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美国第五十一任国务卿。

艾奇逊是英国移民的后代，12岁进入格罗顿公学，后进入耶鲁大学、哈佛法学院就读，于1919年毕业。艾奇逊毕业后服过兵役，后担任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助手。1921年，他成为了律师，并在1928年开始涉足政界，为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Smith）竞选总统助力。四年后，戴维·艾奇逊又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奔走，并获得成功。1933年5月，罗斯福任命艾奇逊为财政部副部长。同年11月，艾奇逊因为在金融政策问题上与罗斯福发生冲突而被迫辞职。

1941年初，罗斯福任命艾奇逊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四年后，艾奇逊被哈里·杜鲁门任命为副国务卿。副国务卿任期内，他参加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金融和贸易会议，出任内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并起草“利连撒尔报告”，还参与了杜鲁门主义的制定。1947年6月，戴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一职，回归律师行业。1949年哈里·S·杜鲁门连任，他重回国务院宣誓就职国务卿。在任职期间，他签署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牵头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美国对日和约，同时也是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953年辞职以后，艾奇逊担任美国外交政策顾问，并且重新回到律师行当。晚年时期，艾奇逊把多数时间放在写作上，出版多部著作和回忆录。他著有《白天和黑夜》《艾奇逊回忆录》等书，其中《艾奇逊回忆录》获得1970年度普利策奖。1971年10月12日，艾奇逊在马里兰州桑迪斯普林去世，享年78岁。

作为美国第51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战后美国外交模式的重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对欧洲政策影响颇深。他是“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是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重要的幕后推手，他倾力筹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欧多领域联合”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思维。他也是自威尔逊时代萌发的“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最终成功实践的关键人物，是战后美国“双重遏制战略”（Dual Containment）的主要策划者。

艾奇逊父亲爱德华（Edward Campion Acheson）出生于英格兰南部，16岁移民加拿大，后进入多伦多大学威克利夫神学院学习。1892年，爱德华与埃莉诺·古德汉姆（Eleanor Gooderham）结婚。古德汉姆家族1832年从英格兰移居加拿大，到埃莉诺与爱德华六世成家时，家族已经因经营酿酒和银行业变得相对富有。爱德华成婚后，成为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的圣公会牧师。尽管艾奇逊的父母后来在美国定居，但他们都是英国移民。艾奇逊曾在书中提到“我的母亲对帝国和君主的狂热”，在艾奇逊家中，每年最隆重的时刻就是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诞辰。

艾奇逊于1893年4月11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小城。艾奇逊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小城度过了富足的童年。艾奇逊12岁时进入格罗顿公学，他差点因为顽劣被格罗顿公学开除，但在格罗顿所受的教育对他的价值观有着持久的影响，他开始热爱古典思想和历史。1911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这期间他表现并不出色。五年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并成为了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学生。1919年艾奇逊从哈佛大学毕业。

艾奇逊未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毕业后曾加入海军短期服役，退出现役后即进入律师界工作。法兰克福特推荐他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经济理论家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的助手。通过布兰代斯，他结识了另一位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兰克福特、布兰代斯和霍尔姆斯是三个影响艾奇逊终生的人物。特别是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及强烈的责任感，对艾奇逊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921年，艾奇逊离开最高法院，进入华尔街上的柯文顿—伯令—卢布里（Covington，Burling and Rublee）律师行。很快，戴维·艾奇逊就成为行业新星，5年后艾奇逊成为该律师行的合伙人。

1928年，艾奇逊开始涉足总统竞选。一开始，他先协助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Smith）参加竞选，后来又协助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竞选，并获得了成功。1933年5月，罗斯福任命艾奇逊为财政部副部长，这是艾奇逊第一次步入政坛。不久之后，他成为代理部长。同年11月，艾奇逊因为在金融政策问题上与罗斯福发生冲突而被迫辞职。

