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禄·和琳（1753年—1796年），钮祜禄氏，字希斋，号华坪，满洲正红旗人，清代将领；其父钮祜禄·常保曾任副都统兼三等轻车都尉；其兄为权臣和珅。

和琳早年与其兄和珅一同就读于咸安宫官学，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由文生员补吏部笔贴试，就此步入仕途。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和琳因在处理杭州织造贪污案中行事妥帖，被任命为新任杭州织造，次年转任湖广道御史，并奉命巡视山东省漕务。巡视漕务期间，和琳上奏了湖北按察史李天培官船私运，造成漕运迟缓的问题，爱新觉罗·弘历嘉奖其刚直，相继拔和琳为吏部给事中、内阁学士，后又历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侵扰后藏，次年，朝廷派将军福康安统师进剿，和琳协助运送粮草、军火物资进藏，并因功被授予都统衔，任驻藏大臣，不久又被擢升为工部尚书。战后，和琳与福康安等人会办善后事宜，并被授予镶白旗汉军都统、四川总督。驻藏期间，和琳参与制定《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参与改革西藏的驻防制度以加强边防；推行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地方官员任免权的制度，加强中央权力；推行金瓶掣签制度，规范活佛转世；勘定西藏边界并设立鄂博；鼓铸西藏货币；改革西藏风俗并试图改变西藏的丧葬制度。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贵州、湖南省苗人起义爆发，爱新觉罗·弘历命时任云贵总督的福康安带兵镇压，当时，和琳正在从西藏入京的路上，得到消息后，他立即带兵前往，所部连战连捷，受到乾隆帝赏赐嘉奖，先后封一等宣勇伯、加太子太保衔。嘉庆元年（1796年），福康安战死，乾隆帝命和琳督办军务，但在进围平陇时，和琳因身染瘴气，病逝于军中，终年43岁。和琳去世后，晋赠一等宣勇公，谥忠壮，配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乾隆帝先后两次赐银令和珅为和琳在家中建专祠。和琳去世后，和珅作有挽诗：“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女成婚任劳频。”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诛，和琳因牵连被撤出太庙，拆毁专祠。

和琳著有《芸香堂诗集》，并参与修撰《卫藏通志》。驻藏期间，和琳以自己特有的经历用诗歌描述了西藏自治区的风光和藏族的习俗，其藏事诗具有独特的价值。乾隆帝认为，和琳处事细心，遇事奋勉，“国家得一好大臣。”现代学者唐文基认为，和琳曾为国家统一事业作过贡献，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美国学者恒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认为，和琳本无功，不应受禄，仅因其兄的权势，才累获封赏。

和琳，字希斋，号华坪，钮祜禄氏，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满洲正红旗人。和琳的父亲钮祜禄·常保，曾任副都统兼三等轻车都尉。早年，和琳与哥哥和珅一起在私塾接受启蒙，后被选入咸安宫官学就读。二人天资聪颖，潜心读书，深受赞誉。长大后，和琳、和珅依靠祖上积荫，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和琳由文生员补吏部笔贴试。后因和珅任吏部侍郎，和琳调工部笔帖式，后又升至郎中。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经和坤推荐并受爱新觉罗·弘历派遣，和琳随军机大臣章佳·阿桂赴浙江省查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因在办案过程中行事妥帖，和琳受到乾隆帝的器重，被任命为新任杭州织造。次年三月，和琳升任湖广道御史。九月，和琳奉命巡视山东漕运。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山东、河南省干旱，运河和卫河水位变浅，漕船阻滞不前。乾隆帝令江西省、湖南省各造船百只，备山东省用于物资运转。时任御史的和琳当即上奏称200只船不敷应用，并提出，以前所造载重量300石的船，吃水深3尺有余，但当下运河水浅，不能通航，因此建议新造拨船节减宽长，然后用本来计划造200只船的工料完成300只船的制造。他认为这样造出的船轻便且使用时间久。爱新觉罗·弘历允准了他的请求。八月，他上疏请求改变运河疏浚的惯例。按惯例，运河一年用少量的挑工疏通淤堵，花费白银二千多两；次年再用大量的挑工疏淤，花费白银一万七千多两。和琳认为，每年使用挑工的数量应该根据淤堵的情况而定，而不应该拘泥于惯例规定，只要两年疏淤所花费的银两不超过一万六千两即可。但乾隆帝在谕令中认为，和琳的奏疏内容斤斤计较，并不周到。他下令地方每年对运河详加勘察，不拘泥于银钱，认真办理，并责成总河、巡抚及巡漕御史互相稽察，杜绝虚报，并将办理结果作为以后的成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闰五月，和琳发现湖北漕运帮船由于夹带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人桅木1008根，造成漕运行走迟延。他将有关情况上奏爱新觉罗·弘历。后经审讯，李天培所夹带桅木中，有800根是福康安委托的。事后，李天培被夺职位；乾隆帝又降旨令福康安把情况说清楚，并处罚其养廉银和公俸。同年九月，乾隆帝认为和琳历任巡漕御史，熟悉漕务，因此降旨，凡“东省河道，有需勘浚之处，所有巡视东漕事务，仍著和琳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和琳被授予吏科给事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和琳擢升内阁学士，九月，又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之后，和琳受命赴陕西潼关，查勘潼关城垣修理的工料费用。原来，陕西巡抚秦承恩核定的工料价是103万两银。经和琳核算后， “减银七十万两”，并令承修的官员赔偿。不久，和琳兼任工部左侍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和琳被授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

