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本名艾国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江西警察学院，先后做过公安民警、体育编辑和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生于乡村、长于县城、寄居一线城市的经历，让阿乙始终有一种在边缘野蛮生长的“野生”气质；同时，极高的审美悟性、开放的阅读视野和对先锋艺术探索的执着，让他的写作总是能够打破审美陈规。因为生病，他与死亡直面的遭遇让他对命运、生活、人性、时间和空间，都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自述生活的全部内容变成了去医院和写作，他以写作续命，由此成了文学的圣徒。

阿乙是70后优秀小说家，从2008年的《灰故事》《春天在哪里》《寡人》到2018年成功发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在这十年间，他荣获了国内所有文学新人奖项，并且他的海外译本获得了著名的英国笔会奖，因此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崛起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坚派作家之一，这也使得来自江西的小镇的阿乙民警实现了他从文坛奇才到文坛崛起的蜕变。

1976年，阿乙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的一个小县城瑞昌市里。小时候的阿乙读书很少，然而幸运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文学青年，他总是鼓励阿乙多读书并让阿乙自由地选择他想要阅读的书籍，但会要求阿乙多买学习的书。阿乙还记得，有一次他想买一本《儒林外史》，他父亲问他是否真的需要这本书，因为他父亲认为他暂时可能还看不懂。因此，在高考前，阿乙几乎没有阅读过任何课外书籍。尽管如此，相比阿乙的同龄人，他已经算是一个相当热爱阅读的人了。

1994年，阿乙参加了高考，他所在班级只有四个人考上大学，而他是第三名。成绩出来后，其家人迫不及待地给他填了警校，但阿乙喜欢文字，他的理想不是当警察，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1997年，阿乙成为了一名编制内的警察，在瑞昌市洪一乡派出所任职。

1999年，由于文采出众，阿乙被调到瑞昌市公安局工作，负责写材料。在公安局办公室呆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阿乙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并借调过去。

阿乙所生所长的小县城，以及他的警察经历都成为了日后他写作中的重要景观与丰富底色。

阿乙曾提到他当警察时，曾经经历过同事按顺时针挪动位置的经历。年轻的科员坐到了副主任的位置，而副主任则坐到了主任的位置，主任则“退居二线”，坐到了老同志的位置。这一幕仿佛给了阿乙一个警醒，他感叹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许也会如此寡淡乏味。因此，他有了出走的念头，开始思考是否应该从警察这个职业中寻找新的出路。

2002年，正值世界杯，阿乙尝试写球评发到论坛后又渐渐发到《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定稿费。阿乙因球评建立起信心并开始留意报社的招聘信息，最终离开了瑞昌成为《郑州晚报》的体育编辑。

2004年，阿乙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工作。至此，阿乙从小镇来到了北京。

阿乙曾经通过在不同的体育论坛上活跃，在网络上认识了许多球评人，其中包括许多后来加入《新京报》的同事。曲飞也是在那时认识的。曲飞读的书很多，有一次，他问了阿乙一个问题：“你说你读书多，你列20本读完的长篇给我看看。”阿乙觉得自己肯定读的比20本要多，于是阿乙开始列自己读过的长篇，结果列到11本列不下去了。他这才发现26岁前的他阅读的只是杂文和心灵鸡汤而已，真正读完的长篇很少，感到很羞愧。曲飞这一问改变了阿乙的人生。26岁起阿乙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并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汲取精神营养。

阅读对于他写作和生活的意义非凡，“可以说，如果没有阅读的话，我的写作寸步难行。我的生活非常寡淡，如果没有阅读的帮助，生活就白白过去了。”阅读不不仅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2008年，阿乙出版小说集《灰故事》，崭露头角。阿乙以精准而有力的语言，记载着那些在日常里被忽视的人和他们人生里不能被忽视的故事，收获好评。

2010年，阿乙出版了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该作品备受文坛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迅速提升了阿乙的知名度。那几年，阿乙获得了一位青年作家能够获得的众多奖项，参加了国际上的文学节，其作品也引发国际关注，并出版多种外语版本。

