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一1941年1月），原名袁幻成，字醉涵，笔名最寒，湖南省邵东市人。1922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袁国平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地区，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等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1938年3月，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中国国民党军队包围，袁国平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举枪自尽。

1906年5月26日，袁国平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市袁家台村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家庭。

1922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受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同中国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左翼宣传队第4队队长，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亲历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城战役，以及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广东花县积极参与组织将起义军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先后任师参谋长、党委书记、党代表。

1928年1月，率部转移到海丰县，参与领导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江根据地失陷后，奉命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转赴上海市工作。

1929年，被派往湘鄂赣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兼任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代政委、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领导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6月任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兼红8军政治委员。7月参与指挥长沙战役。协助彭德怀等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带领军团政治部在长沙城内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方针政策，使广大市民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较全面的正确了解。同时，还亲自撰写了《怎样巩固湖南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红军》两篇文章，在《红军日报》上发表，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工农武装的建立和壮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同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作为红3军团前敌委员会的代表前往红1军团联络，对红1、红3军团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他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红军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的谈判。

长征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后改称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遵义会议后实际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地位，发挥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参加率领所属部队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奉命参与创办红军学校，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3科（后称附属步兵学校，又称教导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2校政治委员、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在庆阳市地区极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并亲自赴国民党军营地宣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使陇东地区的抗日统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8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3月18日，毛泽东向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介绍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4月26日，他到达皖南歙县岩寺新四军军部，当日即向新四军第1、第2、第3支队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今后任务的指示。6月17日至19日，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指明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会后，用两个月时间，到南京、江宁区、镇江市、丹阳市、芜湖市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在当时“亡国论”盛行的形势下，他深信“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

1939年2月7日至17日，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环境，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4月颁布实行，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2月15日，在《抗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个月的经验，论述了新的条件下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务。同年12月2日，在新四军政治部召开的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件实际的物质力量”，“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他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他协助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地区、皖东敌后挺进，开展大江南北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他协助项英同志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为将初创的新四军部队锻造成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铁军、华中抗战的先锋，他大力加强新四军政治工作建设，建立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培养和锻炼干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使新四军政治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中国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顾祝同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举枪自尽。年仅35岁。

1955年6月19日，袁国平遗骸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1965年2月3日，陈毅向袁振威（注：为袁国平儿子）讲述了《新四军军歌》的诞生过程，“你父亲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欢迎会上，作曲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壮士歌》，陈毅用法文唱了一首《马赛曲》，会场的气氛热烈激昂。陈毅感慨地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军歌”。

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军长叶挺提出，应当写一首军歌，让全军战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副军长项英当即把任务交给了袁国平，说他是作词的行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袁国平曾作《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战斗力大大增强。

“一首高水平的军歌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袁国平在《抗敌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向全军征集军歌歌词。很快有人提交了初稿，政治部经讨论，选中其中一篇并广泛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歌词以后，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

新四军军歌确定后，以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时正在皖南采访，她为战士们学唱军歌的热情所感染，盛赞《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将歌词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在抗日救亡的艰难岁月里，这首歌激励着新四军战士，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以殉道者的精神 为革命服务

1938年12月，袁国平给侄儿袁振鹏的回信，这年袁振鹏14岁，在家乡湖南邵东的一所初中求学。

信中这样写道：“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家里不要想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因为中国正在大的变动之中，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不幸失败，则大家都当亡国奴。”其情切切，其意拳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家的深沉责任、对国的深情表白。

袁国平同志的妻子邱一涵同志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三十位“中国工农红军女领袖”，其中就有她。他们是1929年结婚的，是军中闻名的恩爱夫妻，政治上相互关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俩还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把子女寄养在乡下，以致女儿殁于贫病无医，儿子幼年失学。1941年1月“皖南事变”袁国平同志壮烈牺牲后，组织上调邱一涵同志到豫皖苏边根据地，彭雪枫同志推荐她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她强忍失去亲密战友的悲痛，继续为党工作，深受人们的敬佩。渡江战役胜利后，她从部队转到地方，参加了南京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10月，苏北区和苏南区合并成立江苏省，邱一涵同志任江苏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安葬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及近百名省市领导、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情景感人。

毛泽东在1938年3月18日给项英的电报中称赞道：“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从戎黄埔军校、首义南昌市、发展中国工农红军丰功在。纵横湘鄂赣边、抗敌江南、坚持革命壮志存。”这是袁国平牺牲后王首道同志为他作的挽联。

2008年是袁国平百年诞辰。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联合摄制了大型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拍摄期间，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在接见袁国平之子袁振威时说：“你父亲袁国平贡献很大，100发子弹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了不起！”

2009年《叶挺将军》电视剧，袁国平饰演者：贾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