这次短暂且不理想的从政经历，唤起了戴维·艾奇逊对政府工作的热情。空闲时间里，艾奇逊大量阅读19世纪的英国历史和传记作品。他钦佩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钟爱帕麦斯顿和本杰明·迪斯雷利这两位大政治家。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以后，艾奇逊积极倡导美国参战，并加入了“帮助盟友保护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和“世纪集团”（Century Group），一方面与孤立主义的“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竞争话语权，另一方面推动罗斯福政府采取行动。在1940年著名的驱逐舰换基地交易中，戴维·艾奇逊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发现了《中立法》一个法律漏洞，使驱逐舰换基地交易成为可能。为表示感谢，罗斯福在1941年初任命艾奇逊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从1941年到1945年夏，艾奇逊任助理国务卿期间的职责主要有：其一，负责对外经济政策的执行，比如就租借协议的实施同苏联和英国打交道，这也是他最主要的职责；其二，参加某些外交计划和研究小组，参与协调各部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行动；其三，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谈判，比如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建立联合国善后与救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最后，从1944年12月开始，在斯退丁纽斯（Edward R.Stettinius，Jr.）取代赫尔担任国务卿期间，艾奇逊开始负责国会关系。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将这段时光称为“学习的时期”。这段时期，艾奇逊熟悉了外交团队、了解了国务院及行政当局某些其它部门的运转，学会了如何站在自身的职位立场上去竞争、如何与上级下属相处共事，此外，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交战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如莫内（Jean Monnet）、弗兰克斯和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艾奇逊初步形成了一种偏重于地缘经济的战略思想。

1945年4月，哈里·杜鲁门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任总统。8月27日，艾奇逊被任命为副国务卿，一直留任到1947年7月1日。艾奇逊先后在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rancis Byrnes）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手下工作。由于这两位上级多次出差而且时常延期返任，戴维·艾奇逊大约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担任代理国务卿之职。

1945年9月至12月，艾奇逊参加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金融和贸易会议。1946年初，他任内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组织制定了美国关于国际共管原子能的政策报告，即《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在处理核能这一特殊问题的过程中，艾奇逊的态度谨慎，他既需要保证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又希望与苏联合作，共同面对这一对人类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问题。1946年3月25日，艾奇逊向国会介绍了这一政策计划，并称该计划能避免与苏联产生冲突。《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为美国的核政策提供了一个框架，进一步明确了与苏合作、国际共管的主张。

在对苏问题上，战后初期的艾奇逊秉承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传统看法，认为可以和苏联打交道。他迟迟不愿放弃与苏联的合作，他认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莫斯科间建立信任与合作，是稳定的战后秩序的根基所在。在他看来，可能导致战后全球不稳定的是经济无序和社会动荡，而非苏联可能的侵略或扩张。1946年8月，土耳其海峡危机爆发，使艾奇逊想要实现美苏合作的希望破灭。他开始从全新的、广阔的地缘政治角度去阐释苏联的行为。土耳其海峡危机让艾奇逊认识到，近东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仅凭英国的力量已不足以维护西方在中近东的利益。自此，艾奇逊转变为华盛顿决策圈中坚定、强硬的反苏先锋之一。土耳其危机之后，艾奇逊在私下里已经认为苏联是美国目标的主要障碍。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欲发动内战。1945年11月27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赴中国调处国共冲突。在马歇尔使华这段时间，戴维·艾奇逊自认是马歇尔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代理人”，所有来自马歇尔的消息都由艾奇逊直接递交给哈里·S·杜鲁门，这期间艾奇逊第一次较认真地关注中国问题，这段经历使他对美国对华政策遇到的挫折有所了解。1946年底，蒋介石在发动内战，马歇尔调停失败。在中国内战期间，美国外交的重心仍然在欧洲。艾奇逊认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应该保持沉着冷静，至少要等到内战结束后再考虑对华政策。

1947年1月21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接替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戴维·艾奇逊早在1946年就已萌生去意，打算回到律师行。马歇尔欣赏艾奇逊，他认为艾奇逊处理事情果断迅速，头脑敏锐，加上艾奇逊了解国务院的运作，因此要求艾奇逊继续留任副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留在国务院，到1947年6月再离开。由于哈里·S·杜鲁门和马歇尔对艾奇逊的信任，虽然艾奇逊在马歇尔手下工作了5个多月，影响和权力却比以前大得多。

