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轩是陈忠实先生代表作《白鹿原》的中心人物。书中的主要情节大多是围绕他展开的。白嘉轩出生于清末，性格倔强，身材高大，为人正直，坚定地维护着儒家传统文化，是白鹿原村的第十八任族长，他的一生经历坎坷，备尝艰辛。

白嘉轩从十六岁开始娶妻，但颇为不顺，六娶六丧。经过几次婚聘，家底单薄起来。父亲去世后，白嘉轩为了完成父母家训，卖田凑钱，借口迁坟；重振家业。七婚娶妻吴仙草，给白家带来了曙光，并先后生下了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迎来了家运转机。按照白鹿原村的规矩，老族长白秉德死后，白嘉轩继任新族长。他继任族长不久，革命便开始了，他带领村民做了几件大事：翻修祠堂、建学堂、立乡约、苛捐暴政与抗交农税。革命开始后，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小女儿白灵，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白嘉轩为其说好亲事却被鹿兆鹏偷偷放走，此后白嘉轩不允许任何人再提起白灵，只当这个女儿死了。与女儿白灵断绝关系后不久，白嘉轩因惩罚田小娥被黑娃报复打断了腰，又因长子白孝文被田小娥诱惑堕落而与白孝文决裂。白家长工鹿三认为田小娥是个祸害，杀死了田小娥。田小娥死后不久，白鹿原上迎来了一场瘟疫，很多人认为田小娥的死带来的，于是请求白嘉轩为其修庙，白嘉轩坚决不修，在其与朱先生商量后，决定修建一座砖塔，将田小娥烧成灰镇在塔下。直到1949年5月20日，滋水县解放，白孝文、黑娃因领导起义有功，被分别任为县长、副县长，白嘉轩重新接纳了他们，让他们进祠堂。白嘉轩整个人不再强势，成为一个“善居乡里”的县长父亲。

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最重要人物，具有重现农民地主阶级思维结构和道德模式的示范作用。他的出现，填补了我国文学人物形象的空缺。虽然他身上仍然存在很多弊病，但他内省、自励、慎独的性格，呈现了一个仁义的地主模样。这一形象的出现，引发社会关于地主形象的再思考，真正实现了地主形象的创新。作者陈忠实这样评价他：白嘉轩， 他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农民继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他正直、勤劳、富于同情心、以德报怨，他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之所以能够站住， 就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物， 而不是一个仅供批判的腐朽地主。

出生于清末的白嘉轩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农民，也是族长。他既有千百万中国农民共有的勤劳、纯朴、正直善良等美德，又有许多农民不具备的品性。作为农民，他一生勤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他有自己的道德操守，有一身傲骨。不依附权贵、有着远离世俗、淡泊宁静的超然心境。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以家族为重。他身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拥戴的人，成为了维持封建礼教的族长。

作为族长，他既是聂氏宗祠中的执法者，又是伦理道德的监督者。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威慑力，在百姓中他就是权威，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中不断维持着封建秩序。但同时，他也是拥有城府的豪绅。他有过人的心机与城府，善于巧取豪夺，能够滴水不漏的设计别人，非法种植鸦片后聚敛财富，并且与鹿子霖明争暗斗，能够即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名声又损害别人,甚至对违反封建礼教的人痛下杀手，是封建礼教的忠实拥护者。

小说中并没有太多直接描写白嘉轩外貌的言语，只能了解到他原本是一个生的“高大”的人。最深刻描写是在其被黑娃打断腰后重新出现在白鹿精村里，书中这样写道：“那挺直如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屁股高高地撅了起来;他手里拄着一根截短了的拐杖，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 抬头仰脸跟人说话时，那双眼睛就尽力往上翻睁，原来鼓出的眼球愈加显得突出，眼白也更加大得耀眼：两个嘴角相反地朝下扯拉，阔大的嘴巴撇成一 张弯弓，更显出执著不移近乎倔拗的神气。”

