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日本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

日本社会中，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般有三种类型的教育可供选择：第一是进入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进入私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或是到不合文部科学省标准的私立学校。

虽然义务教育只到中学校毕业为止，仍有超过90%的学生会进入高等学校就读。超过250万的学生会进入大学或学院深造。在过去，进入高等教育被描述成“地狱般的”和“战争般的”。不过由于近年来日本出生率的下降，适龄学童越来越少，这个现象开始改变。现在学校开始竞争努力招收新生。不过许多学生仍然在正常课程之外，被送进补习班学习。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岛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岛、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几千个小岛所组成。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全面学习西方，实行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的改革，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20世纪初，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推行侵略政策，在大力加强军国主义的同时，积极兴办职业教育，重点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对战前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地改革，使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日本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日本古代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教育，是从儒学传入日本后，在宫廷中设立私学开始的。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在应神天皇统治时，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阿直歧来到日本。阿直歧通晓文言文经典，被聘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阿直歧又向应神天皇推荐博士王仁。王仁于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到日本，带来《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成为朝廷重用的汉学教师。由于儒学传到日本，在宫廷中兴办起学问所后，皇太子以及皇族和宫廷贵族子弟都到宫廷的学问所就学，宫廷教育就此发端。552年佛教和佛教经典通过朝鲜传入日本，从此中国的儒学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融汇起来，成为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的洪流。这股洪流的推波者是圣德太子。他在593～622年摄政期间，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创立众多佛教寺院以传播佛教，同时宣扬孔子哲学，为直接吸收中原地区文化，曾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移植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

645年6月，天智天皇联合中臣镰足，夺取被旧贵族把持的政权，拥立孝德天皇，仿中国建制，定年号为大化。646年颁布“大化改新”诏书，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推动了日本社会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从此开始，日本设官治学，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仿照中国唐朝的教育制度，建立日本的贵族教育制度。668年，中大兄皇子正式即位，成为天智天皇。在教育方面，开始设立大学，到大学学习的贵族子弟被称为博士学生。大宝元年（701），忍壁亲王及藤原不比等制定《大宝律令》，使大化革新以来采取的各种措施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大宝律令》中的“学令”部分，对大学及国学作了种种规定，这是日本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按照《大宝律令》所规定的学制，在平安京设大学（或称大学），在地方设国学。

自大化革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封建的社会制度。奈良时代（710～794），日本和中国交往更加频繁。日本受中原地区唐朝文化的影响，文化艺术事业空前繁荣，佛教昌盛，学术进步。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内容以汉字和文言文书籍为主，偏重于模仿中国的文化教育，同时开始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出现了使用汉字音符的万叶假名。在这个时期里，官立的大学和国学、学者的私塾、家学和家传的个别教学等三种教学形式并存和发展起来。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对大学也比较重视，并做了某些改革。但到了中期，大学衰落，私学有了发展。随着佛教的兴盛，寺院的学问所逐步成为初具学校形式的教育场所。

平安时代后期，寺院僧侣和武士阶层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兴的军事贵族逐渐掌握了政权。1192年，源赖朝称“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幕府政权，天皇氏完全成了傀儡。但在镰仓幕府末期，由于皇室、京都贵族、寺院僧侣上层、幕府内部各种势力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斗争，酿成了南北朝的对峙和地方势力割据百余年的政治局面，史称“战国时代”。在这种形势下，汉学衰落，大学和国学没有得到恢复，代之而起的是武士教育和寺院教育活动。武士教育主要是灌输武士道精神，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在家庭与寺院。武士教育重武轻文，在文化教育水平上比前代有所降低。

经过长期的战乱与分裂以后，经济实力强大的封建主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相继奋起，逐渐形成了统一全国的力量。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城（东京）建立幕府，恢复中央集权制，完成了在军事和政治上重新统一日本的大业。从这时起，直到明治维新的260多年间称为江户或江户幕府时代。

