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是发生于清朝末期同治、光绪年间的四个离奇案件，包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汶祥刺马案”“杨月楼案”与“太原奇案”。“清末四大奇案”之称最早见于《十叶野闻》，后世对其具体为哪四个案件众说纷纭。

四大奇案中的案件经过说法不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当事人为杨乃武和小白菜毕秀姑，小白菜的丈夫去世后小白菜与杨乃武被诬陷因情杀人，后在杨乃武胞姐、妻子的上诉下二人被调至北京审理，最终真相大白。“张汶祥刺马案”讲述了平民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一事，民间流传多个版本，以张汶祥实为替友报仇、为国除害两个版本为主。“杨月楼案”讲述了上海名伶杨月楼和广东富商之女韦阿宝，因良贱不能通婚而被处罚的案件。“太原奇案”包含了新娘案、和尚案、吴屠户案等多个发生于太原及其周边的案件，多个案件相勾连组成了一桩奇案。

“清末四大奇案”情节各异，但都在当时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体现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司法情况和社会面貌，对现代法制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四大奇案自发生以来便在民间广泛流传，被改编为评弹、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和小说等文艺作品。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同治、光绪年间，因封建统治阶层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以至出现了多起冤假错案。清末佚名笔记《十叶野闻》，被认为是最早提出“四大奇案”说法的文字记载，将逆仆包祥弑主李毓昌、木工妇杀夫、海州冤狱和杨乃武案四起民间冤案称为“四大奇案”，但其中仅有杨乃武一案因牵连较广而影响较大。

但关于“四大奇案”究竟是哪四起案件，众说纷纭。“杨乃武案”与“张汶祥刺马案”在清末民初被搬上舞台，在民间广为流传，使这两个案件成为家喻户晓的“清末四大奇案”。无锡人张瑞初在其《西神遗事》中认为的换“肋骨案”和“告逆案”为另外两大奇案；台湾人认为另两案为“清代大狱戊午科场舞弊案”和“咸丰户部钞贪污舞弊案”；周楞伽在其所著的《清末四大奇案》书中认为另两案是“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和“杀子案”；张军在《清末四大奇案》中认为“名伶杨月楼奇案”与“太原奇案”为另外两大奇案。

