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三姐妹（Brontë family or The Brontës），英国文学史上的三姐妹女作家，包括夏洛蒂（Charlotte Brontë，1816年4月21日－1855年3月31日），艾米莉（Emily Brontë，1818年7月30日－1848年12月19日）和安妮（Anne Brontë，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三人。

19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勃朗特三姐妹先后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三姐妹从小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童年的文字游戏培养了她们的文学想象力，自青年时期起，三人陆续开始文学创作。1846年，三姐妹以化名合出了一本诗集，但并未引起反响，次年，三人的代表作《简爱》（Jane Eyre）《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艾格妮丝·格雷》（Agnes Grey）面世，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们也因此声名鹊起。1848至1849年，艾米莉和安妮因患肺结核相继离世，在家人离世的阴影下，夏洛蒂坚持完成了《谢利》（Shirley）《维莱特》 (Villette)这两部作品，1855年，夏洛蒂同样因肺结核去世。

三姐妹在19世纪出版了多部小说与诗歌作品，凭借其中的文学艺术价值驰名于国内外,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们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前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面貌，有着晚期浪漫主义的影子，是现实主义深化的表现，也是欧洲文学艺术盛世与英国小说发展的标志。

19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勃朗特三姊妹先后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索顿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家中有兄妹六人。在安妮出生的第二年，母亲因病去世，姨母伊丽莎白·布兰威尔（Elizabeth Branwell，1776 年 12 月 2 日 - 1842 年 10 月 29 日）便肩负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在姨妈的教导下，她们开始学习算术、字母、阅读书籍杂志以及刺绣缝纫等知识和技能。

1824年，夏洛蒂、艾米莉和长姐圣母玛利亚，二姐伊丽莎白一起进入考恩桥学校（Cowan Bridge School）学习。但由于学校生活条件恶劣，盛行传染病，入学后的第二年，两位姐姐就因感染肺结核而逝世。夏洛蒂和艾米莉也因此被接回了家中。

自此之后，父亲向孩子们敞开了自己的藏书室，让他们在里面自由阅读、创作，三姐妹自此开启了自学之路。孩子们为父亲送的12个武士小雕像命名，把他们当做真人来编写故事。这种少年时的习作游戏给勃朗特三姐妹提供了长期练笔的园地，她们由此创作出了一大批用诗和散文写的传奇故事，多达数百万字。正是这些经历培养了三姐妹的写作兴趣，使得她们后期的成熟作品中依然保留着神话传奇、民间传说的痕迹，展现出现实主义与童话想象、哥特风格并存的奇特面貌。

1831年，14岁的夏洛蒂就读于罗海德学校（Roe Head School）。一年多后，她毕业回家，在继续自学的同时，也每天教妹妹读书。

1835年，夏洛蒂回到罗海德学校任教，三年后，艾米莉也就职于一家私立学校。不过，二人后来均因为工作压力而辞职回家。收入的减少导致了家庭经济的进一步困难，为补贴家用，夏洛蒂和安妮又先后找了几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在当时的英国，家庭教师的地位很低。为摆脱这种地位低下的境地，三姐妹决心自力更生办一所学校。结果，由于无法招到预期的学生人数，办学计划依旧以失败告终。此时姨母已经去世，父亲眼睛失明，兄弟勃兰威尔吸毒负债，家中负担重重。

1836年的圣诞节，20岁的夏洛蒂满怀期待地给当时大名鼎鼎的罗伯特·骚塞、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写信，在信中表达了她的崇拜敬仰以及对文学的喜爱，还附上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然而，骚塞的回应饱含时代对妇女的偏见，信中称文学是很崇高的事业，是男性的天地，不能成为也绝不应成为妇女涉及的领域。这一回复让夏洛蒂大失所望，但并未完全浇灭她心中的文学火焰。

在19世纪的30-40年代，三姐妹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只是因为秘不示人，所以彼此并不知晓。1845 年，夏洛蒂无意发现了艾米莉在日记本里写下的原创诗篇。以此为契机，她鼓励姐妹们联合出版作品集。她们一起找到出版商，并选择采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次年，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的首部诗集出版。其中，以艾米莉的诗歌作品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世上唯独我》（I Am the Only Being）这样的生命态度诗，也有《我的灵魂绝不怯懦》（No Coward Soul is Mine）这样的人生哲理诗。