江户时期，幕府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尊崇中原地区宋儒朱熹创立的朱子学。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思想在和学（或称国学）中得到发展。幕府为了防止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采取了“锁国”政策，禁止与除中国、荷兰以外的其他国家通商。日本只能通过荷兰人了解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因此，西方科学文化当时被称为“兰学”，并于18世纪开始得到流传。儒学、和学与兰学等各种流派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学术思想、教育理论和教学内容。江户城时期的文化教育，呈现复兴的趋势，教育机构逐渐发展起来，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教育机构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藩学、"民众"教育所三等。著名的幕府直辖学校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习所、开成所及医学所等。昌平坂学问所是最重要的儒学中心，设有祭祀孔子的圣堂。和学讲习所是传授日本国学的中心。开成所是传授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西方语言的中心。医学所教授荷兰医学。藩学一般设在大名的领地上，以培养各藩武士为主。藩学的教学内容开始以汉学书籍为主，同时习武。1715年以后，逐渐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教学内容，如数学、医学、航海和军事技术、西方语言等，也有学习和学的。“民众”教育的机构，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心学与实学讲习所等各种类型学校。乡学分为大藩的支族或家臣为他们的子弟开设的学校和庶民在乡村中设立的学校两种。前者类似藩学，后者类似寺子屋。私塾是由学者个人在各地创设的学校，它对江户时代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寺子屋在江户城初期多设在寺院，后来设在寺院以外的寺子屋逐渐增多。到明治维新前夕，寺子屋已发展到2万余所。寺子屋的主办人，有武士、僧侣、医生和神官，也有平民。学生称为“寺子”，来自社会各阶层，以平民居多。学习科目主要是读、写、算。它是一种群众性的教育机构。它为明治维新以后，普及初等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868年，以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倒幕派推翻江户幕府的封建统治政权，发表“王政复古”、废除将军制的宣言，成立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推行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以此，日本进入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时期。

明治维新是具有民族运动特点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总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文明开化”的涵义是指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技术和知识，以保障日本的独立富强，免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促进“文明开化”中，日本近化思想家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赶上先进国家。福泽谕吉毕生从事教育与著述，对日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直接统治。同时规定中央政府的官制，设置文部省，负责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部省成立后，即着手改革学校制度。1872年颁布《学制》令，开始教育改革的试验。《学制》由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和考试、学费等五个部分组成。《学制》决定把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1所大学和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分成210个小学区，计划在全国设立53760所小学。教育行政管理，完全采用中央集权制，即在文部省统一管理下，设督学局。各大学区设督学，各中学区设监督。督学有权与地方官协商督办区内的学校；学区监督负责管理和监督小学区的学务。《学制》是一个庞大的国民教育计划。由于当时的财政困难，人民不满征收过重的教育税和学费，到处发生捣毁学校事件，《学制》的改革计划并未全部实现。但《学制》在普及小学教育，建立师范教育制度和推动教育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1877年明治政府把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改为东京大学，建立了日本第一所近代化的大学。从1873年到1878年小学校数和学生人数都增加了2倍多，适龄儿童入学率由28.1%上升到41.2%。在教育内容上，文部省通过翻译欧美国家公立学校的教材，出版了许多小学课本，侧重于学习西方科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在执行教育计划过程中和使用翻译课本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政府开始修订小学课本和课程，并于1879年废除《学制》令，颁布《教育令》。《教育令》是第二次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尝试，其特点是中央政府放宽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官僚式控制，把教育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由各地民众选出学务委员会来管理学校；儿童接受小学普通教育的时限缩短为16个月，并可灵活地掌握。《教育令》颁布后的第二年就作修改。中央政府再次加强了对公共教育的控制。小学的4.4分段改为小学初等科（3年）、中等科（3年）和高等科（2年）三个阶段。以初等科作为国民教育的最低要求。教育政策连续发生变化是和明治维新时期社会变革和政治上动荡密切相关的，后来二十一世纪日本教育被世界评为最好的教育。

19世纪8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在天皇制国家政权大力扶植下得到飞速发展，从封建主义经济转化为半封建的、军事的、特权商人的资本主义经济。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大臣，森有礼被任命为文部大臣。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推行扩张政策。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赔款和租借地，又借口“卧薪尝胆”，加紧对日本人民剥削，从而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飞跃发展。