白嘉轩，是具有陕西关中地域的典型的庄稼汉形象代表，是一个极具矛盾性的人物。他婚姻不顺，六丧七娶，磨难命强；他执掌乡规，六亲不认；他不惧磨难，倔强抗争。在坡环境中养成了勤劳吃苦的倔强性格，这种倔强性格的形成，既有家族遗传基因，又有自身修为与磨炼。他没有党派意识，却有着淳朴的乡约族规意识。他的人格既有仁义、淳厚的一面，又有封建、狭隘的一面，白嘉轩既弘扬着中华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优良道德价值，又藏匿着封建老旧观念中压迫人性、剥夺人权的古老文化糟粕。白嘉轩的矛盾人格充斥着宗法礼教的封建性，他虽有仁义、慈爱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冷漠、薄情的本质。

白嘉轩从过完十六岁生日就开始娶妻，但颇为不顺，七娶六丧。一婚娶妻巩氏，比他大二岁，难产而死；二婚娶妻庞氏，比他小二岁，结核病而死；三婚娶妻樊氏，吐血而死；四婚娶妻米氏，患羊毛痧病而死。这四次婚事，接二连三出事，引起社会流言，言传中添油加醋，说他男毒身旺，有克妻之命。流言引起了他的焦虑，再婚是否还会克人？疑虑中一度让他灰心。五婚媒订之时，正值老父白秉德染病危急，白嘉轩要求先顾父事，后谈婚约，试图推迟婚事。可是老父执意不肯，急切交代，丧事简办，“不到百日”便要了结，然后尽快娶亲，否则“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五婚娶妻卫氏，这时流言已经给卫木匠之女心理留下阴影，惧怕同床，婚后陷入疯癫，不久栽倒涝池溺亡。白嘉轩经过几次婚聘，家底单薄起来，经济窘迫初显。六婚是老母白赵姓做主，一样执着要为他续弦，找到舅家村庄。恰逢胡家欠人赌债，穷的叮当响，高价卖女，白家拿出聘礼“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但好事不长，突然梦见五鬼女人纠缠，请来乡村一撮毛“法官”捉鬼也无效，最后在梦魇中蜷缩死去。这六次婚姻，让白家经济难以招架。为了完成父母家训，白嘉轩要卖田凑钱，用水田换坡地。这一是用祖业好田换地，借口迁坟；二是转换谋生技能，重振家业。七婚娶妻吴氏，也是最终家眷。第七任妻子吴仙草给白家带来了曙光，先后生下了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迎来了家运转机。

按照白鹿原村的规矩，族长由长门白姓的子孙承袭下传。老氏长者白秉德死后，白嘉轩顺理成章继任族长。当上族长的白嘉轩，成为白鹿村自治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了管理白鹿两姓宗族的各项权力，如主祭权、准司法权、准行政权等，并很快显示出管理宗族事务的能力，成为白鹿原上最具影响力的族长。

白嘉轩当上族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翻修祠堂，然后在这里创办本村的学堂。整个工程由白嘉轩和鹿兆鹏分头负责。鹿兆鹏负责工程，每天按户派工。白嘉轩组织后勤。白嘉轩提出的一个方案得到了鹿子霖的响应：凡是在祠堂里敬香火的白姓或鹿姓的人家，凭自己的家当随意捐赠。全体村民踊跃捐赠的粮食抵翻修祠堂全部所需的三分之二，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合包了剩下的三分之一，使得祠堂顺利竣工。祠堂竣工后，学堂开学了，白嘉轩被推举为学董，鹿子霖被推为学监，由朱先生推荐的徐秀才执教，从此白鹿原村的子弟都有学上。

1912年春，县府下令征缴粮税，各个乡约保障所奉命行事，这次扩大范围按照亩数与人头收税，打破了惯例，一下子激怒群情，种庄稼的难以承受。于是发生“交农”事件，抗议事件策划人是白嘉轩，他发挥周旋智慧与号召力量，让鹿三传递鸡毛传帖（犹如鸡毛信，旧时插鸡毛示意紧急信件）晓谕各村参与举事，群情激昂，汇集人流，浩荡声势，迫使县府收回成命。把附加的“盖印章税”声明作废，上级省府张总督签署布告，撤换史县长，调来何县长，平息了事态，避免了村民因小忿而辄兴狱讼问题，维护了村民的整体权益。

