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化塔，十八层，天仙庙，滴水棚；密县城，真可夸，琉璃迎壁玉石塔。”这首至今仍回响在新密市大地上的千年童谣，“记忆”的是新密人的骄傲。而童谣中咏唱的新密人的“第一骄傲”，就是位居该市超化镇超化村超化寺的超化塔。

河南省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超化寺超化塔——这是今日中国对超化塔通信地址的标准陈述；若在欧美国家，超化塔通信地址的标准陈述应是——超化塔超化寺超化村超化镇新密市河南省。

先有超化塔，后有超化寺，而后才有超化村再有超化镇，“欧美陈述”恰恰映射着“超化地区”渐次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谓“超化”，与扶风县法门镇法门寺之“法门”相若，不但佛意盎然——“即佛氏超脱众品，化育群生之说也。惟其超也，故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惟其化也，故受起于识者，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发者……”（清雍正年间《重修超化寺毗卢殿记》），而且它们都以奉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而驰名天下。

法门寺与超化寺旧称皆为阿育王寺，其塔皆曰阿育王塔——唐朝佛家经典著作《法苑珠林》等认为，因其塔是阿育王为奉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所造，故称之阿育王塔。也就是说，释迦牟尼灭度百年后，阿育王将佛祖的真身舍利分作八万四千份，造塔八万四千座，中国得十九，其中法门寺阿育王塔位列第五，超化寺阿育王塔位列十五。对此，金朝著名学者、曾在郑州市担任过防御判官的王庭筠（1151年~1202年）赋诗《舍利塔》以纪以赞——

苍山亭亭如覆盎，佛塔东西屹相向。

林头初日射重檐，黄金朱砂石生光。

中华此塔第十五，图记所传知不妄。

智慧薰成舍利灵，夜半奇芒时一放。

想见当时阿育王，麾叱神工鞭鬼匠。

云车瘴海挽炎沙，沙底黄肠三万丈。

石拟方面篾席，铁瘦中腰鼓样。

功夫巧密业长久，位置雄尊气高涨。

地皮浮水肤寸许，早溢与之俱下上。

嵩山龟山夏秋雨，雨潦纵横岁相荡。

帖然并寺向东去，终劫不敢生波浪。

天龙围护夜叉守，山寺平安塔无恙。

塔前树秀老不死，树下水流多益旺。

再拜初尝一勺甘，洗我三生烦恼障。

供奉释迦牟尼遗骨的塔，称为“舍利塔”；“中华此塔第十五”中的“此塔”，正是新密市的超化塔。

“王庭筠《舍利塔》一诗中的‘佛塔东西屹相向’，与新密童谣中的‘超化塔，十八层’是能够相互印证的。”新密市文化馆前馆长李宗寅先生说，“一般来说，在舍利塔中，十三层的塔已经是最高级别，之所以有‘超化塔，十八层’的童谣，那是因为新密百姓把超化寺‘东西屹相向’的两座佛塔的层数加了起来，才达到‘十八层’——两座佛塔，一座十三层，一座五层。”

超化寺的五层佛塔至少在清代已经倒掉，如今只活在文献中；超化寺的十三层佛塔毁灭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如今巍然屹立的超化塔，不过是新世纪“重修”的。

说“重修”不言“重建”，盖因超化塔是1963年河南省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虽然超化塔被扒掉了，但省里也没就此下文件，说它不是省保单位了。‘重修’的超化塔现在是不是省保单位，我也搞不清。”李宗寅先生说。

“超化塔非常漂亮，全国仅有，如果放在现在，绝对是国保单位。后来我见到过那个号召群众扒掉超化塔的干部，还曾对他说，将来写《文物志》时，会给他留下一笔的。”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杨焕成先生至今仍对“超化塔的倒掉”耿耿于怀。

“超化塔的倒掉”固然可惜，但法门寺的塔与超化寺的塔一样，都是近年来“重修”的——不同的是，法门寺的塔下地宫，是考古工作者打开的，安奉于此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又见天日，再放光华；超化寺的塔下地宫，是“民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掘开的，安奉于此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虽见天日，却迷雾缭绕。

塔是安奉佛祖舍利的，或者说是安奉佛的精神的——塔与舍利，谁轻谁重、孰主孰次，一目了然。如今，超化塔地宫被“掀”已经30多年，少数当事人已经故去，大部分当事人年事虽高，仍还健在——追问“迷雾缭绕”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不但是时候了，而且不容迟缓……