虽然诗集总销量只有两本，在评论界也未激起水花，但勃朗特姐妹依然坚持写作。1846年，夏洛蒂的《教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与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三篇小说手稿皆已完成，却辗转多手、屡遭退稿，于是夏洛蒂在出版商的建议下寄出了第二份手稿《简爱》，结果这本书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好评。很快，《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在《简·爱》的影响下也排印出版了，并在发表后同样风靡一时，吸引了众多读者。

不过，三姐妹的作品在当时仍然受到了批评界和宗教界一些势力的批判与抨击。例如《简·爱》中的主角就曾被冠以“反基督教”“性格粗野”“行动叛逆”的标签，被认为信奉着“雅各宾派的道德”。

1848-1849年，勃兰威尔、艾米莉、安妮·勃朗特相继因病辞世。夏洛蒂为了缓解悲伤而重拾写作，先后出版了《谢利》和《维莱特》。期间，她曾在朋友邀请下到伦敦拜访文学界名流，并因此结识了盖斯凯尔夫人，二人结下友谊。

1853年，夏洛蒂收到了亚瑟·贝尔·尼可拉斯（Arthur Bell Nicholls）的求婚，对方是哈沃斯的副牧师，也是父亲的助手，与夏绿蒂·勃朗特一家相识已久。次年，夏洛蒂和亚瑟结婚，九个月后在怀孕期间猝然逝世，终年38岁。

夏洛蒂将自己的爱情观念投射到作品中，集中探讨了世俗之爱与宗教之爱、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的矛盾冲突。

夏洛蒂笔下的女主人公虽不满且受制于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却又以各自的方式抗争命运。《简爱》中，女主人公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了物质的、在精神上共鸣的纯粹爱情，希望建立的是以爱情和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反对带有目的性的婚姻结合。《维莱特》中，波琳娜在爱情里完全丧失了自我，樊箫把爱情当作获取权利和金钱的工具，而露西则始终追求着一种理智而独立的爱情观，选择和与自己心灵共通的人共度余生。

夏洛蒂的小说隐含着对父权的反抗，对女性自由的追求。

在不同的小说中，夏洛蒂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传递女性意识。《简爱》是一名孤女的自传，书中的女主人公长相平凡、地位低下、个性叛逆。她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平等的爱情观，不因金钱物质条件屈服于婚姻，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建立在思想精神的共鸣之上，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相比之下，《谢利》与《维莱特》更具现实特点和时代气息。《谢利》通过体现谢利的人物形象及其曲折的爱情经历，展现了对女性独立平等权益的呼吁。《维莱特》同样是自传体小说，以女性视角批判社会现实，是作者对自我爱情的宣泄与自省。

夏洛蒂善于在小说中采用不同的叙事技巧，从而有效推进故事叙述，增强艺术效果。

《简·爱》有意强调读者在作品中的倾听地位，将读者拉进她的故事。书中曾反复出现叙述者简向读者的直接倾诉与对话，诸如对话中反复出现的“读者啊！”等。当罗切斯特向简说明疯妻的真相并请求原谅时，简说“读者啊！——我当时当地就原谅了他”。在《教师》中，夏洛蒂选用男主人公威廉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也是其作品中唯一的男性第一人称叙述者。因此，作品中对女性的呈现方式具有鲜明的男性话语色彩，与《简·爱》《维莱特》等女性叙述小说形成了对比。

夏洛蒂的小说侧重运用心理分析，体现出鲜明的心理现实主义特征。

夏洛蒂擅长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展开叙述，有利于直观表达人物感情，突出小说的感人力量。《简爱》《维莱特》是以女性为第一叙事者的自传体小说，《教师》则是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出发进行叙事的。此外，夏洛蒂常常运用移情手法，使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始终息息相通，自然景观因此承载了人物的情绪，衬托了角色的心境。《简·爱》中，主角眼中的外部环境受自己不同时期的心境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氛围，盖茨赫德的凄风苦雨与桑菲尔德的阳光普照形成了鲜明对比。

夏绿蒂·勃朗特的文学史地位是难以磨灭的。英国女作家哈丽特·马丁诺（Harriet Martino）称她“所写的一切都是不平常的。凡是她触过的东西，无不留下独创的印记”，英国诗人兼文学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认为夏洛蒂对英国小说发展的影响远比一般人认为的深刻得多。德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也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是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除此之外，也有评论家对夏绿蒂·勃朗特的作品提出过异议。英国女作家兼文学批评家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就提出夏洛蒂·勃朗特从未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她的书变形扭曲了。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