在白灵满月的那一天晚上，革命开始了。作为白嘉轩和吴仙草最小的孩子，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然而正是父亲白嘉轩的宠爱和骄纵使她在封建礼教的囚笼里找到了一扇窗户，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寻常女子的道路。她自小叛逆，挑战着作为父亲的白嘉轩的权威，挑战着作为白鹿原族长的白嘉轩的权威。她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曾以死相逼进入省城读书，白嘉轩为此妥协。当白灵经过西安市一战脱险回家后，白嘉轩为其说好亲事却被鹿兆鹏偷偷放走，此后白嘉轩不允许任何人再提起白灵，只当这个女儿死了。

田小娥是一个充斥着“情爱自由”的女人，她在白鹿原的第一次亮相就是以一个从户主家抢来的女人为身份登场的，田小娥浑身装满了异类思想和反叛精神，这样的女人无疑是对白嘉轩维护的父系血缘宗法秩序的巨大冲击。她先后与白鹿原上的多个男人发生关系。当黑娃逃走后，她与鹿子霖发生关系但还未暴露，同时狗蛋也对田小娥献殷勤，一天夜里，狗蛋被鹿子霖借来的两个团丁击倒，此事在白鹿原传了起来，白嘉轩按照乡约条文和族法条律处罚了这一对乱淫男女，对田小娥实施了鞭刑

白嘉轩作为鹿三的东家，他一直对鹿三的儿子黑娃很关照，自己的儿子上学时，他把黑娃也送进了学堂。即便如此，黑娃却对白嘉轩从小就有很深的抵触心理，原因是嫌白嘉轩的腰杆太硬太直，这成了他与白嘉轩几次冲突的契机。第一次冲突是黑娃引回田小娥的那一次，白嘉轩和鹿三以小娥不清白为由拒绝让她入祠堂，并要他丢掉小娥，再娶一房媳妇。这次虽不能算是正面冲突，但却为以后的正面冲突埋下了伏笔。黑娃当上土匪后设计了一次洗劫白鹿村白嘉轩与鹿子霖的行动，为了报复白嘉轩在祠堂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黑娃打断了白嘉轩的腰，使得白嘉轩自此以后成了罗锅驼背。

白嘉轩作为封建儒家文化的代表，有着自己坚持的行为准则。在白嘉轩的眼里，儿子孝文神态端庄，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练达持重，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行。但深受父亲“仁德”教育的白孝文长大后欲望无处发泄，当田小娥作为引导者牵引出白孝文十几年压抑的欲望时，他走向了堕落，在田小娥的诱惑下败光所有家业。白孝文的堕落无疑是对白嘉轩“无子恐惧”的重申，白嘉轩毅然决然撕去慈爱的面孔，对儿子进行了打击：刺刷抽打，剥夺继承权，踢出白家大门。父亲的绝情终于让白孝文对他的敬重转向了仇恨和厌恶，他与父亲对抗起来，最终离家而去，与父亲断绝关系。

田小娥死后不久，白鹿原上迎来了一场瘟疫，田小娥与瘟疫并没有关系，但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田小娥的死带来的，于是请求白嘉轩为其修庙，白嘉轩坚决不修，在其与朱先生商量后，决定修建一座砖塔，将田小娥烧成灰镇在塔下。受个人识见的局限，白嘉轩带领族人用求神镇鬼的方法抗击旱灾和瘟疫，并未取得实际效果。