目前广受认可的说法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汶祥刺马案”“杨月楼案”与“太原奇案”为“清末四大奇案”，除“张汶祥刺马案”涉及政事，其余皆为民事案件，且都是已成定案的经年冤案，但仍能够翻案胜诉。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余杭街道一名豆腐店的伙计葛品连娶了毕秀姑为妻。毕秀姑因貌美且爱穿绿衣系白围裙，而被人称为“小白菜”。葛、毕夫妇二人租赁了当地举人杨乃武的一间屋子，两家人成为邻居。毕秀姑聪明伶俐，受到杨乃武和妻子詹氏的喜爱，杨乃武有空时就教导她读书识字。但镇上流言蜚语将二人的来往称为“羊（杨）吃白菜”。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葛品连因患痧症去世，而与杨乃武有过节的知县刘锡彤借此报复，诬指杨乃武“夺妇谋夫，下毒害人”，并进行了酷刑逼供。时任杭州府台的陈鲁、浙江巡抚杨昌溶和钦差胡瑞澜都偏信了假证，判定杨乃武和毕秀姑处死刑。此后两年，杨乃武及其妻子詹氏、胞姐杨淑英因不满判决屡次上诉，但刘锡彤疏通贿赂，以致于形成的官官相护局面，杨乃武案始终维持原判。后来上海市的《申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引起了民间的广泛关注，民众一致认为疑点众多便要求重申，并惊动了当时垂帘听政的慈禧。慈禧得知后，为震慑地方官吏和巩固自身统治，下旨将此案调至京中重申。在开棺验尸后，证明葛品连确实是因病去世而非被毒死，至此历时三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终于真相大白。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区县的举人，小白菜名叫毕秀姑，是余杭县城里宜家豆腐店伙计葛品连的妻子，因他肤白貌美，常穿绿衣、系白围裙而被称为“小白菜”。葛品连夫妇租住了杨乃武家的房子，两家称为邻居，小白菜在杨乃武的教导下识字、诵经。不久后葛品连怀疑妻子和杨乃武有暧昧关系，但始终没有抓住证据；葛品连的母亲常对外人说起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为了避嫌，杨乃武提高房租，让葛家搬走，两家也就此断了联系。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葛品连搬至新居不久后旧病复发。一日葛品连在回家路上吃了个粉团后开始呕吐、面色发青，到家后连声喊冷、倒头就睡。当晚葛品连突然喉咙作响，守在一旁的小白菜连忙察看，只见他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葛品连被大夫诊断患了“痧症”，因医治无效而去世。但为葛品连穿寿衣时发现他下半身红肿、口鼻流出血水，其母便以儿子死因不明向余杭区知县控诉儿媳小白菜谋杀亲夫。官府派人验尸后误认为葛品连为中毒死亡，并对小白菜屈打成招，让她供出与杨乃武有奸情，杨乃武送来砒霜，二人合谋杀人。此案在经府、省两级审讯后，杨乃武也屈打成招，二人被定罪，处以死刑。杨乃武在死牢中亲笔书写了辩状，交给其姐。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两次赴京申诉，京官联名上奏建议由刑部审理此案，获得了慈禧的批准。刑部进行了审讯查证和开棺验尸，证明了葛品连是因病死亡的。光绪三年（1877年），杨乃武、小白菜终于被无罪释放。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由李文彬初编，经过李伯康、李仲康等艺人加工后，成为弹词传统故事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又名《奇冤录》，流传至今，颇具影响力。弹词讲述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和诱奸了葛小大之妻毕秀英，并毒死了葛小大。在父子二人的合谋下，嫁祸给与毕秀英在婚前有过私情的杨乃武，并威逼利诱毕秀英咬定真凶为杨乃武。案件经过了余杭县、杭州府、杭嘉湖道台和台衙门审讯，后又经六府会审、七县并审、浙江巡抚会同三宪会审和专派钦差审问，杨乃武始终被冤判死刑。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前往北京刑部“滚钉板告状”，在夏同善的帮助下，经钦差王昕调查、刑部主审，以及慈禧的亲自干预后，才终于查明真凶，平反冤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后，由于案情曲折离奇，且牵扯官员中众多，而轰动朝野、震惊全国，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民间以各种形式流传了大量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包括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民国初年的评弹艺人李文彬以《绘图新刊杨乃武共案全集》为根据创作了长篇评弹《杨乃武》，在江浙沪民间书场演唱后引起极大轰动，此后涌现了大量根据评弹本改编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话本、戏曲等，在全国甚至海外华人间传播。2007年6月5日，“杨乃武与小白菜传说”被列入了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对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深远，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为清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残酷传统，严重威胁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揭露了封建官场上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弘扬了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也反映了民众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期盼与追求。

张汶祥刺马案为友报仇而杀人，是刺马案流传最广的版本。同治九年（1870年）8月29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乘轿前往校场检阅。仪仗队经过督署便门前一个老头带着状纸喊冤，马新贻接过状纸时一个身影扑到轿前，从靴中抽出匕首插入马新贻的胸膛，马新贻惨叫倒入轿中不久便断气身亡了，周边兵丁百姓顿时陷入慌乱。而行刺之人并没有逃走，而是站在轿前大声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杀人的就是我张汶祥。”江宁布政司梅启照立刻升堂审问，而张汶祥盘腿坐地，说这些芝麻小官不配审问，要求将军来审问。于是请来提督魁玉来审问张汶祥刺马案，张汶祥才说自己杀死的是自己的结义兄弟。

张汶祥是合肥市人，十八岁时太平军攻克合肥，他投军转战四方，与同伴曹二虎、石锦标同为侍王李世贤部下将领。天京先落后，张文祥带着曹、石二人投奔到捻军张宗禹麾下做小头领，常与乡勇马新贻作战。一次战后，张汶祥擒获了马新贻，在马新贻的花言巧语下张汶祥与曹、石三人归顺朝廷，并与马新贻四人血为盟结为兄弟。马新贻并非真心结拜，只是看张汶祥是一个文武全才，为了羁绊住他而已。马新贻还奸占了曹二虎的妻子，并设计杀死了曹二虎。此后张汶祥另投他处，并伺机替友报仇。