艾米莉对人性黑暗的揭露，倾注了对善恶矛盾问题的关注，对人类何去何从终极主题的叩问。“用善能否战胜恶？”“以恶抗恶能否有效？”等皆是艾米莉在作品中孜孜以求的问题。

《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背叛使希斯克利夫由爱转恨，原本的真挚爱情成为了疯狂的复仇动力。小说借助对一段爱情悲剧的描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了社会不公正下的扭曲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恐怖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艾米莉是一名泛神论者，她敬畏自然，因而自然在其作品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荒原和石楠等意象在诗歌与小说中频频出现。

从这一角度出发，她倾向于在书中探讨存在的意义、生命的规律、面对死亡的态度等问题。《呼啸山庄》等作品中通过人物沉默而突兀的死亡情节，体现出生命循环的冷漠与悲哀。与此同时，艾米莉超越了对死亡的被动接纳，塑造了一个个敢于冲破命运束缚的人物，在追问与奋争中增强了主题的悲壮性，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哲理思考。

艾米莉有着浓厚的荒原情结，善于在作品中描写超自然现象，营造恐怖神秘的氛围，贯穿以曲折离奇的惊险情节，塑造性格孤傲的叛逆式边缘人、哥特式英雄。

作为哥特风格的代表作，《呼啸山庄》的故事背景就设置在荒凉偏僻的旷野之上，叙述了阴森恐怖的山庄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品通过呓语、梦幻等超自然手法，对主角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心理进行了细致刻画，展现了人性的本能冲动与鲜明强烈的人物情感。

书中对于主人公的塑造都属于“哥特模式”，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典型的“恶棍英雄”，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社会强权压迫下产生人性的扭曲，又体现出很强的叛逆精神；另一主角凯瑟琳也以哥特小说中常见的女主人公形象出现，无知单纯且软弱被动，因为受到恶棍英雄的追求而被迫沦为牺牲品。

艾米莉孤独偏执的内心世界反映在其诗歌中，展现出一种冷峻与野性交融的精神特质，使作品呈现出浓烈的悲剧气质。

诗歌中的意象组合往往呈现出两极性与矛盾性。贡代尔史诗里风暴与宁静意象的共存，展现了命运的曲折多，或传递对野性生命力的热爱与追求，或表达悲伤的情感与对生存意义的拷问，大大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张力。

此外，艾米莉的绘画才能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她善于在诗歌中运用虚实对比的构图艺术，虚化背景，突出重点主体；对描写对象采用线条速写的方式进行塑造，形成简练明快的写作风格；通过色彩的冷暖对比，增强感情色彩的浓度，更具感染力。

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艾米莉皆倾向于运用多重叙事视角来呈现多面的故事内容，形成了突破性的叙事结构。

《呼啸山庄》继承了西方传统的框架式叙述结构，在此基础上采用了书信体小说多重叙述视角的特征，由两个次要人物——纳莉和洛克伍德来讲述主人公的故事。二人通过回忆，以倒叙方式揭开恩萧家族、林惇家族三代人的恩怨情仇。

艾米莉·勃朗特个性的坚毅与真挚投射在其文学作品中，具有高度的感染力。英国诗人兼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诗作《豪渥斯墓园》（Howorth Cemetery）中表达了对她的称颂与崇敬，“心灵的力量，激情，哀惋，骠悍，殊世无双，自乔治·拜伦逝后，她敢于向那名震寰宇的烈火之子挑战，备受挫折，默默无闻，自我毁伤；临终的哀歌何其大胆，犹如号角悲鸣，声声将我心灵震撼。”

伍尔夫对于艾米莉·勃朗特的沉稳表示肯定，她曾在随笔中提到，“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则不然，她们既不热衷于这类女性吁求，也不理会男性的蔑视与责难，可谓我行我素。不过，这只能归因于她们不寻常的个性。对于一般女性来说，要想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不仅需要明澈的心境，还需要坚强的意志。”

安妮·勃朗特的两部作品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她的小说皆如实反映现实生活，蕴含着深切的现实批判。