1947年2月，英国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蓝皮书》，提出他们将不再继续支持希腊、土耳其政府，希望由美国来承担援助希腊、土耳其的重担。这让艾奇逊大为震惊。他原本设想，英美在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上应为合作伙伴，没想到英国如此急于撤退、其实力衰落如此严重以及西欧整体经济形势的严峻。

在感到震惊的同时，艾奇逊认为这是危机，也是时机。他和哈里·S·杜鲁门一致认为美国必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并应尽快制定出具体的援助方案。当晚，艾奇逊召集欧洲和近东部的工作人员制定援助法案，同时电话请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和杜鲁门，二人表示赞成。援助法案还需获得国会的支持。同年3月12日，杜鲁门在众议院发表总统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政府在1948年6月30日之前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并派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两地协助建设，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艾奇逊强调，杜鲁门主义不是门罗主义的扩展，也不完全是为了帮助英国，其目标不是针对苏联，而是针对那些分裂势力。尽管对杜鲁门主义的批评仍然存在，它仍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经过多次辩论，参众两院通过了杜鲁门主义，并于5月22日签署了《希土援助法案》。

在处理完杜鲁门主义的相关工作后，艾奇逊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欧洲经济体系的崩溃带来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美国担心欧洲若得不到及时援助，会倒向苏联的统治。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个积极稳妥的对欧经济援助计划。1947年5月8日，艾奇逊代替哈里·S·杜鲁门前往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市政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揭开了马歇尔计划的序幕。戴维·艾奇逊在这篇演说中贯穿了他的“欧洲中心论”，一再强调欧洲的繁荣强大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此换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艾奇逊认为欧洲的重建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除非欧洲经济的各个部分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协调一致，欧洲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被杜鲁门赞誉为他演说中最重要的地方。艾奇逊的密西西比演说，被认为是吹响了马歇尔计划的号角。

同年5月28日，艾奇逊的安排下，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克莱顿、凯南等人会面商讨援欧计划的具体细节，“马歇尔计划”最终成形。6月5日，马歇尔借出席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之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公布了援欧计划方案。他强调了欧洲经济面临的困境，指出美国的援助是唯一能够让欧洲恢复发展的办法。马歇尔提出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主动提出一些援助建议，用以自救，而不是等着美国单方面来提出援助计划。

7月1日，戴维·艾奇逊辞去了副国务卿的职务，离开了国务院，但他仍然协助马歇尔向国会介绍该计划的重要意义。他还参加了“支持马歇尔计划公民委员会”（TheCitizen’CommitteefortheMarshallPlan），到处发表演说，宣称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的安全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艾奇逊希望通过复兴欧洲，确立牢固的欧美关系，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主要责任，在与苏联的对峙中占据优势。

1949年1月18日，哈里·S·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戴维·艾奇逊很快被委以国务卿之职。艾奇逊于1949年1月21日宣誓就职。任职后，艾奇逊奉行现实主义策略，最大限度地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艾奇逊在国务卿任内所做的事情，得到了国内统治阶层和垄断财团的大力支持，美国政府曾数次向他授勋。

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艾奇逊就任国务卿初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艾奇逊尚未担任国务卿时，1948年3月，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就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成立西欧联盟。美国虽然支持签订了 《布鲁塞尔条约》，但与欧洲结盟一事在国内仍缺乏法律依据。1948年6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阿瑟·范登堡决议案，戴维·艾奇逊认为，在这件事上“参议员范登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革作出了一个极好的开端”。自此，美国不与欧洲国家结盟的外交孤立主义瓦解，打开了“通向1949年大西洋联盟之路”。

在美国订立大西洋条约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国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从1949年初开始，直到4月订立大西洋条约，杜鲁门政府不仅需要与西欧国家、加拿大协商谈判，还需要想办法获取国会的通过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两个方面，艾奇逊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加速了条约缔结的进程。他一方面向新闻界和国会宣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紧迫性和美国加入北约的必要性，希望唤起美国人民对于这一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同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  瑞典、丹麦等国开会讨论北约创建过程中的细节问题。1942年2月大西洋公约文本草拟完成，在即将付诸实践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院纷纷发难。面对这一情况，戴维·艾奇逊不得不与国会议员们连续会面，对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及其活动向多方予以解释。