2012年阿乙生病前，他对写作十分痴迷且不分昼夜，就连他本人都会笑着用“疯子”来描述当时的状态。那时候的阿乙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作，从订餐到囤面包牛奶在家里一天只吃两顿，再到抽烟、大量饮茶和咖啡，他废寝忘食的进行着写作。他对于写作极端而彻底的投入，使他的身体健康遭到了严重损害。

2012年底，阿乙刚结婚不久，雾霾天气让他第一次出现咳嗽等呼吸性症状，当时他已经开始着手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2013年的3月份，阿乙在家写作的时候突然咳血，随后去医院拍片，被高度怀疑是肺癌。阿乙感到十分的恐慌、无助。

然而，在阿乙的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创作接近十万字时，他开始出现焦虑和失眠的症状。深夜，阿乙经常会惊醒，恍惚中他便会抓起笔接着写，“误以为能在梦里解决写作上的难题”。

这本书还未写到一半，阿乙就住进了医院。刚住院的时候，阿乙依然带着电脑，准备继续他的小说创作。住院期间，为了查出所患的是什么病，阿乙几乎把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部都检查了。

6个月之后结果出来了，他得的病是卡斯尔曼病（Castleman’s disease），也称CD病，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液系统疾病。由于这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阿乙需要长时间的服药和治疗。为了换得时间和较好的状态来完成工作，阿乙开始吃激素并不顾危险从原来的三片激素增加到了二十片激素。疾病改变了阿乙的身体与容貌，但阿乙对文学的执着一如既往。

2014年11月，阿乙终于完成了近五年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写作计划，他在微博上写道：“这个故事要了我半条命。被他耗尽了，要去寻找生命的乐趣。”

2016年夏天，阿乙的肺部病情仍然严峻，甚至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肾也出现了问题。2017年2月，他再次入院治疗，4月出院，被诊断出右肾患有透明细胞瘤，切掉了大小约有啤酒瓶盖儿大小的一部分。

虽然阿乙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已于2014年写完，但阿乙仍对这部作品进行多次修改。直到2017年，阿乙在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又迅速修改了一遍，将原本18万字的小说改到15万字，才算最终完成。

在写完《早上九点叫醒我》后，阿乙终于觉得体面，他表示“心里比较踏实，有一种富足感”。并且在写完这本书以后，他感到很安心。他感觉对人生有了一个交代，现在一点不焦虑了。”

阿乙人生中的两个愿望，一个是到纽约一游，另一个是写完长篇，都已经实现了。他觉得心无牵挂。

后来的阿乙，写作已经变得不再操切，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他在写作上”已经没有什么野心“，只想利用参与的人生每天写一点心得。他感慨地说过去的野心好像全部消失了，现在应该是走向写作的一个收尾阶段了。

在写《片子来到南方》的时候，阿乙感受到了自己写作的变化。从前的他是在编故事，而现在”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那种模式，不停去审视过去时光里的事情。”所有的都在他的内心里头呈现出来，自由成为了他写作的另外一条主线。

阿乙的最新长篇小说《未婚妻》于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既是阿乙写作风格的延续，也是他更成熟的自我认知和更蓬勃写作野心的展现。

在过去的写作中，阿乙叙述精确、简洁，惜字如金。他表示自己的职业修养得益于9年的记者经历，因此在写作中追求简洁。然而，在他的小说《未婚妻》中，他采取了一种异常繁复、绵密的方式来表现人物思维和叙述结构。他认为过于简洁可能会导致对人物的丰富性造成伤害。他表示不想简单地线性叙述事件，而是想在叙述时延伸至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感觉。

患疾时与死亡相逢的经历让阿乙的作品更具有隐喻色彩，他生活的轨迹被改变，他对命运、生活、时间和空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理解，“生活的全部内容变成了去医院和写作”。此时，写作仿佛变成了阿乙“续命”的方式，让他不断从记忆和阅读中挖掘写作素材。