超化塔的“倒掉”与“重修”

“谁扒塔，×他妈。上去二十四，扳死二十三（方言，读作sa）；一个没扳死，扳个仰八叉。”

这是一首有关超化塔的“新童谣”——在1969年冬至1970年秋“热火朝天”的扒塔运动中，这首“新童谣”也被超化村的孩子们热火朝天地传诵着。“那时，村里的孩子在超化下寺上学，塔在超化中寺，出了校门，往西不到100米，就是扒塔现场。这样的话，孩子们把这首‘童谣’当成‘娱乐’传诵，在那个缺少孩子‘娱乐’的年代，现在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儿。”超化村村委委员孙伟，扒塔的时候正在村里的小学读书。2007年4月11日，在超化村村委办公室，他向记者追述了1969年的扒塔往事。

超化寺分为上寺、中寺、下寺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自西南山冈（今白云山庄）逶迤而至东北水谷地（今超化村），绵延千米，超化塔就建在寺院的中心——超化中寺的坡地上。如今，超化下寺（因上寺、中寺近乎凋零，现在通常称其为超化寺）的牌坊还“淹没”在钢筋水泥的建筑中，只是门楣上“教育要革命”的“水泥塑字”，已经被一个简易的黑色牌匾所笼罩，露出完整的“教”与“命”、半拉子“育”和“革”，诉说着“文化大革命”时期下寺曾“进驻”过教书育人的学校。而黑色牌匾上粘贴的“超化寺”三个大字，与牌匾一样前凸后翘，破败不堪。尽管如此，它毕竟已经宣誓了一种“回归”，而1987年3月1日公布，郑州市人民政府、密县人民政府联合竖立的“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超化寺”的石碑，也与门前的两只石狮子一起，共同为超化寺保驾护航。

“谁扒塔，×他妈……”是谁编的“新童谣”，今天已无法追寻。但超化人反对扒塔，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他们为什么反对扒塔，似乎也与佛祖，特别是护佑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毫不相干——因为那时，超化镇已经没人知道超化寺的来龙去脉，他们更不知晓超化塔下安奉着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

他们反对扒塔的理由很简单——“超化塔是当地一景，在外的超化人返乡或本地的超化人走亲戚回家，在10里之外，都能看到高耸入云的超化塔，这时从心理上说，就已经到家了。”孙伟先生说。

什么佛祖不佛祖的，超化人可以不管不问，但作为一种文化，超化塔早已融在超化人的血液里——这是他们反对扒塔的根本原因。

但为什么要扒塔呢？

“当时扒塔的理由有三条：一、在红色革命政权（超化村为超化公社革命委员会驻地）所在地，耸立着一个又破又旧，更是‘封建迷信’象征的砖子，很不相称；二、公社要建砖瓦场，为建设新的革委会大院服务，急需一些砖作为启动物资，这塔是砖堆起来的，正好派上用场，也是‘抓革命，促生产’；三、当时塔下是超化镇革命群众集会的广场，而这塔每年都会脱落残砖，砸伤革命群众。”新密市《溱洧文化》主编郑观州先生说，“这三条‘罪状’或理由，是扒塔前定的，还是扒塔后省里追究责任时补的，现在已经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但在1966年红卫兵造反、破‘四旧’的狂飙中，超化塔并没有被扒掉——就是个别红卫兵想扒，没有人给他们搭建脚手架，他们还怕砸死自己，不敢去冒这种风险的。”

“超化塔是唐朝开元年间兴建的，是盛唐之遗物，老生石灰‘焊’古砖，很结实、很难扒。从1969年冬天搭架，到彻底扒掉超化塔，20多人在扒塔工地上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人是从超化公社水利专业队抽调过来的，负责人叫申洪彬。而做出扒塔决定的，则是超化公社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刘鸿恩。”孙伟先生说。

“巍巍古塔，虽经千年风雨而傲然屹立，历数次兵法难而伟岸挺拔，实乃佛徒之幸，吾超化之幸也。但‘文化大革命’动乱，‘破旧’风靡，千年佛塔被毁，令人扼腕叹息！悲夫，塔经千载而安然，而毁文明于今世，实无颜先祖，愧对子孙耳！”2003年5月8日，超化镇党委书记邓国锋在《重修超化寺塔记》中这样写道。