白孝文在保安团当上营长已经被允诺回家祭祖，与白嘉轩重归于好。白灵不幸在清党肃反运动中被活埋，鹿兆海也在前线身死。1949年5月20日，鹿兆鹏回到滋水县策动起义成功，滋水县解放了。白孝文、黑娃因领导起义有功，被分别任为县长、副县长。半年后，黑娃被县长当作反革命镇压。白嘉轩去看了镇压黑娃的集会，他倒在了冷先生的中医堂门口，被确诊为“气血蒙目”，整个人不再强势，成为一个“善居乡里”的县长父亲。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拥护者，坚持“儒家文化”，具有“仁者之心”。在儒家思想中家族的宗法制度森严，白嘉轩作为白鹿村位高权重的族长，他需要为白鹿村的村民做考虑，为村民谋求最大的利益，同时也是维护这个族长的地位。白嘉轩一生的目标只想打造一个安宁白鹿村，安安稳稳地做好族长，努力承担起族长的职责，这也体现了“小家”的儒家思想。他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作为人生准则。身为族长，他积极建设一个民风淳朴的白鹿村：他发挥族长的领导力重修祠堂，号召村民学习乡约，组织村里人兴办学堂。在他的带领下，白鹿村成为“仁义白鹿村”。身为地主，他却为人亲和，对待工人鹿三如亲兄弟一般。在困难时期，把孝武兄弟俩辛苦从山里搬来的粮食送给鹿三，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并且嘱咐自己的孩子“孝武孝义你俩听着，你三伯跟我相交不是瞅着咱家家大势大，你三伯跟我交好也不是指望他欺人骗世，真义交客，如果你三伯要是死在我前头，不用说有我会照看好，若是我走在你三伯前头，就指望你兄弟俩照顾看好你三伯了。”在白嘉轩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义气与仁爱。而且他还有超人的大度胸怀。鹿三的儿子黑娃，他视如己出，以德报怨，其宽大的度量，就连圣人朱先生都赞叹不已。他的腰就是被黑娃当土匪时指使自己的兄弟打的，使得自己走起路来，扭扭歪歪的，就算是这样子，他也并没有对黑娃怀恨在心。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白嘉轩的种种善举足以显示其“仁者之心”。

《白鹿原》这部小说中，鲜有对人物面貌的刻绘。对白嘉轩的描摹，最突出的大概就是他挺直的腰杆，这副挺直的腰杆既象征了他性格中的耿直与不屈，也暗示其中的生硬和固执。这种生硬、固执，甚至冷酷与残忍，不仅表现在他不可动摇的一家之主的地位上，也体现在了他不容置疑的族长权威中，这些都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宗法制维护者的顽固、甚至狠辣。作为儿子，他恪守孝悌之道，父亲去世之后，每晚睡前他都会去母亲屋里问安、小坐，说一些家事，以解除母亲一个人生活的清苦。作为父亲，他在儿子们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即使在母亲面前也不会做出让步，以至于母亲对他的评价也是“心真硬”。白嘉轩在日常家事上表现出的是心硬，但在涉及家族的颜面、声誉的面前，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只是“心硬”了，其中更有着宗法秩序中封建家长所具有的保守、冷酷甚至残忍的一面。

白嘉轩秉持着所谓的“仁义”，但是骨子里却深深植入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白嘉轩对于娶的前六个女人，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以至于记不得那些女人长得样貌，只记得为了娶她们，这一年的收成又白干了。即使对于现在的妻子吴仙草，白嘉轩也只是把她当作生育的工具，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白嘉轩认为仙草给白家立了公，生出了三个孩子，而鹿子霖家只生了两个，这件事让白嘉轩很是高兴。可见封建社会家族都非常重视辈分和大小，这也是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白嘉轩努力践行着儒家思想，对于那些试图破坏伦理纲常的人是不可饶恕的，这也造就了田小娥的悲惨命运。白嘉轩在知道田小娥的身世后，拒绝让黑娃和田小娥一同进入聂氏宗祠进行祭拜。后来鹿子霖设计让田小娥主动勾引白孝文，白孝文果然中计，白嘉轩知道后，认为白孝文违背了伦理纲常，不仅仅毁了自己，更是毁了整个白家。白嘉轩不再是秉持着“仁义”，而是变得残酷无情，他对白孝文和田小娥当着各位宗族人的面施以刺刷，之后将白孝文逐出家门，在田小娥死后，白嘉轩修建一座塔，里面放置着将田小娥焚烧后的骨灰，白嘉轩希望田小娥永世不得超生，可见白嘉轩不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族长，而是化身成为一个旧社会“吃人”的族长。同样的事也在白灵身上体现，书中介绍道白灵是白嘉轩最小的女儿，白嘉轩也很是疼爱这个女儿，白灵出生时，辛亥革命拉开了帷幕，也预示了白灵以后将会走上不寻常的道路。白灵与坚持儒家思想的父亲白嘉轩不同，她内心不愿被这种传统文化所束缚，她想要去接受新式教育，甚至不惜以死相逼，白嘉轩不能够接受有人不遵循儒家的传统，挑战他的底线，白嘉轩便将白灵囚禁起来，以此希望她能够妥协。但白灵还是早早离家去往了省城接受教育，并且之后参加了革命，白嘉轩心灰意冷，认为白灵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此时的白嘉轩不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是一个捍卫儒家宗教礼仪的人，他断绝了和白灵的父女关系，就当没有生过这个女儿。

