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伯（468年—525年），字仕休，北魏时期大臣，出生于青州青州市（今山东省青州市）。他出身于武威市贾氏，幼年聪慧，10岁能诵诗，擅长草隶和辞赋，被誉为“文苑儒宗”。贾思伯起家奉朝请，后来历任步兵校尉、中书侍郎等职。在太和三年，他参与撰写遗诏。元恪即位后，贾思伯历任河内太守、鸿胪少卿、荥阳市太守等职务，并参加了钟离之战，负责殿后事宜。他还曾任南青州和兖州刺史、太尉（元怿）长史、廷尉卿、卫尉卿、太常卿兼度支尚书、殿中尚书、青州大中正，并兼任太子侍读。孝昌元年，贾思伯去世，时年五十八岁，获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右仆射、青州市刺史等荣誉。

贾思伯，21岁开始出仕朝廷，任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很受拓跋宏的赏识，常

随从征伐，孝文帝终时执笔代写遗诏。又任过荥阳知府，南青州刺史、州刺史，政绩显著，兖州人民曾为他立德政碑以表怀念。

“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

汉朝贾谊之后，十世祖贾诩，九世祖贾机，从武威郡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迁徙到齐郡。贾思伯幼时聪慧，十岁能诵书诗，早年和弟贾思同曾随北海人阴凤学习。工草隶，善辞赋。

21岁时释褐奉朝请，接待南齐使者。稍迁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随拓跋宏南征。元恪即位，以侍从之勤，转辅国将军、河内知府，因非其好也，不拜，改授鸿胪少卿。

正始三年（506年），母亲去世丁忧，去职；服阙，除荥阳市太守，有政绩。迁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不久父亲去世，丁忧离任。除服后除征虏将军、光禄少卿，仍拜左将军、兖州刺史。

元诩即位后征为给事黄门侍郎。不久除右将军、武威郡刺史。贾思伯以凉州边远，不乐外出，辞以男女未婚。改授太尉清河王府长史。俄迁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参与明堂建造规格讨论。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摄都官七兵二局，真殿中尚书。加安东将军、青州大中正。太保崔光病重，推荐他担任侍讲，侍读冯元兴一起教授年幼的孝明帝，读《杜氏春秋》于显阳前殿，“言约义敷，旨高辞远。”。贾思伯性格谦和，礼贤下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

孝昌元年七月十六日（公历525年8月20日），于洛阳怀仁里，年五十八。十一月归葬于青州市，追赠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使持节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文贞。

著《春秋杜氏辨》。张澍《凉州府志备考》曾考证过〈贾思伯碑〉。

元恪时，转任辅国将军。公元507年，贾思伯以持节军司的身份，随曹彰元澄围攻钟离姓，兵败退却，贾负责断后，拓跋澄认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难，贾思伯竟安全归营。拓跋澄称赞他说：“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但贾思伯却说自己因为迷路才凑巧脱险，绝不夸能表功；“时论称其长者”。

除荥阳市知府，有政绩。

魏肃宗时任太尉长史、安东将军、廷尉卿，后因他“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而转任卫尉卿。当时朝廷上下为建造“明堂”的规模格式而众说纷纭，久议不决。贾思伯上《明堂议》，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否定了戴德《礼记》中的记载和东汉蔡邕的见解，广征博引，论据确当，学者无不赞同。后升任太常卿度支尚书转正都官，又被太保崔光推荐为侍讲，教授肃宗读《杜氏春秋》，“言约义敷，旨高辞远”。他虽官高爵显，但仍勤学不懈，并能“倾身礼士”，虽在街途，也要“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他对人说：“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

公元525年死于洛阳市，肃宗追赠为镇东将军青州市刺史，又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贞。同年11月迁葬原籍，墓在今寿光城西南4公里的李二庄。

南北朝时，北魏有个贾思伯，小时候因家境贫困，为了求学，和弟弟一起，拜北海的阴凤为师，总算能够“亲聆教诲”，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当他们完成学业，临出师的时候，因交不起学费，结果被那位“恩师”恶狠狠地剥去衣服，扣下被褥。对此，贾思伯没有记恨老师，离开老师后仍然求学不止。他知道，世界上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能因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就荒废了学业，更不能因为学到一点知识，就满足现状。正是由于他懂得这个道理，不仅学有所成还作了官。贾思伯作官以后，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特地赠送给他一百匹细绢，并准备了车马接他去作客。阴凤先生感到十分惭愧，不好意思去见贾思伯。

后来，贾思伯担任都官尚书，太保崔光病重期间，上表推荐贾思伯去做侍讲，于是他便进宫去给元诩讲授《杜氏春秋》。贾思伯在年少时虽然懂得经学，但自从做了官以后，学业有所荒废。“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这个时候，他重新发愤学习，专门请了一些学者，日夜给他补课，甚至走到街上，见了学者，也会停下马，诚心诚意地接受学者的指教，没有一点厌倦的神色。由于贾思伯有“活到老，学到老”精神，知识越来越广博，后来当上了中书侍郎，深受拓跋宏的器重。 （贾思伯小记有许思栩撰）

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市徙焉。世父元寿，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颇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围钟离姓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累迁南青州市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业竟，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物。时人为之语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昭帝时，拜武威郡刺史，思伯以边远不愿，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因舍人徐纥言乞得停。后除廷尉卿，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

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

案《周礼》，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聂氏宗祠，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方上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案《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其《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谓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矣。”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案《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

学者善其义。后为都官尚书。时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言。思伯与元兴同事，大相友昵，元兴时为元叉所宠，论者讥其趋势云。卒，赠青州市刺史，又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子贾彦始，武定中淮阳区知府。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励志行，雅好经史，与兄思伯，年少时俱为乡里所重。累迁襄阳市刺史，虽无明察之誉，百姓安之。元颢之乱，思同与广州市刺史郑光护并不降。庄帝还宫，封营陵县男。后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加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寻拜侍中。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谥曰文献。

初，思同为青州长史，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遗诫子侄不听求赠。思同遂表讼光韶操业，特蒙赠谥，论者叹尚焉。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地区卫冀隆精服氏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一十余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市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竟未能裁正。

• 伯父：贾元寿，中书侍郎，追赠青州刺史。

• 父亲：贾道最，州主簿、州中正、本郡太守。

• 弟弟：贾思同，字仕明。孝静帝师，侍中。兴和二年卒，谥曰文献。

• 子：贾彦始，武定中，淮阳知府。

• 郑州和荥阳、山东应该有思伯路了。

•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译文] 一心只把哥来想，头痛难忍又何妨？ 　　[出自] 春秋 《国风·卫风·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注释：伯：古代兄弟姊妹中长者为伯。妇女也称丈夫为伯。女子对丈夫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