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就曾借商业磨擦，出兵入侵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济咙等地。西藏当局害怕廓尔喀侵略者，希冀以赔款求廓尔喀退兵。但和约签订后，西藏无力支付每年300个银元宝（约合内地银9600两）的赔款。因此，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并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位于今日喀则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二月，爱新觉罗·弘历命两广总督福康安率兵进藏反击廓尔喀。因为粮运为军行首务，而台站乌拉最为紧要，朝廷命和琳经理藏务，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当时，经福康安与达赖喇嘛、济咙呼图克图等札商，使各站俱有受雇牛只，照例给价，到站即行。为了加强军需运输，朝廷还采取分段督办的方法：起初确定济咙（今西藏吉隆县）以内粮运乌拉等事，由和琳在藏督办，鄂辉往来穿梭催查；济咙以外，及大兵所到之地的粮运乌拉事务，由四川省总督惠龄办理。不久，协办大学士署四川总督孙士毅亲自前往昌都催办粮饷，形成四位大员办理粮饷运输的局面。

和琳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月初四出打箭炉，十五日至巴塘西之竹巴笼地方。当时军需运输使用的牛马由各土司营官备办，照例给价；督办的委员，都是按照朝廷委任文件添派。当时行程，人夫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每起军需到台，须得等候齐集，方可发给乌拉，速度甚慢。为提升运粮速度，和琳将军粮运输路线分为五十四站，规定险阻路段运粮队伍日行八十里，平坡路段日行九十里，并根据情况加以奖励和惩罚。爱新觉罗·弘历称赞他善为招集，同时提醒他不要行事过严，导致滋生事端。闰四月，乾隆帝令和琳与鄂辉二人轮流管理自察木多以西，由前后藏至济咙以内的军需粮饷等事。同月，驻藏帮办大臣额勒登保出征御事，和琳抵藏继任驻藏帮办大臣。由于和琳平素尊佛，乾隆帝又特别颁布谕旨，令其到西藏见达赖、班禅时，要照常瞻礼，并叮嘱他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要加意整饬，矫正从前的积习。五月，和琳奏请令之前因廓尔喀入侵而移驻前藏的克珠杰·格勒巴桑布回札什伦布安住，以安抚地方，协助军需运输。同月，和琳被授予都统衔，并加赏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玉扳指一个，以示优眷。八月，和琳升任工部尚书。之后，和琳赴宗喀巴、济咙催办军粮事宜。

