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兰，1885年出生兴县，是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生于兴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47年去世，是晋绥边区著名的 爱国民主人士。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

牛友兰自幼勤奋好学，在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只有教育才可以让祖国繁荣昌盛，于是积极兴学、广办教育，热心于教育兴国。1909年，24岁的牛友兰在兴县北坡村创办高级国民中学，后来又将此校扩展到黑峪口，这所学校为兴县与附近几个县培养了很多人才。1925年，牛友兰又筹划创办一所新型中学，他带领学生来到兴县城里的寿圣寺，打掉泥胎，搬倒神像，改建教室，聘请明师，教授新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友兰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祖国才能昌盛，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他毁家难，支援抗日战争，为抗日救亡竭尽全力。

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开设有一家复庆永商店，乱世之中，只好关门停业。当时的合伙人准备把大批的商品搬迁到陕北地区，另设门市。牛友兰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够当逃兵呢？应该拿出物资支援八路军抗日。”有的合伙人不同意，说：“抗日救国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我们的力量小，恐怕解决不了大问题。”牛友兰反驳说：“我们的力量是很单薄，但是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会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牛友兰的耐心说服下，大家同意拿出一部分物资支援抗日救国。正好这年秋天，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八路军军需物资严重匮乏，马上就到冬天了，战士们仍然穿着草鞋、单衣同日寇作战。见此情况，牛友兰就把复庆永的全部股东召集起来，与大家商量之后，决定把复庆永店铺库存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等拿出来，给战士们换上了棉衣，配备了日常用品，武装了抗日队伍。

这一年，牛友兰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刘少白，奉党之命从太原市返回兴县筹办兴县农民银行。为了筹集资金，刘少白来到牛友兰家，简短的寒暄之后，说明了来意。面对好友，牛友兰说：“现在处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个有骨气的中华男儿都应该为国分忧，为抗日救亡出力。”当即决定拿出2．5万元，作为银行的建设基金。

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为国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两万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

晋西北地区历来交通闭塞，物资匮缺，再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军民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物资匮乏的困难，牛友兰拿出自己的1万银元，在原来复庆永商店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组织群众纺花织布，营业部经销土布、棉花、食盐、煤油等生活用品。生产部发展得势头很好，很快改名为蔚汾纺织厂，将生产的布匹等物资直接提供给抗日部队。蔚汾纺织厂后来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从建厂开始，就担任晋西北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但他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当1941年牛友兰担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调离了纺织厂的时候，没有带走公司的任何财物，连建厂时投入的1万银元也分文未取。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了参观团成员，热情赞扬了晋西北士绅的爱国正义行动。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文章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牛友兰把祖国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将其子侄十余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康生等在土地改革试点中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致使晋绥分局在推广他们的经验的时候，出现了“左”的错误，在蔡家崖召开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错误而残酷的批斗，致使牛友兰先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创伤。9月27日，牛友兰先生含冤去世，终年63岁。

1989年7月18日，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了为牛友兰先生平反昭雪的决定，彻底否定了土改中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

1947年，牛友兰是最后是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这样的“牵牛鼻”，牛友兰受不了此种侮辱和绝望，绝食三天而死。牛荫冠当时对来报信的人说”你们（批斗大会）“是正义的。”牛荫冠建国后官至国家级部委，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不知他是否知道别人对他背后的指点。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延安市之行，使士绅们真正长了见识，学到了东西。其作用正如参观团副团长刘少白在绥德县逗留时所说，第一，充实了自己的空虚，过去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刻的东西，都得到详细的认识，尤其对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赤诚合作，更使自己深受感动；第二，解除了怀疑，过去对共产党的许多误解，完全一扫而光。这次在延安见到了许多首长，都非常和蔼谦虚，特别毛主席的博识儒雅谦和，朱总司令的诚恳踏实，林主席的温良恭俭让，李副主席的真诚，他们详尽的谈话，给了自己很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对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之诚，已绝不置疑，并深信八路军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第三，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德国和日本必败。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回到兴县后，8月9日，晋西北党、政、军、民及文化界对其进行了热烈的慰问，特设宴洗尘，并开座谈会，请诸士绅谈此行的观感及对晋西北的希望。15日，晋西北各界再次召开欢迎士绅参观团的大会。诸士绅在讲话中对中共实施“三三制”深为感奋，表示愿与政府共同建设根据地。牛友兰先生以士绅参观团团长的资格向晋西北党政军首长致谢，他谦虚地说，他们不敢当受欢迎，他们愿意把延安见到、听到的向民众解说，并积极参加工作，和政府一道努力抗战建国。刘少白在讲话中说：“我没有带回东西来，延安好的东西太多，带不动，而且不知如何带，……今天只以一个‘诚’字，贡献给大家”。随后，他以共产党推行“三三制”和党外人士推诚相见等具体事实，作了生动的说明。刘佑卿说：“从我亲眼所见的事实中，我对边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性别的民主政治，真是感动极了，尤其听了李副主席说：‘他年虽六十，但愿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话，更是万分感动；毛主席所说：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程进以简明的语言说，他对延安的印象有三，第一是好、新，进步；第二是求团结心切；第三是求进步精神的贯彻。

在认识到共产党的真诚与进步之后，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们积极宣传中共的各项政策与主张。牛友兰带头在晋西北中共机关报《抗战日报》上撰文，盛赞中共的各项建设成就。其他士绅如刘佑卿、孙良诚、刘菊初等也先后撰文，谈及在延安的观感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

1942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神木市召开，进行“三三制”政权的选举工作。大会选举后，曾参加士绅参观团的士绅樊如说：“我们的参议会很隆重，富有民主精神，大会的选举，非常郑重，没有任何包办的地方，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参加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们在这次选举中，大都榜上有名：刘少白任参议会副会长，陈顾三、刘佑卿、孙良臣、刘菊初、樊禬如等分别任参议会常驻委员或行政委员。

此后，士绅参观团的士绅们在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如为制止地主士绅向农民夺地，刘少白发表谈话指出，士绅参议员应为执行法令的表率。1943年2月，在兴（县）临（县）保（德）各地的劝募公债活动中，牛友兰身先士卒，积极推动认购活动。同年5月，在根据地各界的拥军大潮中，孙良臣说服家人带头减租减息，把自家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并带头缴公粮、缴好粮。他说：“八路军和抗日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不能叫八路军的战士饿肚子，我们理应多缴公粮，以此支援抗日战争。”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自己的家属带头做军鞋，缝军衣，给当地驻军担水、做饭。他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为抗日救亡作贡献。”为此，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我们怎样拥军》的文章，从交公粮要交好粮、做鞋要耐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促进了拥军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