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1997年3月12日），男，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区）人，曾进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书，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创立者。他被称为“神童作家”“大运河之子”。

刘绍棠于1936年2月出生在河北通县专区儒林村。少时受祖父教养，展现出文学天赋，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刘绍棠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两年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然后到北京郊区的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参加劳动。后来回到家乡务农，劳动之余坚持创作。1979年得以平反，平反后继续创作。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病逝，年仅61岁。刘绍棠历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团中央专业创作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文学》杂志主编等职。 刘绍棠著有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野婚》《十步香草》，散文集《乡土与创作》等。

刘绍棠的创作生涯历经60余年，作品达600余万字，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多以大运河为背景，以故乡儒林村为原型，以淳朴美丽的乡村为题材，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诗意。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阅读。刘绍棠的作品多次获各类创作奖，如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获得1977—1980年中篇小说二等奖，小说《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 

1936年2月29日刘绍棠出生在河北通县专区（今北京通州）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出生后的几年，刘绍棠和父亲接触不多，寄养在祖父身边，性格也受到祖父影响，变得直爽坦诚。生活上，刘绍棠在小时候历经几番磨难，但最终都安然无恙。学习上，小时候的刘绍棠展露出自己天资聪颖的一面，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正是母亲，村中父老，街头说书艺人所讲述的民间故事，以及民间戏曲歌谣和绘画潜移默化的影响，启发了刘绍棠的文学思想，培育了他的想象力。

1942年的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绍棠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学习期间，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被别人戏称为“书迷”。读书期间，刘绍棠的老师田启文不仅对他严格管教和指点，还以独特的教学方法启蒙了刘绍棠的文学天赋。直到10岁时，刘绍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在这里，他遇到了戴鸿珍老师。第一次作文时，他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也受到戴老师的鼓励。这份荣誉，让刘绍棠对写作更感兴趣。刘绍棠便仿着报纸作出自己的手抄小报，在通城内出了名。1948年，12岁的刘绍棠加入了进步组织“民联”，同年他又在5000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市第二中学读书，自此他便进城与父亲在胡同一起居住。为凑生活费，刘绍棠开始做起了报童，这份经历，让他对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读书时，他遇到了让他受益一生的潘逊皋、王兆榛老师。正是在学习路上遇到的一位位关怀栽培刘绍棠的老师，让他的文学之路越发顺畅了。

1949年10月，刘绍棠正读初二，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微型小说《宝林变了》，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第二年，刘绍棠发表《一顶轿子》《新式犁杖》《暑伏》《村歌》《三岔口》《蔡桂枝》《七月里高粱红》《田野落霞》等20多篇小说，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14岁上高中时，他又连续发表了小说。1951年，他开始了在《河北文艺》编辑部的正式工作，收获了很多。在河北省文联时，刘绍棠受到孙树勋作品的熏陶，开始逐步了解“荷花淀”的写作风格。同年，在离开河北省文联大院后，刘绍棠文思泉涌，创作出更多作品。例如同年10月写的短篇小说成名作《红花》，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套红并加编者按整版发表了《红花》。以后发表的《青枝绿叶》被叶圣陶选入高二年级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却在上高中一年级。中学生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很是罕见。1953年，刘绍棠入党。同年，刘绍棠写出《青枝绿叶》和《运河滩上》。再到后来，作品受到赏识，成为《人民文学》的基干作者。

1954年，刘绍棠被保送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为帮助留学生朋友，汇总大量习题后写出流传北京大学许久的《佛脚集》。但在北大深入学习中，他发现大学课程对于他写小说帮助不大，于是决定退学。这一年，刘绍棠到保定市出席了省文代会。1955年10月，刘绍棠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前往湖南省帮助农业合作化工作。在此期间，他担任了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并有机会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在湖南工作期间，他仍然坚持写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夏天》的部分章节，并创作了一部未能出版但一直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些作品都是基于他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素材。同年，刘绍棠来到义县生活，与曾彩美结为夫妻。这段时间，刘绍棠完成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以及后来的姊妹篇《夏天》。在创作过程中，刘绍棠也得到老一辈文学家的鼓励与支持。虽然刘绍棠只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但却收获颇丰，对他今后的生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年，离开北京大学，原本应该转入文学研究所的刘绍棠因种种原因被派去外省负责农业合作化工作。1956年，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年，刘绍棠利用忙于社会活动之外的时间，完成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