当时，福康安率领大军深入，廓尔喀酋长拉特纳巴都尔乞降，乾隆帝令福康安军前受降，善后事宜会同和琳、孙士毅、惠龄商量办理。不久，和琳被授予镶白旗汉军都统。九月，和琳上疏称私自前往廓尔喀制造争端、已经去世的红帽喇嘛沙玛尔巴的财物已经籍没入官，其位于阳八井的庙宇僧房归济咙呼图克图管理；红帽喇嘛改为黄教，分交前藏大寺堪布约束。十月，和琳上疏称凯旋事宜已经筹备完毕，因廓尔喀贡使要亲自前来道歉，担心达赖不谙事体，应对失宜，请求回到前藏料理。十一月，乾隆帝下令和琳同孙士毅、惠龄核办察木多以西销算事宜，并仍令和琳兼理藏务。十二月，和琳会奏西藏训练番兵，藏内鼓铸银钱等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和琳上疏陈奏西藏自治区善后事宜十八事。二月，和琳等上奏，涉及处理西宁市及科尔沁区等处送到的各呼毕勒罕、遵旨入瓶签掣事宜。这也是办理活佛转世新办法颁布后的首次金瓶掣签仪式。和琳同时指出，之后令西宁将所出的呼毕勒罕就近送到西藏自治区，进行金瓶掣签；蒙古各部所出的呼毕勒罕应遵照圣旨，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将名字送到北京，在雍和宫金本巴瓶内签掣，以别真伪。六月，和琳被赐予云骑尉世职。七月，和琳被授予四川总督。不久，西藏新建御制十全记碑亭完工，和琳进呈四体书墨拓，并为廓尔喀呈进贡表。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贵州苗族石柳邓叛清，波及正大、嗅脑、松桃等地；湖南苗人吴半生、石三保响应，围攻永绥。，乾隆帝得到消息后，布置三路会剿：令云贵总督福康安由南向北进攻正大、松桃；命和琳赶赴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今四川今县），先剿平秀山附近义军，然后率部东进；命原湖广总督福宁从镇由北向南进攻。当时，和琳在从西藏自治区入京的路上，正行至邛州。得到乾隆帝的旨意后，和琳领2000余名官兵，于二月十七到达秀山，又招聚附近汉屯兵2000余人，攻下秀山附近的炮木山、黄坂一带苗寨。三月，因镇压苗人起义有功，乾隆帝赏和琳戴双眼花。当时，福康安已解正大、嗅脑、松桃之围，正在大塘汛进攻石柳邓，和琳率兵与福康安会合。朝廷任命和琳参赞军事，和琳率部屡建战功，受到乾隆帝赏赐嘉奖，先后封一等宣勇伯、加太子太保衔。

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福康安战死，乾隆帝命和琳督办军务。当时，湖南苗人起义领袖石三保已经就擒，但贵州苗人起义领袖石柳邓盘踞在平陇。七月，和琳上疏陈述苗疆善后六事，包括：清厘田亩，归并营汛，酌改土弁，修理城垣，收缴鸟铳器械，安置民众。嘉庆帝认为除了收缴鸟枪一条尚须斟酌外，其余令和琳妥善办理。八月，大军进围平陇。但不久，和琳因染上瘴气，泄痢病逝。和琳去世后，乾隆帝晋赠其为一等宣勇公，世袭罔替，谥忠壮，赐祭葬，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爱新觉罗·弘历还前后两次赏和珅5000两白银，让和珅为和琳在家中建专祠。和琳去世后，和珅作有挽诗：“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女成婚任劳频。”诗人袁枚也作挽诗《挽宣勇公》：“ 万里孤臣边瘴外， 三生知巳梦魂中。痴心想借金灵马，追到泉台一见公。” 就连和珅的政敌董诰也作词致祭，历数和琳功绩。

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诛，朝臣认为和琳曾藉和珅之势邀功，议请将和琳撤出太庙，削除公爵，拆毁专祠，爱新觉罗·颙琰也追咎和琳在镇压苗人起义时牵掣福康安，命将和琳撤出太庙，毁专祠，剥夺和琳之子丰绅宜绵承袭的公爵。

廓尔喀侵扰西藏自治区时，朝廷派遣将军福康安等前往进剿，和琳协助运送粮草、军火物资进藏。当时，原有的军需运输制度速度慢，和琳对此加以改革，“立定限期，申明赏罚”，提升了运输速度。与此同时，和琳还利用班禅的影响和威望，使之在地方安定和军需运输方面发挥作用。