由于张汶祥所说的事实涉及朝廷大员隐私，官府便捏造了其供词，将其说成是浙江省海盗因仇报复，判处决。而这是马新贻的弟弟马新谋正任江宁县令，充任张汶祥的斩官。同治十年（1871年）2月15日，张汶祥再被押往法场的途中毫无惧色，一边揭露马新贻杀夫占妇之罪，一边咒骂不绝。监斩官马新谋便命刽子手割掉张汶祥的舌头，引起了法场周围群众的不满，但张汶祥即便被割去舌头仍狂笑不止，马新谋便又命葵子手用小刀一道道割开他的肌肉、剖开肚子、挖出心脏。此后，一个举人将此事写成祭文高声诵读，称赞张汶祥是为友报仇的义士。

民间有张汶祥刺马案行刺马新贻，是为清议派除掉洋奴的说法。咸丰四年（1854年），马新贻因与上海小刀会交战受重伤，而被送进法国人所办的董家渡医院。董家渡医院的院长是法国人郎怀仁精心为马新贻治疗，并引导他受洗入了天主教。此后法国使馆的人便常常夸耀马新贻是人才，马新贻也因此高升，四十多岁便做了总督。马新贻对法国人的帮助十分感激，常委法国人行方便，是一个地道的洋奴。同治九年（1870年），爆发了天津教案后，马新贻上书慈禧要求严惩肇事津民，并向法国赔礼道歉，修复使馆教堂。马新贻的要求引起京师清议派及其领袖醇王奕谩的不满，奕谩让人重金买通了江湖浪人张文祥刺杀马新贻。

也有说法称，张汶祥刺马案刺马新贻是替国家除去叛徒。马新贻出生于菏泽市，原为回族后代，他与家人都信仰回民的伊斯兰教。其父是菏泽地区的回民头领，并同新疆一带的回民来往关系密切。因得到了新疆回民的援助，故马新贻在带兵与太平军捻军交战时候屡屡获胜，从此官运亨通，而马新贻对新疆回部也一直心存感激。马新贻身边有个叫徐义的卫兵，原是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的部下，和同为太平军的张文祥是至交。同治二年（1863年），徐、张二人见太平军成不了气候，便一同离开了太平军，此后不久徐义投靠了马新贻，张汶祥刺马案一直在流浪。张汶祥打听到徐义下落后来探望他，二人喝醉后，徐义把马新贻准备配合新疆回民夺取清朝江山的消息告诉了张汶祥，张汶祥便认为马新贻是朝廷的叛徒。后来马新贻迁任浙江巡抚，与张汶祥因开小押店之事结下私怨。张汶祥便公仇私怨一起报，刺死了叛国贼马新贻。

还有说法称张汶祥刺马案是由丁日昌之子买凶而起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蕙衡是个花花公子，为了争夺一个妓女打死了富商儿子。富商送重金给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请他主持公道。马新贻收了银子后，又让丁日昌提出方案来摆平此事。于是丁日昌不得不处罚了丁蕙衡，革去他的候补道职务，并让一个参与这件事的家丁代子充军，且赔给富商一万两银子。富商认可了丁日昌的解决方案，本以为就要这样了结了，但丁蕙衡不服气，趁着丁日昌去天津市办教案不在江苏省，便雇佣杀手张汶祥刺马案杀了马新贻。

慈禧曾就张汶祥刺马案文曾国藩：“马新贻此事岂不称奇？”李鸿章在回复曾国藩的信中与称：“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翁同龢也在日记中感叹张汶祥刺马案“此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

张汶祥刺马案体现了晚清司法制度不完善而暴露的司法运作弊端：首先，在审判过程中并没有合理的司法诉讼过程。且由于刺马案是民杀官的案件而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并向承审的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审理，以致于司法审判受到了皇权的影响，而不具有独立性。张汶祥刺马案还体现了晚清司法人员缺乏公正力，而造成了对司法程序的毁坏。