1949年4月4日下午，美、加、英、法、比、荷、卢、丹、挪、冰、葡、意等12国代表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议大厅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艾奇逊代表美国在此条约上签字。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大西洋联盟就此全面建立。四月下旬起，《北大西洋公约》开始经历美国国会参议院更为详细的审核与讨论，哈里·S·杜鲁门安排艾奇逊来应对这场政治较量。在美国国会就是否批准《北大西洋公约》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戴维·艾奇逊面对 150多名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询问者，逐一回答他们的提问。艾奇逊将《北大西洋公约》描述成防范侵略性质，避而不谈条约的军事政治联盟内容，也不谈订立条约后即将展开的对西欧实施军事援助与防御安全内容，尽可能避免同各方观点的冲突。1949年7月21 日，在参议院的最后投票表决中，《北大西洋公约》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1949年9月17日，北大西洋理事会成立，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艾奇逊的努力协调，使美国控制了这一机构，北约最高司令部司令一职由美国人担任。北约的建立使美国加强了对西欧的控制和对苏联的遏制，戴维·艾奇逊则在这一组织的创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哈里·S·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没有艾奇逊，也就不会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艾奇逊任内，从1949年初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于中共和新中国的政策，在敌对的同时又犹豫观望。当时内战的形势是，中国国民党连连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发动渡江作战。随着国民党的统治日渐崩溃，为了使美国尽快脱身，并回应国内对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艾奇逊认为有必要把目前中国的形势公布于众。1949年3月，在经过哈里·S·杜鲁门的同意后，艾奇逊领导的国务院开始了这一文件的准备工作，由远东事务司司长巴特沃斯和无任所大使杰瑟普负责。艾奇逊将这一文件命名为《美国与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即《美中关系白皮书》。

《美中关系白皮书》于1949年7月30日完成。在经过杜鲁门审阅以后，8月5日公布于众。书中详尽阐述了这一时期美国推行的对华政策，向中国国民党提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美国试图阻止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最终遭致失败的经历。戴维·艾奇逊承认美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却无法左右中国政局的走向，蒋介石政权已无法挽救。艾奇逊在白皮书后面加了一个附件，称为《概述美中关系》。在其中，艾奇逊对国民党大加批判，声称国民党的“领导者丝毫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他的部队丧失了战斗意志，他的政府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身发生了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独占了日本。艾奇逊认识到，日本对美国在远东战略上和经济上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重建日本，对日本制定专门的复兴计划。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避免了经济崩溃，为日本以后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1949年底，随着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美国国内对中国问题争论的加强，戴维·艾奇逊开始调整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策，缔结对日和约问题进入艾奇逊的视线。他与哈里·S·杜鲁门和国防部商议此事，军方坚持在日本保留美国的军事基地，并认为在日本的民主体制和亲西的倾向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任何和约都是不成熟的。1950年7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加速了缔结对日合约的紧迫性。国防部的态度有了缓和，但坚持认为必须等到朝鲜战争圆满解决以后才能使和约生效。

