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银行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总行设在上海，于1908年成立。由旅沪宁波市人虞洽卿、朱葆三等集资创办，因为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为宁波著名风景点，所以取名为“四明”发行的银行券上都印着四明山的工程图。

四明银行曾从清政府取得银行券发行权。经营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仓库等业务，房地产投资较多。1949年10月前，四明银行将大部分银行资金转移到台湾，在台北市设四明银行办事处，大陆各城市遗留银行机构只是空壳。1949年10月以后，由政府接管四明银行的“官股”部分。后来，改为公私合营银行，四明银行在中国大陆不复存在。

1908年8月（农历）的一天，在离开上海外滩不远淮海东路江西路口，开了一家号称“四明商业银行”的银行，四明是宁波的别称，在宁波路上开设为宁波人服务的金融机构似乎顺理成章，但起眼的一是周围地带外商银行和旧式钱庄林立，一家华资银行就显得鹤立鸡群，因为当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中国新式银行，包括中外合办、“官办”银行，仅诞生了华俄、中国通商、中国华商、大清、浚川源13家银行，总行在上海的银行也不过4家，故四明银行的创办也属早之又早，而且它还是仅次于浚川源、浙江兴业银行的中国第三家商办银行；二是这家银行的创办者是当时沪上颇有知名度的宁波帮人士袁鎏、朱葆三、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子均、叶璋、周晋镳、虞洽卿、陈薰等。

上海市与宁波市交通便利，自清中叶以来，旅沪甬商一直是活跃于上海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轰动上海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就是由客居沪上的各界宁波籍人士发起的。

19世纪后半叶五口通商后，宁波帮的实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矿航运及公用事业，他们急需获得金融业的支持，1906年，虞洽卿曾组织上海工商业人士赴日考察，在日本的半个月中，他对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回国后，便积极倡议筹办四明银行，两年来终于集聚了资金75万两，开设了这家银行。

四明银行开设后，以周晋为总董，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它将营业种类分两部：商业部，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行银洋各票业务；储蓄部，收存零星款项。它的经营方式完全仿效钱庄的做法，以商业往来为主，营业时间也与周围钱庄毫无二致。但与钱庄明显的区别是它在开业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了银行券发行权，发行的兑换券有4种：壹元、贰元、伍元、拾元。

其中贰元券，他行没有，显得很别致。万事开头难，四明银行的钞票甫一发行，就遭到企图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商银行的夹击，他们将四明印发的钞票攒到一定程度就来挤兑现洋，给四明造成极大的压力，幸而四明银行股东董事中有相当部分人是宁波市同乡会的领导人，在上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登高一呼，宁波同乡纷纷施以援手，各大商店、钱庄、银号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暴潮才得以平息，四明钞票也由此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欢迎，最初发行额2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市、舟山市等沿海、沿江城市广为流通。有中（国）、四（明）、通（商）之称。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0年10月，上海市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橡皮风潮，四明在风潮中也险些颠覆。原来四明创办之初，上海钱庄业处于兴盛时期，一切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的票据清算需通过钱庄办理，当时钱庄对工商业的放款不亚于银行，由于钱庄资本大都不充裕，而放款数额很大，也需要向银行借临时贷款即拆票或以票据贴现的方式向银行贷款以资周转，四明银行毫不例外也与钱庄发生了大量拆放关系。

然而在1909年，因伦敦市场上橡皮价格暴涨，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就设计了一个橡皮股票骗局，他们吹嘘自己在国外有大批橡胶园，购买他们的股票可以发财，引得众多做发财梦的中国老百姓纷纷抢购股票，最起劲的是银行投放于钱庄，不少钱庄受橡皮风潮影响而倒闭，其中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和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他们不仅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还向其他行庄调换巨额现金，套购橡皮股票，当外国骗子已得到几千万两银子时，汇丰银行等外商银行突然宣布所有的橡皮股票停止押款，橡皮股票顿成了空头支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导致上海十余家商号、工厂、钱庄倒闭，谦余等三钱庄是四明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万两，四明受此影响股票大跌，营业衰退，总、协理等被迫于1911年4月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宁波人孙衡甫乘机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四明改组后，由于当时上海市新设银行不多，四明在上海金融界仍据有一定地位，辛亥革命期间在董事虞洽卿影响下，积极为民军提供经费，当时义军所发军饷，“大半由信成银行和四明所输出”，但也占用了银行大笔资金。为了振兴业务，孙衡甫决定停发股东红利，将余钱存入长源户，以积累还债资金。四明的不景气状况持续了近两年，1913年以后，上海开始拆除城垣，填平城壕，兴建房屋，城厢一带市面逐渐兴旺，地价大增，四明过去倒帐中曾押没不少城壕基地，陆续变卖，获利甚丰，银行就此有了转机。

