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叙一（1918—1992），男，原籍定海区，出生于湖南长沙，电影译制片翻译家、导演艺术家，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缔造者和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开拓者。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肄业。代表作有《埋头苦干》等。1992年4月25日因喉癌去世。

父亲是洋行买办。家庭的特殊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学习英文，能用英语会话。进入中学后，他又爱上文艺。当时，他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思想影响下，愈来愈看不惯自己的家庭生活，同父亲发生了矛盾。

1937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二年级时，就径自离家出走，先后在上海英美烟草集团，怡和洋行，怡和轮船公司等处作小职员，开始独立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叙一深感国家衰亡的危险，精神苦闷，拼命读书，力图从中获取思想养料和精神力量。这期间，他有幸得到著名戏剧家黄佐临的热心帮助与指导。

1943年，他在借到一本美国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情欲》的话剧本后，便翻译和改写成完全中国化的《田园恨》，由黄佐临导演，孙景璐主演。这是他从事翻译工作的处女作。不久，他就参加了黄佐临等人创办的进步话剧团体——苦干剧团，当舞台监督，有时也粉墨登场跑跑龙套。1945年，在黄佐临的悉心指导下，他第一次导演了话剧《埋头苦干》和《一刹那》（丹尼改写）。其间，他还曾为苏联商人在上海经营的私人商业电台写过广播剧。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叙一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积极投身于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

1946年，他经地下党介绍，从上海市到晋察冀解放区，加入了革命队伍，担任张家口市人民广播电台顾问。之后，又随人民解放军到达晋冀鲁豫，在华北人民文工团从事创作活动。天津市解放，他立即被派去参加接管电影院的工作，担任天津电影服务社副社长。

1949年夏，上海解放后，他被指定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从此，他就踏上了建设和发展上海电影译制事业的艰苦历程。旧中国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外国影片，但没有我们自己的电影译制事业。当时上映的外国片不是原版对话，就是打上一些半文不白的字幕，即使偶尔在一些影院也搞上“译意风”，但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解放后，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首先通过演员的配音，译制出第一部翻译配音的苏联故事片《普通一兵》。陈叙一得悉后，就带了三位同伴去东影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市，陈叙一即借调了十一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二十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如何提高剧本的翻译质量，使之符合配音的口语要求；胶片从什么地方分段，演员怎样对口型，等等，他们都是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而后不断改进的。陈叙一和十余名译制人员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三年时间内先后完成了三十一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影片的译制。不久之后，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了。陈叙一先后任副厂长，厂长，一直肩负着译制片创作生产的领导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们已经译制了三十都个国家的五百多部故事片，还把一部分国产科教片，美术片和个别故事片，配音译成英语，法语版，出口到非洲以及欧美国家去。另外，译制片厂还经常接受兄弟厂新拍摄的影片的配音任务。他们译制的影片，因语音清晰，语言准确，形神兼备而受到观众的赞扬。无疑，这是和陈叙一在业务上严格要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叙一在抓译制片的质量时，主要在三个环节入手：首先是把本子关，他强调翻译要忠于原著，坚持质量第一。他的英文底子好，凡是遇到英文本，他总是严格查对原文，斟字酌句。对其他语种的剧本，他又常从分析戏的内容和角色着手，同翻译一起充分讨论。碰到问题时，还亲自查阅字典，逐字逐句的推敲。在口语化的问题上，他更是下足了苦功夫，只要碰到不太顺口的句子，他都一一加以修改，力求每个翻译剧本都能做到语言流畅，丝丝入扣。各种语言的翻译本在他的精心修改下，语言质量都得到显著提高，为影片的译制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他非常重视配音演员队伍的建设。他认为一部译制片质量高低，主要靠演员来体现。在组建队伍的过程中，他采取先特约，试用，然后根据需要有计划的把各种行当——犹如京剧里的生，旦，净，末，丑，逐个配齐。如邱岳峰（已故）、李梓、毕克、尚华、赵慎之、刘广宁、童自荣、丁建华和乔榛等人各具特色的音色，就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他们在译制过程中，有时碰到要求高，难度大的译制片，还经常邀请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演员参加配音。例如舒绣文在《乡村女教师》里配的女教师，孙道临在《白痴》中配的梅什金公爵和在《王子复仇记》里配的王子，张伐在《列宁在1918》里配的列宁，等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叙一在抓配音质量上也是一丝不苟的，配音质量过不了关，影片决不出厂门。如1980年，正当他去美国访问期间，厂里译制完成了西德影片《古堡幽灵》，他回来审查时，发现有几场戏在风格掌握上与原片有差异，于是立即推倒重来，直到合乎要求，才予通过。第三，他在紧张的工作中，身体力行，逐渐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工作制度。每天早晨七点三刻之前，他一定会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出现在厂区，开始例行的巡视，检查各个部门工作是否到位，以保证八点钟一到实录棚可亮起红灯准时开工。不论什么生产任务，他都亲临生产第一线，和职工同甘共苦。在他的带动下，译制片厂逐步形成了一个讲效率，能苦干的好厂风。