扒塔费时近一年，“废料”当成公社新建砖瓦场的启动物资；建塔（虽是新建，统一的称谓却曰“重修”）仅用半年，耗资120万元。

这120万元，来自反对扒塔的超化村民的集资；重修的超化寺塔，依旧塔照片资料由河南省古建研究所设计。

2004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超化塔举行开光典礼——35年后，它又回到古老的洧水之滨。

超化塔的“失忆”与“记忆”

如果没有2003年超化镇塔的“重修”，超化人也许还无从知道超化塔为什么会成为新密市人的“第一骄傲”。

袒腹光脚、慈颜笑口的大肚弥勒佛坐像，身披甲胄、手按金刚杵的童子面菩萨韦驮站像，崭新灿烂，犹如昨日刚刚“进驻”破衰老旧的超化寺山门——古旧的超化寺山门正面门额镶嵌砖刻“超化古寺”，背面则是“名刹拾伍”。

“超化古寺”很好理解，“名刹拾伍”说的是什么呢？

是郑州市的“名刹拾伍”，河南省的“名刹拾伍”，中原地区的“名刹拾伍”，还是世界的“名刹拾伍”？或者说，超化寺为什么偏偏是“名刹拾伍”？对此，当下的超化人一直是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清代编修的《密县志》云：“超化寺在王村保，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建，地有竹、木、鱼、稻，颇具江南风致，为宋元游赏名区。（明代）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掘地得唐碑一，今嵌寺壁上。西岗旧有塔二，今存一，世传在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内。”而现今安放在超化寺大雄宝殿门前甬道西侧高约1米、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八月雕造的石质香炉的底座刻文，对此亦有详述：“密县超化寺阿育王所造，释迦佛舍利宝塔于其旁，有溱洧水之源流，乃天下第一十五座之名山，诚天设地（造）之境，檀椰作福之场。自汉朝益崇尚于今朝，群黎共仰，诸夏同钦……”

“名刹拾伍”与“第一十五座之名山”，似乎都是在说超化寺的地位——无论这种地位是在何种范围之内。

“为重修超化寺塔，我们曾到法门寺参观。法门寺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展厅里，悬挂着‘中原地区古代十九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宝塔分布图’，它清楚地标明了十九座舍利宝塔的具体地点，其中超化塔位列十五。”李宗寅先生说。

十九座舍利塔分布何方？超化塔为何名列十五？

这盖出被宋代佛教领袖赞宁赞为“如提纲焉，如举领焉”、“行于天下”的唐代佛教经典著作《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为唐代佛教领袖释道世（名避李世民之讳，多行其字，时称玄恽）所作。道世与道宣“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是盛唐著名佛教学者。弘法之余，道世深研经藏，博览穷究，费时十年，撰成一百卷的《法苑珠林》，其中具体列出了阿育王在中国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相继建造的十九座佛塔塔名、建塔时代与立塔地点：1．晋朝会稽县塔；2．东晋金陵长干塔；3．石赵青州东城塔；4．姚上塘河东蒲扳塔；5．周岐州岐山南塔（即法门寺塔）；6．周瓜州城东古塔；7．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8．周洛州故都西塔；9．周凉州姑臧故塔；10．周甘州山丹县故塔；11．周晋州霍山南塔；12．齐代州城东古塔；13．隋益州福感寺塔；14．隋益州晋源县塔；15．隋郑州超化寺塔；16．隋怀州妙乐寺塔；l7．隋并州净明寺塔；18．隋并州榆杜县塔；19．隋魏州临黄县塔。

道世认为，“佛法东流已来道俗所造感通者，则有百千”塔，唯此十九塔“并是阿育王所造”。阿育王是怎么在中国造下这十九座佛塔的呢？《法苑珠林》写道：“吾灭度后一百年满，有王出，世号为阿育……一切鬼神并皆臣属。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开前八塔（先前古印度地区的八位国王分割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后所造的八座宝塔），所获舍利役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亿家施一塔，广计有八万四千塔。”而这十九座宝塔，皆在“八万四千塔”内。

这十九座宝塔虽然先后再建于晋、隋之际，但不是“造新”，皆为“修故”。对此，《法苑珠林》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祸。斯言（在这十九座佛塔上）验矣。”

超化塔既建于隋，它又如何“验矣”，实乃阿育王“役诸鬼神”的杰构呢？

位于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超化寺的超化塔，是阿育王为奉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所造，在中国古代十九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宝塔中位列第十五。

