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原名《文子》，是在春秋末、战国初时由老子（老子）之徒“文子”文子所作。文子，姓辛氏，号计然（春秋时期实行姓氏分流，男子称氏不称姓，而氏会随着男子的封地或官职产生变化）。该经祖本曾毁于秦始皇嬴政的“焚书坑儒”，后由于政治需要，在秦汉之际基于祖本原有内容的基础上重新编成《文子》。在唐朝时，《通玄真经》在道家典籍和学派里广为流传，李隆基天宝（公元742年）诏封其为《通玄真经》。

《通玄真经》作为道家著作，重点论述了道家“道”、“气”本体论和事物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追求自然的“圣人之治”、“圣人之道”，兼容儒家“仁义礼”思想、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在政治上讲求任人唯贤、各得其所、因地制宜，以众人之力行利民之事，各处自然而心服，使民心顺服。《通玄真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伪书，直到竹简《文子》的出土，才引起了人们对它重要性和地位的认识。如今保存较好的注本有徐灵府《通玄真经注》、朱弁《通玄真经注》和杜道坚《通玄真经义》，统称为今本或传世本《文子》。另外，还有出土文献残本敦煌遗书《文子》、八角廊汉墓竹简《文子》。

《通玄真经》是具有重要地位的道家著作，上承《道德经》哲学，下启黄老道家，思想上主要以道家老子“圣人之道”、“圣人之治”无为而治思想为核心，是老子道家向黄老道家发展的过渡桥梁。“通玄”即为“通向老子道家思想”的意思，《通玄真经》以问答体例行文，在道家思想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老子的思想，融汇了其他家学说的长处，顺应了汉初的政治需求和民心所向，帮助汉初国家休养生息、社会稳定发展。

在天宝时期，老学被称为“玄学”，因为《文子》内容是对《老子》思想内容的阐述讨论，文字以问答体例，从而阅读《文子》能便于对老子思想的理解，所以后改名时改为“通玄”——通为“通向”、“通晓”之义，“玄”为老子的道家思想，“通玄”即指《文子》对《老子》的思想内容高度领悟。而道家老子派系者及其书又被尊称为“真人”和《真经》，所以老子之徒文子便被号为“文子”，《文子》便改名为《通玄真经》。

如今现存的传世本《通玄真经》在形成过程中有着历时性差异，其形成过程漫长。《文子》的祖本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文子之手，在战国末期法家韩非子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书，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姬宜臼问，似依托者也”，唐朝魏徵《隋书·经籍志》记录为：“《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录》十卷”。祖本后被秦始皇嬴政“焚书坑儒”。直到秦汉之际，盖公黄老派系为适应时代需要，在残留的祖本基础上重新编成《文子》一书。除了传世本《文子》，如今现存于世的版本还有1900年发现的敦煌市遗本《文子》，1973年出土的八角廊简本《文子》。而自从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简残本《文子》出土后，学者们都承认传世本《文子》是有所源流的，它和竹简本《文子》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简本成书于传世本之前，敦煌遗本《文子》则是简本与传世本的过渡本。

天宝时，李隆基天宝元年，《文子》一书地位显赫，将其修撰定本改名为《通玄真经》，人们随之空前关注《文子》，《通玄真经》也因而被收录进《道藏》中。之后，《通玄真经》的注本逐渐增多。北魏李注疏《文子》十二卷，唐道士徐灵府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宋人朱弁作《通玄真经注》七卷，元人杜道坚作《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这些都更加有利于《通玄真经》的传播。

明清以后，人们更多地是节录《通玄真经》内容，或校订，或品评，很少有人再完整地注疏《通玄真经》。当明朝编《正统道藏》时，《文子》因天宝以来作为道教经典的地位被以《通玄真经》之名收录其中。距今保存最完整的注疏，便是《道藏》中收录的内容——徐灵府、朱弁、杜道坚的注本。

1973年简本《文子》出土后，《文子》的研究价值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88年复旦大学出版《文子要诠》，2000年王利器的《文子疏义》被编入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且出版，2004年李定生和徐慧君的《文子校释》由上海古籍出版。

