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户孝允(日语名：きど たかよし，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原名桂小五郎，本姓和田，号松菊、竿铃，日本武士、政治家，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木户孝允于天保4年（1833年）6月26日出生在长州荻城(今日本山口县萩市)，后过继桂家为养子，名为桂小五郎。嘉永二年（1849年），木户孝允进入吉田松阴门下学习兵术，并在三年后赴江户学习神道无念流剑术，在江户时期受黑船事件刺激，遂开始学习西洋兵学、造船等技术。安政五年（1858年）11月向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进言，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自此之后木户孝允逐渐在长州藩中枢崭露头角。文久三年（1863年）说服藩主开展“尊王攘夷”运动，但因禁门之变事件导致尊王攘夷派失势，面对幕府势力的追捕，木户孝允离开京都，潜伏于但马出石。元治元年（1864年），幕府对长州藩进行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不战而败，正义派的高杉晋作趁机发动军事政变，获得政权。次年二月，木户孝允以长州正义派统帅身份回到长州，参与长州藩决策，推动军事改革，与萨摩藩合作，击败幕府的征讨。此时期，由于被幕府通缉，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赐姓木户，更名木户孝允。庆应三年（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召开了以萨摩、长州两大强藩改革派武士为主的秘密会议，制定了以武力推翻江户幕府的行动计划，成功击败幕府，政权收回天皇。木户孝允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担任总裁局顾问，提出了关于政治、法治、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言，并推动明治政府完成了官职改革和废藩置县。明治六年（1873年），从欧美视察回来后，多次以辞职反对“征韩论”、征服台湾的主张。后于明治八年（1875年）又陆续推动明治政府向立宪政体变化以及皇室制度的改革。明治十年（1877年)5月26日，病逝，在临死之前，还想劝说西乡隆盛，阻止西南战争，最后葬于京都的灵山，享年四十五岁。

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评价木户孝允，“木户孝允是当时政治家中最善于做理性思维的人 ”，指出日本的绝对主义从“启蒙绝对主义”向“立宪绝对主义”过渡，在木户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天保四年(1833年)6月26日，木户孝允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荻城(今日本山口县萩市)。木户孝允本姓和田，后过继桂家为养子，名为桂小五郎，幼年时很好学，擅长汉学，喜欢剑术和马术。父亲和田昌景因担任藩医，禄米20石，无力抚养儿女，天保11年（1840年），小五郎8岁时，经洋医青木周弼说合，过继给同藩拥有家禄150石的桂九郎兵卫做养子，次年，桂家养母过世后，回到和田家被亲生父母养育，并在嘉永元年（1848年）成年礼后，正式名为桂小五郎，继承桂家大组士武士身份与九十石俸禄。

十七岁时，在阳明学派思想家吉田松阴的门下学习山鹿流兵学，熟读经书和史籍，逐渐培养了怀抱经世的理想。嘉永五年（1852年）9月，由于斋藤弥九郎之子新太郎用剑术击败萩城的所有挑战者，惊动长州藩，因此木户孝允坚持自费留学江户城，在得到藩的正式许可后，来到江户向神道无念流剑客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两年后毕业并就任神道无念流的道场的塾长。在此期间，木户孝允时常拜访吉田松阴接受传统教育。在江户城时，受黑船事件刺激，南部晴政元年（1854年）马休·佩里再度来航时，木户孝允经师傅斋藤弥九郎介绍，认识了江川太郎左卫门（幕府世袭代官江川家家主的通称），并提出实际参观黑船，亲眼目睹了佩里的舰队，又从江川太郎左卫门处学习西洋兵法，参加相州防卫工作，为海防事业献力。之后，受吉田松阴“下田踏海”失败事件影响，加上想要申请海外留学被拒绝，开始求学于当代各名流，想要吸收时代最尖端之技术为己用。木户孝允向江户幕府海防挂本多越中守的家臣高崎蔵学习西洋式纵型帆船造船术、长州藩士手冢律藏学习英语、入幕臣江川英龙的江川塾学习西洋兵学，小枪（炮）术，炮台建筑术、前辈神田孝平研究步兵后勤供应和向“浦贺奉行所”的中阶官员中岛三郎学习造船术。