森有礼曾接受德国奥托·冯·俾斯麦O．von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在担任文部大臣后，极力主张维护君主立宪制。他主张，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办教育，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接受军事训练的教育，在学校教育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的理论来办事。根据这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1886年政府制定《学校令》，其中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的要点是，规定小学仍恢复原《学制》规定的4.4分段制，即设4年制寻常小学（初小）和4年制高小，使儿童受普通教育；4年的初小实施义务教育。《中学校令》的要点是，规定中学分为寻常中学（后改称为中学校）和高中（后来升格为高等学校）；前者为5年制，后者为3年制。《帝国大学令》的要点是，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和分科大学组成，分科大学设法、理、医、工、文5个学院。其任务是适应国家的需要传授学术、技术方面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培养国家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帝国大学实际上成为培养官僚的机构。《师范学校令》的要点是，规定将师范学校分为普通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前者培养小学教师；后者培养中学教师和普通师范学校教师。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教员应具备的品德和学识。在品德方面特别强调培养顺良、信爱和威重的气质。对师范生施以军事体操训练，学校实行兵营化。这种军事训练制度后来扩展到大、中、小学校。为维护天皇制国家主义的国体，向日本人民灌输“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思想。1890年用天皇氏诏敕的名义颁布了以儒家忠孝仁爱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又掺杂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教育敕语》。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忠君爱国”、“义勇奉公”、“保卫皇运”的顺良臣民。《教育敕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方向，奠定了国民道德的基础，实质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教育的基本法，对社会和学校影响很大。这个时期，根据《学校令》建立的学校系统，确立了以小学校教育为基础的近代学校制度。此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1900年颁布《小学校修改令》，确定实施4年的义务教育制，进一步推动了普及小学教育。例如：1902年初小入学率达到9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1907年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为6年，1920年入学率达到99%。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开始进行产业革命，在制丝、纺织、铁路等工业交通部门兴起投资热潮，促使工厂制度兴起，大工业城市相继出现，社会发生巨大变动，迅速地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93年就任文部大臣的井上毅，看到产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对技术力量的迫切需要，明确指出：“人民实业上的知识，是无形的资本，职业教育是富国的基本条件”。他参照德国发展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于1893年和1894年，先后制定出《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和《贸易学校规程》等各项法令。这为日本发展职业学校奠定了基础。1899年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政府重新修改《中学校令》，制定《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学校令》，确立了职业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1903年颁布《专科学校令》，将高等专科学校制度化，在法律上正式承认私立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和职业学校网的形成，既推动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使日本的双轨制教育体系终于形成。1890～1920年，中学男生增加了14.2倍，女生增加了47.5倍，职业中学学生人数增加了54.4倍。1897年以前日本仅有一所东京大学，1897年建立京都大学之后，相继建立东北帝国大学（1907）、九州大学（1910）、北海道大学（1918）。高等专科学校和私立大学也陆续兴办起来。

20世纪初，日本由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一个带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扩张侵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在这个时期大力加强军国主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重点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1917年成立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关，重新审查日本的教育，改组明治时期所形成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该会对教育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建议，尤其对改革高等教育更加重视。1918年公布《高等学校令》和《大学令》。《高等学校令》强调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普通教育机构以完成高等普通教育为目的，充实和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除国家办学外，也允许地方和私人办学。高等学校分为文理两科，招收中学4年肄业生，学习期限为3年。《大学令》强调大学的目的在于传授国家所需要的学术、理论及应用知识，同时注意陶冶人格和灌输国家观念。大学原则上由几个学院组成，必要时也可独立设置单科的专业学院。除国立大学外，允许地方设公立大学，允许私人团体设私立大学，以便更快地发展高等教育。1918～1929年，高等学校数由8所增加到32所，学生数由6792人增加到20256人；大学由5所增加到46所，学生人数由9040人增加到67555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实行战时教育体制。为加强军国主义教育体制，1937年成立了教育审议会，作为总理大臣直辖的咨询机关，负责审议教育制度和内容。经过3年多的审议，相继公布了关于青年学校、国民学校，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及其他事项的文件，全面地改革了教育制度，确立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如1941年公布的《国民学校令》，把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规定国民学校的目的为：根据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普通教育。国民学校分为初等科和高等科。初等科为6年制，高等科为2年制。课程有国民、数理、体练、艺术技能等4科。高等科还增设了职业课程。国民课包括修身、越南语、国史和地理。体练课包括体操和武道。艺术技能课包括音乐、习字、图画、手工等。1943年的《中等学校令》，规定中等教育实施综合制，将过去的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和职业学校综合化，一律改称中等学校。中等学校分为男子中学、女子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三种类型。中等学校的修业年限由5年缩短为4年或3年。中等学校的目的是依据皇国之道，实施高等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以培养皇国臣民。大学改革的侧重点在于改变学校的目的和任务，以国家观念为基础，强调发扬学术报国的精神，开拓学术界尚未开拓的新领域。与过去不同之处是允许创办女子大学。大学数量与大正末年比较又有增加，除增设名古屋大学和名古屋市大学外，还增设了东京工业大学、东京文理科大学等6所国立大学。1943年私立大学增加到26所，帝国大学增加到7所，其他国立大学增加为12所。专门学校也有所增加，1941年国立专门学校增加到29所，地方公立专门学校增为9所，私立专门学校增为109所。

