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将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始时，由肖劲光、何长工、邓萍等同志负责组建工作。11月25日，正式任命肖劲光为校长，但未到职。随后，由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周昆等先后接任校长。黄火青、周以粟、欧阳钦先后担任过政治部主任。邓萍任教育长。

杨至诚任校务部长。校址在瑞金县城西门外的杨氏宗祠。开始时，学校开设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后来，随着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学校规模的发展，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学制一般为3至5个月。学校于1931年11月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到1932年5月，第二期学员的学业已经结束，宣告毕业。在办第三期时，将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为“红军学校”或“红校”。

红军大学校

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简称为“红大”。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校址设在的瑞金市沙洲坝乡大埠村的大窝，校舍是红军自己盖的简易房子。为了纪念郝西史（苏共党员、苏驻广州领事馆付领事，因参加广州起义被杀害），将“红大”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

第一步兵学校

二、“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为纪念彭湃和杨殷，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第二步兵学校

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昆明陆军学院”，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于都县。为纪念在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黄公略，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特科学校

四、“红军特科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红军特种部队如炮兵、工兵部队的指挥员和专门人才。校址设在瑞金市武阳乡竹阳村小。

游击队干部学校

五、“游击队干部学校”，是专门负责培训和提高游击队干部的学校，校址也是在瑞金。

与此同时，还成立教导团4个，负责短期培训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上述这些学校和教导团，都是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红校的组织精干，工作效率高。其组织机构主要有政治机关、教育训练机关和校务后勤机关。校领导和部室领导，既当官又做教员，经常亲自授课和指挥训练。训练方法，既采用苏联红军的军事和政治条例，也从我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中国红军的经验，主要教学员如何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如在红军特科学校里，主要设了重机枪营、炮兵营和工兵营，每个营下设三个连。就工兵营来说，下设了爆破连、土工连和架桥连。训练科目有：政治课，主要讲授党的建设，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当时革命斗争的性质与任务；军事课，除了讲授步兵单个和班排连营攻防动作及各部队协同作战的军事知识外，还讲授特种军事技术，如爆破、架桥、构筑工事，等等。总之，训练的内容比较丰富，时间比较紧，要求也比较高，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进行实施操练和演习。教材方面，学校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红军使用过的教材，自己编印出版一些总结我国革命战争经验、符合我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的政治、军事教材。红校校长刘伯承，不仅亲自翻译了不少苏联红军使用过的军事政治教材，也编著了一些适合中国革命战争情况的军事政治教材。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指导革命战争，尽管当时条件非常困难，但学校还办了多种刊物。编辑出版了《革命与战争》、《红色战场》、《红色周刊》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经常刊登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彭德怀和陈毅等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干部的文章。

红校一方面为红军培训从初级到高级的军政干部，另一方面还负有卫戍地方及改造俘虏的任务。如“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就负有卫戍红都瑞金的任务，校长兼任瑞金卫戍司令部的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红军俘获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第二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就是放在“红军大学”进行改造的，并还利用他们做了些军事技术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主力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组建为干部团，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梯，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总支部书记方强。下辖4个营、1个队、3个科。即原彭杨步兵学校编为第一步兵营；原公略步兵学校编为第二步兵营；第三政治营；原特科学校编为第四营；原红军大学编为上级干部队；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1934年5月，刘志丹、吴岱峰和习仲勋创办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吴岱峰兼任常务副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1935年7月，吴岱峰赴延川永坪镇创办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后改称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吴岱峰任校长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和中央红军所属其他红军学校被编为“干部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干部团和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吴岱峰任副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西北红军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6年6月，西北红军抗日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兼），教育长罗瑞卿；吴岱峰改任红军大学游击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为了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陆续成立了一批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这些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不仅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多种渠道育人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有“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瑞金市九堡村花门兜。为纪念彭湃和杨殷，后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其次，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有“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与此同时，还有教导团4个，负责短期培训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部设在瑞金城内杨家祠堂。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市抵达瑞金市后，便到学校视察。他看了学校的军事表演后，高兴地对校长何长工说：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还好，中国工农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