书中充分刻画了托马斯爵士、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等资产阶级贵族形象，展现了这类人愚昧伪善、自私冷酷的真实面貌，披露了英国上流社会的腐朽堕落生活，对其追名逐利、道德沦丧的阶级偏见现象展开了精准讽刺。为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安妮也描写了许多正面角色，例如《艾格尼丝·格雷》中的主角艾格尼丝·格雷、韦斯顿，劳动妇女南希·布朗，《荒野庄园的房客》中的女主人海伦·亨廷顿、女仆雷切尔等。安妮·勃朗特在作品中大力歌颂了真善美与崇高的人性品质，并通过不同人物对应的命运走向，寄予了作品深厚的教育意义。同为现实批判，两本书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艾格妮丝·格雷》完全再现生活，风格朴素节制，真挚深刻；而《荒野庄园的房客》写作风格犀利，充满反讽意味。

安妮小说多塑造社会底层的妇女，以细致、同情的笔触描写妇女多方面的生活现状。书中不少的女性角色有着高度的道德自律感，在智慧、人格、能力等方面都大大超过男子；同时，她们尽管受尽贬抑和磨难，却往往自尊自爱，渴望独立、平等，敢于反抗现实。

例如在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篇宣言”的《荒野庄园的房客》中，女主人公海伦在丈夫的精神摧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毅然选择携带儿子出走，自食其力。而《艾格妮丝·格雷》中女主角的母亲年轻时敢于违抗阶级礼教，与地位低微的意中人结为夫妻；在丈夫逝世后独立开办女子寄宿学校，挑起生活重担。与当时以阶级门第为标准衡量婚姻关系的传统相悖，她们坚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主动承担背离世俗所带来的压力，获得了精神上的幸福与满足。

安妮·勃朗特笔下多种多样的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的丰富性，提高了阅读效果。

《荒野庄园的房客》里分有两种叙述声音。在吉尔伯特·马卡姆叙述的章节中，叙述视角是有限的，读者在阅读时对海伦的身份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她来到荒野庄园的原因。而另一个叙述声音是海伦自身，通过海伦的日记展现其过去的创伤经历，第一人称与自传体的叙述既使叙事真实可信，引发了读者共鸣；同时与前文相比，使读者感到出乎意料，解开了读者的困惑，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

安妮·勃朗特有较高的艺术天分，并将绘画中的视觉艺术自觉地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创造了诸多意象。

安妮小说与诗歌中的意象具有重要的文学作用，与主题、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艾格妮丝·格雷》中的樱草花是纯洁高尚爱情的象征，《荒野庄园的房客》的圣诞玫瑰是女主人公坚强意志与勇敢表白的象征，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大海则是对命运的热爱与讴歌。

安妮勃朗特是勃朗特姐妹中最不被人熟知的一个，但其作品的价值在文学史上却不容被忽视。对于安妮·勃朗特的代表作《艾格妮丝·格雷》，爱尔兰小说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盛赞其为英国文学中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认为“这部小说朴素而又美丽，就像一件薄薄的轻纱礼服……故事的体裁、人物和主题，是那样的完美和协调”。姐姐夏绿蒂·勃朗特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本书是作者心灵的一面镜子。如今，《艾格妮丝·格雷》依然具有现代意义，康斯坦斯·格雷迪（Constance Grady）提到，在安妮·勃朗特200岁诞辰的今天，这本书依然是新鲜的、令人震惊的，有着十足的新意。

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作为夏洛蒂·勃朗特好友，应其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的请求撰写《夏洛蒂·勃朗特传记》（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并于1857年出版。

1893年，英国夏绿蒂·勃朗特协会为纪念勃朗特三姊妹而成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学会之一，该协会负责管理勃朗特牧师博物馆，组织保护并展览勃朗特家族的文化遗产。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南非和美国等均设有分支机构。

1994年，英国勃朗特故居博物馆馆长朱丽叶·巴克（Juliet Barker）完成了学术著作《勃朗特家族》（The Brontes），为研究勃朗特姐妹的生平提供了真实史料考据，系统地纠正了《夏洛蒂·勃朗特传记》中的虚构成分。

2016年，为纪念夏绿蒂·勃朗特诞辰200周年，她生前手稿、肖像、生活用品等一批珍贵文物于2月22日在英国国家肖像陈列馆展出。

2018年，英国皇家邮政为纪念英国著名作家艾米莉·勃朗特诞辰200周年，在其出生地英国约克郡索顿修建了一个特别纪念版邮筒。邮筒外部是亮红色的，装点有她生前所著的小说与诗歌中的名句。

作品的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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