杨月楼是同治年间上海市地区颇有名气的京剧演员，广东省富商之女韦阿宝在看戏时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在取得了其母同意后，想与杨月楼结为良缘，二人便预备秘密结婚。杨月楼虽为著名的京剧演员，可按照士农工商为良民的社会阶层划分，他属于贱籍。而《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规定良贱不可通婚。当时的上海地区因开埠民风开放，只要取得父母同意、族人商议妥当，良贱也可通婚。但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姻缘并未得到族人的认可，韦氏族叔对此反对强烈，在与韦母沟通未果后便寻求广肇会馆同人的支持，会馆董事也认为这件事损害了同乡声誉，便指控杨月楼涉嫌诱拐。当时的上海县知县叶廷眷和韦氏家族是同乡，出于整顿上海地方“道德败坏”、维护法统秩序的目的，在二人预备秘密结婚时派县差和巡捕抓获了二人，并查抄了其嫁妆。叶知县判杨月楼犯有诱拐罪，并对杨月楼和韦阿宝施以重刑，《申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杨月楼案引起了民众的激烈讨论，市民中有人认为应当宽容看待此事，且杨月楼和韦阿宝是得到了韦母同意的，其婚姻应是合法当的。后经由松江府复审，仍维持上海市知县所定的诱拐罪，杨月楼被判军遣，韦阿宝掌责发善堂则配。

杨月楼案以官方的胜利告终，其所代表的传统、正统观念仍然在社会中居于优势地位。但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反映了上海地区社会生活已有了较大变化，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已经开始转变：反对社会良贱等级的区分，主张对贱民平等看待，反对乡党势力干涉家庭事务，反对以道德代替法律进行判断，主张依律执法的法律公正意识，自由恋爱的观念等，体现了人们思想的变化趋势具有近代性的特点。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年（1841年）前后，山西太原有个富豪名叫张百万，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金姑嫁给当铺的掌柜李剥皮之子为妻，但金姑婚后三月便守了寡，被公公李剥皮撵了出去。二女儿玉姑和书生曹文私定终身，但因曹家突遭变故，张百万便偷偷将玉姑许配给了太原市大户姚半城的独生子姚思孝。玉姑知道后在丫鬟秀香的帮助下与曹文璜私奔投靠曹家故交，时任交城县县令的陈砥节。二人私奔途中路过一豆腐铺，卖豆腐的老汉莫老实父女同情二人遭遇，便将驴借给他们以作代步。

第二日，张百万找不到玉姑，意为她跑到大女儿家中，便带人到金姑家中找人。众人搜索打开金姑家的衣柜后发现里面躺着一个死人，张百万起初以为是玉姑寻了短见，经人辨认后才发现是个“死”和尚。没找到玉姑，张百万便让金姑假扮玉姑出嫁。而这个消息被不速之客告知了姚家，姚府自然是不肯答应的。张百万便谎称玉姑暴病身亡，且游尸出走了，劝姚家留下金姑，两家仍可做亲家。但此事又被李剥皮知道了，便来张府试图敲诈。张、姚、李三家争吵不休，告到了县衙。而张百万的大女儿金姑也到堂前击鼓，状告以前的公公李剥皮和现在的公公姚半城，要求太原县令杨重民将她判给姚思孝为妻，否则就当堂撞死。杨重民无法决定，便约定择日再审。与此同时，有人在井里捞出一颗和尚的人头，和身穿俗衣的和尚尸体。经人举报称俗衣是豆腐铺莫老实的，杨重民便派人将莫来石抓回县衙施以重刑。莫老实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杀死了和尚和新娘，杨重民就判他于秋后斩首。