1916年由于各项措施得力，银行业务有了起色，逐渐发展为上海金融界名列前茅的银行之一，营业种类进一步扩大，包括买卖有价证券及生金银等，1918年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家发起人之一。1919年四明增设汉口分行。1921年9月总行迁入上海北京路240号三层新大厦，和浙江兴业银行正好对峙于江西路东西两角，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1926年该行长源户已积存168万余两，于是于次年补足股本150万两。同年设南京下关办事处。1928～1929年该行曾一度由盛炳伟任总董。

1930年设南京分行和总行房地部，从此大规模开展房地产业务。同时还清老帐，撤消长源户。1931年5月10日该行改选董事为王心贯、孙衡甫、虞洽卿、李咏裳、周仰山、俞佐庭、李叔明，同时修改章程，议决今后该行记账法由旧式簿记改为新式簿记，并新立科目，各帐由新董事会审核；原由商业部主持的发行业务改归独立，发行分开，定期向各报公布(7)。同年该行在上海南市设立支行。1933年废两改元，该行改资本为国币225万元，并设立了四明储蓄会。1934年设立了上海西区、城区支行。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原地区及接连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白银风暴潮，造成了工商萧条、金融动荡，中国经济极度恶化，房地产业开始萧条，在此情形下，四明银行以往经营中所潜藏的许多隐患总爆发，将它带入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四明的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逐渐显得资金呆滞，周转不灵。此时官僚资本为扩张金融垄断势力，把四明作为掠夺对象，1935年6月，国家银行在财政部长孔祥熙指使下分批派人执四明银行券去挤兑，而四明银行已非宁波人独有的银行，在宁波人中失去了早期具有的号召力，加之四明不象“南三行”、“北四行”，未能与其他金融机构缔结良好的盟友关系，因此当危机来临时，四明无力支撑，再三请求财政部予以维持，但孔祥熙坚持要孙衡甫退出四明，经虞洽卿等人从中周旋，结果1936年6月孙以病为由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叶琢堂继任作为过渡。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撤销各商业银行发行权，限期收回已发行的纸币，四明欠缴发行准备金1309万元，筹措无门，只得领用国家银行垫款作为收回银行券基金，进一步被官僚资本控制。1936年5月四明商股仍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决议增资400万元，但众股东们负债累累已无余力增资认股。

同年10月董事长孙衡甫不得不再次请求财政部派人“设法维持整理”，在孔祥熙授意下，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担任了四明总经理，他迅速主持对四明财产的清查，经查四明实际亏损2469万元，资不抵债，决定停发旧股红利，原有商股折减为337500元，另由财政部拨复兴公债3662500元作为“官股”，合成400万元，1937年2月财政部批准此议，同时指派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兼四明董事长，孙鹤皋、徐继庄、吴震修、孙竹屿、李听根为“官股”董事，商股董事为俞佐庭、李赞候、李叔明、朱守梅，虞洽卿退而为商股监察。从此四明与中原地区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同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至于孙衡甫，财政部以他亏空行款2000余万元，股本不抵欠款，以股本抵债为由，取消了他的股东、董事资格。

四明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后不久，即发生了中国抗日战争，该行位于沿江、沿海战区的分支机构迭遭重创，纷纷裁撤。孤岛时期，投机猖，该行增设外汇部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不对外的营业处由董事长吴启鼎主持买卖外币，另任孙鹤皋为代总经理留沪主持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行总行迁往重庆市，后相继在成都西安、兰州市等大后方设立分支机构。留沪银行在日军操纵之下于1943年改组继续经营，由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任董事长，孙鹤皋为总经理。

战后，吴启鼎随总行返沪，对该行各分支机构进行了整理。该行成为吴启鼎等官僚的囊中物，大量资产被亏损或中饱私囊。1947年，吴启鼎因渎职舞弊被财政部撤职，另任交通部长俞飞鹏为董事长，原常务董事俞佐庭为总经理。194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四明调整资本，将原有资本折为金圆券100万元，另增资本共达金圆券200万元，此时“官股”已占95%以上。时该行有上海市、南京、宁波市、汉口、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7分行，苏州市、杭州市等11个支行，但因工商业停顿，放款收缩，利息支出，经营状况极端恶化。解放前夕，陕西省、绍兴市两行因营业清淡，先后暂停业务。后该行在台北市成立办事处，撤逃了不少资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该行“官股”部分，1949年10月增资为人民币8亿元。政府股占94.73%。1950年6月再度增资达20亿元。后该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