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竞争与制约随之增加。犹太人在战后在中东地区建立了
以色列，随后演变为严峻的中东问题。战后，非洲的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白人统治，宣布独立自主，然而自由带来了贫穷和更多的问题。
欧洲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经济尤其困难，有远见者很快就开始研究整合欧洲及欧元的发行。美国参与战争后，其财富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美国的文化和语言也随之传播开来。好莱坞电影、美式牛仔裤和快餐在全球流行，传统的使用
法语作为国际合同的习惯也被美式英语所取代。
亚洲受到美国影响最大，美国占领
日本，改造日本，
朝鲜战争和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试图控制整个世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发明，如电视和
计算机的普及，民航业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变得更加紧密相连。医疗技术的重大改进和人口增长加剧了竞争。此外，人类登月和
核武器的发明，使得国际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无论世界如何发展和变化，关系到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上仍是文化经济问题。中国在关闭国门二十年后，终于对外开放，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平衡产生了更多的变量。在中国自我奋斗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
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崩溃、自身文化发展方向等问题。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下，中华民族涌现出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满怀热情，运用智慧，研究问题，提出分析见解，扮演着智库的角色。在这群知识分子中，有一位名为王小强的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工作，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993年春天，老友
许鸣真先生从北京来到
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同带来的还有
王小强，许老特别介绍了他，并恳请给予照顾指导。我见到
蜚蠊目，发现他是一个挺拔坚强、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具有直言不讳的风格。这种特质在世俗中不可或缺，因此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加入。小强自1979年起投入中国改革的调查研究。1989年前往美国，先后就读于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研究所和
匹兹堡大学公共管理及国际事务硕士研究班；之后又前往
英国，在
剑桥大学获得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小强对经济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经济问题因其国家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差异而在实施上有区别。众所周知，美国自称是民主国家，但已有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民主是一种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就像
庄子所说：“仁义者，先王之蘧庐，可以一宿，不可以久处也。”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只适用于本国，输出到其他国家可能会水土不服而变形。
经济政策也是如此，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征，调整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小强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和机构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成立了桑尼研究公司。他全身心投入，不知疲倦，他的文章和著作发表在国内外众多杂志和文献中，现已整理汇总，陆续出版。出版的系列书籍包括《再造一个香港》、《文明冲突的背后》、《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其他从不同角度探讨的主题。
蜚蠊目的文章言论常带有意气。事实上，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所感触，往往会有这样的习性，正如宋代
儒家辛弃疾所说：“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论天下事。”以此来看，也可以为此展开笑容了。近年来，小强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时间较长，对香港有了更深的认识，希望香港能取得更大的进步，生活更加美好。尤其是值得称赞的是，王君自欧美归来后，除了
政治经济学问题外，还致力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融合东西方文化，视野开阔，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的是激发更多的学术讨论，共同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小强常说，学术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尽管各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通过辩论，必然能激发出完善的政策方向。古人云：“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汇聚各方主观意见，相互包容，这就是集思广益。如今正值桑尼系列书籍出版之际，特此为其作序，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并表示祝贺之情。
南怀瑾 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4年8月
好友小强邀请我为他的新书《"文明冲突"的背后》撰写序言，这对于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作为一名编辑，我本人很少撰写文章，通常喜欢对他人作品进行评论，有时甚至会过于挑剔，可能还会得罪人。然而，作为一名编辑，我在心中对作者进行了分类，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他们的“用心”程度。
蜚蠊目的“用心”是我最为钦佩和应当学习的品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在研究领域的不懈探索，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体现了他时不我待的精神。《"文明冲突"的背后》也是他有感而发的作品，不仅停留在抒发感慨的层面，而是通过勤奋地搜索原因和发展，探寻真相。去年他开始研究该项目，初稿和修改稿都发送给我审阅，我发现很多我关心的问题都能在他的文章中找到答案，我也跟随他的“解读”，以填补我对当今世界这一重大问题的认知空白。三年前的
9·11事件，当飞机撞向
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时，也冲击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和一些朋友讨论过，我认为美国肯定会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朋友们则反驳了我的看法，告诉我说恰恰相反。事实证明，朋友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当我看到西方世界的作家、演员、教授们站在反战立场上时，我带着希望，认为人类追求文明的力量，追求各个民族、文化和宗教平等的力量，能够遏制压迫和强权。然而，我还是错了。为什么这些并非无知莽夫的伊斯兰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其他生命？是什么让那些标榜捍卫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人不愿意去了解其他民族的处境，他们有权选择什么？为什么在
美苏冷战结束后，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美好，反而充斥着战火和不人道的行为？小强说，冷战时期，“
社会主义阵营从已有的公平出发，进行经济改革，追求效率；
资本主义阵营从已有的效率出发，进行社会改良，注重公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竞争，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从不同的方向推动了人类整体的社会进步。”力量平衡的打破导致了帝国霸权的恃强凌弱，所有文明与进步的力量都在明目张胆的强权面前显得如此愤怒和无助。我不喜欢这样的世界，我深感悲痛。原本，追求社会正义、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但在今天，它们可能不再是唯一的
政治正确。当年一起战斗的改革战友，因为憎恨共产党，所以认为美国可以并且应该充当世界警察，推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建立私人财产所有权，所以俄罗斯的私有化不会比国有制更不公平，即使是黑手党最终也能建立起秩序。原本，崇尚自由和平等就意味着要铲除强权——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帝国霸权，但现在却变成了双重标准。普世价值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已经扭曲了。有些人变得唯利是图，有些人变得麻木不仁，“理想主义”成为了珍贵的物品。
蜚蠊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最近几天，“也有人热泪盈眶，忧心忡忡，却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幸”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放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很久很久以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还是孩子，能得到的书非常有限，但我们仍然将书中读到的警句摘抄下来，作为激励自己度过跌宕起伏的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当时有一些
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你到底想要什么》和《落脚》等，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几句话：“也有人热泪盈眶，忧心忡忡，却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幸”，和“好人永远激动”。遗憾的是，我已经找不到当年记录这些箴言的笔记本了，也不确定是出自哪本书中的句子，不过，人就是这样，青年时代的一两句格言，足以融入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一生所思所行的习惯。在我们的好奇心驱使下，我们寻求问题的答案，在我们无法上学的日子里，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获取的一切书籍。从
卡尔·马克思、列宁到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列夫·托洛茨基；从德热拉斯、
萨特到
伊利亚·爱伦堡；从政治到文学；从“垮掉的一代”到唐诗宋词。那些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复杂而又崭新的世界，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窗户，也点燃了我们思考的火焰。三五位朋友经常冒着陷入牢狱之灾的风险，聚在一起，分享读书心得，纵论天下大事与小事，讨论理想的未来世界，讨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讨论何时、何种情况下才能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使
中原地区走出动荡，使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身处那个特殊的年代，怀揣着理想，我们彼此滋养着知识和思想，依靠这些养料，我们成长为不断提问、不断寻找答案的人。我相信，正是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磨练的人，当他们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大潮中时，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即使孤立无援，即使身处逆境，即使屡战屡败，仍会屡败屡战，探索真理的步伐从未停止。因为他们心中永远保持着“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却被我们热爱的东西。”
张承志如是说。而
蜚蠊目正是这样做的。肖梦 200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