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盗宝案是指1928年，以军阀孙殿英为首的盗匪团伙蓄意在清东陵挖坟盗宝事件。乾隆的裕陵以及慈禧的定东陵在该事件中遭到盗掘。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清东陵守陵大臣监守自盗，直奉等军阀屡屡盗掠陵区。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接受改编后驻守在清东陵附近马伸桥镇，听闻奉军团长马福田欲盗掘清东陵，以剿匪为名开入陵区，击退马福田部，实施戒严。此后，他令部下谭温江和韩大保带领军队先后用炸药崩开清裕陵和定东陵，将墓中大量随葬品洗劫一空。当年8月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获知清东陵被盗，怒而要求国民政府严惩盗犯。随着国内外舆论的发酵，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令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负责查办此案，令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率领调查组前往清东陵调查。与此同时，孙殿英四处行贿要员。1929年6月，清东陵盗宝案草草结束，孙殿英安然在阎锡山属下任职。且为了拉拢孙殿英，阎锡山听从其游说，释放了此前关押的盗宝要犯谭温江。

史学家王子今认为，清东陵盗宝案是孙殿英有预谋的公然盗宝事件。当代学者苏金星认为，清东陵盗宝案发生后，在中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度掩盖住了各系军阀抢夺地盘的丑闻，与此同时，围绕着珍宝归属，又展开了一系列流血的、不流血的，明的、暗的搏斗。清东陵盗宝案使清东陵受到严重损坏，致使大量文物受损、流失；也加速了守陵人制度的消亡。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依照“优待清室八项条件”规定，对清东陵等清朝陵寝负有保护义务。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镇的清东陵共埋葬有5个皇帝、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其中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东陵建筑相对豪华，随葬品比较丰富。彼时，时局动荡，清东陵附近土匪成群，活动猖，常抢掠百姓。清东陵虽设有守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但守陵人已然断了皇粮，守陵大臣为避匪患常不在署，如毓彭等还经常串通内务府郎中盗窃、倒卖祭陵的金银器皿，如鼎式铜炉、铜丹顶鹤、铜鹿以及盛水的大铜缸等。陵户们则上行下效，也偷偷拆卸陵区建筑，将楠木梁架等予以变卖。而直系、奉系军阀也时常侵入陵区，将陵区古木在内的数十万株树木砍倒、变卖，充作军饷。

1928年春天，一伙土匪盗掘了清东陵清惠陵妃园寝，掠走了全部殉葬品，令当地诸多匪贼羡慕不已。其中有个号称“东陵王”的匪首马福田彼时已为奉军团长，闻讯带领二三百名部下，携带武器，想要盗掘清东陵的马兰峪镇，还扬言说清东陵所有的珍宝都是他的。

1928年6月，军阀孙殿英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第12军军长，所部驻扎在与清东陵仅一山所隔的马伸桥镇。由于孙殿英所部是“杂牌军”，两江总督经常被克扣，多数时候靠自己筹集。在闻知马福田有意盗掘清东陵后，孙殿英决定趁机盗宝筹饷，并派部下谭温江和军师梁朗去北平市，从清朝遗老那里买到了东陵的施工图和藏宝图。

1928年7月，孙殿英收到马福田兵据马兰峪的消息后，急命12军第8师师长谭温江带兵前往，并于当月2日以“剿匪”之名击败了马福田部。此后，孙殿英在清东陵、马兰峪等地到处张贴《军部布告》，宣扬所部此行是为剿匪，且为防死灰复燃，军队将在此安营扎寨；又以军事演习为名实施戒严，层层设岗，占领了陵区所有的交通要道，禁止外人进入。

控制住整个陵区后，孙殿英令谭温江带领两个旅，于深夜进入慈禧陵寝。隆恩殿及东西配殿上的金饰以及宝物很快被洗劫一空。之后，他们进入明楼掀开地面金砖，寻找进地宫地门径，但未能如愿，便抓来了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年迈老人，通过严刑拷打从老人口中得知了地宫地门的方位。又因挥镐抡锹无法打开地宫，他们最终选择用炸药炸开明楼下的金刚墙，才打开了进地宫的入口。

