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之战发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455年至前453年），是晋国卿族赵姓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与智氏、韩桓惠王、魏氏联军进行的一场城邑攻守战。

此次战役中赵毋恤暗中串通韩、魏两家倒戈，最终攻灭智氏。而后，晋国领土全部被韩赵魏三家瓜分。

除此之外，晋阳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以水攻城”战法、并收获明显成效的战役。联军始终未能攻克赵氏军队，荀瑶见强攻无效，于是便利用晋阳古城地势低洼的特点，改用“以水佐攻”的战术试图攻克晋阳城。汾河为黄河支流，正值雨季，水流湍急，绕着晋阳城顺流而下，智伯让士兵建造堤坝拦住水流，之后命士兵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河堤引汾水灌淹晋阳城，最终取胜。

晋阳之战史称“三家分晋”，也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由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期的重要标志。

春秋以来长期延绵不断的争霸兼并斗争，严重地消耗了各大国的实力；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使各大国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各大首都感到难以为继。而各小国久苦于大国争霸战争带来的灾难，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喘息间歇。在这种形势下，弭兵之议随之而起。宋国大夫向戌发起的“弭兵”标志着大国争霸战争从此接近尾声，各国内部的倾轧斗争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春秋晚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筋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和“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乃再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在晋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那里，首先是十多个卿大夫的宗族的财富和势力一天天扩展，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剩下韩、魏、赵、智、中行、范六大宗族，是为“六卿”。这时，晋君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国内政治全由“六卿”主宰。尔后，“六卿”之间又因瓜分权益产生矛盾而进行火并，火并导致范、中行两氏的覆灭。晋国于是只剩赵、韩、魏、智四大贵族集团。可是“四卿”之间也不能相容，互相内斗，严重消弱晋国的实力。

越国灭掉吴国后，称霸中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这一现实对于晋国而言，从心理上很难认可，却又无能为力。

十一年，智氏、赵姓、韩桓惠王、魏氏四卿在内部兼并之战中消灭中行氏和范氏，掌握了晋国大权。其中智氏势力最大，其主荀瑶(即智瑶)在朝担任执政。而此时越国已率军北上，称霸中原，这对于传统霸主晋国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作为晋国的执政，智伯心里很清楚，晋国大权旁落，政出私门，若要恢复晋国霸业，必须先增强晋国国君实力。为此，智伯率先将智氏一个万户城邑先给晋公，韩康子、魏桓子也迫于智伯的威力，也先后向晋公献出一万户之邑。

赵氏的宗主赵毋恤拒绝献出城邑，晋公命智伯联合韩、魏两家，组成联军攻赵。赵襄子居耿(今河津市南)，因城简陋不能御敌，令延陵生率车，骑部队先行，自率大军随后，到人心向赵的大城太原市防守。晋阳城墙完整，府库器用充足，仓粮草实备；而且，宫殿四周茂密环生可用来造箭杆的“荻蒿”、“楚”，高十余丈。赵襄子下令大造弓箭，积极备战。

荀瑶率联军到晋阳后，即发动强攻。赵军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三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智伯见强攻无效，便改用围困及水攻的战术，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汾河灌淹晋阳古城。大水淹没城内“三版”(六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城内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即将断绝。人们悬釜(炊具)做饭，搭棚居住，士兵体力下降，群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与日俱增；太原市形势极为严峻。

十六年，赵毋恤在危机之时，决定采取分化瓦解联军，策反还击的对策；他派丞相张孟谈暗地去见韩康子、魏桓子，用“唇亡则齿寒”(《战国策·赵策一》)的道理说服他们与赵联合，共同对付荀瑶。智伯叔父荀果遇张孟谈，发觉韩、魏两氏可能倒戈，马上报告智伯，建议速杀韩康子及魏桓子，或者以重贿收买二人身边谋臣。但智伯并不重视，未采纳智果的建议。赵襄子担心事情有变，连忙通知韩、魏当即行动。三月丙午日夜，韩、魏军秘密出动，杀死守河堤的智吏，突然决堤放水反灌智军。智军因忙于救水而陷于混乱。韩、魏军急从两翼进攻。赵毋恤则亲率精锐从正面出城反击，大败智军，擒获智伯。最恨智伯的赵襄子还将智伯的头颅雕刻上漆，当饮酒之首爵。为了免除后患，韩赵魏三家联手屠杀智伯家族两百余人，瓜分智氏封邑，天下震惊！

晋阳之战是发生晋国四大卿族智氏、赵姓、韩桓惠王、魏氏之间发生的一场兼并战，最终导致晋国的执政大臣荀瑶兵败身亡，智氏领地也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智氏败亡后，晋国再也没有可以与韩赵魏相抗衡的力量，三卿便毫无顾虑的瓜分晋国领土，而晋国国君成了一个傀儡，最终走向“三家分晋”。

后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往往侧重于智伯的性格，似乎失败者身上只有缺点，注定是要失败的。而胜利者的所做所为都是胜利的条件和胜利的结果，无可厚非，只要是成功的，都是正确的。这种将个人品行与世间道义混为一谈，对智伯个人的品行大加批判，而对韩、赵、魏瓜分晋国的叛逆行为却赞赏有加，这其中无不显露出成王败寇的势利观念，这也是对世间道义的曲解，对个人品行与社会行为孰重孰轻的颠倒。

我们不妨听听王立群教授曾在《三家分晋》中讲到的观点：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战争结局不是韩、赵、魏三家灭智，而是智氏灭掉赵姓，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智氏灭韩，然后灭魏，最后就是智氏一家独占晋国。再设想一下，如果智氏一家独霸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那秦国能统一天下吗？那就不可能有秦国统一天下了......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解体后，另一个国家崛起了，这就是历史的一种偶然，而这个偶然就在于韩、赵、魏三家灭了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