注释本比较：

今本《通玄真经》共39231字，全书一百八十八章，分为十二卷，其篇目依次为《道原》《精诚》《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其中道家“道德”概念贯穿全经，第二重点便是养德修身以治国之理，内容论述从世界万物本源之道的追溯，到对人事和国家的治理。

《通玄真经》的首篇《道原》便以《老子》的“道”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一系列阐述说明，之后的《道德》、《自然》、《下德》篇中也有提及。“道”先天地万物而生，变化莫测，演化万物而又存于万物之中。“道”同于“气”，“气”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阴阳衍生世间万物，都是因为“气”而产生发发展，而气自身又具有不同的形与质，可以分为不同类，不同的气构成不同的事物，所以有四时、阴阳、万物之分：“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刚柔相成，万物乃生。”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世间万物处于饺子精深的状态，混元之气浑然一体、寂然清澄，沉重混浊的气下降成为大地，轻微的气上升成为天空，气体分离而化成了四季气候，又分离化成阴阳之道，精华之气为人体之气，粗浊之气为虫体之气，刚柔并济，世间万物才能够生长繁衍。

《道原》之后的《道原》《精诚》《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篇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所谓“无为”就是不干涉事物的发展变化，“无治”就是不干扰和改变自然发展的规律，万事万物处于顺势自然、适宜自得的状态，从而能够自在地蓬勃发展，“清虚者，天之明也，无为者，治之常也”，即在清静虚无之中，天地自然而然地发展，自然明朗虚静，不干涉事物的发展，无为而治，万事万物自然按照规律发生发展，阐述了“无为而治”的概念，主张君主要修身养德，追求“道”意和“无为而治”，主张要“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即做到适欲克制、耳清目明，不为外物所诱惑伤神，不掺杂私欲，做事遵循道理，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从而做到“圣人之治”。

《通玄真经》中的《微明》《自然》《上仁》《上义》篇还继承并发展了《老子》中的辩证思想，不仅阐述了有关事物性质变化的“理”，而且还发展性地认识到了关键节点“量变”的作用，从而提出“积德成王，积怨成亡，积石成山，积水成海”，积累道德可以成王，积累怨恨会造就死亡，积累石头可以成山，水滴积累可以成海，强调“积”的重要性，即事物量变质变的积累过程。同时，《通玄真经》还看到了“和”的重要性，“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积累阴气则无法产生，积累阳气则无法化形，只有阴阳相调，才能使万物和谐生长，“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所润，道德之所伏，皆同一和。”天地之所以能够承载的，日月之所以能够照明万物，阴阳之所以能够协调，雨露之所以能够滋润万物，道德之所以能够俘获人心，都是因为和谐的原因。

《通玄真经》中的《下德》《上仁》《上义》《上礼》四篇包容吸收了儒家的仁、义、礼等有益于治理国家的思想，既提倡仁义礼乐，又指出“仁义礼乐”不及“道德”，只是道德的一种低层次体现——“仁义礼乐所以就败也，非治通之道。”仁义礼乐导致了政治失败，不是治理通达的方法，文子主张将“贵身”与“重义”结合在一起，提出要陶冶自身的品德，强调天下之大利与仁义的重要性——“身之所重也，比之仁义即轻”，生命没有仁义重要，并以儒家的仁、义、礼等思想来作为衡量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的准绳——“圣人一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圣人用仁义当作行为准绳，在绳子中的可以称为君子，不符合绳子的可以称为小人。

《通玄真经》在《道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篇中吸收法家思想。《上义》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指出法律产生于道义，道义产生于民众，民众需要做到合乎人心，这是法治的关键；“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悬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沉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贼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使公道行而私欲塞也”，法律是天下百姓行为的准绳，君主行为的标准，犯法者要被法律惩治犯法行为。在制定好法律后，要做到奖赏遵循法律者，惩处犯法者，法律惩处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一律平等。犯法者，就算有贤能也要诛杀，遵遁法律者即是没有才能，是为了让公道运行而抑制私欲。在以“德”为最高范畴的前提下，主张法治与德治并立，因时而变，强调“法与十变，礼与俗变”，法律要跟随时代变化，礼法要随着世间变化，其法治以“人性”为先，让百姓能够按本性自然行事，以百姓的喜恶、伦理倾向为标准，顺应民心，让百姓自愿行善。