几日后，曹文璜从交城县返回太原市还驴，杨重民明知二人不是一伙，但因怕曹文璜为莫老实翻案，便咬定曹文璜为帮凶。曹文璜说杀死和尚的真凶为屠户吴一刀，但杨重民不闻不信，因怕翻案被革职问罪而坚持原判，且将曹文璜也压入牢中。丫鬟秀香在得知此事后便去往交城告诉玉姑，途径晋祠，找到晋祠保长宋建平，请其帮助暗中监视吴一刀以防他逃走，并将告诉他交城县令陈砥节是曹家故交。身在交城的玉姑也从陈砥节处得知曹文璜被抓的消息，便准备赶回太原。而张百万因身陷官司烦躁不已，决定装死逃避，命家仆买来棺材布置灵堂并四处报丧，张家家丁赵贵还提出让张百万装作老奴在棺材前看热闹。李剥皮为争夺张百万的家业，便派姨太太们去将金姑“请”回家中。玉姑也回到家中为父亲守灵，姚半城带着丫鬟来灵堂抢玉姑与其子成婚。张府灵堂上姚家的丫鬟和李家的姨太太扭作一团，玉姑和金姑趁乱调换了位置，结果李府抢走了玉姑，姚府抢走了金姑。杨重民听说“玉姑”被姚府抢走便带人来抓，实为金姑的“玉姑”被杨重民以花轿抬入了大牢。

而陈砥节被提升为三品要员，成了太原市知府胡文正的顶头上司，他到太原暗访探查莫老实案件，却也被地保当做同伙抓进了大牢。胡文正得知后亲自到狱中为陈砥节开锁，而狱中众人纷纷要求陈砥节为他们伸冤。金姑在狱中为了让莫老汉之女莫秀英为替父申冤，让其丫鬟绣香互换衣服，并通过女牢头引来杨重民，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又利用杨重民写给她的分赃字据与其讨价还价，最终杨重民收回了字据，将金姑和莫秀英放出牢狱。

张百万装死败露后，得知李剥皮为讨好太原知府，将玉姑送给了胡知府。金姑便请绿林好汉去胡府救玉姑，但由于玉姑并不知道真相没有配合他们而营救失败。莫老实之女莫秀英也躲过捕快的追踪，逃出了太原市。这时陈砥节游因政绩卓著而被任命为山西按察司，即将上任，而玉姑又被送给了胡知府，杨重民便将张百万作为曹文璜的同犯抓入大牢，正好和曹文璜、莫老实关在一起。而为了不留把柄，杨重民又张贴告示通告莫秀英越狱逃走，并释放了张百万。

莫秀英向陈砥节拦轿喊冤，提供了在崇善寺发现的吴一刀之妻叶阿菊与和尚慧能、定慧往来的戏剧节。陈砥节立刻轻骑赶往太原古县城，途经晋祠在保长宋建平处得知了屠户吴一刀已经被人杀害之事。太原知府胡文正率太原所属各县官员为陈砥节上任接风，但遭到了陈砥节的谢绝。胡府的师爷劝其甩掉杨重民这个包袱。经过陈砥节的调查审讯，得知吴屠户之妻叶阿菊与和尚定慧、慧能有奸情，慧能与叶阿菊同谋“闷死”了定慧，想要嫁祸给张百万之女金姑。定慧从张百万处逃脱后便向叶阿菊寻仇，反被吴屠户杀死。至此莫老实被当堂释放。而在丫鬟秀香的提示下，陈砥节在叶阿菊家附近发现了被其抛弃的男装，叶阿菊只好交代是其深夜女扮男装，利用吴一刀爱饮酒的特点毒死了他。陈砥节便将叶阿菊压入死牢，判秋后问斩；杨重民草菅人命，胡文正贪赃枉法，受到了革除职务等惩罚。

学者胡铭认为“清末四大奇案”虽情节各异，且具有一定传说色彩，但其存在诸多共性，展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段的司法情况、社会面貌。从四大奇案中可知，导致冤案的原因多为刑讯逼供、过分依赖口供、无视证据、有罪推定、司法腐败、官官相护、封建礼教等，造成了在案件判定时法律被权力和道义挤压的局面。司法程序的缺失是造成冤案的必定条件，但为冤案纠错却是一种偶然事件。

学者石玉新认为“清末四大奇案”均起自民间，但引起了朝野、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案件情节本身并不复杂，但都因审理官员贪赃枉法、徇私报复等使得审理过程变得曲折，其断案过程早已超过了案件本身的意义，是当时历史的折射，也对今日的执政理念、法制建设等仍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