走进超化塔

（一）

在童年的记忆里，超化塔是新密人的骄傲。“超化塔，十八层，天仙庙，滴水棚；密县城，真可夸，硫璃迎壁玉石塔。”这最先是奶奶教我说的，奶奶是文盲，又是小脚儿，平时步行超过十里就视为远距离，相信她没有到过离家五十多里的超化，但她知道这些，可见超化塔当时在密县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第一次看到超化塔是1958年春天，那时我在密县二中读初一，学校组织春游，第一天徒步经天仙庙、密县老城、打虎亭，晚上住平陌小学。第二天经天爷洞到超化镇，后经大隗镇回到学校。在超化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那里要看的景点太多：金化泉、翻花泉、古寺、古柏，但最巍然壮观的要数超化塔了。它是我当时亲眼看到的最高大的人工建筑物，此前，我只在《西游记》的连环画中见到过。走到大隗时天已苍黑，人又疲劳，几乎走不动了，以致老师曾用“束束腰，提提劲，一歇儿跑到大隗镇”的鼓动口号来督促我们跟上队伍。这次春游，学校有意把我县的著名文物古迹景点串连起来让我们参观，以进行热爱家乡教育，也验证了奶奶所说绝对真实。

第二次亲密接触超化塔是五八年麦收时节二中全体师生伙抬老营到超化水库工地劳动。吃住就安排在超化大寨上，上下工都要从塔下经过。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水库工地采取“人海战术”、“疲劳战术”，要求我们每天在工地干十五、六个小时，班主任老师最担心的是学生在上下工途中瞌睡在半路上而走失，因此规定学生一般不准在上下工途中解手，如万不得已必须全班原地等待。我们每天在工地最好回望的就是超化塔了，因为超化塔是站在工地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的，而且只有回到那里才能得到休息；每天晚上下工时，只要走到塔下面，好象就已经在它的庇护下入睡了。超化塔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心灵的港湾。

65年在县教育局教研室参加工作，见到超化镇塔的次数就更多了，最长的时间是在超化学区住了一个多月。当时超化学区的办公室就在超化大寨上，早晨，我好欣赏超化塔身披朝霞的形象；晚上，我爱观看它那在暮色中朦胧的身影；阳光明媚时，我猜想它的顶端真有一颗金光闪闪的宝珠；细雨绵绵时，我听到塔中传出让人虔诚安分的声音。

我不是超化人，我却爱上了超化塔。我爱它的伟岸，我爱它的古老，更爱它的神秘。一早一晚，总有成群结队的鸟儿在围绕塔尖盘旋，那是不是如来佛祖大日如来派遣的护塔精灵，当地人传说，每年都要从塔上掉下来一块残砖，还要砸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对亵渎过佛教经典者的惩罚呢？

（二）

超化塔这处省级重点文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扒掉了。确切地说，是毁于1969年。当年，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早已过去，连红卫兵头头们因查“5.16”风声正紧也收敛了许多。况且，就是在破“四旧”的1966年，红卫兵们也没有想到要去扒超化塔，就是个别红卫兵想到要去扒，没有人去给扒塔搭建脚手架，他们又没掌握定向爆破的先进技术，也不敢去冒那种风险。不要把“文革”中的一切坏事全都记到红卫兵的头上，那样不利于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事实上超化塔的被扒是在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两年后，由当时的超化公社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拍板”把超化塔给“革命”了。

据说，当时扒塔的理由有三条：一、在红色革命政权所在地，耸立一个又破又旧，又是“封建迷信”象征的砖橛子很不雅观；二、公社建砖厂需用一些砖作为起动物资，这塔是用砖堆起来的，正好派上用场；三、每年都要从塔顶脱落掉下来残砖头，砸伤革命群众谁负责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三条近乎“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是扒塔前讨论过还是扒后才补充的，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清楚不了糊涂结吧。只是在塔扒到地平线后，清理地宫，出土了大批文物，包括舍利涵，在场的人还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公社革命委员会自然没法处理，当时的县文物管理部门才通知省文物所来专家取走，专门保护起来。