安政5年（1858年）8月，木户孝允被任命为长州藩邸的大检使，之后吉田松阴向长州藩高层推荐，木户孝允由此向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进言，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安政五年（1858年）11月，担任“有备馆”(长州藩士在江户城修文习武的场所)的秘书，翌年升为该馆的舍监。万延元年（1860年）提出竹岛开拓建言书草案，由于吉田松阴因暗杀老中被处于斩首刑，木户孝允代表尊王攘夷派的长州藩士与尊王攘夷派的水户藩士结成丙辰丸盟约，共同策划暗杀老中安藤信正。同年，因水户藩士刺杀老中安藤信正，导致木户孝允被追捕，在政敌长井雅乐斡旋下被释放。文久二年（1862年），在长州藩内关于藩政方向的讨论中，木户孝允和久坂玄瑞等人支持的航海雄略论战胜了航海远略论，此后木户孝允被任命为行相府右笔兼政务座添役，正式担任长州与幕府及朝廷的外交工作，长州藩风向向开国攘夷论变化，最终达成了江户幕府200余年未曾出现的将军上洛，并迫使幕府约定十年内封港壤夷。文久二年（1862年），木户孝允为维护长州藩的外交关系，先后向福井藩主，幕府政事总裁松平春狱宣传攘夷论，为长州藩购入英国军舰壬戌丸，调解斡旋对马藩内乱争端，之后同横井小楠会谈，两者就开国攘夷问题达成一致。文久三年（1863年）4月，拜访胜海舟讨论朝鲜问题。文久三年（1863年）5月，木户孝允到京都辅佐世子元德和藩主毛利敬亲，为主张游走，并主持长州藩秘密派出留学生到英国留学。同年7月，长洲藩当局接受了木户孝允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本藩内开展“尊王攘夷”运动。8月，萨摩、会津两藩等合作发动宫廷政变，控制幕府政权，把攘夷派赶出京都。

元治元年（1864年）4月，长洲藩当局听从朝廷的“攘夷诏书”，炮击外国军舰，与幕府产生了矛盾。之后幕府请求朝廷贬黜支持长洲藩行为的朝臣三条实美等人，并解除警卫宫门的长州兵的职务。因此三条实美等人与长州藩兵被迫西下，木户孝允留在京都为代表毛利敬亲、三条实美等洗冤。元治元年（1864年）6月5日，受幕府指使的“新选组”党徒袭击了池田屋（京都三条小桥的一间旅馆），大肆屠杀长州藩士，只有木户孝允幸免。同年7月19日，长州藩士数千人以清君侧为名来到京都，之后，长州先发部队冲向蛤御门，就此爆发禁门战争，同会津、萨摩藩士作战，结果惨败而归。而尊攘派实力者河田景兴见长州藩大势已去，违反先前约定，被背叛的木户孝允开始潜伏。木户孝允开始在京都潜伏五天，最后也逃到但马出石（今位于兵库县丰冈市）。在此期间，木户曾得到妓女几松(即后来的木户孝允的夫人松子)的营救摆脱险境。木户在出石呆了十个月，直到庆应元年（1865年）4月才回到马关，期间，元治元年（1864年），幕府对长州藩进行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不战而败，正义派的高杉晋作趁机发动军事政变，获得政权。次年二月，木户孝允以长州正义派统帅身份回到长州。自此之后木户孝允逐渐在长州藩中枢崭露头角。

庆应元年（1865年）5月，幕府下令再次征讨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提拔木户孝允为参政，参加决策活动，由于被幕府通缉，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赐姓木户，更名木户孝允。之后木户孝允启用日本军事家大村益次郎主持长洲藩的军事改革，进行扩军备战工作。同时积极赞同当时为脱藩浪人的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提出的萨摩，长州两个藩联合作战的主张，并且于庆应二年（1866年）1月，前往京都会见萨摩藩藩主小松带刀、武士西乡隆盛，秘密订立同盟，正式签订了相互支援的讨幕同盟密约。6月，幕府派兵攻打长州藩，防御薄弱的大岛口发动突袭，木户孝允将小仓口的指挥官高杉晋作调至大岛口，在高杉晋作指挥下形势开始逆转，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三地在极短时间内相继击败幕府军，最后幕府军队大败。11月，长州、萨摩两藩之间多次互访、商谈，加强了合作。庆应三年(186年)1月，日本孝明天皇逝世，明治天皇即位。在此政治形势变化之际，庆应三年(1867年)8月，木户孝允建议毛利敬亲派兵进占京都，并邀请萨摩藩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军队同时出动，从而实现“王政复古”。军事形势发展很快，出现了有利于长萨藩的军事形势。同年10月13日，明治天皇降旨，重新恢复长州藩藩主的官位并撒消了原来的处分。