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一心想要在白鹿原上竖起一种精神，并终生使自己成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在他维护这种精神和家族荣誉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仁义”里交织的是一个封建家长的权威和权威受到挑战时表现出的冷酷与残忍，蕴含着他作为一家之主在无法掌控的事态面前，竭力维护家族的荣誉时的痛心与失落。他的心理活动深刻昭示出封建宗法秩序与受训个体之间建构与维护、塑造与承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白鹿原》作为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家族小说，以白鹿原上的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家和鹿家的争斗，真实再现了社会政治运动转化为家族之间较量的乡土世界，深刻揭示了民族灵魂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其根源在于中原地区传统农耕文明产生下的宗法思想与儒家思想。白嘉轩的形象灵感来源于作者陈忠实在采风时，一位老人向陈忠实先生讲述了一位族长式的人，描绘了这位族长的形象样貌，为陈忠实先生正在构思中的白嘉轩人物形象注入了骨髓。

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讲述了陕西关中平原上白鹿村白、鹿两个家族的故事中，塑造了性格各异、内涵丰富的地主形象。但是，小说主人公白嘉轩并不是单纯的地主，他在作品中以不同的身份展现了陕西省关中农民的独特文化心理:他既是传承“耕读传家”这个传统的陕西农民、是践行“学为好人”这样的儒家思想的族长，同时也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不同身份、角色在他身上相互作用，既表现了陕西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真实生活图景，也反映出数世纪以来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人们遵循的的伦理规范。白嘉轩的矛盾人格充斥着宗法礼教的封建性，他虽有仁义、慈爱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冷漠、薄情的本质，白嘉轩的双重形象在今天的社会也没有完全过时，仍有其价值，研究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不仅可以丰富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还可以启悟华族的文化心理。

白嘉轩具有强大的精神价值，他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这样的封建精英人物在反封建潮流下彰显了独有的精神品性和人格尊严，呈现出“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感。白嘉轩的出现，填补了我国文学人物形象的空缺。虽然他身上仍然存在很多弊病，但歌颂居多，他内省、自励、慎独，呈现了一个仁义的地主模样。这一形象的出现，引发社会关于地主形象的再思考，真正实现了地主形象的创新。

作者陈忠实：“白嘉轩， 他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农民是如何继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 并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生存形态的。所以说， 不是我留恋这个东西， 而是我着力去写我们民族精神的光辉的一面。白嘉轩的正直、勤劳、富于同情心、以德报怨等等，这都是他精神世界里非常光彩的。这不应该作为批判的东西， 你只能批判他精神世界里落后的、腐朽的东西。白嘉轩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之所以能够站住， 就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物， 而不是仅供批判的一个腐朽的地主。”

1993年《白鹿原》刚问世，费秉勋先生就说“白嘉轩身上具备着诸多传统美德和修养，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他洞察生活矛盾精明而敏锐，虽然不动声色，而事物的底里都逃不出他的眼睛，事物的发展每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整饬族纪家风显出无比的权威，处理人际关系克己而谅人，用活了儒家的中庸原则。坚定地去营救打坏了他腰的黑娃，对长工鹿三的尊重而有着真正的友情，这一切没有丝毫的矫情和伪饰，这些都是令人敬仰的。”

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畅广元：“与其说《白鹿原》抓住了我，不如说白嘉轩抓住了我。这个人物把我们民族处在宗法制下的农人的心态昭示得淋漓尽致。在既定的情境中，白嘉轩干了如下几件大事:前仆后继地换了7房女人，以续香火；为中兴家业机关算尽，终得人财两旺；办学堂兴仁义，立乡约，正民风；苛政下，率民抗税交农；大旱年，为乞雨自残其身；最动人处，乃是淫鬼大闹白鹿原时，白嘉轩挺身“砥柱中流”，冒族人之大不，毅然修塔镇‘邪’。”