现在再去追究当时是谁参与扒塔的，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问题的关键是要总结一些值得今天我们深思的东西：即象超化塔这样一处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当时为什么会被扒掉，为什么会在我们新密市被扒掉？密县不是没有文物古迹，而是地上文物被毁得最厉害。法海寺塔扒了，从地宫里出土的三件玻璃塔模型，成了国宝级文物，两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在省博物院存放，言外之意，文物在你们密县太不安全了，还是让国家保管为好。位于老县城的硫璃迎壁扒了，说那是北海公园九龙壁的复制品，全国少有。老县城原来有十多座临街牌坊，如果不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扒掉，现在绝对是一处很叫响的旅游景点。据了解，扒毁文物是我们新密市的特色，而在我市的周边地区都不存在。登封市的中岳庙、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观星台等文物，在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期间并没特意地藏匿起来，也并没有遭到破坏。老县衙现在炒得很热，不要忘记那是南街村民马根在几年前从垃圾堆里拣出来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此之前，县里主管文物的部门在老县衙办公多年，也并没把它当成文物来保护。这一切只能说明，我市从领导到群众历来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所以超化塔的被扒就不是个别人一时冲动的偶然事件了。

现在一提起超化塔的被扒，都会把责任推到当时的超化公社的一把手刘宏恩的头上，我认为这也不太符合情理。超化塔被扒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个人崇拜是林彪四人帮搞的，借崇拜毛泽东来树他们自己的权威。当时各级的一把手都是他的下级的崇拜对象。搞崇拜的人光靠“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还不行，还要做点一把手顺眼耐看、称心满意的事情，放到现在就是政绩工程。刘宏恩当上超化公社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当然也要搞点“政绩工程”，象扒掉超化塔这样的大事情，他要不向上级报告，将来上级怪罪下来他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按常理推断，当时是应该就扒塔一事向上级请示汇报过的。至于后来上级果然“怪罪”下来，刘宏恩只得打掉门牙往肚里咽，一人承担责任，这也是当时乃至现在处理上下级关系常有的事，谁让他自己是下级呢！直到二年后，当时县里主要负责人才在一次大会上批评了这件事，不过还不是从毁掉文物的角度，而是从破坏了军用地面航空标志的角度说这件事的，可见当时全县上上下下文物意识的缺失。

扒塔这件事，给刘宏恩的精神上、心理上造了成沉重的压力，据说他从此神情恍惚忧郁，精神一蹶不振，后来就过早的去世了。虽然他不在人世了，我还是要大声疾呼，超化塔的扒毁不应是刘宏恩一个人的责任，各个方面都应该认真反思。不然地话，在新密市可能还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扒塔事件，不过到那时被扒的不再是塔，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

（三）

超化塔又修复起来了。用“修复”一词，是应对省文物局的，因为作为文物，只能是修复，而不能重建，重建的还能算文物吗？而重新修建超化塔，则是超化村老百姓的心愿，也是超化镇乃至全新密人的心愿。幸亏我市的老文物专家魏殿臣等人还保存有塔的资料和照片。修复也好，重建也好，实在得益于时任超化镇党委书记邓国峰同志，他平时爱好写作和书法，其文化涵养和学识品位在现在的基层领导干部中是不多见的。记得是2002年春，他让我去给镇里的干部讲党课，在他的办公室里就谈到了修复超化塔的计划，二年后果然付诸行动。

超化塔的修复，更离不开超化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的全身心投入。超化村的干部和群众，从塔被扒的那天起，就对扒塔这件事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因为，超化塔不仅是超化镇的名胜古迹，更是超化村的镇禁之宝。“扒房一斗米。建房十年粮”，建塔是一项硬件建设工程，动动都得说钱，离了钱办不成事，于其说是砖垛，不如说是钱堆，塔建下来花钱一百多万元，也够他们作难的啦，但也没有难住他们。村支部书记郭耀峰是个很有心计而不事张扬的人，搞工作需要这样的人，修复超化塔这样的工程，对于一个村来说，更离不开这样的人。

为了建塔，他们派人到法门寺去考察，竟意外的发现超化寺和超化塔的重要文物价值。他们从法门寺博物馆展出的资料中看到，全国和法门寺塔属同一个级别和塔共有19座，都是为了安放供奉释迦牟尼的真身佛骨舍利而修建的。共有19块佛骨舍利，就在全国各地选址建了19座塔，法门寺塔是第一座供奉塔，密县的超化寺塔是第十五座塔。超化寺的山门从里面看门楣上有“名刹十五”字样，原来没有人解释得通，现在才弄清了它的来历和含义。他们在法门寺地宫博物馆里见到当年珍藏佛骨舍利的七层舍利函，才想到当年超化塔被扒时从地宫里出土的那层层裹包的石箱子、木箱子、银盒子里面装的那个如拇指大小的物品是什么？原来那就是佛骨舍利，那外面一层一层的包装就是舍利函。法门寺的佛骨舍利，是全世界佛教界公认的稀世珍宝，台湾的佛教界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佛教界都曾短期迎去供奉，供佛教信徒顶礼膜拜。据报道，那迎接佛骨舍利的场面非常壮观，佛教信徒们跪拜的队伍排有好几里长。也有人测算，法门寺佛骨舍利的价值，可抵七个香港或四十个西安市，且不说这种推算方法是否合理，至少说明它是价值连城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超化塔，是用了一百多万元的资金修复起来的。当今的超化人，用这一百多万元，不仅为超化镇打造了一张靓丽的名片，更给全新密市的领导和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文物保护课??毁掉文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文化素质低劣的表现。估计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扒塔毁庙等大规模破坏文物的事情了。