阿乙曾经在自己的家乡当过5年的警察，其中充满了很多的心酸。也正是这样的警察经历，为他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他写作的重要源泉。他的小说大多带有侦探小说的色彩，当中穿插的情景仿佛直接把警察局的档案敞开呈现给读者。带着悬疑的故事情节，似真似幻的讲述方式，无不让人为之着迷。

此外，阿乙的写作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读者总能从中找到阿乙的身影，甚至阿乙还将自己的小说人物命名为“艾国柱”。

阿乙写作中的叙述者或主人公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艾国柱”。阿乙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运用多种叙述视角展现了他对于同一件事在不同立场和时间下的态度和看法，造就了独特的”艾国柱“复合叙述模式。

阿乙打开笔下小城镇叙事的方式，是通过其警察、作家等多重身份，作为经历者和过来人，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和生命体验，从而力求达到一种叙事的共情极致。

在阿乙对笔下人物进行刻画的过程中，使用非客观的方式来与叙述者形成某种冲击力。以这种方式使塑造出来的人物被呈现在读者眼前，形成一个人物与故事叙述者的强烈对比，从而形成一种观照，引发更深层次的身份思考。例如，阿乙的内心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但他又受到外界的约束使他留在城镇从而迎合家人的期待，在这样无法调和的冲突下他感到异常焦虑，也无法明确认识自己的定位和身份。然而最终，不同于阿乙笔下的”周琪源“选择压抑自己来满足家人对自己的期望，阿乙选择了追求真正的自我。笔下人物和故事叙述者的鲜明对比，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同时也引发读者对于孝与不孝、自我身份等的思考。

阿乙在创作中凭借自己介于小城镇与都市之间的“行者”这一特殊视角来观察这个时代的众生，通过其冷峻而不生硬的语言，通过对长句的频繁使用，结合自身的警察职业经验，将反思得来的精华部分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从虚构中反映真实，审视小城镇的人们以一种荒谬而悲壮的方式与生命抗争，从而造就了他的独特性，同时，在与当下文坛追求文字华丽，但内容本质却不值一提的现象的不同中，也造就了另一种文本类型审美的创新可能。

阿乙是一位充满情怀的作家，他在失落和迷茫中毫不气馁，坚持独立创作。尽管生活在灰暗和压抑的小城镇中，他仍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对意义的探索。通过他的文学作品不断地探索生命的诗意。

在阿乙冷峻而又近乎决绝的叙事风格背后，他对某些意象和用词的精准或是情节层面上，为在人生漩涡中挣扎的人们虚构的命运终点，皆是充满了温情与关怀的诗意抒写。

阿乙的作品中对诗意的诠释，不同于迟子建笔下对原始风景的自然诗意，亦非充满童心和温馨的情感诗意。阿乙擅长在冷峻的写作态势下，通过对生命与存在的追问，映射出作者对人性深刻的反思，从而以虚构的方式呈现结局，与现实的灰度形成巨大的张力，崭露其诗意的一面。

颜色构成的词语在阿乙的作品中出现得较为频繁且考究，他娴熟地运用它们传递着自己注视下事物的样貌。且阿乙重视不同对象的个体性差异，例如在表现人物了无生气的病态时，他重点区分了这类难以辨别的灰白色。重病男人的脸用“梨色”———因肺病折磨导致的偏黄绿的灰白色；女孩冰凉脚的“森白”———在寒冷之中受冻的冷色调的蓝绿灰；祖父脸色的“蜡白”———因衰老缺乏血色的浅黄灰白色。

长句中的难以明确界定的颜色往往来源于阿乙对人肤色的关注。例如《情史失踪者》中“她的皮肤说不上黑也说不上黄，总之不显白”，阿乙的警察经历使他在注视人物时充满了冷漠细致的审视，这种尸检般的观察与描写放大了人物本身某种荒诞悲凉的特质。

