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1568年~1630年），顺天府大兴（今大兴区）人。明万历初入宫，万历十年（1582年），被册为淑嫔崔氏，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为德妃，次年，进为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进封慧贤皇贵妃。

郑贵妃最受明神宗（朱翊钧）宠爱，因此明神宗有意避开长子朱常洛，另立其子福王朱常为太子，引起国本之争（立储），导致各党派纷争不断，相继发生“妖书案”“梃击案”，牵连波及众多朝廷官员，郑贵妃皆牵涉其中。明神宗驾崩前遗命要封郑皇贵妃为皇后，明光宗即位，因朝臣反对作罢。后光宗死于“红丸案”，朝臣也认为与郑贵妃有关。崇祯三年（1630年），郑贵妃去世，谥号为“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于银泉山。 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皇贵妃的孙子南明弘光帝（弘光帝）追尊祖母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明史》载有：郑贵妃并无干政夺嫡的阴谋，只是因皇帝过于宠爱，才招致诽谤。对此持不同意见，有鲁迅祖父《恒训》所说：郑贵妃受魏忠贤迷惑，觊觎嗣位，致使开封市遭难，真是阴险毒辣，耗尽了国家的气数。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朱翊钧与王皇后大婚三年，王皇后未有生育，又因后宫嫔妃不多，未得皇子。依照遴选九嫔旧例：“选淑女以备侍御，在民间选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及父母身家无过者的女子。”并特意嘱咐“安静行事，毋得因而骚扰”。

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册封九嫔，出身于顺天府大兴区普通家庭的郑氏位列其中，被受册为淑嫔。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七月二十六日，明神宗谕内阁，淑嫔崔氏郑氏因孕，晋封德妃，是为九嫔中第一位封妃之人。八月七日举行册封礼，册封淑嫔显肃皇后为德妃。朱翊钧在德妃册文中夸奖郑氏：“柔嘉玉质，婉兰仪。”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郑贵妃诞下皇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明神宗大喜，当即要求取太仓银十万两，光禄寺银五万两来庆祝小公主的新生。

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贵妃第二次怀孕，八月七日，明神宗进封德妃郑氏为贵妃。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郑贵妃生下皇次子朱常溆，小皇子不幸当日夭折。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十九日，明神宗追封皇次子为哀王，遣成国公朱应祯、大学士申时行持捧节册行礼，后安葬金山。

据《先太常公传略》里的记载，郑贵妃身怀皇次子时，宠冠后宫已三年矣，朱翊钧与之戏逐，而伤身，致皇二子早夭。郑贵妃因而怨怼于明神宗，神宗怜惜贵妃，便与其私下盟誓，若再有生子必立为东宫。

万历十四年（1586年），破五节，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朱常洵），大喜过望的明神宗命取太仓银十五万两，用以庆祝皇第三子出生。祖制规定，皇位实行嫡长继承制。长子朱常洛是侍候太后的一个宫女所生，明神宗听说她怀孕时，极力否认，直到太后给他看慈宁宫所记录的《内起居注》时，才承认。因皇长子之母王恭妃不得进封，且赵顼一直拖延册立太子，朝臣疑心郑贵妃图谋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便争言立储，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朝政，神宗概置不问。

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上疏，奏请立皇长子为太子，被明神宗以“元子婴弱”为借口，推迟两三年再行册立。大臣们极力劝谏，明神宗对此只批示“遵前旨行”，并于是日谕礼部：“贵妃郑氏，进封慧贤皇贵妃。”明神宗大怒，惩罚了其中官职较低的大臣，将他们解职。之后神宗下旨将三子朱常洛、朱常浩、朱常洵，并封为王，企图推迟册立太子。大臣们集体反对，才将旨意收回。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故请先册立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后及郑氏，并立皇长子为东宫。”明神宗在看到此疏之后震怒，手颤不能御笔，以手拍御案几裂，贬姜应麟极边杂职，为广昌县典史。连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都请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遭明神宗严厉斥责，被撤职削爵。