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法西斯主义统治，使教育完全为侵略战争服务。1938年日本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强迫学生服兵役，征用劳动力，加强思想控制，严禁阅读进步书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劳动力枯竭，于是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工业生产，减少文化课，增加军事训练课，学校教育质量明显下降。1945年5月，日本内阁公布《战时教育令》，决定除国民学校初等科外，其他学校一律停止授课，中学以上学生到工厂劳动，或应征入伍。据当时文部省统计，从小学到大学被动员去"勤劳奉仕"的学生总数达2888576人，许多人死于“勤劳奉仕”岗位。战争末期，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穷兵武，经济槁竭内外交困，日本学校教育完全陷入瘫痪和彻底崩溃境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反法西斯同盟无条件投降。从这时起，一直到1951年9月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一直处于盟军（实即美国军队）的占领状态。日本政府根据占领当局的旨意并迫于国内民主势力，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所谓民主改革，同时也对战前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战后的教育改革，是从清除战争时期的极端军国主义影响入手，进而以美国教育为样板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制度。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抵达日本，提出了全面改革日本教育的报告书。日本政府于1946年8月成立教育制度刷新委员会。该委员会以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书为基础，依据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的精神，草拟《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并提交国会，以立法程序通过，于1947年3月31日公布。根据这两个教育法律及稍后公布的其他教育法律、法令，实施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二次全面的教育改革。用了3年多的时间，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学制和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级各类学校也获得显著发展。

欧洲人在江户时代来到日本时相当惊讶，因为当时日本人有相当高的教育和大众文化，而欧洲人认为没有工业革命这一切不可能存在。当时估计男子识字率达到50%，而女子也达到35%，在大城市例如东京和大阪更高，远高于许多国家。寺庙和神社为每个人提供阅读、写字和算术课程。武士阶级则有他们自己的学校来学习。老师们大多不领薪水，并受到很好的尊重。当时估计日本有14,000间学校和750,000名学生。在一个类似的公立学校系统被建立的情况下，一个现代化并加入欧洲教育理念的公立学校系统很快就被建立起来，这个制度甚至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女性教育问题在平安时代就是重要课题。在战国时代，情况开始明朗，女子可以接受教育，因为如果她们的丈夫战死，她们就要帮忙保卫家园。佛教和神道教的看法也有帮助，因为它们并不轻视女性，而且待她们平等。《源氏物语》就是由一个在平安时代的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所著。

日本教育主要划分以下三个阶段：

小学校（6年教育，6-12岁学生入读）

中学校（3年教育，13-15岁学生入读）

高等学校（3年教育，16-18岁学生入读）

日本的第一级至第九级的教育是义务教育。每年学年由4月1日开始，下年3月31日结束。每个学期之间会有假期。日本的小朋友以前星期一至五全日上课，星期六上半日课。不过，这制度由2002年起全面取消。不少老师仍在周末上班，他们亦必须在暑假（通常是8月）工作。根据法律规定，每个学年最少有210日为上课日，但是大多数公立学校会拨出大约三十日，作为学校节日、运动会和非学术上的仪式（特别是一些鼓励合作和学校精神的仪式）。扣除这些活动和星期六半日上课的日数后，上课教学的时间每年约有195日。

日本人对教育（特别是强制教育）抱有几个重要信念。他们认为所有学生有能力学习知识，学生的努力、坚持不懈、自律能力及非学术上的能力决定了学生的学业成就。这些学习及行为习惯是能够通过讲课及训练而学回来的。所以，小学及初中学生不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编班授课，也不是适应各学生的差异。

日本全国性的学习范围让学生得到均衡和基本的教育。强制教育让学生得到一个同等学习的机会，而各学校的财政分配是相对性相同的。不过，这种制度被评为缺乏弹性、缺乏理解学生的特别需要和兴趣。日本教育在80年代进行了改革，新制度特别强调弹性、创意、表现自己的机会，但只是有很少的进展。批判性思考不是日本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概念。学生一般要求背诵测验内容，所以学生高分的原因并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水平。

