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大卫，曾用名桂萍，1930年12月26日出生，原籍广西象州县寺村镇。1988年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民族委员会委员。

曾任北京航空委员会副会长。

韦大卫，自幼生长在桂林市，1941年起先后在省立临桂中学，私立青年中学读书。1946的进桂林补习学校，1948年在桂林象山艺苑学声乐，1949年7月赴广州市，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参了军，谁知一腔热情落空，中国国民党军队腐败不堪，同年8月他随部队稀里糊涂到了台湾，在陆军受训，后考入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永泰军舰任职，目睹台湾当局的腐败，他回归祖国大陆的愿望日益增长。1951年考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25期学习，那时，他感到家乡已近在咫尺，归家的愿望陡然增长，1954年驾机起义失败，被关入空军监狱，3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1955年12月4日入台北飞行社，1956年1月7日驾蒋纬国游览专机起义飞回大陆，回大陆后在中国中国民用航空局任飞行员。1983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候补委员，同年又被选为朝阳区政协委员。1984年任中国国航培训中心副主任，1985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兼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同年任北京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副会长。

七年谋划，他驾驶蒋纬国的座机飞越海峡。举世震惊。“谁从这里起飞，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台湾大陆，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该干的我也都干了，他们说，你是越狱专家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韦大卫经七年谋划，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曾两度入狱，数次逃亡。日前，年过古稀却依旧神采饱满的韦大卫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间》节目主持人陈晓楠专访，讲述了他的传奇式经历和一生的悲欢离合。

节目内容摘录如下：

七年谋划，他驾驶蒋纬国的座机飞越海峡。举世震惊。“谁从这里起飞，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台湾大陆，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该干的我也都干了，他们说，你是越狱专家啊”。

曾为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顾问、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20世纪五十年代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的传奇式经历和一生的悲欢离合吸引着一代代人关注的目光……

虽已年过古稀，韦大卫先生却依旧神采饱满，举手投足间难掩当年的英雄豪气，让人联想到他嫉恶如仇、刚烈如火的独特个性。他说起话来幽默风趣，二锅头在他看来宛若清水，仰脖就是咕咚一口，令人大为惊叹。

被骗到台湾七年，历经磨难，最终驾机回故土

韦大卫先生出生在广西桂林，家里三个叔叔都是飞行员，所以他从小就喜欢飞行，但因抗战时两个叔叔战死，一个叔叔摔死，家里人就坚决反对他当空军。韦大卫先生思想一向激进，17岁在大学当学生会主席时就搞学生运动，并没想到那么危险，后来风声紧了，警察局要抓他，他就跑到广州，考了陆军军官学校，但没料到是个骗局，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准备弄一批人到台湾去。到了海上韦大卫才知道被骗，招兵的人招多少拿多少银元，也没跟他们一道走，那时候他就发誓到台湾一定要逃走。到台湾后国民党军队怕他们逃走，起初把他们押送到凤山，然后又调他们到红毛港，他们整日扛枪支弹药，实际上是个二等兵，他一直计划着如何逃走，不过很危险，抓住就枪毙。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韦大卫瞅准机会带着两个人逃走，一直跑了20多华里，被一老乡藏了起来。后来风声很紧，首要抓韦大卫一个人，韦大卫的目标很大，那两个人就逃到台中市去了。韦大卫自己在甘蔗林里藏了21天，渴了吃甘蔗、饮溪水，饿了就挖番薯、到河沟里去捞鱼烤着吃，晚间就睡在露天的甘蔗林里，最1，6就是蛇在他身边爬来爬去，呼呼有声。更可恨的是台湾天气多变，忽而烈日炎炎，忽而大雨倾盆，他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受尽了天气的蹂躏。后来他一路风尘仆仆，白天睡觉，晚上才敢行走，逃到了平东。平东一个同乡特别照顾他，介绍他去了“台湾当局空军”十一大队，5个月后他考取空军军官学校，但其父母亲不愿意。

他从事空军工作，后来他又考取了海军学校，毕业以后就到了永泰军舰。永泰军舰是国民党八舰之一，规模很大。工作了一段时间，韦大卫感觉还是喜欢空军，就又考上了空军学校。

在台湾申请飞行员，身体要求很严格，没几个能考上的，见了韦大卫，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那时候海军不同意他去，韦大卫就再次选择逃跑。入伍的时间还没到，空军上校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找地方住下来，别让海军抓住，否则谁也救不了他。又经历了数月忐忑不安的等待，韦大卫到空军去报到，半年以后就开始出机飞行。韦大卫很有号召力，在空军得到很多同学的拥护。因为他本身的反叛精神，说话又激进，海军政治部早就怀疑他是共产党派去的，他离开海军转到空军以后，空军也开始怀疑他了，因为没有证据，就每天晚上派人找他谈话。当时韦大卫每天早上三点多就起飞，到中午才回来，晚上还要谈话，谈得很疲劳，当时他也不懂是为什么。他的飞行教官看出了门道，对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到他们晚上为什么老找你谈话?”韦大卫说：“我也不知道”。教官说：“很明显，他们想让你精神状态不好，想除掉你这个人，让你自己摔死。他们怀疑你，但没有证据，没法抓你。你在台湾无家无业的，干嘛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正中韦大卫的心思，再一次燃起他坚决飞回来的信念。可还没等韦大卫寻找机会，空军总司令部就下令把他调到台北市司令部，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他时刻想着逃跑。