针对在廓尔喀战争中，“藏内番兵乘间即逃、遇敌即退，不能守御出力”的情况，福康安等分析了藏兵缺乏战斗力的原因，认为此“固由番兵怯懦性成，亦因平日练兵之道，毫无法制，势难使之振作”，于是提出了“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内容包括：确定西藏自治区前后藏各驻兵一千，定日、江孜各五百，形成三千人的藏军队伍，“以肃兵制”；核定军兵等级，“以专责成”；藏军官兵，分别酌给钱粮、口粮，“以资养赡”；发给军火武器，认真操练，明示赏罚“以肃军纪”；以及严禁军官欺凌士兵和役占士兵，“以实营伍”等，由此建立起一支比较正规的藏军。工部尚书和琳、副都统成德负责为前藏新设番兵挑选足额并令其操练。和琳还曾赴后藏对番兵校阅。

乾陵五十九年（1794年）五月，工部尚书和琳、大学士和瑛根据西藏地方局势发展的需要，对驻藏大臣的巡视和阅兵制度提出改革意见。先前福康安、和琳等在奏定章程中确定每年春秋二季，驻藏大臣分往各边界巡阅一次并顺道阅兵。但随着周边诸部畏服，边境安宁，各处堆立鄂博，境界分明，而“卫藏地方较冷，三四月间方始播种，八九月内收割，凡巡阅之期，正番民农忙之候，虽减从轻骑，一切照例发与价值，而所用乌拉人夫，在所不免”。和琳、和宁特建议：嗣后驻藏大臣，每年于五六月间农闲之时，阅边看兵一次，既不致营伍废弛，亦不致有妨农业。

廓尔喀之战后，西藏自治区练兵和驻防制度的形成，是以福康安为首的进藏大军首领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但是它的落实，是由驻藏大臣和琳来实施和完成的。学者张云认为，和琳对清朝藏军的建立，对士兵的早期的训练，以及加强清代的西藏边防，颇著功绩。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廊尔喀之战后，爱新觉罗·弘历令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四人会商妥办西藏善后事宜并制定相关章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福康安、和琳上奏《筹酌善后章程》6条，经乾隆批准执行。次年一月，福康安、和琳又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十八款。后来，清廷将几个章程汇总厘定为《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学者唐文基认为，这些章程使清政府强化了对西藏的管理，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关于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命问题，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爱新觉罗·弘历就决定把西藏的地方官员任命权力收归中央，要清中央政府派遣的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商议后拣放。根据乾隆的旨意，和琳到西藏自治区后就建议：“拣放噶布隆等缺，请先尽随军营出力之署噶布隆及戴绷内拨补。”乾隆帝赞成和琳的建议。次年五月，乾隆帝在谕旨中说：“和琳等如此办理，将来该处噶布隆，俱可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定，奏请补放。”《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颁布后，按照规定，藏内大小官员缺出、应行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放，即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掌握着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免权。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爱新觉罗·弘历谕令福康安等与廓尔喀划定边界，“查系藏内边地，一一设立鄂博”。不久，福康安等“于济咙外之热索桥，聂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铁索桥，及绒辖边界，均已设立鄂博，厘定疆域”。次年，清朝政府批准了这次划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琳考虑到“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萨喀、定结、帕克里等处，均未定有鄂博，难保日久不无事端”，于是同游击张志林等，由沿边亲自勘定边界，并在边界一律堆放鄂博。在和琳的主导下，西藏与不丹、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划定清楚。

西藏自治区地方原本行使廓尔喀铸币，藏民以银易廓尔喀挽铜铸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爱新觉罗·弘历在批准接受廓尔喀投降时，就提出要停止使用廓尔喀钱。九月，乾隆帝又提出在西藏按照内地成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鼓铸钱币，并由“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自可不虞缺乏”。次年，按照乾隆帝的指示，福康安、和琳决定在西藏铸3种纯色银币：第一种重1.5钱，每6圆兑换纹银1两；第二种重1钱，每9圆兑换纹银1两；第三种重0.5钱，每18圆兑换纹银1两。其中余银1钱作为铸币工本。3种银币，正面以文言文铸“乾隆宝藏”，背面用藏文铸“乾隆宝藏”。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时任驻藏大臣的和琳奏称藏民不愿使用重1.5钱的银币。清廷遂决定取消，全部铸重1钱与0.5钱银币。