他们以手电照明，顺着入口往下摸走，利用镐、锹等器具，连开两道汉白玉石门，发现了停放在汉白玉宝座上的慈禧的棺。之后，他们先是撬开外棺，又用利刃切开内棺漆口，撬开棺盖，揭下薄木制成的“子盖”，取走了慈禧尸体周围的大件宝器如翡翠西瓜、蝈蝈白菜、玉石粉红莲花、珊瑚树等；又把慈禧尸体抬上棺盖，扒下龙袍，撕毁内衣，脱下鞋袜，搜索其周身随葬宝物。为取走其口中价值不菲的明珠，他们不惜撬开慈禧的牙齿，随后又掏尽金井，将里面所藏宝物尽数取出。盗陵官兵离陵回到驻地后，随从兵张岐厚重新溜进了慈禧地宫，从定陵地下宫殿角落处拾起十几粒珠子，还在龙袍上拆下两把珠子，又悄悄潜回驻地。

在谭温江率部盗掘定东陵的同时，孙殿英又派旅长韩大保率领兵一团、工兵一营、迫击炮一连，从西南苇子峪开进裕陵，赶走了守陵旗人，开始挖掘爱新觉罗·弘历的陵墓。由于不熟悉地宫构造，他们在明楼、宝顶到处乱挖，后来在抓来的向导的指引下，从月牙城琉璃照壁下炸开一个深坑，才找到了裕陵地宫的入口。

因地宫内有很深的积水，他们还派人到天津市买来抽水机，用它将积水排除。随后，他们打着手电筒和火把，蹚着灰泥浆，借鉴打开慈禧地宫石门的经验，顺利打开第一道石门，进入明堂券，盗走了放在东西两侧墙根下小石上的八个小箱子。在接连打开了第二道和第三道石门后，因第四道石门难以用同样的方法打开，他们又用炸药炸坏了第四道石门，闯入了地宫金券。

地宫内陈列着六具棺椁，在他们炸开石门的同时，一具棺椁被压在石门之下。盗匪用利器砍开了其他五具棺椁的外椁，将内棺里陪葬的珠宝玉器、金银器皿等物品抢劫一空，而那些他们自认为没有价值的陪葬衣物、被褥、字画等物品，则被随意丢弃在泥水中。其中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也被抛出棺外。在发现石门下的那具棺椁后，他们利用利器将内棺的棺盖砍出一个大洞，洗劫了里面的陪葬物。事后，经清皇室善后小组人员发现，被石门压住的棺椁正是乾隆帝皇的棺椁。1928年7月11日前后，两股盗宝人马同时离开清东陵，所盗宝物被马伸桥司令部调来的20多辆大车拉走。而其中的一支盗陵队伍撤离清东陵，开往热河途中，偷偷返回定东陵盗宝的张岐厚携珠逃走。

护陵大臣毓彭得知清东陵被盗，悄悄逃回北平市，闭门不出，没敢向住在天津市的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报告。经遵化县知事蒋起隽透露，溥仪方在1928年8月1日前后辗转得知此事。他怒而传毓彭去天津市问讯，彭不敢前去面见溥仪，溥仪只得把毓彭从宗室中除名以解怨恨。其后，溥仪派人在张园为爱新觉罗·弘历、慈禧搭造灵堂和祭坛，另派“内务府大臣"耆龄、“邮传部参议”陈毅以及宗室成员爱新觉罗·宝熙、爱新觉罗·载泽、溥忻等人前往清东陵善后；同时命“御前大臣”向蒋介石、北平市卫成司令阎锡山和各地报馆发出通电，要求严惩盗陵首犯孙殿英。

此后不久，码头探警在从天津开往青岛市的客轮上，查获了两名形迹可疑的旅客，经过审讯得知，他们分别是12军士兵张岐厚和张殿元，其随身携带的两个金戒指以及36颗珍珠均来自慈禧地宫。在此前后，12军第8师师长谭温江在北平准备以10万之价出售所盗珍宝时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抓捕。

1928年8月5日，英国媒体路透社刊发了一则关于清东陵被盗的消息。该消息经过中国各大报纸的转载，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许多民众团体如文化维护会、民族精神振兴社等纷纷电请国民政府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严防流出海外，尽快修陵寝。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令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负责查办此案，而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也于8月10日率领调查组前往清东陵调查。

1928年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海关截获了35箱盗自清东陵的文物。不久，官方又在遵化县截获了24尊铜质佛像和爱新觉罗·弘历书写的条幅10块。而事情败露后，孙殿英上司徐源泉上交了300余件出自清东陵的文物，里面有镶金镯、红宝石、蓝宝石、电气石、翡翠等。