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神宗册封贵妃郑氏为慧贤皇贵妃。郑皇贵妃的册文中除了官方文书用来夸奖后妃的词句之外，有两句是明神宗特意加上的：“朕孳图治，每未明而求衣；尔肃肃在公，辄宣劳于视夜”。意思是朕隐居深宫，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明神宗实录》、《万历起居注》以及《酌中志》的记载，可知：”皇贵妃郑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封寿阳（宁）公主，驸马冉兴让所尚者也。“郑贵妃共诞育三子三女，是朱翊钧后宫诞育子嗣最多的女性，从万历十二年皇第二子朱常溆出生，到万历十九年，周端妃生下皇第五子朱常浩，后宫中只有郑皇贵妃一人诞育子女。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郑贵妃在北京朝外街道的北京东岳庙祈福立碑，碑文由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锡爵亲自撰写，在碑文中竟出现了“皇三太子”的称谓。

万历十八年（1590年），侍郎吕坤在担任山西省按察使一职时，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编《闺范图说》一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太监陈矩见到此书后，呈给朱翊钧，明神宗将书赐予郑贵妃。而后，郑贵妃出资将此书新添后妃一项，增加了包括她在内的十二位同时代的女性，让其伯父郑承恩刊刻重印。郑贵妃为此书作序：“予昔观《河南饥民图》则捐金赈济，今观《闺范图》则用广教言，无非欲民不失其教与养耳！”表示她对百姓的教育和生计同样关心。之后，言官戴士衡弹劾吕坤进献书籍，结实郑贵妃，包藏祸心。明神宗下旨解释，因《闺范》书理与《女鉴》相符，便赐予郑贵妃，呈告诫之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命名《忧危议》，首载汉代由妃而进位中宫的明德马后，意指郑贵妃，而显肃皇后刊刻此书，是想借己子为太子。文章化名“朱东吉”设为问答。“东吉”就是之东朝。书名为《忧危》，因吕坤曾经有《忧危》一名的奏疏。因借其名更加讥讽，意指郑贵妃想要夺得嗣位，掀起立储风波。郑贵妃兄长都指挥郑国泰、伯父郑承恩上书自辩并疑此书为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撰。朱翊钧将戴、樊二人流放，并下令此事不得进一步深究。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名为《续忧危竑议》又在社会上流传。这时太子已经册立，大学士朱赓得到这本书便呈给明神宗。该书托名“郑福成”设为问答。“郑福成”就是指郑的弘光帝应当成事。抨击几位官员一再蓄谋反对太子，支持郑贵妃之子，其中包括大学士沈一贯和几位郑贵妃的亲属。明神宗大怒，下令彻查，命锦衣卫火速搜捕，许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最后抓到一个叫生光的，叛处极刑，此案才算了结。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卫，直至前店，后被内监捕获。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郑贵妃宫内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于是朝中内外皆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立朱常洵。郑贵妃向神宗哭诉，对太子极力解释，后神宗、太子均不再追究，下令将张差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击毙，事情得以平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王皇后病逝，朱翊钧拖延皇后葬礼，逾三月都未为其上尊谥写神牌神主的情况下，明神宗病危时依然对太子留下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病逝，八月，朱常洛即位。郑贵妃从侍女中挑选八名美姬进献给光宗。数日后，光宗患病。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用去热通利之药，使光宗腹泻不止，病情加重。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治。李可灼诊病后进一红丸，光宗用药后，稍有好转，再进一丸，光宗服用后去世。有官员上书认为此事与“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直指光宗之死与郑贵妃有关。光宗驾崩不久，朝臣兵科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人，并威逼利诱郑贵妃的侄儿郑养性，使郑养性力劝姑母郑贵妃迁出乾清宫，移居慈宁宫，此事久之始息。

朱由校年间，魏忠贤专权，郑贵妃居仁寿宫养老。

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二十五日，郑贵妃逝，年六十五岁，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戊子，郑皇贵妃的孙子南明弘光帝朱由追尊祖母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鲁迅祖父《恒训》所载：明朝郑贵妃，受魏忠贤的迷惑，以庶子身分夺取嫡长子的继嗣地位，又传灭国，骄纵其子淫虐，汴京遭难，江南葬送到伊孙手中。真是阴险毒辣，把国家的气数都耗尽了。

清朝张廷玉等撰《明史后妃传》中记载：万贞儿、郑贵妃，她们没有干政夺嫡的阴谋，只是因为皇帝过于宠爱，才招致诽谤。

明朝文学家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明宪宗万贵妃受宠时已不是少女，恩宠并不衰减，就像如今朱翊钧专宠郑贵妃，也有三十年了。从郑黄贵妃参选九嫔进宫，一直到明神宗驾崩前，留下立郑皇贵妃为后的遗言，正如沈德符所说，三十八年了。

