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日文名：さいごう たかもり），通称吉之助，号南洲，1828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鹿儿岛，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维新三杰之一，1877年9月24日兵败而死。

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人物，因在维新运动中领头推翻幕府统治，功勋卓著，晋升为大将，与同是名臣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后因与大久保等人政见不合，辞职回家乡鹿儿岛市，并参与发动叛乱，兵败身死，死后他的官位遭剥夺，但在民间同情他的人很多，在1889年（明治天皇22年）获得恩赦予以恢复名誉，并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塑像。

1828年1月23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的鹿儿岛。他的父亲是个下级武士，职务是分管税收的低级官员。大久保利通是他的邻居，也是他童年时的伙伴。西乡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养成了尚武的习性。成年后他担任藩属书记官多年，与大久保利通一起向名儒学习中国的阳明学和朱子学，又向当地高僧无参和尚学禅。1844年（弘化元年）18岁时担任郡方书役助，之后成为书役，一直工作到26岁，在此期间，在要求农政改革的意见书中被藩主岛津齐彬看到。

1854年（安政元年），时年26岁的西乡隆盛初次见到第11代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当时的西乡还是一个负责确认道路、桥梁施工及大米生产情况的下级官员，他跟随岛津齐彬来到江户参，获得庭方役的职位。

西乡隆盛28岁成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随从，受到齐彬改革思想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动“公武合体”运动，旨在实现皇室和幕府的合作。1858年，齐彬去世，由忠义接任藩主，实际掌握权力的是久光。西乡得知消息后曾打算殉死，但被月照和尚劝阻并告诫他要实现齐彬的理想才能更好地表达忠诚。之后，他在平安京和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计划除掉保守的幕府高官井伊直弼。然而，井伊镇压了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在逃离京城时幸免于难。他们返回鹿儿岛市，却被命令离开萨摩藩。面对勤王事业的挫败，他们感到绝望，在鹿儿岛湾乘船投海自尽，但被船民及时救起，西乡则命悬一线。久光将他流放到日本最南面的奄美大岛。

1862年，在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下，西乡隆盛返回萨摩藩。久光原本打算利用他的声望继续推动“公武合体”计划，但西乡反对，认为久光的声望不够。久光愤怒之下将西乡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移到冲永良部岛，该岛是流放重犯的地方。久光的命令是将西乡囚禁起来，于是地方官让工人建造了一个牢笼式的囚室。这个牢笼由竹制的围栏和茅草屋顶构成，勉强能遮阳，但无法阻挡酷热和风雨，还有不停袭扰的蚊虫，西乡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在囚室里安静地坐禅，等待死亡的降临，一位名叫土持政照的看守不忍看他这样死去，找到地方官提议，为西乡提供一间房子，改善了西乡的生活条件。

在1864年，由于藩士的要求，岛津久光下令召回西乡，派了一艘蒸汽船去接他。回到鹿儿岛县后，他被委以统率萨摩陆海军的大权，并与大久保利通合作，开始进行藩政改革。这个时期是日本国内政局混乱的时期。首先在7月发生了长州藩派兵攻打皇宫的严重事件，原因是幕府排斥长州藩对皇室的控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禁门之变”。长州军队向皇宫开炮，但遭到各藩卫戍军的反击。事后，幕府下令各藩联合讨伐长州，西乡被任命为征长联军的实际指挥官，在这个时候，西乡隆盛的对日本前途的看法发生了改变。1866年7月，他在大阪见到了胜海舟，胜海当时是幕府的海军司令官，胜海舟认为幕府政权已经无可挽回，主张通过强大的藩族联合来推翻幕府，进行改革。这次会面使得西乡对事物产生了新的认识，逐渐坚定了他倒幕的决心。在第一次征长战争中，西乡倾向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率领一支15万人的大军到达长州边界后就停止了进攻，迫使长州藩主交出支持袭击皇宫的三名家老的首级，并处死了四名参与袭击的官员，然后解散了征长军，在幕府组织第二次征长战争时，萨摩藩拒绝出兵。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去世，由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直受到压制的倒幕派利用宫廷形势的变化开始准备武装推翻幕府。在土佐藩的坂本龙马的斡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了“萨长同盟”，随后又与土佐藩结盟。这几个西南强藩决心联手讨伐幕府。1867年12月9日，西乡、大久保和支持他们的公卿联合发布了“王政复古”的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要求德川庆喜立即辞去职位。德川庆喜等旧幕府势力不愿交出权力，导致战争爆发。1868年1月，在平安京的鸟羽和伏见地区，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在西乡的指挥下，讨幕军击败了三倍于自己的幕府军队，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向东行军，包围了江户，被临时任命为江户守卫司令的胜海舟向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说明了国内外的形势，促使庆喜下定决心投降。3月，西乡在江户见到了胜海舟，这次会面再次使西乡改变了主意，同意签署一个相对宽大的投降协议，准许庆喜退位回乡，胜利归来后，西乡因为战功卓著而受到奖赏，被授予正三位的官职，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的人。