1950年11月，美国对外公布了对日和约的想法和谈判的程序。同年12月5号，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中国作为抗击日本的主要国家必须派代表参加对日谈判。为了平息国内外的各种争议，美国共和党人约翰·杜勒斯认为中共和国民党方面都不要参加和会，日本未来的对外关系应在和约生效、日本获得独立主权以后自行决定。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艾奇逊和杜勒斯告知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会议上不准提到中国问题，在涉及到美日安全条约方面保持沉默。艾奇逊同时对外声称，旧金山会议是为了签订条约，而不是就条约的内容进行协商。1951年9月8日，艾奇逊在旧金山主持召开会议，签署了《对日和约》。在会上，艾奇逊作为主持人制定了严格的程序，限制或不理睬苏联的异议，用其外交手段将会议的进展控制在美国手中，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订。旧金山《对日条约》签订的同时，戴维·艾奇逊又主持签订了《美菲安保条约》和《美澳新安保条约》。至此，美国太平洋安全体系建立起来。这次会议的召开实现了艾奇逊对远东战略的调整。但是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信奉者，艾奇逊认为这一体系除了能使参与国从中获得一些鼓励以外，对美国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1950年6月24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艾奇逊意料之外的。他起初认为，与柏林、希腊、土耳其、伊朗这些热点地区不同，朝鲜半岛离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和军事武装力量太近，而离苏联的太远，苏联不会对这一地区产生多大的兴趣。但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奇逊坚定地认为，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怂和鼓励的，这是对美国“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地位的挑战”。而南朝鲜对日本的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以维护美国的权利和威信。艾奇逊决定，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停火，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谴责北朝鲜、派联合国军入朝作战的决议。

在忙于制定对朝政策的同时，艾奇逊还与英国、印度等国接触，希望他们出面调停。到7月中旬，随着朝鲜局势的日益恶化和调停的失败，艾奇逊认为美国必须承诺派兵进入朝鲜，重新占领三八线。同时他认为，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应避免扩大战争，不得攻击中国的领土，以免让苏联在中苏条约的框架下参与到战争中来。在艾奇逊的建议下，哈里·S·杜鲁门向国会提议增加对朝鲜的援助，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艾奇逊起初并不相信中国志愿军会入朝作战。1950年9月2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军队将入朝作战，保卫朝鲜。但是当时艾奇逊认为这不是官方声明，对此不以为然。就在同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将军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下达了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作战的命令。

1950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并在随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打退了美国军队的进攻。中国的进攻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艾奇逊将中国的参战视为美国的一场噩梦。戴维·艾奇逊认为，介入朝鲜战争并非中国的本意，而是受到了苏联的指使和利用。他多次发表声明，希望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借以挑拨中苏之间的关系，尽早结束朝鲜战争。但麦克阿瑟主张全力抵抗中国志愿军，使得美国深陷朝鲜战争的泥潭。美军的节节败退使得艾奇逊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的调停。但是由于战争双方在停战分界线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谈判毫无进展。随着杜鲁门政府任期即将届满，艾奇逊的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减弱。结束朝鲜战争成了戴维·艾奇逊任内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1953年他向社鲁门总统递交辞呈，离任之后，艾奇逊重新回到律师行当，但同时仍然继续担任其后历届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由于艾奇逊在政坛上所积累的诸多经验和智慧，以及他在美国和西欧强大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著名的常青树，所以艾奇逊在退休后还经常被邀请出面应对各种冲突与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约翰·肯尼迪特意邀请退休多年的艾奇逊出访欧洲，向西欧各盟国进行游说，说服他们支持并配合美国采取强硬政策，艾奇逊成功说服了西欧各国。晚年时期，艾奇逊把多数时间放在写作上，出版多部著作和回忆录，并在文学上有所收获，他在国务院时期所著的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获得普利策奖。戴维·艾奇逊于1971年10月12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支配地位逐渐瓦解，西方世界呈现权力真空状态。艾奇逊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以美利坚式的理念重新构建世界秩序，而社会制度是上述理想得以实现的关键。他断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无法在美国存活。艾奇逊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由美国引领战后世界进入一个可控的秩序中。欧洲成为助美国实现世界领袖夙愿的盟友。入主国务院后，艾奇逊在构建美国外交政策时奉行“欧洲优先”（EuropeFirst）理念。美国外交在1945年后面临两个困局，即战前国际体系的完全崩溃和苏联战略意图及动机的不确定性。为此，戴维·艾奇逊主张修复紊乱且低迷的西方国家体系。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相比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艾奇逊更为担心欧洲的沉沦对全球势力均衡所造成的破坏，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种以武力应对威胁的老路。“欧洲优先”外交政策的动机，是为了避免战争和国际秩序再度失衡。