庆应三年（1867年）1月30日，亲幕府的孝明天皇突然逝世，由年仅14岁的陵仁继位，是为明治天皇，10月14日，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安艺国三个藩下达讨伐幕府的密令，随后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以退为进，提出“大政奉还”，木户孝允积极联络各方人士坚持武装讨幕。同年11月，木户与安艺、萨摩二藩领导人商定好具体作战方案。12月9日，明治天皇政府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明治元年（1868年）1月26日，幕府军进攻平安京，在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军队失败。明治元年(1868年)1月25日，木户孝允应邀从长州来到京都，担任总裁局顾问，明治二年（1869年）6月，政府军肃清了幕府的残余势力，期间木户孝允坚持武力进攻江户城，讨幕战争以政府军的胜利结束。同年10月，日本天皇改元明治，翌年4月迁都江户，改名东京。

早在明治元年（1868年）1月21日。木户孝允被调到京城工作，25日他参加太政官公务，被列为征士，任总裁局顾问，开始直接参与朝政。4月6日，天皇举行祭典，以誓言的形式发布了政府施政纲领，五条《御誓文》，木户孝允根据福冈孝悌的版本，将第一条之“兴列侯之会议”改为“广兴会议”和新插入第四条“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同时多处见天皇，向天皇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及当前存在问题，并与当时明治政府的实权者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等人正式提出一系列治国安邦之策，如废除封建制、设立郡县制、建立近代军事编制、确立对天皇的辅弼责任、做好奥羽的绥抚工作以及建立新的财经会计制度等建议。

在新政府建立伊始，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劝告各地的藩主认清大局，主动奉还“版籍”，于明治二年（1869年）1月23日，长州、萨摩、土佐和肥前国四个藩联名向朝廷奉还其领地。新政权已经建立，但实际上仍然处于诸侯割据混乱的局势中，木户针对这种情景向政府领导人多次提出治理良策。明治二年（1869年）10月，山口藩废除了地方知行，缩减了藩兵的开支，引起了奇兵队的不满和叛乱，在木户孝允的指挥下，以士族为中心的山口藩常备军于明治三年二月讨伐了这些叛乱的藩兵，这是藩制改革阶段规模最大的流血事件。明治天皇三年（1870年）6月10日，木户孝允担任参议，同年12月，各参议主张把民政、财政两个省分开，罢免大辅大隈重信，木户孝允对此坚决反对，并推荐大重信出任参议，两人共同约定各自归藩，推动长州与萨摩合作。

明治四年（1871年）11月20日到明治六年（1873年）3月23日，木户孝允奉命出游欧美视察，在访问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关键是确立适合国情的根本大法，因此当木户孝允返回京后开始从事草拟治国法典草案的工作，提出了宪法制定的《意见书》。

木户孝允曾在明治元年（1868年）12月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但欧美视察后，面对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首发起“征韩论”和明治政府实权人物提出征服台湾的主张，木户孝允认为“治国乃义务，抚民为先”，“用兵在方略，养力为先”，于是提出辞职以示反对。明治七年（1874年）6月15日，木户孝允离开政界，完全辞去政府的官职。之后天皇发布召木户幸一回京的旨令，木户孝允拒不从命。

明治八年（1875年）1月，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展开“大阪会议”，共同达成了明治国家要以“立宪” “国会”为最终目标。同年2月5日，日本天皇再传圣旨，木户在达成大阪协议基础上同意返回东京。3月8日出任参议。同年4月14日，天皇采纳了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建议，下诏宣布，设置元老院、大审院、建立地方官会议，使国家逐渐走向立宪政体。6月2日，木户孝允被任命为地方官会议议长，主持了第一次会议。12月，因现行地税制损害农民利益，提出了《关于充实内政、减轻地租的建言书》，要求减轻地租。同年9月，发生了朝鲜江华岛事件，木户孝允志愿出使解决难题，因为生病没有去成。第二年，日韩签订“修好条约”，木户孝允对此不满而辞职，调任内阁顾问。明治九年（1876年）8月3日，再次出任宫内大臣辅佐日本天皇，主张改革皇室制度，对皇室财产，贵族俸禄制、爵位制等都必须进行改革。