由于学生只修读某个程度的课程，有天资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会被忽略。假如：一位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会自动分配到适合他/她程度的英文班。一位不懂初中一年级数学的初中三年级学生亦需要学习以他能力以下的数学。学校是不会开办辅导和精英班去迎合个人需要。在极端的情况下，有开发问题的学生会被编入普通班里，但老师缺乏参加针对这些学生的训练。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家长不敢承认自己的子女有特别需要。在美国，大多数地区设有专门及技能学校给一些有严重残障的学生就读。在这情况下，每一位学生会由一位老师或看护者从旁协助。当这些学校为这些学生提供较好的服务，成人服务正面临财政困难的危机。

虽然非日本籍的父母（例如移民劳工）的儿子可享有接受强制教育的豁免权，但是他们可以上学。不过，教育这些学生的责任通常由公立学校执行，这些公立学校无法提供这些学生的语言需要。

在强制教育中，教科书是免费的。每隔三年，委员会和校长需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书本名单（包括该省出版的书籍及经过认可的书籍）中选取新的课本。文部科学省负责分发这些教科书到公共和私立学校的支出。教科书体积细小，易于携带，亦成为学生的财产。

大多数学校拥有一个联络健康专家的系统。教育和体育设备是最先进的。差不多所有小学有一个室外操场，大约90%学校有健身室，75%学校有户外游泳池。不过大多数课室并没有电脑和投影机。在授课及学生的习作中很少会使用科技。作为资源工具的互联网亦不会被老师和学生使用。

由小学至高中期间，学生每年需定期留在接受导师指导的教室，代表着他们全年会和同一组的学生互相沟通。在这个教室和课程里，学生将会学习团体精神和自尊心。由于每班负责校舍的清洁，所以校方甚少聘请校工。

义务教育年限从6年延长到9年。确立了6·3·3·4新学制，即小学6年和初中3年为义务教育，高中3年，大学4年。在小学下面有幼儿园，在大学之上设研究生院。幼儿园是非强制性学校，招收3岁以上的儿童。其目的在于通过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有教育意义的环境，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小学和初中是强制性学校。所有年满6岁的儿童都要上小学，所有读完小学课程的儿童都要升入初中继续学习。小学对6～12岁儿童进行初等普通教育。初中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对12～15岁儿童，进行中等普通教育。高中是在初中教育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高等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前者以普通教育为主，后者以职业教育为主。不论是普通科的毕业生还是职业科的毕业生，都有资格考大学。大学是作为学术中心，在向学生传授广博知识的同时，传授和研究精深的专门的科学、艺术，并发展学生的才智、道德以及应用能力。有条件的大学可设研究生院，使大学毕业生获得对学术理论及其应用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的机会，促进文化和科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初等、中等、高等学校外，还设有盲人学校、聋哑学校和养护学校，对身心有缺陷的儿童进行教育。师范教育，改战前只通过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闭锁制"为“开放制”，即凡经文部大臣批准，在教学计划中加入取得教师资格所必需的学分，任何大学均可培养教师。初等和中等学校的教师，一律在大学里培养。这种新学制，清除了旧学制的封建等级性，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色彩。在改革学制的同时，提高了社会教育的地位。1949年6月公布了《社会教育法》，要求在全国各地建立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青年之家、儿童中心等设施和机构，作为社会教育的主要场所，通过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共同担负起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任务。战后这一系列的改革使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自1951年9月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后，日本获得了“政治独立”。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逐渐暴露出新教育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主要是照抄美国式的学制和忽视职业教育等，不符合日本的国情，不能满足社会和工业上对人才的需要。早在1951年11月，政令改革委员会就向内阁提出了一项《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要求“建立一个能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灵活的教育制度”。1956年11月“日经联”发表《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书》，对新教育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有计划地培养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加强理科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这种呼声下，日本政府多次部分修订《学校教育法》等法规，对学校教育体制和内容作了一些局部性的调整。1962年设立了招收初中毕业生的5年制高等专科学校。其目的是，传授专深的学艺，培养职业所必需的能力。初建时只设工业高等专科学校，1967年设货船高等专科学校，1971年设无线电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这就保证了工业上急需的中级技术人员的来源。1964年，从法律上承认50年代初就实际存在并不断发展的短期大学。法律规定短期大学的修业年限为2～3年，目的在于传授和研究高深的专门学艺，培养学生在职业上或实际生活中所必需的能力。1976年，又设立了专修学校。这种学校是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进行职业教育训练的各种学校中择优升格而来的，其目的是，培养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或实际生活需要的能力，修业年限为1～3年。专修学校设专门课程（招收高中毕业程度者），高课程（招收初中毕业程度者），一般课程（不问入学资格）。在整个60年代中，日本政府推行高中教育结构多样化政策，不仅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综合高中；有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而且在职业高中的专业设置上也灵活多样。经过这样一系列调整，形成了现行的6·3·3·4制为基干的学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教育行政是中央集权制，实行“敕令主义”，文部省统辖全国教育部门。战后，在教育立法上实行“法律主义”，废除中央集权制，采用地方分权制。日本政府，经教育制度刷新委员会审议，提出《关于中央教育行政民主化》和《关于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意见，颁布《文部省设置法》，明确规定文部省的性质及职权范围。文部省的性质是专以指导和建议为本务的中央服务性机关，其主要职权：①执行由国库补助和负担的教育预算；②调查和规划有关发展教育、学术和文化等事宜；③审定教科书，指定各种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发行人，购置教科书，以及确定无偿供给和薪金等事项；④对地方公共团体机关，县办有关教育、学术、文化和宗教事业的行政组织和经营管理给予指导、建议和劝告；⑤批准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设置；⑥批准都、道、府、县和指定城市（指京都、大阪、横滨市、神户、名古屋）的教育长；⑦对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及研究机关的研究活动，负责联系和支援工作。