1928年8月18日，爱新觉罗·宝熙等70余人乘汽车去往清东陵，察看两陵损毁情况，并组织人手将盗匪丢弃的尸骨重新装殓。据载，因清裕陵有积水要处理，爱新觉罗·载泽、宝熙、耆龄、陈毅等于8月23日先来到了慈禧地宫，发现慈禧外椁欹斜在石宝床之下，椁盖抛离在墓室的西北角上，椁盖上放着一块薄板，慈禧太后的尸体头北、脚南侧卧在薄木板之下。其时，尸体上身衣物全部扒光，下身着裤，色泽已辨不清了，脚上穿着绫袜，一只袜子已脱掉，扔在身体左侧；背上呈现出拳着大小的斑痕数点，长有白毛，左手搭在后背上，发色青黑，发根仍有红头绳缠绕。耆龄即命旗人妇差用黄绸紧束慈禧尸体，再用黄缎被贴着椁盖掀动，使尸体缓缓翻转落入黄缎被中，发现她唇下有残痕，怀疑这是盗匪从其口中取珠时所伤。妇差们将棺内棺外拭净后，将慈禧重新装殓，还将慈禧早已脱落的牙齿以及剪下来的指甲，用黄绸包好，置于馆内。爱新觉罗·载泽将慈禧死时所赠的两件遗念衣服放置在缎被上，又将在地宫内拣到的15粒珍珠用锤砸碎，放于石床下的金井之中。装殓过程进行了约3个小时。

8月26日，善后小组前往裕陵善后，随员徐榕生在裕陵石门边拾得踵骨一块，载泽、溥仪、宝熙、耆龄先后入内看视，里面棺木横斜，仍有泉眼往外涌水，泥水里散乱着破被、烂衣，几无立脚之地。除以颅骨大小为准辨认出爱新觉罗·弘历的遗骨外，其他已腐败的女性遗骨早已认不出谁是后妃谁是皇后。善后小组人员经过讨论，决定将清裕陵内的帝、后、妃尸骨合葬一在。最终，清皇室善后人员在裕陵地宫修缮了三具棺椁，并将所有棺椁都重新漆饰贴金。其中，乾隆帝棺椁摆放在棺床的正中的棺位上，里面装殓着乾隆帝、孝贤纯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等五人遗骨；乾隆帝棺椁之右棺椁内装殓着未腐烂的孝仪纯皇后遗体；乾隆帝棺椁之左即原本的孝贤纯皇后棺椁的位置，装殓着被盗之后残留的“衾等物”。尸骨重殓之后的次日，地宫的第一道石门、第二道石门及第三道石门也被关闭，并开始填砌隧道，最后封闭地宫的盗口，完成这些工作，共用了8000斤生石灰。

清东陵被盗后的惨状令溥仪等清室成员以及清遗民愤怒不已，而随着清东陵盗宝事件的披露以及国内舆论的发酵，孙殿英为逃脱罪责，四处行贿要员。除了向其上司徐源泉行贿外，他还曾将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送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戴笠，并托他将从裕陵所盗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将从慈禧口中取出的宝珠送给了宋美龄；将慈禧的枕头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

1928年12月中旬，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清东陵盗宝案，直至1929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孙殿英更是安然无事，不久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6月8日，清东陵盗宝案终审。6月15日，军事法庭拟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清东陵盗宝案结束。

1930年春，孙殿英接受阎锡山、冯玉祥的拉拢，开始与蒋介石为敌，还因此被阎锡山任命为安徽省主席。在其交涉下，阎锡山将参与盗宝的谭温江释放出狱。监狱长还为谭温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1943年，孙殿英向与其共事的文强先生述说裕陵和定东陵是自己用炸药崩开的，还讲述了事后向有关要员行贿的细节。此外，他还曾对岳相如将军解释称，他盗宝是因为满清杀他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而其发掘清东陵盗宝有两个好处，第一，报满清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之仇；第二，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

1928年，清东陵盗宝案发生后，又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盗掘清东陵的事件。

1945年日本投降后，清东陵附近的遵化市、兴隆、县3座县城被中国国民党接收，其他农村地区则被冀中军区接收。冀中军区主力部队被调走后，清东陵由当地的地方武装组织看守。匪首王绍义、张尽忠、田大化等乘时局动荡，于1945年底至1946年初先后纠集三四百贫苦群众大肆盗掘清东陵。该次被盗的清东陵陵墓有康熙的清景陵、咸丰的清定陵、同治的清惠陵、慈安陵等。其中，景陵中康熙帝生前最喜欢的玉器九龙杯被盗走。事发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矛头指向冀中军区，中共冀东区委为此成立调查组并成功破案。