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励下，刘绍棠结合多年创作实践和自己的研究，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值得重视的见解。但这些文章却在当时成为社会抨击刘绍棠的“依据”。同年，因为反右斗争，刘绍棠成了文艺界“三大反派典型”之一，受到全国讨伐。这段时间，现代诗人远千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两者的友情一度被传为佳话。作家康濯也在暗中安慰，帮助刘绍棠。而他的妻子曾彩美，不仅不责怪丈夫，还默默为他操持家务，养儿育女。8个月的批判后，1958年2月27日，刘绍棠被开除党籍，人生走到低谷。悲愤之下，刘绍棠把《金色的运河》的书稿埋葬了，《村姑》和《南春》的书稿也下落不明。1958年，刘绍棠被发配到永定河采挖砂石，后转到京东百子湾火车站建设工地修铁路。劳动改造期间，刘绍棠感受到了来自李书记等多数人的善意，1959年到1961年，刘绍棠辗转多地劳动。1961年末，生活越来越忙碌时，刘绍棠的人生迎来转机，上级宣布摘掉刘绍棠“右派分子”的帽子。但由于之前“右派”的身份，直到1964年，刘绍棠依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但一直保持着创作状态。在1966年6月到1979年1月彻底平反期间，刘绍棠在故乡的农民生活对他影响深远，更是体现在他今后的作品中。沉淀多年的刘绍棠，把之前《狼烟》的初稿大改，写出了《地火》《春草》和《狼烟》三部作品。

1979年2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基本完成的通告，刘绍棠沉冤得雪，再度开始创作。同年冬天，刘绍棠认真总结经验，试笔探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写作道路。1980年到1983年，刘绍棠发表了《蒲柳人家》《碧桃》《花街》《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乡土与创作》，完善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84年到1988年，刘绍棠在”一口气12部长篇”的创作工程下完成了《京门脸子》《这个年月》《野婚》等长篇小说以及随笔，散文集《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建立乡土文学理论体系。刘绍棠高强度的写作使他的健康状况下降。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尽管有专家的抢救和治疗，刘绍棠却依然左体偏瘫。1988年以后，刘绍棠虽以养病为主，但并没有停下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此后，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黄花闺女池塘》，长篇小说《水边人的乐哀故事》《孤村》等，以及散论，随笔集《论文讲书》《红帽子随笔》等。

1996年12月19日，刘绍棠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997年1月起正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伤病中的刘绍棠仍奋力写作，为中国创立乡土文学体系和培养青年作家做出贡献。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在读中学时，刘绍棠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曾彩美不仅是刘绍棠的妻子，更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重要伙伴。她具备文学才华，还具有独特的艺术见解，对刘绍棠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发了他对文学的新思考。他们经常一起探讨文学问题，交流创作心得，相互激发灵感，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刘绍棠的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创意。在刘绍棠生病期间，曾彩美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还支持和鼓励他继续坚持文学创作，为刘绍棠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1953年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了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刘绍棠谈话，这次谈话长达四个多小时，胡耀邦希望刘绍棠绍棠写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地区农村去采访，体验外地生活，充实自己。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胡耀邦的谈话确实启发了他的灵感，他把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放在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了他所熟悉的人物，他的《青枝绿叶》就这样诞生了。胡耀邦逝世后，刘绍棠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忆胡耀邦对他的很多教育、谈话，以及与他的交往与友谊。刘绍棠曾说：“耀邦活着的时候我不写他，他去世了我写他。在我心里，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师、恩师，耀邦对知识分子尤其爱护。”

孙犁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荷花淀派的开创者，刘绍棠是他的学生，深受他的影响，继承了他的文学传统，成为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刘绍棠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完秋》，受到孙犁的赏识。作为刘绍棠的文学恩师，孙犁的教导对刘绍棠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帮助他在文学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孙犁对刘绍棠的才华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关注，将刘绍棠视为他的得意门生。

刘绍棠和远千里是文学道路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好友。1949年，刘绍棠开始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作品，1950年底，远千里邀请他到河北省文联工作。1951年春天，远千里将刘绍棠招聘到《河北文艺》编辑部当练习编辑，以培养他的文学才能。然而，反右斗争的展开让刘绍棠成了文艺界的反派典型，受到全国讨伐，在这段艰难时期，远千里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和支持，两人的友情因此被传为佳话。

以上资料参考

中篇小说《蒲柳人家》是刘绍棠“乡土文学”代表作，曾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富有童趣和童心，以小男孩何满子的行动和眼光贯穿全篇，牵引出一串人物和故事，展现人生各个阶段的苦难、幸福与斗争。所写人物多为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富有民间侠义精神和高风亮节的运河儿女。小说着力刻画的场景和人物，如敢骂敢打的一丈青大娘；扛着大鞭子，见庙就烧香作揖的赶马汉子何大学问；在河滩上玩"拜花堂"的周、望日莲、郑整儿和荷妞；隔着运河唱情歌，为了爱情敢拼死命渡河的云遮月;在田里偷瓜、河边捕鸟、到葡萄树底下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的何满子等，都写得活灵活现、富于情趣。其写法力求贴近民间传奇，语言也口语化，风趣明快。但也有不足处，如孙树勋所指出：“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地思考与发掘。”从刘绍棠的全体创作来看，他的作品一再地抒写少年时代记忆，演绎个人生活经历，也难免存在重复之虞。