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和琳驻藏期间协助改革了“呼毕勒罕” 即“转世灵童” 的挑选办法，为推行金瓶掣签制度作出了贡献。藏传佛教黄教派认为，达赖、班禅及其他呼图克图都是佛的化身，死后其灵魂可转世化生。因此，每当达赖、班禅、呼图克图去世，就要去寻找转世化生的“灵童”，以接替其位。在寻找“转世灵童”过程中，吹忠即巫师起关键作用。西藏自治区大农奴主贵族往往收买吹忠，让自己的子弟被指定为“呼毕勒罕”，结果导致呼毕勒罕皆出自权贵之家，甚至由一族把持，从而造成僧俗权力合于一门，屡代世袭。为揭穿拉穆吹忠的骗局，和琳根据乾隆的批示作了两件事。其一是，调查一起拉穆吹忠受贿妄指呼毕勒罕的事件。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蒙古三音诺颜部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将士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指定为班第达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送钱物贿赂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车登多尔济之子是真呼毕勒罕。此事被和琳调查落实，并上报乾隆，予以披露。其二是，据说拉穆吹忠神灵附体，用刀自扎，身体也不会有损害，因此被人人信仰。乾隆帝批示和琳等当面演试，结果拉穆吹忠假托神灵附体之事被戮穿。经过这两件事后，乾隆帝宣布，以后藏民可以照旧向拉穆吹忠推问吉凶，但“所有找寻呼毕勒罕一事，永远不准吹忠指认”。与此同时，乾隆创设金瓶掣签制度以取代吹忠挑选转世灵童。

和琳在西藏任职期间，西藏曾发生天花疫情。由于天花是传染性疾病且死亡率较高，当时西藏自治区形成遗弃天花患者的习俗。受当时医疗条件和错误观念的影响，天花爆发时，感染者被赶进山中躲避。被赶入山中的感染者，如果家中条件较好，感染者可以“日食饱暖”，有望痊愈；但如果感染者来自贫苦之家，就会因为食物不够，露宿山中，无人照顾而病死。为此，和琳在浪荡山谷找到一空寨，并捐出养廉银购办酥油、糌粑、茶叶、柴薪分给感染者。他还写信给达赖喇嘛、班禅采取同样办法。经过和琳的努力，当时拉萨市的患者“全活者十有其九”，“痊愈者已有数百余人”。后来，和琳实施的办法成为定例。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琳立“永远遵行”碑纪述此事。

此外，和琳担任驻藏大臣之后，还力图改变西藏自治区的丧葬风俗。他试图改变西藏的“天葬”习俗。和琳从中原传统出发，认为“所有宰割尸身、喂鹰喂狗一事，尤为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规定：“嗣后如有人死，概不许割裂尸身，喂鹰喂狗，自己有庄田者，于本庄田内，择地安葬；如无庄田贫民，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于前后藏拨出空地两三处，作为义家公地，报官掩埋。倘有无知番民，仍敢不知改，一经本部堂查出，即令在藏文武官员，将死者之子孙，凌迟处死，并将在旁助恶动手之人，正法示众。”和琳的措施虽然严厉，但是由于违背西藏民俗，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天葬、水葬的习俗在此后依然保持下来。

和琳著有《芸香堂诗集》。《芸香堂诗集》分上、下两卷， 无序言和跋。卷首有袁枚《答和希斋大司空》《再寄和希斋尚书》《题尚书西招杂咏诗后》几首诗。卷尾有李奉翰、龚孙枝、何启赞、袁枚、张星炜五人的挽诗， 另有众同僚所写的七篇祭文。此书无刊版者姓名， 亦无成书年代， 从集中收有祭文、挽诗来着， 当刊于和琳死后。和琳死时， 其兄和珅尚重权在握， 他死后三年，和珅被赐自尽， 抄没家产， 此后和琳也受到牵连， 集中无序跋， 而且没有其兄的题辞， 大约反映了这种情势。 因此，学者柏舟推论认为《芸香堂诗集》刊行于爱新觉罗·颙琰四年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芸香堂诗集》刻本一部，二卷。