关于地方教育行政，于1948年7月公布《教育委员会法》，确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制度。其要点为：①都、道、府、县及市、镇、村各设教育委员会，管理并执行有关教育行政事务。如无特别法规定，文部大臣（省）亦不得行使行政上的监督和管理。教育委员会又与地方议会及地方公共团体首长分离而独立，是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教育机关。②文部大臣（省），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及市、镇、村教育委员会三者之间，就权限而言，原则上无上下从属关系。③教育委员会委员人数，都、道、府、县为7人，市、镇、村为5人。其中除1人由地方议会选出外，其他委员由居民直接选举。委员任期4年，每2年更换半数。④教育委员会决定公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设置与废止，公立学校的人事管理与教育计划的编制以及社会教育行政等。⑤教育委员会采取教育长制。经委员会决定任用对教育行政富有专门学识经验者为教育长。由教育长建议，组织事务局，处理教育行政事宜。⑥教育委员会虽在行政上完全与地方议会及地方公共团体首长分离独立，但有关教育经费，须经地方议会审定。⑦教育委员会在不违反法令的范围内，得制定本委员会的规则。

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1956年6月，再次公布《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和经营管理的法律》，对教育委员会制度作了若干重大修改。主要是废除教育委员会的选举制，改为任命制，从而加强了教育行政的集权制。

日本的教育经费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的。60年代以来，在“教育投资论”的影响下，教育经费有显著的增长。1961～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国民收入增加3.4倍，教育费总额则增加了3.7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长率，二十一世纪日本在教育方面又投入10兆亿元这就保证了日本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日本战后教育，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从数量到质量实现了相应的发展与改善。初期的教育改革，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造成学力水平的下降。经50年代教育理论的大辩论，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后，杰罗姆·布鲁纳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受到重视。60年代，由于中小学教学大纲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脱离学生智力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曾导致大量落后生的出现。70年代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不仅使高等教育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且使中小学教育面向智、德、体全面发展的方向，既保持注重基础知识的划一性，又有适应地区与个性特征的灵活性，力图使教育适应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在数量方面也有很大发展。据1980年统计，幼儿园为14893所（国立48所，公立6064所，私立8781所），园儿为2407093人，专职教员100958人；小学24945所（国立72所，公立24707所，私立166所），学生11826573人，专职教员467953人；初中10780所（国立76所，公立10156所，私立548所），学生5049402人，专职教员251279人，毕业生的升学率为94.2%；高中5208所（国立17所，公立3951所，私立1240所），学生4621930人，专职教员243592人，毕业生的升学率为31.90%；大学446所（国立93所，公立34所，私立319所），学生1835312人，专职教员102989人；设置研究生院的大学有257所（国立77所，公立21所，私立159所），研究生53992人；短期大学517所（国立35所，公立50所，私立432所），学生371124人，专职教员16372人；高等专科学校62所（国立54所，公立4所，私立4所），学生46348人，专职教员3721人；专修学校2520所（国立187所，公立146所，私立2187所），学生432914人，专职教员20211人。

7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学校的“学校暴力”和“少年非行”较为流行，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过剩博士”也有增无减，反映日本教育面临的困境。同时，日本正在按终身教育原则，加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联系，面向21世纪，探索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