《通玄真经》在《道德》《上仁》篇中吸收了墨家爱贤思想——“知贤之谓智，爱贤之谓仁，尊贤之谓义，乐贤之谓乐”，即识清贤明之士是智慧，喜爱贤明之士是仁义，尊重贤明之士是道义，同时还关注社会问题，融合了墨家节俭利民、尚贤的思想，主张君王一方面要节流开源，让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古者明君，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必记岁而收，量民积聚，知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奉取”，即明君应该节俭有度，节用增收以利民惠民从而安天下，另一方面主张君王要合理的利用人才，不看尊卑贵贱，任人唯贤，让臣子各守其职，以众人之力治理国家。

“九守”是指道教修行守内的养生处事之道，最终目的是达到“圣人”、“真人”的境界，即《通玄真经》中《九守》篇说到的：“圣人内守而不失外”和“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即圣人能够精神内守且不为外物所动，躯体不超越精神的控制。“九守”虚指九项，实则十项，包括守虚、守无、守平、守易、守清、守真、守静、守法、守弱、守朴十个部分。其中，分别对应了“道”中“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的形象。

“虚无”为看透世界万事万物的虚无本质，从而洒脱自然，即“因时而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轻天下即神无累，细万物即心不惑，齐生死则意不慑，同变化则明不眩”，安守自我，安于其位，满足于自己的事业，看轻天下的重量从而精神不疲惫，看透万物而心中不被迷惑，把生死看作是一样而不受到生死的威胁，不为外物的变化所扰，；“平易”为无欲无求，怡然自得的状态，即“精耳不听，闭口不言，委心不虑，弃聪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无好无憎，是谓大通”、“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即通达的意思是不听世间纷扰诱惑，不过分思虑，放弃故作聪明地思考，平静安宁，没有过分喜爱和憎恶，修心理性，和谐适宜，沉浸于修道而忘记卑贱，安于道德而忘记贫穷；“清静”为神清智明、淡然静漠，“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澹然无事，势利不能诱，声色不能淫，辩者不能说，智者不能动，勇者不能恐”，即不掩饰心神，通达洞明，不贪图势力声色，不能被辩论者所说服，不会被智者所说动，不会被勇者所恐吓；“柔弱”为温和谦虚、耐心守静，即“大以小而成，多以少为主”、“圣人卑谦，清静辞让者，见下也”，即耐心守静，懂得积累的道理，卑谦礼让；“纯粹素朴”为纯朴逍遥、合乎人性，即“所谓真人者，性合乎道也”、“以不化应化，千变万转而未始有极”，即心性合乎道的人是“真人”，以不变应万变，世间变化终有极点。

《通玄真经》作为道家经典著作，对后世和道教的传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经关于老子的道家学说思想启发人们关于道教思想的思考，引导人们便于理解道教玄妙莫测的思想，影响了人们修“德”悟“道”的修行方式和深刻程度，从而便于道教思想传承、推广、发展下去。其次，《通玄真经》作为道教真经，其在汉朝、唐朝的显赫地位都有力地推动了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在唐朝时，《通玄真经》被列为道教四部经典之一，纳入科举考试内容，并置有博士讲学，引起了人们对其的广泛关注，从而注疏本不断出现，对道教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通玄真经》上承老子道家学说，下启黄老道家派系，该经内容为对老子道家思想的传承，且融合了其他家的思想，如采用儒家仁义礼为行为准绳、法家依法治国思想、墨家知贤善用的主张，呈现出黄老道家派系包容发展的特点，其地位在曹操推动下如水涨，对“黄老之学”的发展与盛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虽然人们公认文子为《通玄真经》的作者，对他是老子的徒弟也没有什么质疑，但对于文子的具体身份却又多种猜测，仅仅是先秦典籍记载便有十七位“文子”，人们纷纷提出自己所找到的证据进行论证分析，其中比较有名但依旧存疑无法确定的是“文子”说和“文种”说。