阿乙作品中色彩运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强化环境中的色彩对比。例如《敌意录》“她的五脏六腑鲜红，仍然垂滴着血，而翠绿肠子滚圆的（如巨蛆）”。在血肉模糊中，“五脏六腑”的“鲜红”与“肠子”的“翠绿”其实是难以识别的，阿乙通过主观的强化，将这血腥刺激、涌动着不安与死亡恐怖的场景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色彩对比，阿乙也会通过光的照射去强调明度对比。

把文字作为单一元素排列成图像给读者呈现出一种可视化的场景，也是阿乙作品的一大特点。通过阿乙文字化图形的描述，可以帮助读者直观和具体地想象作者所要传递地真实画面。例如：在小说《意外杀人事件》中，作者特别在注释中描述了"红乌镇"的街道位置：

建设中路是红乌镇主街，长１５００米，两边各有三条巷道，与主街构成一个“非”字：

求 青 朱

知 龙 雀

巷 巷 巷

（西） 建设中路 （东）

明 白 玄

理 虎 武

巷 巷 巷

通过直观的文字排版，在文本中明确了各个街巷的方位，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空间定位和人物位置关系。

阿乙的作品和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相对冗长，充斥着发散开去的絮语与哲思。阿乙则另辟蹊径：他的文字冷峻，节奏感强，切中肯綮。——《洛杉矶时报》

阿乙的小说为品种繁多的反乌托邦作品提供了更为冷酷的选择。喜欢莫言、余华、中村文则，甚至东野圭吾的读者，一定会在阿乙的小说里找到动人心魄的恐怖现实。——美国《图书馆杂志》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北岛

阿乙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格非

阿乙的写作展现出了一个更远、更大、更隐蔽但更真实的中国。——李敬泽

他（阿乙）有一种对于更崇高情感的孜孜追求，这种虔诚在我们这代人中已相当罕见，我们普遍深陷于被现世承认的诱惑里。——许知远

“灰暗、滞后的小镇环境与鲜活、渴望自我实现的年轻人；呆板、无聊的日子与无处发泄的雄性荷尔蒙；憧憬之后的失落与没有着力点的拼搏，构成了阿乙小说的文学张力。而暴力背后的诗意叙述或小说本身所呈现出来的诗意，却是阿乙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周明权

2015年3月7日，70后作家阿乙受邀成为了北京市单向空间花家地店的“驻店作家”，他也被称为中国“驻店作家”第一人。但“点赞的”、“吐槽的”，众说纷纭。

2014年7月，单向空间创始人之一许知远提出了驻店计划的想法，希望能在创作者与读者间建立更紧密的社区感，让艺术家、作家能更直接，也能持续地彼此激发。推出驻店计划也是单向空间的新尝试，希望让驻店计划成为新的创造力平台。阿乙是第一位参加这个计划的作家。同时，在国内，他也是首位驻店作家。

自作家阿乙成为“驻店作家”以来，作家驻店这种模式开始备受关注。

作为驻店作家，阿乙需要在书店写作、和读者面对面聊天、举办沙龙、讲座等，每两个月一期。

阿乙为这次驻店经历写的文章叫《自我训诫课》。他表示，为期半个月的驻店写作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他的新书也已经交给了出版社，即将出版。另外，他的另一位作家朋友梁鸿已确定将加入该计划。

阿乙所驻书店内设有“阿乙荐书专区”，此区域内除了可以看到但丁·阿利吉耶里、莎士比亚、弗兰兹·卡夫卡、老舍等作家的作品，更有阿乙自己的作品《寡人》《模范青年》等。把自家作品摆进推荐专区，是每个驻店作家的“特权”。对此，有人认为，阿乙的“驻店”并不纯粹，觉得他与书店存在经济利益关系。

在质疑的同时，“质疑者”还以国外的“驻店（馆、校）作家”计划，进行了举例说明：“比如著名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强调让有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让这些作家可以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并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在3个月中，受邀作家需要参与大学的课程，安排各种座谈会、阅读会等。这只是纯粹的文学的聚会，并不存在商业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