艾奇逊始终将西欧看作是美国遏制苏联最为有效的助力，美国只有依赖与西欧国家组成的西方联盟，重新塑造欧洲均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艾奇逊认为，“确保一个适宜的免受外来者侵扰的环境，就需要意气相投的国家达成行为共识。”他在1961年还曾提到：“美国和西欧的人口和生产力分别是苏联的两倍和三倍，（这些）对于军事防御和经济发展都是充足的。”矢志构建西方联盟的国务卿艾奇逊，不仅寄希望于欧洲成为对抗苏联的第三种力量而重新崛起，而且坚信美国维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以将自身的防御线推移到德国莱茵兰以东，从而使美国民众更加远离战争威胁。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正是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西欧的多维度扶植，帮助欧洲大陆国家实现区域联合，将西德同时纳入西方联盟和北约组织。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因此急剧膨胀，对苏东阵营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联邦德国大国地位恢复的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受到极大遏制，其经济实力的急速扩张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

从“欧洲优先”理念的形成与实践效果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利益几乎均得到体现。美国利用扶植西欧国家，再度复兴，扩展了自身相对于苏联的战略优势。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以及安全权益，开启了联合进程。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说到：“戴维·艾奇逊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外交的核心人物。他试图构建一个国际体制，可以使美国通过服务其他国家而加快实现自身利益。”

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并未立即形成完整的体系，随着近东危机的爆发，艾奇逊对苏联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不再坚守美苏合作理念，认为苏联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构成最大威胁。美国国务院逐渐确立起以美欧联合为核心的外交战略。艾奇逊主导并缔造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核心的美欧同盟体系。艾奇逊将自己的决策思路定义为“实力与外交”：一方面，美国逐渐构建起西方联盟的实力地位（Situation of Strength）；另一方面，将国内外各方面因素进行整合，推动总体外交（Total Diplo-macy）。后世学者将上述两个概念定义为“艾奇逊主义”（Acheson Doctrine），他们断言：“一个并未完全成形的艾奇逊主义倡导美苏对抗，维持东西德分裂局面，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国家实力是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战后美国为了更好地应对苏联的挑战，艾奇逊提倡迅速提升西方联盟的实力。他主张利用美国的实力优势平复西欧的创伤和紊乱。首先就是利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注资贷款，用美国的农业和工业成果充实西欧。其次，戴维·艾奇逊打破美国在和平时期不结盟这一传统，推动美欧联合构建起跨大西洋军事同盟。同时，德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成为美国美苏冷战战略的重要棋子。美国构建北约组织的主要目标是让西欧国家能全力投入到自身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去。但单纯的经济援助无法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平息盟国的恐惧，艾奇逊提出发展“补偿性实力”（CountervailingPower）战略。艾奇逊指出，只有构建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使苏联意识到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都将遭遇难以承受的后果。西方联盟军事实力来源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织的强化、西欧的重新武装以及双重遏制战略的推行。这就是戴维·艾奇逊构建“实力地位”的战略，在战后美苏意识形态对抗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他的外交主张取代了以政治手段为主，提倡重点遏制的思维，赢得了政府高层的推崇。

在增强自身军事实力方面，美国抓住了时机，具体而言：其一，美国通过物质援助恢复西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其二，在北大西洋自由国家中创建统一的安全体系，通过增加在欧洲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方式，使该体系不断强化；其三，挫败苏联向地中海地区的推进，使该地区成为维护西欧实力地位的前沿阵地；其四，恢复德国和日本的国家主权，使其能够维护自身安全；其五，给予联合国实际的权力，使其成为义务和规范的化身，彰显其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潜在的相同价值观。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亦基本延续了艾奇逊的缔造西方联盟“实力地位”这一战略。