功成名就的西乡隆盛开始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萨摩藩主，这对他的“忠臣”形象有所损害，因此在1870年1月辞去了职务，回到鹿儿岛县担任藩政顾问，1870年12月，在大久保利通劝说下，他再次回到了东京（当时的江户城），致力于组建一支近代化的新式军队，将他从萨摩带来的军队改编为近卫师团，随后，政府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原本的藩主们交出权力，保留他们藩内税收的十分之一作为终身俸禄，西乡支持了这一改革。

在1873年，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争执，围绕对朝鲜的外交问题展开了所谓的征韩论争。朝鲜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宗藩关系，因此不愿意向日本开国。一些日本高官主张派兵去朝鲜，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而西乡隆盛则主张派遣一个外交代表团去了解朝鲜的真实意图，并亲自带领这个代表团。随后，西乡热情地游说其他人支持任命他为前往朝鲜的特使。

在西乡写的信中，他透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希望自己在朝鲜被暗杀，借此引发一场战争，以展示日本的军事实力。而大久保利通则认为这样的行为过于鲁莽。大久保并不反对出兵朝鲜，只是认为在入侵之前应该先处理好其他重要的内外事务，他反对的是“急于行动”。这引起了西乡的愤怒，他称大久保为“萨摩第一大懦夫”，并在第二天宣布辞职。

西乡隆盛回到家乡，起初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关心，而是沉浸在他喜欢的消遣娱乐中，他唯一参与的公共事务是关心私学校。这种学校实际是军校，分为枪队学校和炮队学校。西乡县被这些学校尊为精神领袖，学校到处挂着他的语录。1873年中央政府下令取消武士特权，不许武士佩刀（废刀令），将武士的俸禄转为30年期的公债（秩禄处分），此举措导致武士出现了过激行为，有些地方的失意武士还发动了叛乱，相继遭到镇压。

1876年新政府又出台了两项法令，一是废刀令，一是金禄公债证书条例。带刀本是武士的的特权，废刀令意在废除武士特权，消除其与平民的身份差别；第二项法令是政府用公债购买武士的知行地，看似两平交易，实际上因为公债贬值得厉害，武士失去了糊口的土地，生活上走投无路，荣耀也被剥夺。

在1877年1月，政府派船运送军火到萨摩地区。这一消息引起私学校学生的愤怒，他们袭击了鹿儿岛县军火库，抢走了武器和弹药。不久之后，发生了一起恶化局势的事件。学生们在学校中捕捉到一个叫做中原尚雄的人，据称他是由东京警视厅派来的密探，任务是暗杀西乡隆盛，中原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他的口供真实性存在怀疑，但学生们相信这些证据确凿，甚至连西乡自己也相信了，尽管事发时西乡正在外地打猎，但他依然返回鹿儿岛带领叛乱者，打算去东京质问大久保利通，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开始了战争动员，萨摩军队的主要来源是私学校学生，聚集了13000人，装备了各种武器，但是缺乏后勤供应。1877年2月15日，萨军向熊本进军，一直到24日晚，进攻的势头减弱，变为一场持久的围困战。

政府发布了对“鹿儿岛县暴徒”的征讨令，向熊本派去援军，而萨军则南下去阻击。1877年3月3日，双方各集中了上万兵力，在离熊本县不远的小山田原坂相遇。官军进攻萨军坚守的山顶，战况激烈，死伤人数近万，官军的损失是萨军的两倍，但萨军人员不足，渐渐处于弱势，激战后的场景在官军的日记中有记载：“无数的尸体倒在土垒前后，贼兵基本都是中弹身亡。熊本城被围了54天，大批官军援兵到达，迫使萨军不得不撤退，先是撤到人吉坚持了20天。人数急剧减少，弹尽粮绝，萨军只得分散穿行在山林中，以躲避围剿返回家乡。西乡隆盛并不具体指挥作战，把事情都交给老部下桐野利秋去办。他一开始并不想与官军交战，但事到如今只能与萨摩男儿同生共死。拖到8月，只剩下两三千人的萨军悄悄回到鹿儿岛县。