据刘绍棠自述，创作《敬柳亭说书》的直接动机是当时大众文学、乡土文学不受重视。于是他有意吸收古代说书体文学和武侠小说精髓。蔬菜上，他首先回忆自幼听书的感受和受到评书的熏陶。明末评书艺人柳敬亭是评书艺术的一代宗师，刘绍棠写中篇小说《青藤巷插曲》中写过一个造诣很高的评书艺人，艺名就叫小柳敬亭。因而在《敬柳亭说书》中，刘绍棠将与自己合作的业余评书艺人写成小柳敬亭的门徒。书场题名敬柳亭，意为尊崇柳敬亭。由于《敬柳亭说书》写的是三十年代的武林故事，与当代读者有隔世之感。作者为了实践他的“中国气派、时代精神”，便利用“得胜头回”这个手法做“时代精神”文章，使三十年代的故事与八十年代的读者更加贴近。

刘绍棠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性质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以及浓郁的民族特色，详细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命运。此外，刘绍棠还注重作品中日常化与传奇性的结合，使其小说作品不仅体现出典型的古典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更展现出通俗性、民间性的重要民族特色。他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民间性，使作品更贴近大众，散发出亲切、欢欣之感。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更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推向了新的高度。

燕赵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京东北运河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在刘绍棠的小说中，他不仅深入挖掘了燕赵文化的性格特点，还生动地描绘了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塑造一系列符合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人物形象，展现了京东北运河两岸人民淳朴厚道的民风和崇尚正义、扶正祛邪的民族精神。在这片土地上，风土人情古朴淳厚，人们热情好客，诚实善良。他们重视传统价值观念，信守“仁、义、礼、智、信”等美好品质。这种风土人情孕育出了一群尚义任侠的儿女，他们勇于担当，不畏强暴，为正义而战。刘绍棠的小说展示了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他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对故事的叙述，深入揭示了燕赵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个别人物身上，更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体现。他的作品是一曲正义的颂歌，是民族道德的具体体现，读后使人受到鼓舞，奋发向上。

小说句式上以四、六句为主体句式，行跳荡节奏的音韵主调。同时融入长短的句子进行音韵调整，凝练含蓄。同时他还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如排比、对偶、博喻、顶针等，以增加语言的音乐感。多种手法同时运用，融合多种声律，产生一种富丽激昂的气韵。语言基调以红和绿为句词色彩主调，同时蕴含橙黄青蓝紫，形成色彩斑斓的色彩美。刘绍棠创作时不仅追求用字、遣词、造句的形象美，而且设置了特定的语言情境形象地塑造人物。

小说语言以京东农民口语为基础，用古典诗词文赋语言规范去炼字、炼句、炼意，以民间曲艺语言去润色音韵，加强表现力，并借鉴外国文学语言之细腻、深刻之悠长，熔铸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刘绍棠是继孙树勋之后“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瓜棚柳巷》《蒲柳人家》《山楂村的歌声》等小说，被众多读者所推崇。他用十余部长篇，几十部中篇，上百部短篇和几百篇散文构建了大运河文学体系。

刘绍棠的运河文学理论可分为本体论和源泉论。本体论是对乡土文学的范畴和特点的阐释。对于乡土文学的范畴,他界定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这正合于严家炎的定义：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创作。依据本体论，他把乡土文学看作一条由鲁迅创始,不断发展壮大，延续至今的文学长河。新时期乡土文学是长河中的一环,运河文学便有了深厚的根基。源泉论指的是，在自己的家乡儒林村深打“一口井”“儒林村就是我的创作源泉。”“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而不是座矿；矿可采空，泉源无竭。”

他的小说还发掘了燕赵文化性格，在新时期作家中，刘绍棠是对燕赵地域文化罕有的深入开掘者。在文学创作上，他广泛吸收了各种文学资源，包括农民口语、古典文学语言、民间戏曲和曲艺语言、外国文学语言等，并对其进行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集大成式的语言风格，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沉浸于其叙述的世界中，感受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形象。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开掘，更是开地域风俗小说之先，引领寻根文学潮流。

正因如此，刘绍棠被誉为北京本土创作、乡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作为“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者，他的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内地奖项，并被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他的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语。中篇小说选集《蒲柳人家》被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单行本。好友祖丁远曾谈论到“绍棠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