艾奇逊外交理念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凭借实力推行整体性、全面性外交。从1947年的《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1948年的《欧洲援助法案》、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到1952年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艾奇逊一贯主张运用政治、经济、技术等力量配合军事手段，即利用国家的综合实力来实现外交目标，最终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实力强大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体系”。1950年初，随着苏联核试验成功和朝鲜战争爆发，西方社会人心惶惶，艾奇逊不断强化“总体外交”这一理念，标志着“戴维·艾奇逊主义”的诞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探讨美国国际角色的全国会议中，艾奇逊对“总体外交”理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总体外交意味着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维系国家存在的关键部分……我们政府全部行政机构都可以整合在一起，从整体的角度来应对所有问题，正因如此，外交和内政问题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战美国外交政策主旨已确定，政府需要针对国际局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制定一个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种要素涵盖在一起的整体性战略。美国与西欧国家开始结成多领域合作的西方共同体。戴维·艾奇逊在经济、军事、政治多个维度，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作为艾奇逊外交思维的两条主线，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构成了“艾奇逊主义”的核心内容。

艾奇逊离任时已近花甲之年，他开始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艾奇逊全面研究了民主党的组织和现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在写作中阐述了国家、实力与外交的关系，还介绍了发生在美国政坛高层的许多事件及其具体细节，其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艾奇逊先后著有ADemocratLooksatHisParty（《一个民主党党员看他的政党》）、MorningandNoon：AMemoir（《白天和黑夜》）等书，其中以他所写的在国务院时代的回忆录PresentattheCreation：MyYearsintheStateDepartment（中译本为《戴维·艾奇逊回忆录》）尤为著名，书中叙述了他在国务院任职期间的重大政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白宫内幕，该书获得1970年度美国普利策奖。

作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第51任国务卿，艾奇逊对战后美国外交模式的重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欧洲政策影响颇深。

首先，艾奇逊主持制定的杜鲁门政府欧洲政策及其实践过程，成功地构建起西方联盟，使美国和欧洲国家结成经济、军事与政治共同体。艾奇逊对国际政治的敏感度，为美国外交政策奠定了战略基础，通过对欧洲的经济援助，以“联盟”和“实力”为导向，使得战后初期的美欧共同体初具规模。

其次，艾奇逊将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战略理念定位为“双重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苏冷战的走向。通过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美国一方面消除了欧洲的不稳定根源，另一方面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通过对西德隐性的遏制达成对苏联显性的遏制。艾奇逊针对德国和苏联所制定的“双重遏制战略”使美国在战后初期便赢得相对于苏联的地缘战略优势。

再次，在艾奇逊力主之下，欧洲一体化在战后初期便开始起步，并且迅速取得显著成就。舒曼计划的出台，重新构建起西欧国家的均势状态，加强了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地位。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理念也深入人心。艾奇逊所倡导实施的欧洲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等多维度联合，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模式，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范本。

总之，戴维·艾奇逊通过对欧洲政策的成功规划及实践，使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战略优势，增加了与苏联进一步对抗的筹码。同时，西欧国家实现复兴并且与美国结盟，唯美国马首是瞻，增加了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话语权。

其一，美苏冷战初期，艾奇逊提出的“全面遏制”理念，导致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变成了其遏制苏联的工具。艾奇逊认为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扶植欧洲分量不足，有必要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欧政治军事联盟，对苏联进行全方位的遏制。这种全面遏制思维倡导美国必须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对抗，这样的全面对峙，导致战后美国外交目标的模糊和泛化。为了更好地威慑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戴维·艾奇逊促成美国对欧援助政策由经济层面过渡到军事层面，以重新武装西德为契机，美国强迫西欧各国追加军事预算和重整军备，这对战后的欧洲国家可谓苦不堪言。

其二，艾奇逊对西欧国家采取的全方位扶植政策，使欧洲国家对美国产生严重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其长远发展。“欧洲优先”理念的核心为通过美国对欧洲的全方位援助，树立美国在西方联盟的主导地位，使欧洲国家为美国所用。美国既要支持和帮助欧洲实行联合，又要确保西欧联合不能脱离美国的控制，实为“美主欧从”。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美国在美欧事务中始终占据主导话语权，欧洲国家很多时候只能根据美国的政策来制定自身的战略规划，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三，戴维·艾奇逊主导推行的“双重遏制战略”付诸实践的前提是东西德的分裂以及德国和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随着东欧剧变以及两德统一，德国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伴以国际地位提高和外交自主权完全恢复。为维护国家安全，德国一直积极寻求同俄罗斯的对话与和解。冷战结束后，“双重遏制”的战略基础荡然无存。艾奇逊未能顾及未来德国统一后美国可能遭遇的挑战，这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德以及美欧关系带来隐患。