明治天皇十年（1877年）1月，木户孝允随天皇游视京都，宿疾复发。2月，西南战争爆发，木户孝允表示愿意亲自率兵去讨伐叛贼。6月25日，木户孝允病势突然恶化，26日病逝，享年四十五岁。在临死之前，木户孝允还想劝说西乡隆盛，阻止西南战争。根据木户孝允的遗言，遗体以佛教仪式葬于京都的灵山，之后明治天皇下令按神道建立了纪念碑。

17世纪初叶，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各封建领主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夺取了全国最高统治地位,建立了德川氏的江户政权，实行锁国，于文政八年（1825年）4月颁布了《驱逐令》。木户孝允受到尊王攘夷派的吉田松阴影响，推行“尊王攘夷”，安政五年（1858年），日本正在进行《日美通商条约》的谈判，引发尊王攘夷派的不满，掀起“尊王攘夷”运动，8月，木户孝允担任长州藩的大检使，与尊王攘夷派联系密切，向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进言，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文久元年（1861年）3月，长州藩藩士长井雅乐向藩主毛利敬亲递交了《航海远略策》的建议，建议实现“公（朝廷）武（幕府）合体、积极开国通商”。木户孝允等“尊王攘夷”派武士认为，主张“公武合体”是毁谤朝廷。文久三年（1863年)7月，藩当局接受了木户孝允等人的建议，放弃原来由长井雅乐倡导的航海远征计划，决定在本藩内开展“尊王攘夷”运动。

在维新的初期，木户孝允等人就劝告各地的藩主认清大局，主动奉还“版籍”。明治二年（1869年）3月，迫于下级武士的压力，西南诸藩萨、长、土、肥这四个最强大的藩主动提出奉还版籍，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明治二年(1869年)6月17日，正式下诏令，规定奉还领地的最后限期，实现土地所有制改革，随后明治政府撤消原来藩主称号，改为藩知事(地方官)，领取俸禄(原藩收入的1／10)，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在基础上明治三年（1870年）2月4日萨、长、土等三个藩结成了大政翼赞同盟；同年3月，三个藩各自出兵保护皇室。同年7月，萨、长、土等三个藩成功实现废藩置县，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正式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将全国并为3府43县，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统一。

为消除文明开化之弊，木户孝允提出要制定“正是非曲直，使千载亿兆立于无误之基础” 的根本律法。根据欧美考察的经验，木户孝允认为要形成自发地与 “君”一致协和的国民，必须要引进立宪制度，通过制定 “政规法典”来解决问题，明治六年（1873年）7月、9月，木户孝允草拟了关于制定宪法的意见书，强调了以国会为媒介来统一人民的必要性。为废除顽固阻止国民结合的国家机构，木户孝允将五条誓文第一条 “兴列侯会议”改为“广兴公议”，指出“万机应决于公论”，希望议会能发挥不断扩大政治主体、否定诸侯权力最后确立中央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希望木户回到明治政府里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在明治八年（1875年）汇聚在大阪进行了会谈。史称“大阪会议”，同意引进立宪政治，并确立立宪政体、三权分立与二院制议会，发布立宪政体的诏书。

明治九年（1876年）4月30日，木户孝允户给日本外交官青木周藏的信中写道：“大权盲目集中于中央而已，诸县无权如奴隶，此非国家之幸事也。唯以大宪保障一州一县之独立，人民亦可得气象伸畅也。”表明木户孝允希望权力分化，保障各县的独立性，发挥人民的才能，认为到将来国民的政治参与将增强，指出政府应该容许它，而不是抑制。只有地方自治才能伸张国民之气象，重视通过自治，提高民众政治能力。并提出在通过教育后，让民众获得教养和自治能为，然后通过议会制度将国家权力逐渐委让给国民。明治八年（1875年）4月，颁布了渐次树立立宪政体的诏书，第一阶段就是创立地方官会议。