美籍华人教授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记载：显肃皇后之所以赢得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容颜貌美，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求，如专恃色相，则宠爱不能如此历久不衰。

安徽黄山慈光寺中，存有郑贵妃制作的袈裟，一直保存到乾隆。在洪稚存（洪亮吉）《附轩诗集》中，载有《慈光寺观明贵妃所制袈裟》诗。诗云：老僧破衲生春风，褊如云降九重。九重鬼神识真意，监识万缕霞光红。霞光红逾山川日，内府珍奇此其一。三番宫女催绣迟，一骑中官人云疾。万人集福归一人，神器已曳空中陈。祖宗朝庙自有法，欲假佛力回明神。呜呼!乾宁宫中职何旷，天地兵戈开甲帐。东南织造苦不支，一半今归法王藏。当时恩重惭孤僧，讽经朝夕启大乘。披衣入座祈冥福，日月已暗长明灯。沧桑一百年，遗物犹久存。诗句全意为普门大师晚年进入京城，想要说服魏忠贤报答明朝恩德。不幸中途圆寂，未能达成心愿。

郑贵妃幼时家贫，父亲将其嫁给孝廉为妾，离家后日日啼哭，孝廉怜悯，又把她送回家，也没有要求归还聘礼。郑氏感动，脱一只鞋送给孝廉，无以为报。之后郑氏入宫，得到宠幸，想起旧事，忘记那人姓名，便命人到集市售卖另一只鞋，承诺千金，结果没人回应。之后孝廉拿另一只鞋，果然合为一双。郑贵妃告知圣上，若不是孝廉帮助，可能就遇难而亡了。因孝廉善良，提拔其至官盐运使。郑贵妃懂得知恩图报。

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内的一通万历二十年（1592年）所刻有《东岳庙碑记》的石碑，其碑文内容和碑阴题名透露郑贵妃及其心腹宦官的信息。明朝《大明会典》中规定，其中泰山之神便是国家正祀之神。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建于元代，为正一派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兴建，是国家正祀之所在。在明代，凡国家大事，如祈丰、求雨、嗣承大统、或元子诞生，皆祭告泰山。泰山可主东宫之位，东岳庙碑记载“大明皇贵妃显肃皇后、暨皇三太子，集诸宫眷、中官”等人，在东岳庙敬神祈福之事。皇三太子，明显是越。郑贵妃争立国本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明代外戚研究》一书就写道：“万历年间，备受眷宠的慧贤皇贵妃郑氏家族恩荫授职人数也远远多于皇后王氏家族。郑贵妃的父兄、侄子，还包括她的伯父、堂兄，都受到朱翊钧的眷顾，屡屡破例晋升。

《酌中志》记载，郑皇贵妃与明神宗曾亲自为朱轩媁挑选驸马。御前亲选之日，郑皇贵妃作为女眷并不能面见外男，便端坐于帘后，明神宗则“隔帘向郑娘娘指而目之”。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河南省遭遇天灾，大学士王锡爵上疏明神宗，写了一篇《劝请赈济疏》请求发内帑之银赈灾。民饥荒乱，有吃树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图，欲上使朕知民饥荒乱，速行赈灾之事，以救危亡于旦夕。慧贤皇贵妃听说后，自愿出钱五千两，用以救济灾民。朱翊钧对郑贵妃下旨称赞。

据《祁州旧志》载：“贵妃石，在伍仁桥，桥建于明神宗三十七年，长二十余丈，中空有小石砌北壁上镌郑贵妃数字。贵妃桥，又名伍仁桥，位于河北省安国市，始建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历时三年，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竣工，乃为郑皇贵妃出资敕造，故名贵妃桥。桥身全长57.62米，宽7.5米，为五孔联拱石拱桥。系采用明代典型官式营造方法所营建，顶部有大理石一块，上刻：“大明万历岁次庚子秋季立，郑皇贵妃敕赐修建伍仁桥”，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贵妃石。1982年7月该桥被列入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6年6月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贵妃墓，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陵区内，在万娘坟村（万贵妃墓）而南约1000 米处的银钱（泉）山，坐北朝南。园寝形制除多一重外罗城外，其余与万贵妃墓基本相同。建筑已毁，只存基址。内城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9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