刘绍棠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中原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网副主席等职务，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刘绍棠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多次发起和支持公益事业，帮助农村发展，被当地人称为“大善人”。此外，他还担任过多个文化组织的顾问和委员，为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刘绍棠的妻子曾彩美评价自己的爱人：在我的心目中，刘绍棠是伟大的，超凡的。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养育了绍棠，绍棠没有忘本，用一生的心血创作了大运河乡土文学，奉献给大运河。他被称为大运河之子。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升山评价：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代表着北京东部地区的文学创作、代表着运河文化。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李朝全评价：刘绍棠的一系列作品，实际上都是为乡土中国、给中国的人民画像，为乡亲们画像。

评论家郑伯农评价：除隽永的作品外，正直、豪爽，敢于讲真话、敢于主持公道也是成就刘绍棠作品的原因之一。

文化学者马未都评价：他（刘绍棠）父兄一样率直的性格、豁达的人生态度给予了我强烈的感染，让我们晚辈有机会可以重新审视人生。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段宝林评价：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小说，就好比坐在各种名贵佳肴样样俱全的盛大宴会的餐桌旁边，每样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在《刘绍棠全传》中评价：刘绍棠是“荷花淀文学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他写下了“新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解放区文学三个传统，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从西四丁字路口进入西安门大街，接近大街东口往南的胡同就是光明胡同，胡同东临府右街。光明胡同因位于其西的大光明殿而得名。1957年夏刘绍棠在西城光明胡同买了房。刘绍棠买了光明胡同45号，一个小小的三合院，没有北房，南房三间算是正房。中间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室，西间是书房。书房很小，只有十多平米，刘绍棠称其“蝈笼斋”。院中还有东西厢房、厨房、堆房等，还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刘绍棠买下房半年后就四处劳改，后又回乡十多年，在这里居住的是他的父母、妻儿。直到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在这里他进入新的创作高潮，几年时间完成了数十部长篇与中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当下，北京市正在大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传承和保护历史文脉，将“推进长城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利用”列入了建设规划的主要任务。作为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活动之一，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出版座谈会上主要让与会专家就刘绍棠的生平、文学成就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话题展开讨论。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今年重新整理编排出版了一套20卷本的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

刘绍棠文学艺术档案库收截了著名作家刘绍棠自1990年以来陆续捐赠给家乡通县档案馆的个人文学著作、手稿、照片、信件、获奖证书等8类6000余件档案资料，经整理成706余卷册。其中有胡耀邦给刘绍棠的亲笔信，刘绍棠40年前入党时的发言稿，刘绍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的英文通知函，《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春草》长篇小说手稿等。这些档案资料是刘绍棠几十年文学生涯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县专区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极大地丰富了地方馆馆藏。刘绍棠文库的建立为研究刘绍棠文学创作经验、研究通州区有关历史、民俗、地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方便的场所。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当时村里有家饭铺要起名，女老板请了外村的教书先生来帮忙，半天过去，也想不出来令老板满意的店名。这时在门口玩的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垂柳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老板和教书先生既诧异又佩服，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专门请人写了匾额。春节时，刘绍棠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送给饭店老板。这一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 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副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刘绍棠在读高中阶段，有过一次极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加快发展，快出人才，向对华友好的苏联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还很少，因而在挑选留学生时，也放宽到高中生中的优秀分子。刘绍棠当时已经人了党，政治可靠，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因此，他当时所在的北京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便推荐他留苏。当时刘绍棠得到的名额是到苏联圣彼得堡学习化工专业，但是他较为偏于文科，而且此时他文学创作势头正盛，倘如一下子去苏联专门学化工，那可能会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因此，出国留学这样的好事，别人求之不得，刘绍棠却主动要求放弃。对此，学校和有关部门都不同意，刘绍棠急得没办法，便向胡耀求助。不久，胡耀邦通过团中央绘通州学校及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为专业作家，这才免了刘绍棠的“留学”之“怕”。

1952年夏天，刘绍棠16岁那年的暑假，他念完了高中一年级，要升入高中二年级，回到家乡，在运河岸上的柳棵子地里写《青枝绿叶》小说。他趴在绿荫下的白沙滩上辗转反侧，也找不到合适的开头。这时，沿岸河柳上，布谷声声，叫个不停，突然拨动了他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心上的爱之弦，使他非常渴念一位女同学——一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南洋少女，就是他后来的夫人曾彩美。于是他把大杜鹃的传说作为小说中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相互爱慕的比兴写下来，作为创作《青枝绿叶》的意境。

刘绍棠自1988年8月5日晚上，因长年伏案积劳成疾而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抢救，九死一生。幸亏除了左半身不听使唤之外，他的大脑和语言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肉体和精神痛苦万状，他却戏称自己成了‘半倒体’，犹存‘半壁江山’（右手和右腿）；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后。三年多有8本书出版，光是病残以后写出的，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随笔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