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珂（1916年7月12日-2001年7月14日），作家，神话学家，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学名袁圣时，笔名丙生、袁展、高标、风信子等，中共党员。他生于四川新繁县（今新都区），1950年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职称，第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袁珂于1937年7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1940年转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师从许寿裳先生。1946年，他应许先生之邀赴台湾，任台湾省编译馆编辑，1949年夏离开台湾返回成都市。1950年初任《川西日报》副刊编辑。1950年下半年进入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文学系任讲师。1953年7月院系调整后，调到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任专业创作员。1961年3月调入四川省文联民间文艺研究室，专职从事神话研究。1978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职从事神话研究工作至逝世。1980年，袁珂被评为研究员。1984年在全国率先招收神话方向硕士研究生。同年，中国神话学会成立，被推选为主席。1991年起，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2000年，袁珂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首届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特别贡献奖。他先后完成出版《中国神话选》《古神话选释》《山海经校注》《神话选译百题》《神话论文集》《中国神话故事》《中国神话传说》等著作。袁珂勤于治学，著述宏富，为中国神话故事的系统化和中国神话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国际知名学者。

父亲袁效材，母亲姜雪春。1919年，家遭大火，迁居成都市。1922年，入私塾读书。1923年，入北城小学，次年改入中城小学。1927年，迁回新繁，入读县立小学四年级。1928年，考入县立高小，隔年以第一名毕业。1930年，迁往成都。秋，入读华阳县立初中。1933年，毕业后考入协进高中，次年组织协艺游艺团，演《讨渔税》。1936年春，和二弟还有几个左派的朋友准备去陕北地区，未果。7月，毕业。

1937年，任教省慈一小学。七七事变后，准备到南京投考的计划落空，考入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并在协进中学任图书馆管理员。冬，送二弟赴延安市。1939年，和父亲发生冲突，离家出走。秋，随川大迁峨嵋，加入川大文艺研究会。1940年，任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壁报总编，因在壁报上表现社会现实和共产主义思想被学校以“纵火案”事件开除，后再老师的争取下豁免。秋，转到成都华西大学，结识授业老师许寿裳。1941年，任教宜宾高级农业学校。1942年上半到球溪河资中师范任教，下半年转到遂宁高级农业学校教书。1945年，任教省立四川省绵阳中学。8月，去重庆市，联合国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合办《文化新报》。

1946年，任教天津市南开中学。8月，许寿裳任中国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邀请袁珂任职。

1949年5月，返回成都市，在建国中学任教。12月，成都易手。1950年初，任《川西日报》副刊编辑，兼任济川中学和四川省女中。下半年，到重庆四川美术学院任讲师。1951年暑期，到巴县参加土改。1953年，院系调整后到作协重庆分会任专业创作员，年底到广汉三水邓兴崇农业社体验生活。1954年，到新繁禾登乡体验生活。1955年，参加肃反，写批判文字。1956年，应商务印书馆约到四川大学改写《中国古代神话》，并和施贻合写电影剧本《后羿与嫦娥》。1959年8月，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10月底返回。1961年3月，到四川省文联民间文艺研究室工作，4月到6月前往川北搜集民俗音乐。1962年9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李福清通信。1963年10月，赴京参会，结识钟敬文、王蒙。1964年3月，到新繁县万安乡参加社会教育；年底到峨嵋符溪公社参加社教，次年5月底返蓉。8月，到四川省文联工作。1966年3月，去三洞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五月底毕业。12月中，下放米易湾五七干校，到6月下旬返蓉。8月，在成都第三人民医院作疝气手术。1971年，在干校牧鸭，3月返蓉送长女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5月返回干校。1972年4月返蓉，5月到江浙旅行。1974年4月，送儿子到柳贤公社插队。1976年2月，妻子周继先因精神分裂症住院。4月，被编入文学研究室，研究“英雄人物与走资派作斗争”，极以为苦。1977年10月，到贵州大方、毕节市采访。

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调入工作。10月8日，茅盾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袁珂的贡献。1979年11月，当选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80年，升任研究员。1984年5月，被选为中国神话学会主席。之后的纪念和美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地的学者交流，并指导研究生。1994年6月，突发脑梗死休息一个月后出院。2001年7月14日，去世。