后来他刚被放回一个多月，就又被抓走了，在台北关了十天以后他又被转到台南空军监狱，跟他一起抓的有八个人，其实他们谁也不是共产党。八个同学数韦大卫嫌疑最重，国民党空军把他押到火沙岛，现在叫绿岛，相当于判了他无期。后来因一个同学有后台，最终把他们全都放了，不过他们七个都回空军了，只有韦大卫毅然放弃空军回了台北。当时在台湾找工作很难，韦大卫刚开始做割草工人，给人干点儿杂活；后来又给人管锯木机，锯木机经常出事，挺危险；管了两三个月后，又被安排去管垃圾车。垃圾车有十三四辆，其实这些又不全是垃圾，里面有很多可口可乐、饮料、肉类罐头等，这让韦大卫从中赚了不少钱。后来他自己不干了，让两个同学干，挣了钱分给他一份，他的生活非常好。有了钱以后，他就活动到台北飞行社。台北飞行社有二十几架飞机，因韦大卫是飞行员出身，就让他做飞行教员。韦大卫干了一个多月，对这里的情况已基本了解，其中有一架是蒋纬国的旅游专机，原是装甲兵的指挥飞机，有专门的飞行员，有专门的警卫，有专门的机库，也非常保密，即使是飞行员也不能随便接近这个飞机。韦大卫为了实现计划已久的起义，每次在这架飞机飞行的时候都用望眼镜观望，他把这个飞机的一些操作、仪表、设计都设法了解到了，就确定了逃跑日期。

1956年1月7日凌晨，韦大卫利用机场值班人员换岗的机会，驾驶蒋纬国的旅游专机迅速飞上云霄，当时台北附近的桃园、新竹空军基地顿时警报四起，并不时传来叫韦大卫迅速回航的命令，但韦大卫斩钉截铁地说：“请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基地的呼喊愈来愈急，并起飞一级战备的四架F—86战机进行拦截，不过韦大卫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历经一个多小时的飞行，终于投入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遭诬陷坐牢八年，英勇抗争，冒死越狱终平反

起义飞回家乡的韦大卫先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荣毅仁都相继接见过他，他常被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请去演讲做报告，成了无数青年崇拜的英雄，他的冒险经历迅速在全国广为传诵，他本人也被安排在民航总局工作。

尽管韦大卫是全国人民传诵一时的英雄人物，不过文革时期他照样和世界闻名的中国国民党“两航起义”人员一样，历尽了非人的苦难，被打成“731阴谋驾机叛国投敌”首要分子，投进监狱。在狱中他长期遭受严刑拷打，经常遍体鳞伤，两根筋骨被打断，左耳被打坏，因肺部被打伤，造成吐血一年多，但韦大卫倔强、擅斗的性格使他决不逆来顺受，而是和关押审问他的人对打对骂，顽强反抗，使那些人常常计无施，最终他们黔驴技穷，逼迫韦大卫与妻子薛莲莉离婚。韦大卫决不畏惧权势，但为了妻子儿女还是劝来看望他的妻子和他分手，万般无奈的妻子含泪忍受了痛苦的命运。

韦大卫是一条宁折不弯的汉子，决不忍受飞来的横祸，时时刻刻想着越狱去中央申诉自己的冤情，在1974年10月30日终于看准时机，越狱成功。狱方做梦也没想到，于是连忙通知公安部门四处追捕，并在全国发出通缉令。但韦大卫机智聪明，经过巧妙化装，顺利到达中央，最终在叶剑英元帅、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得到了平反新时期祸去福来，安享晚年，祈盼祖国早统一“文革”结束后，韦大卫与原来的妻子薛莲莉并没有复婚，他们彼此都有过关照，薛莲莉最终带女儿去了美国，至今独身。韦大卫工作恢复后，“两航起义”的英雄人物潘国定，也是他的好朋友，看他一个人生活上没人照顾，就给他介绍了自己的邻居靳玉珍，说靳玉珍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时，对他照顾得很周到，是今贤妻良母式的女性，要找就找这样心肠好的热心人。韦大卫很高兴，一见靳玉珍女士心里就非常满意，便立即下决心和她结下了美好姻缘。韦大卫先生和靳玉珍女士结婚以来相处得非常融洽，互相敬爱，有时还互相嬉戏说俏皮话，让人觉得他俩还很青春，更像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生活也过得丰富多彩，常爱去结伴跳舞，韦先生歌也唱得不错，时时引起同行们的喝彩。

晚年时国家给了韦大卫很多的崇高荣誉，他相继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接连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顾问等，人们都尊称他“韦公”，社会活动频繁。

塔台又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战斗机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我本来想沿着淡水河飞到出海口，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8分钟，依据F-86的速度，那时它也能赶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层很厚，我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没我熟，不敢飞这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飞出海一看，前面有3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DD级的驱逐舰。这个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头。我回到基隆市，从屏风山俯冲下去，贴着海面飞了出去，避开了第七舰队的范围。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7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本来想飞到福州市，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我往南飞到泉州市。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我一心一意想找个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省那地方山特多。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没接到命令，他们躲在树林里，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十分密集。飞机中了四弹，我只能迫降。落地之前，我把电门、油门全关死了。飞机刮着树枝，从树顶上“哗”地就下来了。大车道上烂泥很深，飞机虽然没栽跟头，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条很深很深的沟，眼看就要机毁人亡，刚到沟前面，飞机停了。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市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市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当驾驶员。回来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领导人也相继接见我。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他经常到机场送往迎来，外宾还没到，他就来找我，有时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别介入运动了，去西安市学习吧。我那时也幼稚，我说总理呀，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次他又找我，还送了我两本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我一看他这么忙还关心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说总理啊，你别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去学习。他听了很高兴。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了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了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了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5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信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断两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专案组还宣布我“无权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离婚。我满腔义愤，离就离，出来了再和你们算总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