音等）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尝试。至于译笔，大体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的译，翻译有时连节奏和运韵也极力模仿原作。

一是诗歌要追求音律与节奏，要有格律之美。二是诗歌不能简单地追求音律与节奏，而是要“把诗提到音乐底纯粹境界”音乐起兴的是情绪与情调，能将诗歌的情绪和观念“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从而表现出一种灵境，即一种诗人心灵与宇宙相通的境界。梁宗岱的纯诗境界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美学层面的，“美的悦乐”；其二是哲学层面的智慧、哲学，“宇宙和人生底奥义”，也即是他所谓的“象征的灵境”。

梁宗岱最初的成就，是在自己喜欢和创作诗歌的基础上，向法语读者介绍了中原地区的抒情诗人陶渊明，所以我们可以从梁宗岱的诗歌创作中，发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意蕴相完美契合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风貌。

30年代中期出版《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的梁宗岱是真正对象征主义诗论作出本体意义的评介，并且还将它同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相“契合”。梁宗岱的成就，离不开在五四新文学的热潮中，卓然自立的诗歌创作，但是游学欧洲时的勤奋和专门钻研，对于大师的热爱，更使其翻译超过了自己的创作。而大量地玩味和翻译优秀诗人的作品，并沉潜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又使他的批评超越了他的翻译。梁宗岱在中外诗人和中外诗学之间，对于现代诗歌的理论探讨和诗学批评是最该被重视的。

教研之余梁宗岱继续研制中草药绿素酊，施药、赠医，并写下《我学制药的经过》文稿。他潜心配制出的中成药主要有类似万金油的“草芳香油”、类似抗生素的“绿素酊”等。梁宗岱常免费为百姓施诊赠药，成功案例数以百记，还在文革里用“绿素酊”救过自己的性命。

梁宗岱的一生，包括他的诗歌创作、翻译著作、诗论等都折射出他那生命之光。他对现代派诗歌艺术的探索与思考，是真正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探索诗之真谛。梁宗岱就是这样一个浑然之体：陶渊明宁静致远的精神和浮士德勇往直前的品质交相浑融在他的身上。他从自己对诗人、诗歌的深切感悟出发，去体察其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意蕴。梁宗岱的这种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魅力。（李生滨著《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 评）

梁宗岱是我所认识的最出众、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之一。（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 评）

梁宗岱是唯一能够及得上我自己的人。（法国诗人瓦莱里 评）

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专科，和梁宗岱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 评）

梁宗岱在诗歌创作、中外诗歌的翻译和研究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特别造诣在于向西方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向国内介绍西方正在兴盛的象征主义诗歌及其理论。通读《梁宗岱文集》四卷，可以断定，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纯粹的现代派诗人，同时也是独有造诣的现代派诗歌方面的理论批评家。（李生滨著《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 评）

梁老师的诗意境朦胧惝恍，给人以鼓舞的力量，使人在悲哀的余烬中升腾起希望的火焰，在消沉的漩涡里拍打起向上纷飞的翅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校长黄建华 评）

梁老师讲课喜欢不拘一格，一旦有人提问，他详细解释起来，往往离开课本，转到别的话题上。课上如果有人找到适当的字眼，他会很开心，课间休息就特别高兴，师生间谈笑风生，那时候他的快活、直爽就出来了。伸出手臂跟人比粗壮，笑我们衣服穿得太多，说怕冷是感觉错误。（作家卢岚 评）

梁老师是一个天生浪漫的诗人，直觉与本能主导着他的诗句，也主导着他的诗论和诗译。他的诗论有着一首诗的和谐与凝练，用字华美，甚至太华美了，但读起来就像读文学作品，不感到枯燥乏味。梁老师把感觉说出来，不是讲道理，就像莱纳·里尔克论奥古斯特·罗丹的雕塑，也不讲理论，只讲他的感受。梁老师的例句总是把中外诗人的句子一起对照，也不常见。知识面的跨度极大，欧洲所有大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囊括到他的作品里。（作家卢岚 评）

2003年正值梁宗岱诞辰百年之际，广东人民出版社对这位曾经在诗坛显赫一时的诗人批评家出了一套丛书：《宗岱的世界》。由梁宗岱生前的同事兼弟子黄建华主编，这套丛书共分为五集，分别是：“诗文”“译诗”“译文”“生平”“评说”。同时，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香港天汉图书公司也推出了四卷本的《梁宗岱文集》。

在学龄前阶段，梁宗岱生性顽皮，且极好争斗，骨子里就有股从不服输的劲头，正因如此，大家都送了他“翻天郎”这么个名号。一旦与人打架，他总能占到便宜，把上风牢牢握在手中。街坊邻里的大人们知晓他的脾性，都再三叮嘱自家孩子千万别去招惹梁宗岱，就怕孩子吃亏。要是瞧见梁宗岱从远处一路奔跑过来，大人们便会匆忙把自己的孩子喊进屋里，还吓唬道：“梁全泰的孙子来了，可不许乱跑！”（要知道，梁全泰是梁家一间商店的牌号）而梁宗岱呢，有时瞧见那些躲在大人背后、只敢探出个脑袋的小朋友，还会扯着嗓子吆喝：“梁全泰的姜子牙来了，有谁敢站出来，跟我比试比试？”不过，敢应一声、站出来真较量一番的，却一个也没有。

少年时期，梁宗岱开始在广州市的《越华报》《群报》等报刊发表诗作。诗作接连问世，各界赞誉也纷纷而来，年仅16岁的他就有了“南国诗人”的称号。广州各报馆的记者听闻后，纷纷赶来。一次，有个记者前来拜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年纪小，就顺口说：“找你父亲梁宗岱。”梁宗岱回答：“你要找的梁宗岱就是我。”记者听后，十分惊诧。

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时，刘海粟、朱光潜、傅雷、刘抗、陈人浩、张弦等中原地区文人、艺术家也先后到了巴黎。大家课余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聊聊友情。梁宗岱不是画家，但对油画有见解，常去美术馆看画展，或到刘海粟住处欣赏油画。

刘海粟有一次去巴黎近郊玫瑰村看望朱光潜，画了《玫瑰村》。画完后一直挂在墙上，他挺欣赏。一天早上，他正要去美术馆，傅雷和梁宗岱来看画。傅雷说：“很好！在色块处理、构图上接受了保罗·塞尚的影响。”梁宗岱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雷坚持自己的看法，梁宗岱也不附和，两人互不相让，眼看要动手。旅馆老板不懂华语，不知争吵原因，慌忙打电话叫警察局长。局长赶到，听了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也相视一笑，和好如初。

1944年秋，梁宗岱刚结束培训班一个学期的授课。当时，蒋介石在物色“智囊团”人选，相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力的梁宗岱，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来召见。头三次召见，梁宗岱都委婉推辞了。到了第四次，徐道麟坐着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梁宗岱去见蒋介石。徐道麟既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先给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打了电话通知此事。梁宗岱心里明白，这次怕是躲不过了，只能出面应付。

见到徐道麟后，梁宗岱就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咕咕叫，咱先上馆子吃一顿吧。”接着，他拉上章益校长一起去了饭馆。饭桌上，梁宗岱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装出喝醉的样子，对徐道麟讲：“今天实在不能去拜见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就这样，梁宗岱避开了这一次的“召见”。

1951年，港澳及海外一度传言梁宗岱屈死狱中，他的好友们信以为真，还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这是他第一次被传“死讯”。第二次是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梁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香港又传言他不在人世，这是第三次传出他的“死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