和琳还参与了《卫藏通志》的撰修工作。《卫藏通志》初编于清乾隆后期，成书于嘉庆二年（1797年）。《卫藏通志》成书后，在很长时间内只是以抄本流传，鲜为人知。光绪年间由袁昶收入《渐西村舍丛书》之后，才逐渐流传于世。全书取材广博，记载详明，提供了有关清代前期历史的大量官方档案材料。

和琳曾担负巡漕的使命， 往来于大运河之上， 因此他的诗歌对运河两岸的风光多有描绘。入藏后，和琳以自己特有的经历描述了西藏的风光和藏族的习俗，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这一时期，从内容上看，和琳的诗大致可分为记叙习俗风情、描绘风光景色、即事抒怀等几类。学者柏舟认为，尽管和琳所作诗歌的艺术性不高， 也无特别的感情， 但有记实的作用。在诗歌创作上，和琳认同著名诗人袁枚的“性灵说”。和琳的藏事诗遵从了袁枚的两个主张——性灵和现实，其藏事诗产生三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的生涯中，挣脱了主流传统诗歌伦理的约束，自由抒发真情实感。对比和琳《芸香堂诗集》中的大部分唱和、应酬、赞美的诗作，和琳的藏事诗有着独特的价值。

和琳在入藏之前曾任山东省巡漕使， 期间，他结交了两江总督李奉翰、漕运总督管幹贞、中丞惠龄、观察沈启震、进士顾礼琥等人， 在和琳所著的《芸香堂诗集》中收录有和琳给他们的寄答之作。 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中， 也记述了他们当年唱和的情况。同和琳交往的还有福康安和孙士毅。对廓尔喀用兵时， 孙士毅与福康安、和琳先后入藏， 相互之间往来密切，袁枚曾将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四人的“来札来诗潢治一册， 题曰‘ 四贤合璧”。和琳与袁枚相交甚深，实际上，他们从未曾谋面，只是通过诗书往来，但二人感情深厚，且和琳对袁枚执弟子礼。和琳死后，袁枚悲痛异常， 以生前未能相见而抱恨终生。

关于《卫藏通志》的作者，学界一直未有定论。袁昶在刻印这部书的“后叙”附记中说：“疑即为和琳所辑云”。清人编辑《八旗艺文编目》一书时，也列为和琳撰。藏学前辈吴丰培先生对其作者进行了考辨，认为是松筠所作。之后，张羽新先生又对其作者作了缜密查考，认为其著者应为和宁。曹彪林认为《卫藏通志》是受朝廷之命而编作，属官修志书，因此难以署具体作者名；通过对志书收录的内容、编时间等综合考察后，他认为和琳、松筠、和宁均参与了该志书的资料收集、撰修等工作。曹海霞结合《卫藏通志》成书的历史背景并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认为，《卫藏通志》是一部驻藏大臣集体合力完成的产物， 和琳应为此书编纂的首倡者，和宁是《卫藏通志》的实际编纂者，松筠亦为此书著者之一。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评价和珅、和琳兄弟：“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

乾隆皇帝认为，和琳处事细心，遇事奋勉，“国家得一好大臣。”

现代学者唐文基认为，和琳曾为国家统一事业作过贡献，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美国学者恒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认为，和琳本无功，不应受禄，仅因其兄的权势，才累获封赏。

劝人恤出痘碑，又称“永远遵行碑”“整饬西藏风俗碑”“拉萨痘碑”等，位于拉萨市中心大昭寺前。劝人恤出痘碑坐西面东，璃首、方额、须弥方座；碑首浮雕刻有二龙，龙身尾卷绕相缠，龙头高抬，相对嬉珠；碑身阳面从右向左阴刻汉文19列，楷书繁体，正文520个字，留存194个字；阳面碑额阴刻“永远遵行”四字；碑身阴面阴刻藏文。碑身内容为和琳所写，内容包括和琳在西藏治理天花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