在调查组的努力下，九龙杯被追回并上交国民政府。1946年2月1日，审判盗陵案宣判大会在景陵大碑楼前的空地上召开，张尽忠等6个盗陵主犯被击毙，且规定在七天之内不准为他们收尸，借此威慑其他的盗陵犯别再继续作案。

1949年2月，新立村郑存、刘维连等一些人，荷枪实弹进入清东陵盗宝，先后对已经被盗过的惠陵、定陵慈安陵进行了“扫仓”，又盗掘了惠妃园寝、定妃园寝，还企图挖开昭西陵、清孝陵，但最终没有得逞。1951年1月，盗陵犯郑存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刘维连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清东陵盗宝案使清东陵受到严重破坏，造成大量文物流失，“翡翠西瓜”等重要文物至今下落不明，诸多文物如织金陀罗尼经被受损，给中国文化传承带来不利影响。而守陵人在盗宝事件中，未发挥其守陵职责，守陵大臣毓彭更是在事后消极应对，而这也加速了守陵人制度的消亡。

史学家王子今认为，清东陵盗宝案是孙殿英有预谋的公然盗宝事件。

文史学者宋伯良认为，清东陵盗宝案中谭温江是孙殿英的替罪羊。

当代学者苏金星认为，清东陵盗宝案发生后，在中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度掩盖住了各系军阀抢夺地盘的丑闻，与此同时，围绕着珍宝归属，又展开了一系列流血的、不流血的，明的、暗的搏斗。

《乾隆正传》一书中，认为清东陵盗宝案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中原大战发生前后，阎锡山等拉拢为孙殿英故意放任其罪行。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位于湖北武汉的公馆的地下秘室中。1949年，徐源泉去了台湾，并于1960年在台北市病逝。而他是否藏匿了清东陵宝藏、宝藏藏在何处，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1994年，时任新洲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胡金豪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墙似乎是临时砌上去的。此后，他又走访了徐公馆当年的女佣人袁一全，据时年已93岁的袁一全回忆说，清东陵盗宝事件发生后不久，徐源泉也发了财，并修建了徐公馆。公馆建成后，徐公馆附近曾枪毙过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另据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林庚凡回忆，自己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的徐公馆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而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但据徐源泉儿子徐钧武说，1949年，徐源泉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而徐公馆在1931年时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制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但自少离家的徐源泉及其家人并未在此居住。他们也从未听父亲说过清东陵财宝的事，故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相传慈禧近宦李莲英临死之前，其侄子李成武根据他的口述写下了《爱月轩笔记》。据其记载，慈禧入殓前，先在棺底铺上一层厚7寸的金丝镶珠宝的锦褥，上面镶着大小珍珠12604粒，其中，红、蓝宝石85块，祖母绿两块，碧白玉203块。锦褥上盖有一条绣满荷花的丝褥，上边铺满五分重的圆珠，共有2400粒。圆珠上面又铺绣佛串珠薄褥，褥上绣着二分珠1320粒。慈禧尸体头顶荷叶，脚踩莲花，寓意步步生莲。其中，头部所放置的翡翠荷叶重22两5钱4分，脚下放置的粉红色大莲花重36两8钱。此外，该书还有多处关于慈禧随葬品的清晰记载。

但历史学家和学者对《爱月轩笔记》的真伪有所争议。学者刘轼等认为，《爱月轩笔记》与清宫档案的《内务府簿册》中关于定东陵随葬品的记载出入很大，不但数量有差，品种也大不相同，且记录得过于详细，而相比之下《内务府簿册》来源更加可靠。学者徐鑫认为，虽然《爱月轩笔记》中记载的很多珍宝，在清宫档案中却没有记载，但因其作者是李莲英的侄子，李莲英又参与了慈禧入殓的全过程，而于慈禧地宫发现的陀罗尼经被等与《爱月轩笔记》中的记载相呼应，但清宫档案中也没有记载，说明《爱月轩笔记》是具有一定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他还推测《爱月轩笔记》记载的是私人贡献的私档，不入公账，才和清宫档案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