（四）

超化塔修复后，如果仅把它当作一个旅游景观，那就显得太没有文化品位了。塔是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又称佛塔，俗称宝塔，佛教经典上又叫作堵波或浮屠（浮图），是用于珍藏舍利或经卷的地方。舍利塔以层数多少区分级别，一般为单数，通常为5??13层。众所周知，超化塔是舍利塔，也有十三层，是舍利塔中级别最高的，那它下面所珍藏的舍利的级别和身份就可想而知了。据超化的老年人说，原来在这座十三层高塔的西南不远处还有一座五层高的小塔，于是才有本文前面“超化塔，十八层”的口碑。

超化塔作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见证，有两个亮点：一是它是中国最早的十九座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塔之一，排序十五，超化寺山门门楣上的“名刹十五”就是见证；二是从位于超化镇河西村洧水西岸的塔坡出土的有两块北齐碑刻，上有“维那昙鸾”字样，也有说这几个很关键的字是刻在同时出土的一尊汉白玉佛后面。据查阅《中国佛教史》等资料得知，昙鸾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创始人，生于公元476年，卒于542年，雁门（今代县）人，少年出家，研修佛经，曾于南梁大通年间（527－528）游学江南，北归途经洛阳市遇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受《观无量寿经》一部，于是专修“净土”。维那是佛教教职，意为统领僧众，位于上座、寺主之下，主掌僧众威仪进退纲纪，是寺院的第三把手。佛教内部宗派林立，主要有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净土宗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修行目的而得名，其教义明确，经文简单，便于在民间普及，有所谓“家家称陀佛”的说法，所以一直盛行，流传至今。明代学者袁宏道有《游超化寺记》文，文中记述“一碑没土中，见其首，知为北朝制也。掘之字尚可识，齐河县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阴有维那昙鸾名，是尝学于流支者也。”袁文中提到的“齐河清二年置”的碑系一块造像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据说在明末被当地群众从地下挖出，民国初年，一外国人伙同国内文物投机商勾结图谋盗运国外，被当地群众深埋地下保护起来。解放后，1952年第二次被掘出，碑已经断为两块，图文已残缺，现存于我市文物保管所。袁文中提到的白玉像碑，后来也被发现，保存于郑州市文管所。

佛教僧众对前辈有作为的大师崇拜有加，视他们的遗物、造像和记述他们事迹的碑刻为圣灵之物，每一见到就会顶礼莫膜拜。上述从超化塔地宫中出土的佛骨舍利也好，超化寺出土的造成像碑和白玉像碑也好，在一般人眼里顶多是一件文物，而佛教信徒则视若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的圣物，他们肯定要把这些瑰宝供奉寺内，供众多僧众前来朝拜。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举办“迎佛骨舍利到超化塔下供奉”、“移竖北齐白玉佛像和画像碑到超化塔的开光仪式”等大型佛事活动，请全国著名寺院的高僧大师，特别是净土宗寺院的方丈、主持前来参加这些佛事活动，届时还可以举办一个“超化寺与净土宗”的研讨会，一旦这些高僧认同超化塔下的佛骨舍利是与法门寺塔下的舍利一样都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认同昙鸾与超化寺的关系，他们就会为寺院的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搞好这些佛事活动，超化寺周边的环境要治理好。佛教是讲清静的，寺院应与民居、集市有所隔离，要把寺院的围墙建起来，寺院中大殿后边的空地要清理干净。镇村要协调一致，搞好统一规划，寺院山门前最好开辟广场。总之，要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把包括超化塔在内的超化寺打造成超化镇乃至我们新密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和广大佛教信众的朝拜圣地，那才真正是当初超化村的干部和群众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