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1917～1920年蔡元培在此居住。故居为东西各三进四合院格局，建筑面积368.49平方米。故居原门牌33 号，为东、西各三进的院落，原大门在中间。现分为75、77 号两个院落，蔡元培寓此时，将5间倒座作为客厅。二进院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 3间，南房4间，第三进北房5间，带走廊。

北京故居于1985年10月，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弟也。”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阿鲁特·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蒙古族，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四夷馆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义取简易……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东堂子胡同75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3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368平方米。街门是利用一间倒座南房后辟的，无规矩可言。一进院有倒座南房5间；二进院有南房4间，北房3间，东、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三进院有带前廊的北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从1917年到1920年租住于此，当年，一进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厅。

1985年10月，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蔡元培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绍兴市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与蒋观云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举为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5年，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病逝后，周恩来敬献了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纵观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会活动家，更以职业教育家闻名于世。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也以有“蔡校长”而自豪。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相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长；而且，他担任校长的时间也不很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影响却非常大，说到北京大学校长，人们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韵味。

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北大组织了“进德会”，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意在以改变士风以影响社会风气。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加自修。”

进德会会员分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认“乙种会员”，持“五戒”，一生不置产业，没有艳闻。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先生堪称“士”之楷模。冯友兰认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还伟大。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认为教学内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戏曲、小说等课程，在教师的选择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举。顾颉刚回忆：“那时北京大学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装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从当时北大教授的年龄结构看，既有年过花甲的辜鸿铭，又有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无大学学历，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见到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穷元次疑论》，毅然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北大就对学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还批准要求入学的女生王兰为北大旁听生，开放女禁。一时，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

一位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的先生对我说：“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解放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确实很有意义，但我在实际中始终没能做到。”对于教育，我是外行；对于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头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们为何要缅怀蔡元培》。文曰：

“我们缅怀蔡先生，其实是为了一浇胸中之块垒。四年前，北京大学改革轰轰烈烈，但最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内地范围）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2000年末的时候，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区面临拆迁，院内居民被迁走，故居险遭拆毁。因社会各界多方呼吁，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故居应“原址保存”，这所院子才幸运地得以保留。当时，我也为保护故居而大胆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是我没想到，蔡睟盎居然会看到这篇文章，而且很好地保存着。

说到北京对蔡元培故居的保护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场风波，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谢谢你。”

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不敢告诉她，与上海市相比，北京那处故居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回到北京后，我特地再到东堂子胡同去了一次。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经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个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站在已经不成其为胡同的路口北望，如果没有那些新建的高楼阻挡，应当可以遥遥看见位于沙滩的老北大红楼，离它不远的北河沿，有原法科大礼堂所在地，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由东堂子胡同东行不远，是“火烧赵家楼”的遗址，那里也是一片居民小区的楼房，只有在一块石碑上镌刻的文字，还记载着那段史实。

11月24日，故居已开始由房管部门修缮。

北京市文物局明确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护，不许异地拆迁。

蔡元培故居与别的故居有些不同。别人的故居，比如郭沫若、鲁迅、梅兰芳、老舍，他们生前都有自己的房子，拥有房屋的产权，蔡元培一生未置产业。直到他1940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病逝，他在大陆也并没有一处他自己的房产。

在北京蔡元培先后租住过的几处住宅中，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之所以被定为“蔡元培故居”，是因为蔡元培1917年至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租住在此。“五四运动”正是在这里策源。

“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在北京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大声说道。

蔡元培故居紧靠胡同的一侧，数间房屋被严重拆损，屋顶没了，院壁一片残痕，院内几间房屋也被捅破了顶，大门两侧，被刷上两个大大的“拆”字，而刻有“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字样的石碑还嵌在墙上。故居院内最后一位住户胡锦才领着记者四处探望。“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打着红旗出发，去争民主科学的！”胡锦才感叹道，“蔡元培当过很大的官，但生活非常俭朴，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正因为它普通，才显出了蔡先生的人格！”

上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苦难深重，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中日甲午战争后，同情维新派，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同年冬又创设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后赴法留学，直至武昌起义后才回国。回国后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学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当即告知北大学生代表。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并赴赵家楼，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此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军阀政府的重压之下被迫辞职。

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院，凝聚着这段风云。81载春秋逝去了，赵堂子胡同，就可达火烧赵家楼的遗址。这个活生生的环境，见证着一个民族在险些死去的时候，曾经爆发的血性与激昂的良知。

蔡元培故居为东、西各三进院落，原大门在中间。现分为75、77号两个院落，75号在东边又开一小门。院内原住有10多户居民，现已被工程部门搬迁，院内除添建了一些小房子外，没有太大变化。蔡元培在北京任职多年，自己却未购置房屋，一直是租房住。他先后在西城区、宣武区、东城居住过。文物部门唯独将东城的东堂子胡同75号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因为这里与伟大的“五四”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近一段时间，蔡元培故居突然面对危急形势。一个房地产项目计划在这里兴建，故居周围已拆出了一片，随即发生故居部分房屋被破坏事件。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赴现场制止了这一行为，并派专人看守。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1919年11月24日，故居已开始由房管部门修缮。“不是说要拆吗？怎么又修起来了？是不是怕人说嫌话？”“修好了，早晚也得拆，不然，干嘛把‘拆’字都给画上了？”旁观者七嘴八舌地议论道。

1919年12月5日，记者再赴现场，看见故居临胡同一侧的房屋已经修缮，墙上的“拆”字已被抹掉。但后院北房的门窗不翼而飞，房顶有受损痕迹，后墙还被拆出一个大洞。

“这是破坏文物，是违法行为，我坚决反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说。

据了解，开发方已提出将此故居异地重建的请示，这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文物局明确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护，不许异地拆迁。

“蔡元培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个故居就处在‘五四’运动的一个具体环境里，这是不能动的！难道‘五四’运动也要搬家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对记者说。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文物法》里之所以有文物保护单位这一项，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动。如果随便搬来搬去，还谈什么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太重要了，它与周边的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是不能搬迁的。这里又不是修水库，建设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工程，有什么理由让蔡元培先生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