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

1933年9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扩大到8万余人，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革军委于10月17日发布《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

“红校”的分编，标志着人民军队的院校教育形成了初、中、高级培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红校是中国工农红军当时的最高学府。“红大”校舍建在瑞金市西郊6公里处的沙洲坝镇乡大埠村的大窝，因周围被苍松翠柏所掩映，被誉为“山林军事学堂”。后为纪念一位牺牲的苏联红军将军郝西史，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第一任校长何长工主持了校舍的设计工作。经过学员3个月的艰苦努力，建成了一幢两层楼房和一座可容纳500人集会的礼堂，还有操场、俱乐部和模型室。

◆不拘一格请“教授”

红大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由周昆、刘伯承代理，张忠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曾代理、彭雪枫曾兼任过政治委员，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红大还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人员是中革军委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干部。

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萧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市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上，坚持理论与实际并重，学校派学员参加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常由学员代替伤亡指挥员的职务，进行前后方轮换。所教所学的，正是中国工农红军所需所为的。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亲自为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都给红大学员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在红大兼课。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李德讲“短促突击”，瞿秋白曾在高级班讲过列宁主义，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都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员讲过课。在中央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还能旁听中央的重要会议。

1933年2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国国民党陈时骥、李明两位师长在突围中受伤被俘。陈时骥被俘后，起初几个月有人看押他，后来，让他自己行动。这位国军师长耳闻目睹中国工农红军与旧军队的确大不相同，思想上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是正规军校毕业生，懂军事，便留下来到红军大学担任专职军政“教授”。还有一位叫何涤宙的教官，也是原国民党第5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后来亦来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讲授苏联红军条令。

◆行教合一相兼顾

红大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普通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把步枪。早操后，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积极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一天，学校组织学员去砍柴，有两个新学员因为临时有事耽误了，没有跟上队伍。他们不知道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公山”和“私山”之分。机关、学校只能到“公山”上去砍柴。这两个没有赶上队伍的学员走到一座叫杨梅岗的山上，便在那里砍了四大捆松树枝挑回学校。正当他们兴冲冲地挑着柴往回走时，恰巧遇到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招呼他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樟树下坐了下来，像拉家常一样，问起了他们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生活的情况，两个红军学员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周恩来问：“今天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砍柴呀？”“哦，我们两个因为出来的时候有一点事情耽误了，没有赶上队伍，只好在这上面的山上砍了些柴。”周恩来听后，看着柴火若有所思。因为他知道，红军大学砍柴要到比较远的“公山”长埠岭一带去砍，一般砍一担柴要半天多时间，今天这两位新学员肯定没有走那么远。于是，他缓缓地站起来，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山说：“你们砍柴的那座山叫杨梅岗，是工农民主政府分给老表们的‘私山’，你们砍错了，侵犯了群众的私人财产……”两位学员听说自己犯了错误，不知道说什么好。周恩来见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就转了话题，和蔼地说：“你们先把柴挑回学校去，抹个凉，休息休息吧！”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请了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以及两个砍柴的新学员，在溪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周恩来看到两个学员板着脸，为了缓和气氛，就笑着说：“这里的老表就是我们的亲人。因此，我们要十分爱护老表的一草一木，如果随便拿亲人的东西，就会使军民关系慢慢疏远。”周恩来一席话，将新学员那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两个人的眼睛湿润了，站起身来：“报告首长，我们上午听了你的指示，下午就把柴火送还了杨梅岗老表的家里了，并当面赔礼道歉了。为了挽回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请求在当地开一个群众大会，当众检讨……”周恩来听完两个学员的话，点了点头，舒心地笑着说：“好，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美德，知错就改，改了就好……”第二天傍晚，在杨梅岗所辖区的工农民主政府礼堂里，召开了当地群众和红军大学学员参加的大会。会上，两个砍错柴的学员相继上台，真诚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第一期学员10月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共培训了3期学员。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但却为中国工农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员中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