木户孝允最初的“攘夷”思想主张征韩，认为是日本建国唯一的良策，明治四年（1871年）到欧美视察后，思想发生变化，明治六年（1873年）面对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首发起“征韩论”，认为这是一种毫无理智的轻举妄动行为，并提出辞职以示反对。明治七年（1874年）2月，政府承认了以萨摩藩为首武士提出的征台论。大久保和大隈重信成为推进计划的核心人物，制定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木户孝允对此也持反对意见。木户孝允根据在国外所获得的知识和日本国内外的形势，提出应当优先搞好内政的意见，反动战争，即所谓的“内治优先”论。木户孝允说：“今日之急务，以节俭为主，经理财务”，应当“首先励我治务，厚我国力，暂缓外征，“以治内政为第一著”。

木户孝允非常重视民众力量，希望民众参与国家建设，尽快形成“民”的意识，认为要通过教育把尚不足以为民的农工商培养成“民”，认识到政治主体要不断扩大到身份下层去，并提出希望士族要为此努力。木户孝允在明治二年（1869年）到明治四年（1871年）间曾提出了国民教育的各种提案，其特点是从国家统一、富国强兵、以皇国维持的视野来发展民众教育和学校组织，具有相当现实的政治意图维。维新后，木户孝允注意到国民“只满足于今日之私利”，社会弥漫着“侥幸之心”和“自然轻燥浮薄之风”，对此，木户孝允认为要改变民众的封闭和被动状态，主张在全国设立学校，尤其是小学教育，认为“再没有比看到小学校等少年之进步更让人高兴之时了”。木户孝允提出在教育内容上特别强调“修身之学要达到欧洲之十倍，” 并对文部省也提出了“振兴忠义仁礼之风的教育” 的要求，认为这样就能填补伴随开化而来的精神空虚，进而生出爱国之心。

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评价木户孝允，“他是当时政治家中最善于做理性思维的人 ”，认为在木户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了日本的绝对主义从“启蒙绝对主义”向“立宪绝对主义”过渡。

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评价木户幸一是“威严而非刚猛”“凛然不可侵犯”，玉树临风之伟丈夫，谦谦有为之君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刘天纯评价，“他把短暂一生全部献给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田雪梅认为木户孝允思想体系的深度和广度不及福泽谕吉，社会效应和渗透程度不及森有礼，但其构想具有客观决策和战略意义，成为引领和推动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大智慧。他提出的铸造日本国民的一系列构想，也对近代日本国家转型和国民国家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

日本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德富苏峰高度评价到：“不管怎样，木户孝允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其行政手腕，而是其政治见识.有洞察国家前进之明，且这并非高远之理想，是坐而谈 、站而行之的问题，他并非哲学家，而是经世者。”

1864年，幕府势力搜捕维新派人士，木户孝允为了躲避搜捕，伪装成乞丐，有长州藩的维新同志告诉木户孝允的妻子木户松子，发现了在京都二条大桥上木户孝允的踪迹，木户松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桥上，然后将包有饭团的包裹装作无意失落于桥下，送到木户孝允的手中。

1864年6月5日，幕府的新选组突袭了长州藩士下榻的京都旅店池田屋，他们互相砍杀，死亡者众多。当时，木户孝允也是集会的参与者之一，可只有木户孝允逃过一劫。长州藩邸的高层中有一位叫乃美织江的手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桂小五郎从屋顶逃跑了”，据说小五郎在打起来后就跳窗逃跑了。虽然也有记录说当时小五郎并不在场，但是“逃跑的小五郎”就成了木户孝允的称号。

市作为长州藩的中心城市，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不少武士家居。木户孝允曾经居住的房子开放成景点，木户孝允和木户松子的寓居址也变成一家名为“几松”的饭店，当地还有蔌古城、明伦馆、松下村塾、松隐神社、明治维新人士旧宅和史迹多处。

木户孝允病逝后，根据木户孝允的遗言，遗体以佛教仪式葬于京都的灵山，之后明治天皇按神道为木户孝允建立了纪念碑，1968年，京都灵山护国神社的总代表吉村孙三郎为了使明治维新志士的精神重新发扬起来，想以日本国民的力量搞一次祭灵活动，并获取了松下集团的赞助，重新祭扫，把陵园及周围地区都进行了整修。同时广泛收集志士们的遗物和资料，向公众展出，又办起了“维新之路”展，并建起了“灵山历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