欧洲政治家艾登（Anthony Eden）和舒曼（Robert Schumann）认为：“艾奇逊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西方自由国家接轨，令西方通过实力与联盟来遏制战争，更使欧洲获得了联合为一体的勇气。”

美国政治记者和历史学家怀特（Theodore White）曾写道，“在战后世界中，倘若有人称得上美国霸权的人格化缩影，那一定是迪安·艾奇逊，其权力鼎盛时期无人可以匹敌”。

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评价道：“哈里·S·杜鲁门和艾奇逊，共同开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代。”

当代研究艾奇逊外交思想的学者贝斯内尔则认为，“在20世纪，戴维·艾奇逊的外交成就确实为世界所瞩目。纵观美国历史，恐怕只有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威廉·西沃德能够逾越其地位”。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评价到：“艾奇逊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外交的核心人物。他试图构建一个国际体制，可以使美国通过服务其他国家而加快实现自身利益。”

注：二女儿信息不详

战后初期，担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却迟迟不愿放弃与苏联合作，因为对苏立场问题，曾在1946年初被联邦调查局疑为间谍。艾奇逊的名字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中，联邦调查局怀疑他们是混入美国政府高层的苏联间谍。艾奇逊被疑为间谍的理由有三：一是他和一个被怀疑是间谍网络头目的人有关系，二是他倡导削减常规军事力量而依赖原子弹，三是他那些人所共知的“亲俄”政治观点。同年，5月份，联邦调查局局长赫伯特·胡佛（J.EdagrHoover）还将这份间谍名单通过特别信使送到了白宫。不过，艾奇逊从1946年8月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开始，就转变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决策圈中坚定、强硬的反苏先锋之一。

戴维·艾奇逊在杜鲁门手下做事时，与杜鲁门建立了友好的友谊。杜鲁门是个平民政治家，对外交事务没有经验。他欣赏并倚重艾奇逊。艾奇逊在外交上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他看问题比大部分杜鲁门的部属要中立实际，“如果杜鲁门首届任期里没有艾奇逊在国务院里，第二届里没有他当国务卿，美国外交上的情况还要糟得多”。艾奇逊也尊重杜鲁门，1946 年的非年度选举对民主党来说以灾难告终，他们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杜鲁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在一场艰苦的竞选活动结束时，哈里·S·杜鲁门疲惫不堪，回到华盛顿，发现只有一个人在火车站等着他——迪恩·艾奇逊。艾奇逊在回忆录中特别赞扬了杜鲁门的智慧、诚信和能力，并且感谢杜鲁门给予他外交工作方面的信任。艾奇逊与杜鲁门之间这种融洽的工作关系，使得他们在政治观点上更容易达成共识。艾奇逊的外交理念也就能通过向总统出谋划策的方式，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在艾奇逊的成长经历中，有三位影响其终生的人物：法兰克福特、布兰代斯和霍尔姆斯。法兰克福特是艾奇逊的恩师和一生挚友，艾奇逊和法兰克福特十分亲密。法兰克福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后，艾奇逊曾担任其法律顾问。1949年，艾奇逊就任国务卿后，他和已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兰克福特在上班途中经常结伴步行，并在路上除了政治之外无话不谈。在思想上，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对他的影响最大。两位大法官是艾奇逊在律师生涯中结识，他们思想上的严格、健康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特别是霍尔姆斯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深深地吸引了艾奇逊。在霍尔姆斯的实用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下，讲求实际成为了艾奇逊的思想习惯。他偏爱具体而非抽象，怀疑那些用于对外事务话语的“抽象概念”，比如主权、安全、自私、生存、牺牲等等。在判断他人的意图时，他看重的是行动而非言辞。在法兰克福特、布兰代斯及霍尔姆斯熏陶下形成的法律思维，让艾奇逊倾向于从不动感情的实用主义去看待与处理复杂问题，只接受在既有证据下形成的现实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