1960年8月，他们仅用五天，如期译制出有二十大本的日本故事片《松川事件》。这部影片的译制，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任务。如果按一般译制程序，《松川事件》的完成至少需要四十天时间，而这次陈叙一就是这样带领全厂职工，奋战一百零八个小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任务。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凡是遇上需要赶时间的译制任务，总是交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突击完成。

陈叙一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美国电视连续剧：《黑暗的公正》，此时，他已患喉癌，刚做了声带切除手术。尽管无法言语，但陈叙一翻译好交到导演手中的剧本，每一页稿纸四边的空白处，都写满了有关台词的注解，甚至还会注明：影片中的人在玩什么牌，怎么个玩法，演员们应该怎么叫牌。

1992年4月24日，陈叙一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5岁。他并没有像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一样“倒在话筒前”，却是在床上看剧本时突然昏迷。弥留之际，女儿依然看见，他的手指还在床沿上一下下敲着数音节。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贝倩妮（贝贝）为其孙女。

陈叙一不仅仅是个优秀的翻译家，而且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译制片导演。他自1953年翻译了第一个电影剧本《萧邦的青年时代》后，接着又翻译了《匹克威克外传》《偷自行车的人》《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简爱之约》等数十部外国电影剧本。他导演的影片有《绑架》《华沙一条街》《王子复仇记》《白痴》《白夜》《可尊敬的妓女》等四五十部。他不论从事翻译，导演的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为了尽力保持莎士比亚原著独特的语言特色，并忠实于影片演员和导演的艺术风格，在着手翻译前他就找来了国内有关《王子复仇记》的各种版本，包括这部影片的拍摄资料，以及影评，剧评和演员的生平介绍，艺术创作手记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正是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然后对配音演员进行介绍和启发，并提出自己的要求的。这样，终于出色的完成了这部名片的译制工作。

陈叙一在译制片的艺术实践中，还有所创造的摸索出采用短片段的配音方法。过去译制片的配音，为了保持配音演员情绪上的连贯性，每一次配音片段都很长。他感到这样配音，会增加演员的情绪负担，有时稍有不慎，往往就得整段重来，既费时间又影响质量。现在他采取录制前先要求演员作好充分准备，录制时只要演员对一下口型就可以了，这样做，不仅没有影响感情的连贯，而且把录音时间大大缩短了。经过大家的努力和不断改进，现在录制一部影片，只要四到五天就够了。

80年代中后期，陈叙一翻译、导演的影片少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翻译，导演和演员的接班人上。他尽量把一些中青年推到生产第一线，并在实践中手把手的进行指导。他在带接班人时，可以说已把自己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保证译制片事业后继有人。

多年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深情地回忆道：1992年4月25日清晨，陈叙一同志停止了呼吸，但是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留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同仁们的心里。这位享年75岁的老厂长，是上海市译制片事业的奠基人，是我们译制厂的瑰宝！当前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时刻，我们是多么地需要他啊！我们知道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个阵地。他在声带被切除、顽强抵御癌症病魔的同时，仍然时刻关心着厂里译制片的艺术质量，并逐字逐句地为译出的剧本润饰台词，支撑着病体来厂里参加鉴定每部影片实录完成的配音质量，提出很关键的修改意见。在他看到演员们把戏配得神韵恰到好处，而抿紧嘴唇露出一丝欣慰笑意的脸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译制片事业的爱有多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