“计然”说：北魏李暹在《文子注》中记载文子为老子之徒、范蠡之师，姓辛氏，葵丘上人，字文子，号为计然，而元人杜道坚则将文子与战国中期思想家宋钘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子是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字计然，号为文子。而葛刚岩则以为这种“计然家”说并没有确切证据，而如果确有其事，那班固应该会记录注释下来，但实际是没有。

“文种”说：清人江在《读子卮言》中论述文子姓文，出生于楚并在楚地为官，而死于越地的说法，并举出证据：范蠡从文种的书中看到和《通玄真经》中相似的内容——“狡兔得而猎狗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且文种曾经在楚国为官，所以有与楚平王问答的机会，而《通玄真经》中确实有“平王”的存在。

《通玄真经》中以“平王”和“文子”的君臣问答形式进行，然而关于“平王”具体到底是哪位“平王”却难以肯定。唐朝以前主张为“姬宜臼”，宋朝以后则认为是“楚平王”。

班固记载是周平王问文子，而唐代徐灵府在为《通玄真经》注释时沿用了这一说法，但《周氏涉笔》却认为虽然往往认为是周平王，但他提出是楚平王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楚平王的说法逐渐越来越有影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也认同楚平王的说法。

等到简本《文子》出土后，李定生又提出“奇平公”的说法，认为是战国初期的齐平公。葛刚岩则通过各种资料的对比分析，认为周平王的可能性更大，更加符合实际。

先秦之际：不仅文子本人的身份和所处的年代并不清晰，《通玄真经》的具体成书时间也因为存疑。李定生以战国晚期的韩非子曾言读过《文子》为由，而推测其成书时间应该是在战国中后期；王葆玄依据出土简本《文子》和《通玄真经》中对于帝王的“人君”称谓而认为其成书时间应该是战国中期以后。

汉初：而张岱年因为《通玄真经》中的社会主义内容所关注的问题和背景更贴向于汉初时期，而猜测《通玄真经》应该是汉初古籍；吴光也认为《通玄真经》可能是著作于韩非子之后，刘彻之前，是在《淮南子》成书之前，由黄老学派依据文子而所作。

自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以来，文子的身份与《文子》的真伪就一直受到广泛的争论。唐朝以来，“驳书”说、“伪书”说盛行于世。唐代柳宗元在《辨文子》中云：“然考其书，盖驳书也”，柳宗元认为《文子》内容杂乱，是驳书。宋人黄震明和国学大师章太炎则都认为《文子》是伪书，梁启超提出：“此书自班氏已疑其伪托。传世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他们认为《文子》大半内容是抄袭《淮南子》。直到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简残本《文子》出土后，《文子》的真伪问题已经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人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止水，以其清且静也。——《通玄真经·九守》

混混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通玄真经·上德》

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通玄真经·微明》

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通玄真经·微明》

夫乘舆马者，不劳而致千里；乘舟者，不游而济江海。——《通玄真经·上仁》

是以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通玄真经·上仁》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通玄真经·上义》

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通玄真经·上礼》

李隆基崇道，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将《通玄真经》奉为道教真经，与庄子的《庄子》、列子的《列子》、庚桑楚的《洞灵真经》并列为“四子真经”，成为除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说，这对道教的传播与推广起到了重要影响。

唐朝道士徐灵府曰：“其书上述皇王帝霸兴亡之兆，次叙道德礼义衰杀之由，莫不上极玄机，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奥，其辞文而真。 故有国者虽淫败之俗可返朴于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质可复至命于自然。”徐灵府还在《通玄真经注》的序中写道：“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时天下治。”

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坚亦称：“《文子》归本《道德经》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萃万古为一编，诚经世之枢要也。”

《通玄真经》成书于秦汉之际，以问答式体例行文，采用“老子曰”开篇，表明了其主要内容是对老子道家思想的诠释与发展。文中大量用韵，从文体来看，它属于战国时期的南方派——同《老子》一样，文中都用“兮”字和“是谓”，常用排比句。《通玄真经》注重押韵，其语音属于战国中后期的楚方言。

《通玄真经》是道家老子之徒文子所作，文子师承老子的思想，集百家所长，在《通玄真经》中采取以道家思想为主，儒家法家等思想为辅，互相融合采纳的形式，吸收有利于治理国家的治国思想策略，融合道家温和、追求“自然”与“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