--纪念袁珂先生逝世一周年

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

――谨以此文悼念袁珂先生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区新繁镇人，1946年到中国台湾省编译馆就职，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神话传说。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省，一直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工作；1987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2001年7月14日逝世。为悼念先生，笔者于收到讣告日（7月21日）写下一首诗《悼袁珂先生》，七言20句，其中两句即“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袁珂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举世皆知，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神话传说当成学问来研究，是建立中国神话学的主力学者。第二、对神话学资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话学知识方面的工作和著述甚丰，其中《中国古代神话》一书，改变了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者所谓的中国神话资料贫乏的误解和谬见；而《中国神话大词典》一书则是神话传说（包括对民间故事的提炼）资料集大成的巨著，笔者的论文《我们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就是从该词典中找出79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们记录了一次天外星体撞击地球的全部过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神话的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四、袁珂先生长期鼓励、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神话学研究，而且这种指导是客观的科学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笔者在大学时学的是原子核反应堆专业，1970年毕业后并未从事专业或与专业挂点边的工作。此后对神话传说中记录的远古自然和社会信息的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解读社会文化现象，这得益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经校注》一书，笔者如获至宝，从此对《山海经》的研究走入了正轨，并开始与袁珂先生通信，请教有关的学术问题。成都市冬季很冷，袁珂先生曾托我买北京的棉鞋。1983年1月，袁珂先生寄赠《神话论文集》一书；同年夏天，笔者撰写出第一部专著《追寻远古的信息》（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年底笔者赴成都参加第一届中原地区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机会与袁珂先生深入讨论神话学问题。1984年成立中国神话学会，袁珂先生任主席，笔者成为第一批会员，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参加有关的活动。

事实上，笔者是把远古神话传说视为那个时代的信息载体来进行研究的，这与袁珂先生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袁珂先生始终对笔者的研究工作抱持着乐观其成的鼓励态度；而且先生仍然希望笔者更专注于神话学领域的研究，只是由于笔者兴趣广泛未能如先生之愿。

1996年1月，由笔者撰文、由笔者夫人孙晓琴绘画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出版，并寄赠袁珂先生。此后袁珂先生编著《中国神话大词典》，欲选用《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的部分插图，特意写信征求笔者同意，并在《中国神话大词典》的凡例中注明：本书插图用及“当代王红旗、孙晓琴《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等典籍。”《中国神话大词典》1998年出版后，袁珂先生立即给笔者寄来两部。此后袁珂先生欲建立神话学图书资料室，笔者闻讯即将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十余部寄上。1997年夏，笔者经过对《山海经》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信息解读之后，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记述的山川地貌和地理方位的系统考证工作，并提出《五藏山经》记述的自然地理内容符合我国4200年前的地理地貌的新观点，例如《五藏山经》东次三经描述了山东半岛被海水分隔的景观，而在4200年前今日的胶莱平原确实被海水淹没（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1999年9月9日，在上述山海经地理方位考证的基础之上，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经数年绘制出巨画《帝禹山河图》，该画高540厘米、宽780厘米，将《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地望、矿物、植物、动物、人物一一画出，再现出4200年前帝禹时代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场景。袁珂先生在住院期间，欣然写信祝贺：“关于《山海经》的研究，我主要从文学（神话）角度，而红旗同志则从历史，看法不尽相同。但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则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我很高兴看到它顺利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探讨途径。在病房无物奉献，聊缀数语，以表祝贺。1999，11，10，袁珂于四川省人民医院。”

在与袁珂先生交往的数十年里，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袁珂先生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以学术成果为仕途的敲门砖，专心于学术的海洋，无暇世俗之顾。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袁珂先生对不同学术派别的宽容，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后学者的无私褒奖。对比之下，当今学术腐败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某些学术权威或学术派别，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打压、排挤不同的学术观点，把官场的腐败移植到学术研究领域，把师承关系变成结党营私的关系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可以感到袁珂先生的学术道德是何等的高尚。

事实上，笔者的包括《帝禹山河图》在内的有关山海经地理复原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在《地理学报》《地图》《国家地理》《文史杂志》《东方文化》《中国画报》（香港特别行政区版）、《中国科技画报》《中华锦绣·建设画报》、明报（香港）、人民日报海外版、科学时报、北京青年报等等报刊发表或予以报道。但是，在某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的杂志上，始终不能有一个字的介绍，更不用说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了。笔者吕振羽若干大学和研究单位联络，希望有机会挂图讲解《帝禹山河图》，并进行学术交流，然而在这方面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没有学术兴趣和没有学术敏感的态度，某些人甚至还采取了拆台的小动作。

21世纪的中原地区需要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创新，而能否创新则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是，创新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在学术研究领域，这个条件就是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评判体系，以及对创新者的尊重和宽容。笔者在《悼袁珂先生》的诗中强调“褒奖后学不设箍”。所谓“箍”，就是妨碍创新的紧箍咒，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突出的常用的手段就是打压创新者、排挤创新者、贬低创新者。做出这些行为的学术权威或学术研究者，有时候是无意所为（包括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有时候是故意所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创新者及其创新的事业。

此外，有些学术前辈，他们也在褒奖后学。但是他们只肯褒奖、提携那些与他们自己学术观点相同的后学，而对那些与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后学则不闻不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褒奖后学是有条件的，是设有紧箍咒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学生或弟子，如果一旦产生了与导师不同的新观点，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并失去以导师为核心的学术关系网。显然，这样的学术前辈所表现出来的的学术道德和人品，与袁珂先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虽然袁珂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博大精深的神话学和高风亮节的学术道德。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