1877年9月6日，离起兵已过了八个月，西乡隆盛被围困在鹿儿岛市的城山。23日，他收到老同事山县有朋的信，山县时任政府军的参军，是实际上的总指挥，信中山县有朋劝西乡自杀，以尽早结束这场有害国家的内战。西乡没有回信。次日凌晨，他与身边的四十余名武士向政府军发起攻击。当时西乡的腹部和大腿已中弹，他对陪同的别府晋介说：“小晋，把我杀了。”别府晋介一刀砍下西乡隆盛的头，交给一个随从。这个随从逃不出去，只好把首级埋在附近，后来被找到。西乡隆盛作为日本近代最有影响的武士，自杀不采用传统的切腹，在后世颇引起一番争议。

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的英雄，他从贫穷的下级武士身份中发迹，实现了新国家的建设。兼备了对长辈也能毫不客气地发表意见的大胆和“敬天爱人”理念，为了促使日本国力强盛而奉献了人生，西乡死后，明治政府不断推进近代化，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追赶西欧各国的发展的目标。

西乡隆盛作为明治维新中最受日本民众喜爱的领导者，他富有悲剧色彩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历久弥新。在电影《最后的武士》中，他是反叛帝师森胜元的原型；在《未完的明治维新》中，他是历史学者坂野润治给予高度评价的维新三杰之一；而在《西乡隆盛：剧变时代的领导力》中，他被童门冬二塑造成日本中小企业领导者与大企业中层领导者的学习榜样。

西乡隆盛日本人笔下不仅是“军人、政治家”，而且还是“哲人、教育者、书家、诗人”，代西乡隆盛的作品《增补西乡隆盛汉诗集》，内有五、七言诗共197首。

早年西乡隆盛参与了反抗幕府的斗争，被幕府判刑入狱。刑期中，他写过《狱中有感》，这首诗也成了他传世的第一首诗：

2004年电影《The Last Samurai》（译名《最后的武士》《末代武士》）中的森胜元以西乡隆盛为原型。

在《西乡隆盛：剧变时代的领导力》这本书中童门冬二塑造的西乡隆盛，是典型的日本式组织中的人，拥有社会所要求成为的人的一切品质，带有浓烈的日本传统的色彩。

林真理子的长篇小说《西乡殿》分为上、中、下三册，原连载于《书的旅人》杂志。该作品以西乡隆盛与其妻子、家人们的人际关系为中心，通过女性的视角，细腻地刻画西乡与给予他巨大影响的岛津齐彬的相遇、与笃姬的淡淡恋情、被流放至奄美大岛所经历的千辛万苦。

西乡隆盛的生活非常俭朴，性格也豪爽。作为大将兼参议，他每月工资是500日元，但他的生活只需要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的架子上。有人记得，“一天我去拜访西乡大人，正谈话间，来了一伙士兵，请求西乡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西乡大人一边笑着，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就在那边架子上，随便拿吧。’士兵们看来也是正人君子，每人从工资袋中拿走一二日元，道谢后便离开。”还有一次，他与新政府的同僚一起在太政官府吃午饭。参议们纷纷让仆人拿出便当，西乡的便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解开包袱，里面有两个用竹皮夹着的饭团，还有一点腌咸菜。不小心一个饭团落在地上，大家好奇地看他怎么办，只见西乡捡起饭团，吹掉上面的砂粒，若无其事地吃掉。

“西乡不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死亡恐惧的人吗？他一生曾目睹许多自己敬爱之人的死亡，双亲自不用说，还有他敬之如师的赤山负、东湖、虎寿丸（岛津齐彬的第五个儿子）、齐彬及月照。或许对西乡而言，死亡并非如我们所想那样可怕，在某种意义上，死亡只是一种能与自己敬爱之人重逢的感觉。”——家近良树（大阪经济大学特聘教授）。

西乡隆盛的这种为人处世方式，或许有可能为我国的中层领导提升领导力，提供些许启迪。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长期共处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儒家文化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倡导通过“内圣外王”进而实现“修、齐、治、平”。与西方思想重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分际不同，儒家思想更强调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共通感。西乡处于集团主义内部的苦与乐、欢与痛，可能更容易为国人所理解；他将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进而展开行动的行为模式，可能对我国的中层领导者也有参考价值。——邹浩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西乡隆盛是我衷心敬佩的一位人物，他的心灵非常纯洁，没有私心私欲，是一个无私也就是忘我的人。隆盛的为人之道、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稻盛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